读书笔记 No.23《1840年以来的中国》-1
「近代」是一个困局，中国身陷其中，被囚于此。如何挣脱突围，是对这个民族智慧的考验。它关涉两个问题：如何认识自我历史的价值，并以此来重新评估祖传的智慧是否管用；如何审视造成这个困局的西方，包括它的器物和典章制度。中国无论怎样挪用西方，自始至终都有一个中国立场的存在，既包括对西方价值的取舍，也包括对自己古老智慧的化用。
受损的传统世界
鸦片战争不同于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次战争，无论这些战争如何残酷，中国并不存在文化上的生存问题。而鸦片战争给中国人带来的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失败”的创痛，而是文化上的损伤。
△ 一个因应变故的新方略
魏源在儒家传统允许的范围内，能够提出一个具有新鲜观念，并有着巨大张力的思想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洋务运动作为一种试验或实践，在操作层面上首先要解决“师夷什么“，以及“怎样师夷”这两个问题。而洋务运动的领导者大都是尊奉儒学为正统的当权派人，他们对西学的输入所作的积极努力，大都是从儒家经世致用的精神出发的，正是这一文化基线决定了把“师学西方”的活动限制在“炮船器具，声光化电”的最浅层的范围以内。
洋务人士的错误不在于守护儒家传统之“体”，而是在于他们企图通过输入西方文化之“用”来达到守护传统的目的，这是不可能的。
△ “君民共主”思想的确立
洋务运动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造就了像王韬、郑观应等这样一代更开明的知识群体。他们深厚的中学素养与较为丰富的西学知识，使他们能从更抽象的意义上观察到西方政治的新型君民关系与中国传统的“三代之治”的民本思想间的逻辑联系，他们欲图用“重民说”作为克服中国专制政治的重型武器。由此开始中经戊戌维新直到辛亥革命，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都是以“民”作为建构中国宪制的原点。然而如何调整君、官、民三者关系呢？他们的观念是中国传统的，方法则是西方的。
事实上，他们对西方文化是隔膜的，对西学的议会知识的理解是粗浅的。中国的儒家传统仍是他们观察、体认西方宪制最重要的文化资源。他们不是因为《孟子》说了与西方同样的话而赞扬西方，相反，他们是因为需要西方而在利用《孟子》，他们实际上是在“以古证新”。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宪制思想从萌生开始就并非完全服膺西方，而是有着中国自己的选择。
西方的诱惑
△ 戊戌变法与宪制思潮
中国近代的宪制思潮是与整个戊戌变法运动联系在一起的。康有为既是这个运动的实际领导者，也是宪制思潮中的关键人物。对宪制民主无限乐观的乌托邦构成了康有为大同理想的一个重要特征，他努力寻求一条“损宜古今之宜，斟酌中外之善”而“会通中西”的中国宪制之路。然而，他看到了西方文化中的物质科技、民主宪制与基督教三足鼎立的格局形式，却未曾认识到其三位一体的内在逻辑；他也没有意识到中国文化的器用功效的不济与其道德价值的内在联系。因而他的“中国道德”与“西方议院”的文化嫁接方案也只能是一厢情愿。
康有为思想深处的冲突，既反映了他对中国传统人文价值的偏爱和对西方宪制缺乏更深的了解，也反映了处在中国近代大变革路口的一个传统士大夫向近代知识分子转换的彷徨、踯躅的矛盾心境。
△ 在中西之间
无论是康有为还是梁启超，中国的落后挨打所带来的耻辱给予他们思想的震撼，比他们对中国个人的悲惨生活状况的关切要强烈得多。梁启超流亡海外时期，接触了大量的西方政法学说，提出了“新民说”。但他所设计的“新民”，既不是传统的臣民，也不是近代西方宪制中的公民，而是为了国家富强目标所做的一种“综合”。
同是主张限权政府，西方的思想家是为了人的自由，而梁则是为了中国的富强。中国知识分子可能赞同西方的某个理论，但赞同的理由却是中国的。他既要基于民族感情，为国家独立富强而向西方寻找真理，又要为社会大众的自由和权利奔走呼号；他既要努力挣脱专制主义的羁绊，谋求中国的民主改革，又不能脱离中国的国情，舍弃历史感情、文化传统和心理平衡。这种历史感情与价值取向、文化传统与西化之间的相斥相纳，撕裂了包括梁启超在内的中国几代思想者的心灵，使他们的思想打上了一种彷徨矛盾的印记。
在“最不幸时期”的中国，似乎一切问题的思考必须转换成“救亡图存”“国家富强”的命题才具有存在的理由。与此相应，在近代中国，西方宪制也只有作为一种救亡图存、国家富强的有用工具才会被人们所认同，舍其此，它的存在与讨论就会毫无意义。此外，由于中国的国民觉悟所决定的“基线”，近代中国在接受西方宪制文化时，无论其观念或是制度都无法毕其功于一役，中国的宪制之路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走下去。
求生之道
自晚清到民国，中国的宪制化运动一波三折，它遭遇到儒家传统君主官僚制的顽强抵抗。清廷在整个预备立宪过程中，始终无法摆脱立宪与君权的矛盾缠绕，既想通过立宪以图自救，又希望君上大权不受损伤，而清廷的致命处也恰在这里。它从不知道什么是政治妥协，也不知道欲图自救、“君上大权”必受限制的道理，更不知道立宪的根本就在于“否定最高的专断权力”这一最基本的原则。
与此同时，“后发”现代化的非西方国家在从传统向现代化转型的阶段，最为需要的是一个具有“合法性的最高权威”，通过它可以动员起各种社会资源，组织起各种力量，把现代化导入成功之路。晚清的中国所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由权威的合法性危机带来的国家最高权力的虚弱。在这种情势之下，欲图国家富强，是通过分权制衡继续分割权力，还是通过强逼清廷内部的自我更新完成其自身的现代转换以使国家的权力集中起来，立宪党人并没有再向前探究一步。
革命
不成熟的近代中国给那一代及后来的知识分子带来了双重困惑：立宪不成，暴力革命似乎也不是唯一的法门。梁启超把这种尴尬形象地称作“两头不靠岸”。
△ 革命中的隐患
1905年8月，经过10年多的努力，各个秘密的革命组织联合组成一个单一的反清革命组织——中国同盟会。知识阶层会员是它的骨干力量，但实际上同盟会也是一个“伞型”的松散联合组织，除学生之外，会党和华侨仍占有很大比例。不同阶层的会员之间对革命纲领有着不同的认识，很难达成共识。有些人对孙中山抱有猜疑态度，有些人对他又很亲近；有些人与秘密会党的头头紧密合作，有些人却与西洋人和日本人密切协作；还有些则主要与学生配合工作。这些人都是为了推翻清朝而集结在同盟会这把“伞下”的，但他们彼此对于怎样建设共和政体并没有形成一个共同行动纲领。
“复仇主义”唤起了会党的民族情感，使他们役身于排满革命的洪流并在行动上支持了革命。但革命所建立起来的政治结构无法将其加以吸收与消化，会党遂成为共和宪制的极大破坏力量。以至于民权主义不自觉中让位于民族主义，所以在当时即使像孙中山这样的革命领袖，也将推翻满清王朝与共和革命视作同一个东西。而政治主张的不同，最终也使同盟会走上了分裂。
△ 探求新路
1911年，在武昌的枪声中，一个油灯枯干的封建王朝倒下了，“民国”取代了专制制度，孙中山为之奋斗了几十年的民权主义似乎已经在这烟去的枪声中实现了。他甚至断然地认定：“今满政府已去，共和政体已成，民族、民权之二大纲已达目的。今后吾人之所急宜进行者，即民生主义。”孙中山把权力交给袁世凯后，自己便欣然就任“全国铁路总监”的空头职务，为“民生主义”干实业去了。然而，时局的迅速逆转无情地击碎了孙中山的强国梦。贪婪、卑鄙、肮脏、混乱、杀戮和复辟取代了孙中山为民族复兴国家自强所作的一切努力。
孙中山是共和革命的导师，他的思想既是革命的原则，同时也是革命后新国家蓝图中的重要绘制材料。这些材料包括：民权问题、五权宪法、训政学说等。这些东西与其说是宪制蓝图本身，毋宁说是国家富强这张大图纸上的一道工序而已。
在孙中山思想的深处，他真切地希望给人民以直接民权，以达到真正的民主共和的理想，又希望造一“万能政府”使中国尽快强大起来。这难以兼得的理论方案相伴于孙中山整个晚年，而民主与富强的共同需求，又使他的理论充满了矛盾，他的“五权宪法”只是这一矛盾的一个小小注脚而已。
孙中山激进而充满矛盾的宪制方案最终无法在中国实现，因为混乱的中国没有提供这方面的条件。由于普通民众的冷漠，共和革命也并未带来预想的那种结果，相反，革命对旧秩序的冲击犹如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大大小小的坏东西都从盒子里跑了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