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韩愈《宫市》：白居易《卖炭翁》的姊妹篇
白居易《韩愈比部郎中史馆修撰制》云：“敕：太学博士韩愈，学术精博，文力雄健，立词措意，有班、马之风，求之一时，甚不易得。加以性方道直，介然有守，不交势利，自致名望。可使执简，列为史官，记事书法，必无所苟。仍迁郎位，用示褒升。可依前件。”
韩愈任比部郎中、史馆修撰时为元和八年（813年），四十六岁。彼时白居易应该因母亲去世，正在三年丁忧期内，四十二岁。810年白居易任京兆府户部参军，814年授太子左赞善大夫。不知道白居易是在什么情况下因何写了这条敕，为韩愈担任史官摇旗助威，但它被视为白居易少有的对于韩愈才华的高度评价。结果来说，韩愈于元和十年（815年）完成了五卷本《顺宗实录》的创作，大概无愧于“文力雄健，立词措意，有班、马之风”之褒奖。
或因如此，韩愈在《顺宗实录·卷二》中着墨描写的《宫市》一文，被不少人视为白居易极为著名的诗《卖炭翁》的创意来源，甚至改写临摹。两者都描画了一个可怜的遭受了“宫市”制度盘剥的农民形象。一文一诗，极致控诉了权力的滥用，于今仍然有反思效用。
且来一览韩愈细致而简练的概述力。第一句话是：“旧事（同“故事”）： 宫中有要市外物，令官吏主之，与人为市，随给其直（付价款）。”（《顺宗实录·卷二》）二十字左右概括了据说是开元、天宝就有的宫市制度，彼时还是官吏进行管理，宫里为方便从市场买东西，设置宫市，引入货商、农贩，按市价购物。这是正常的交易。但后来就走形了。可能是在安史之乱后，宦官专权。宫市也就归宦官管了。
于是乎：”贞元末，以宦者为使，抑买人物，稍不如本估（指原价）。“（《顺宗实录·卷二》）在贞元末，便出现了低价收购市场商品，有以权谋私之嫌。没多久，便演变为赤裸裸的强买强卖，巧取豪夺。”末年不复行文书，置白望数百人于两市并要闹坊，阅人所卖物，但称‘宫市’，即敛手付与，真伪不复可辨，无敢问所从来，其论价之高下者。率用百钱物，买人直数千钱物，仍索进奉门户并脚价钱。”（《顺宗实录·卷二》）
所谓“白望”，宋元时期胡三省注：“言使人于市中左右望，白取其物，不过本价也。”也就是说数百个太监及大手每天游荡在长安的各大买卖市场中，以无文书的“宫市”需购买为由，以远低于售价的价格，大肆“收购”物资，还要“供货方”支付从市场到宫里的运费。对于这些人，市场里的其他参与者，不敢有所评价，只能认栽。
显然，这是一种宦官权势熏天的结果。《资治通鉴 · 唐纪 · 唐纪七十九》有言：“然则宦者之祸，始于明皇，盛于肃、代，成于德宗，极于昭宗。”
《旧唐书 · 列传 · 卷一百三十四》记载：“德宗避泾师之难，幸山南，内官窦文场、霍仙鸣拥从。贼平之后，不欲武臣典重兵，其左右神策、天威等军，欲委宦者主之。乃置护军中尉两员、中护军两员， 分掌禁兵，以文场、仙鸣为两中尉，自是神策亲军之权，全归于宦者矣。自贞元之后，威权日炽，兰锜将臣，率皆子蓄；籓方戎帅，必以贿成；万机之与夺任情，九重之废立由己。”
不知道那会是怎么样的混乱景象？假设今天各大交易市场出现这类情况，而商贩又只能出摊或开门营业以谋生，大概就会发展成为械斗了。我身处在媒体圈，大概听过一些不愿意做政府订单的企业声音，认为分包严重，利润微薄，且长期拖欠货款，但也听说有部分企业便赖以生存。潜流的官商关系，依然异常敏感。
不过，可能韩愈还是拘谨了。 据陈寅恪考证说：“自天宝至大历至贞元五六十年间，皆有宫市，而大历之际（公元766年十一月～779年十二月），乃至使郇谟（huán，指唐代谏臣）哭市，则其为扰民之弊政，已与贞元时相似。”大历是唐代宗李豫的年号，贞元是唐德宗李适的年号，两人是父子的关系。韩愈可能也知道大历年间的情况，但为了强调顺宗革德宗之弊政，做了割舍。
结果是，“将物诣市，至有空手而归者。名为宫市，而实夺之。”（《顺宗实录·卷二》）一些商贩本想在市场卖点货，结果是空手而归，还得搭上运费，可想而知，其家庭生计问题会怎么样演变？韩愈十分斩钉截铁地在帝王实录中喊出了一句颇为震撼的话：“名为宫市，而实夺之。”这无异于否定皇宫权威，“亵渎”皇宫形象。
韩愈为了使这个口号更加扎实，还举了一个例子。这是一个详细的案例，从字数来看，匹敌前文部分。即“尝有农夫以驴负柴至城卖，遇宦者称宫市取之，才与绢数尺，又就索门户，仍邀以驴送至内。农夫涕泣，以所得绢付之，不肯受。曰：‘须汝驴送柴至内。’农夫曰：‘我有父母妻子，待此然后食，今以柴与汝，不取直而归，汝尚不肯，我有死而已！’遂殴宦者。”（《顺宗实录·卷二》）
我们可以对照着白居易的《卖炭翁》一起阅读：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夜来城外一尺雪，晓驾炭车辗冰辙。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纱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
两位文豪所作是否有联系，谁前谁后，还是有争议的。可以观察发现，两作各有侧重：韩愈重描写农夫在市场的遭遇与他的激烈反应，有语言有行动，白居易重描写卖炭翁的整体经历——从伐薪烧炭到寒日卖炭，和极度贫困的生活状况。两个人都是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但农夫的反抗性明显更强一些，甚至不惜与宦官干架。而卖炭翁似乎是沉默的，注定被蒙杀的。
韩愈主要目的是曝光恶政，以求改善，所以极写两者矛盾激化状况，暗示官逼民反之可能。白居易没有写卖炭翁的任何反应或不满，但卖炭翁无疑是更惨绝的形象，等于说他连提出任何异议也不能，如此卖炭翁与宦官的关系则毫无缓和可能，或只有你死我活，一个阶级对另外一个阶级的暴动。
贞元末，当时德宗朝廷可能还不愿意矛盾过度升级，所以对于农夫与宦官之间的打架斗殴之事从中做了调和。“街吏擒以闻，诏黜此宦者，而赐农夫绢十匹。”（《顺宗实录·卷二》）当然也没有产生否定自身的魄力。“然宫市亦不为之改易。谏官御史数奏疏谏，不听。”（《顺宗实录·卷二》）直到永贞革新运动的大潮奔涌，顺宗勉强短暂取消了宫市制度。“上初登位，禁之；至大赦，又明禁。”（《顺宗实录·卷二》）
设想一番，这是制度的问题，还是执行者的问题？恐怕两方面都存在问题。两方面都注定了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必然激化。官商、官民绝对不平等的情况下，宫市制度天然地容易使得官商、官民的关系变得“异化”，执行者是官吏还是宦官，只有利益集团、剥削特点和程度的区别。
我们是清楚的，只要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一日不终结，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矛盾总会重生并激化的，这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据《唐会要·卷八十六》记载：“（会昌）六年七月（846年）敕：如闻十六宅（皇室封王宅邸）置宫市以来，成弊既久，须有改移。自今以后，所出市一物以上，并依三宫直市，不得令损刻百姓。”会昌是唐武宗李炎的年号，四十年左右时间，贞元末取消的宫市制度又经历了一轮从死灰复燃到成为“怪物”的过程，迫使唐武宗李炎作出一定退步，避免百姓暴动。这一招倒也是古今常见的缓和阶级矛盾之做法，但用了几次以后大概也就难矣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