墙的另一边

在给周晓若做的笔录里大概有这么一段对话。

“……那么，你被校长QJ了吗？”

“没有。”（摇头）

2022年6月24日，湖北随县博爱特殊学校关闭了，因为就在这一天，学校校长刘爱业被警方逮捕，然而被逮捕的具体位置不详，可能是在他常年猥亵残疾女孩的办公室里，也可能，是在他常年猥亵残疾女孩的那个桥洞下，也可能，是在他常年猥亵残疾女孩的私家车里。那天可能下了雨，也可能没有，我猜大概没有，因为老天爷从不为人间的苦难流眼泪。

猥亵的证据是固定的，女孩胸衣里留下了校长的DNA，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女孩能说出口的都只是“自己被摸了”，却从没提起过自己被强奸的事情。亲人和律师后来的分析是，像周晓若这样的智力障碍者，很可能对强奸这两个字没什么概念，甚至都不知该如何描述那个行为，更或者，根本就不敢说（智力障碍不止是智力障碍，有时在情感上也比正常人更加脆弱）。经过反复盘问，另一个盲人女孩说出了“他掰开我的双腿”、“我被压在下面”、“进去了”等细节描述，只是很可惜，在没有生物证据支持的情况下，法院认定强奸罪不成立。

2022年12月，刘爱业因强制猥亵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某些家属认为判罚太轻，向检察院提起抗诉，被拒。2023年6月份，有媒体对此案进行深度报道后，当地法院迫于舆论压力发布核查通告，就在今天他们又说，过几天我们要以强奸罪起诉那个家伙了，原因是“可能存在漏罪”。

随县户籍人口88万多，人海渺渺中，几个残疾孩子的声音会很微弱。也许一不小心，媒体就把她们漏掉了，就像检察机关漏罪了那样。不过在没有生物证据的情况下，法院该如何实现正义，我很期待看到一个控辩有力、逻辑严谨、不受舆情左右的公正庭审过程，即希望予冤屈应有的证明，给苦难应有的慰藉。

然而在罪罚之外，苦难似乎仍在延续。

学校关停后，许多孩子陷入了无处可去的境地，而他们大多数人的原生家庭，要么没有父母，要么没有正常的父母（若离异或有病），在那些贫困的房间里，他们无疑都是负担，所以才会被送进所谓“不收费”的博爱特殊学校。告发校长的那个盲人女孩，后来收到了不少攻击短信，因为在某些残疾孩子的家属眼里，学校的倒闭意味着原本谢天谢地好不容易推进学校里的那个累赘，又成了长久待在家里令人痛苦的累赘。所以他们一口咬定，校长是冤枉的，他们需要校长回来，他们需要孩子有这么一个免费的去处，那样他们就能够轻松很多。

“不管有没有性侵，都请校长尽快回来吧！”我似乎听到他们在呼唤。

我猜，我们是不是需要更多一些公立的特殊学校呢？在那里有更多阳光，有不少优秀的老师，这些孩子不会挨打，经常吃得上一些肉和蛋，能够学习一些生存技巧和生产手艺。不管多大年纪，他们都可以在学校里学习、工作和生活？甚至当他们离开人世的时候，会有学校里那么多人，唱着“长亭外古道边”去一起送行，这样很酷不是吗？我不懂，瞎说的，但我感觉假如有其它更好的去处，这些孩子就不会被送进这种经常挨打的“博爱”学校了。可事实上，他们的选择不多。

报道里还有一个被侵犯的女孩，她和奶奶生活在一起，老人不知道孙女为什么从学校回来了，她似乎只知道在自己破败的平房里，有一台让孙女魂不守舍的电视机。学校关闭后，女孩很少走出家门，她对校长和法院的情况一无所知，记者说她害怕阳光。她父亲对此事所知甚少，报道里是这么说的：“他不打算深究。”

这世上的苦难，有时候就隔着一堵墙，一边是孩子们唱歌的地方，另一边是校长的办公室。这世上的苦难，就这么像多米诺骨牌一样迅速地传递着，从他到她，从她再到她，从他们到她们，从她们再到她们。所以，要说些什么呢？

键盘安静下来，陷入无力而冗长的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