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色终宜近水看

公安派是明万历年间（公元1573-1620年）年间以袁宏道及其兄袁宗道、弟袁中道三人为代表的文学流派，因三人是湖北公安人而得名。他们提出“世道既变，文亦因之”的文学发展观，其实就是反对明代文坛为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及王世贞、李攀龙为首的“后七子”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论调，也是对李贽提出“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的文学思想的继承发展。

“公安派”提出“性灵说”，要求作品“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能直抒胸臆，不事雕琢。在写作中不仅明确肯定人的生活欲望，还特别强调表现个性，表现晚明文人的个性解放思想。他们的散文以清新活泼之笔，开拓了我国小品文的新领域。这次和罗洪波老师等随果园文学读书社采风团队去了“一门三进士，南北两天官”的袁家故居，听了荆州三袁文化研究会王福学会长的介绍，和大家一起进行了一番走马观花的田野考察之后，方知公安三袁“力挽复古颓靡之习气，开一代文学之新风”的盛赞名副其实，他们的那些游记、散文写得着实了得。

读过袁宏道的诗文，喜欢他的“竹叶送阴遮古寺，稻芒随水出山庄。一林过雨芦花白，半壁疏云栗子黄。”写景就是一幅水粉画；“文窗斜对木香篱，胡粉薄施细作眉。贪向墙头看车马，不知裙着刺花儿。”将一个二八佳人趴在墙头偷看的打扮、动作、表情和腼腆形容得惟妙惟肖。而“屈指悲时事，停杯忆远人。汀花与岸草，何处不伤神。”则将登高望远感怀的景致、心情与空寥写得淋漓尽致。

袁宏道的游记似乎写得更好。如《天目》，连用四个“石”：“石色苍润，石骨奥巧，石径曲折，石壁竦峭。”令人叫绝。而“临行，诸僧进曰：‘荒山僻小，不足当巨目，奈何？’余曰：‘天目山某等亦有些子分，山僧不劳过谦，某亦不敢面誉。’”就叫人喷饭。袁宏道在文笔清新活泼，自然率真的同时，也有诙谐幽默，自成一家的一面。

“公安三袁”所指出的“古何必高？今何必卑？”进而主张的“信腔信口，皆成律度”，实际上是对“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反对，尤其在文学创作上形成了主张个性解放，抒发自我性情，回归本心，寻求心灵自由的流派。诞生在明清时期的小说打破了正统诗文的垄断，在文学史上，取得与唐诗、宋词、元曲并列的地位；民国时期“提倡新文学，反对文言文”的新文化运动，有力地打击和动摇了长期以来封建正统思想的统治地位；解放以后的“大跃进诗歌”“革命样板戏”“原生态唱法”等文化运动，就是对新的文学形式的不断尝试，也是袁宏道“世道改变，文亦因之；今之不必摹古者，亦势也”的具体体现。

胡佑祥社长在途中很有感慨地说过：这次采风有两个“凑巧”：一是这次与五年前第一次来同月同日，二是同样天公作美，久雨初晴，“不然淋成落汤鸡就不好了”。这次采风好像还与袁宏道《满井游记》描写的情景有异曲同工之妙：如“高柳夹堤，土膏微润。”公安县如今正是春入长堤，七分酿成青翠，三分化作嫩绿；又如“波色乍明，鳞浪层层，清澈见底。”如今所到之处，星罗密布的湖泊风光旖旎，散发着恬淡悠然的底蕴，褪去浮躁，觅得宁静，风拂过，波纹点点，也是美不胜收。

最值得一提的，是第一次见识到果园文学社几乎所有“社员”的能歌善舞、出口成章。无论是在清早奔赴“三袁故里”的旅途中，还是在深夜赶路的大巴里，有汉装美眉字正腔圆的朗读名篇华章；也有彪形大汉演唱“我站在烈烈风中，恨不能荡尽绵绵心痛”；有常务副社长对着手机念着刚创作的诗词；也有秘书长尖着嗓子唱长阳山歌：“高粱叶儿尖，黄豆叶儿圆，打一个细豆腐，过一个热闹年。”有人会讲笑话；有人会唱“哥已不是当年的哥”；前半车厢有人在唱老歌，后半车厢就在唱红歌，合唱的时候歌声此起彼伏，那就是一辆开往欢乐高潮的客车。

也许，这就是“公安派”所向往的“性情之发，无所不吐，其势必互异而趋俚，趋于俚又变矣”的生动体现。（202305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