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渣时代：写在二十一岁

铁渣有二典，一是宋雨喆的歌。宋雨喆是我很喜欢的音乐人，一九七八年，生于长春。千禧年前后，他来到北京，不久便与同住树村的几位乐手，组成一支叫木推瓜的乐队。几个二十出头年轻人，由于趣旨相投，排了几首歌，和当时别的一些乐队一样，开始进行地下演出。在那几首歌中，有一首叫《钢铁是怎样没有炼成的》，一段歌词如时代口号般、唱腔却阴阳怪气的主歌之后，器乐突然停顿，一个仿佛力竭气虚的声音，嗟叹着，「铁渣的时代啊，铁渣的时代啊」。一个喜欢摇滚乐的年轻人，多少会有点忿世嫉俗，而那些由年轻人创作的摇滚乐，最不缺的也正是忿世嫉俗。虽然我更喜欢木推瓜现在的音乐，但年轻人的心气大抵总是相通。于今看来，这首歌既是对于过去某个时代的讥刺和反思，也很不幸地有一点预言意味。在我个人，若用《诗经》的话说，就是「我生之初，尚无为」「我生之后，逢此百凶」（《王风·兔爰》）。 另一个出处，自然是王小波的小说。王小波主要是一个小说家，尽管时至今日，他的杂文和情书似乎更常被说及，甚至一部分人，反以为他的杂文成就较之小说愈大。王小波写过很多小说，最为人所知的，即所谓「时代三部曲」，也就是《黄金时代》《白银时代》和《青铜时代》。虽然不同版本所录篇目有时稍异，但大体是关于三个不同的时空：革命年代，未来和唐朝。而实际上，在他身故之后，学者艾晓明将其生前未竟稿及早期作品合编为一辑本，取其中一篇《黑铁时代》为总题并付梓。相比前三部，较为不同的是，《黑铁时代》似乎并无一个明确时间，只能通过小说提及PC机，网络和BP机等细节，臆测出故事就发生在（三十年前的）近未来。换而言之，「黑铁时代」或许是最接近王小波写作当刻的一个时代，较多地反映出他对「现在」的某种看法；而「白银时代」则是时间看似精确，实则可以被悬置得更远的未来。有黑铁便不免生铁渣，因而说是「铁渣时代」，亦不为错。 上面这些话大概有跑题之嫌。我喜欢跑题。跑题是一门技术活儿。跑题和离题不一样，离题去而不返，跑题是看似野马脱缰，疑无路时于绝处逢生。谈到王小波，免不了要提《黄金时代》。这篇小说是这样开始的： 「我二十一岁时，正在云南插队。陈清扬当时二十六岁，就在我插队的地方当医生。我在山下十四队，她在山上十五队。有一天她从山上下来，和我讨论她不是破鞋的问题。」 更有名的段落是： 「天色微微向晚，天上飘着懒洋洋的云彩。下半截沉在黑暗里，上半截仍浮在阳光中。那一天我二十一岁，在我一生的黄金时代，我有好多奢望。我想爱，想吃，还想在一瞬间变成天上半明半暗的云。后来我才知道，生活就是个缓慢受槌的过程，人一天天老下去，奢望也一天天消失，最后变得像挨了槌的牛一样。可是我过二十一岁生日时没有预见到这一点。我觉得自己会永远生猛下去，什么也槌不了我。」 为了这些可能是当代汉语文学中最广为传诵的有关二十一岁的文字，做一番「文抄公」是值当的。由此亦可见得，我并没有跑题，现在我正写的这篇文章，你读到的几乎所有文字恰恰是在「释题」。可是何以要用「铁渣时代」形容我的二十一岁呢？当然不是要说，相较于《黄金时代》里三天两头跟白大褂陈清扬敦伟大友谊的王二，我在过「铁渣时代」，而是我似乎悲哀地预见到王二后来知道的事情，甚至是在二十一岁生日之前。我自觉仍有奢望，却不对那奢望抱什么希冀了。仍想爱想吃，却晓得变不成云了，甚至也不以为自己会永远生猛下去。这样讲会否有点「为赋新词强说愁」？说不好，但意思是真切的，那就是：活在我们时代的人，既已挨过一槌，或者更多。大槌之后有小槌，犹地震之余波，所谓侥存者，无非是在忍耐和视而不见中度尽此生。 事实是过去的几年深刻改变了我的生命。我不想用一种苦大仇深语调叙述这件事，好像在写伤痕文学。既然有人以为「哭哭啼啼，没有出息」，那么八大山人的画押尚应可取「笑之」。有时我会想起我的十七岁生日。在十七岁之前，我知道白先勇写过一本书，叫《寂寞的十七岁》，也是一个同名短篇的名字。那时我手头没有这本书，并且对他稍晚写就的《台北人》更感兴趣些，大概是以为后者更趋圆熟的缘故罢。但我由此觉得，十七岁便该是寂寞的，尽管此前许多的生命亦已有了寂寞的感觉。可当十七岁真正到来，我却仍有些始料未及。 我十七岁时，正在高中上学。这所高中据说是好的高中，班也据说是好班，我却总感到格格不入，仿佛自己是一个异端。一个异端在群体中，难免遭到某种排挤，甚至是欺凌。而青少年的恶在于，一方对自己的所为不以为意，一方则把他面对的在整个世界投出一片巨大的影。我清楚记得十七岁生日那个傍晚的情形，那是在似乎已经有些遥远的二〇一九年。有关具体发生的事，恕此不作详述，倒不是出于难为情，只是现在还不愿这样轻快地写下。总有一天会记录这件事，也许用文字，也许用别的方式，但我知道，当它呈现出来，便是我与之和解的时候了。而我此刻不愿和解。我只能说那是个拙劣的恶作剧，它的拙劣比其恶作剧的属性更使我耻辱。我佯装盛怒，几乎表示要以死抗议，或许那时我想到，如果周围一个理解我的人都没有，死大概也无甚可惜。幸而某君闻知此事，飞一样赶来，他明白我并非要寻短见——只是旁人看来也许无关痛痒的恶作剧，一个内心正敏感的人，采用别的抗议手段都不会被当真。我于是知道，这个人是可以做一辈子朋友的。 就在这一派荒唐中，我迎来寂寞的十七岁。那时我狂迷海子，当晚学着他的风格，写了两首诗。然而隔了四年回望，我已说不清是那时的我太神经质，还是如今的我太麻木。我只晓得，一定发生了什么不可逆的改变，这改变一定是来自外界的，却作用于人内心的深处。一种非正常的生活，长久地消磨着生命。人在其中，不得不学会忍耐，按捺住自己的天性，就效果而言，这个过程三年和十年没有太大区别。有时会觉得过去的几年相当漫长，转念一想，又似乎没有实体感，好像时间一下就跳过去，无声无息。我好像不再那样敏感于痛苦，也难以享受简单轻松的快乐。我二十一岁了，还没有读过白先勇写的《寂寞的十七岁》，但往回数生日时，最先想到的还是我寂寞的十七岁。我总疑心有一个更年轻的我死在了那个时候。 当然，我的十七岁也不全是悲伤。有一次，我在高中图书馆，一楼某个书架，寻见一本亨利·米勒的书，《北回归线》英文原著，译林社九七年版，记得是九八年印的。亨利·米勒是美国的有名作家，《北回归线》是代表作。虽说是名著，但他的作品风格堪称颓废、放荡，《北回归线》在美国甚至一度是禁书。这样一本如今看来恐怕有害青少年心智的「毒草」，新成立一两年的高中，竟能容得下它，可见彼时这学校的不拘一格与采购员的卓识，也可见校方对学生课外阅读能够广泛汲取、自行别择的包容和信赖。这不能不使我想起这所学校传说中的「黄金时代」，就是还设有「学生仲裁庭」的时代。有关「学生仲裁庭」是什么，这里可以引证一则旧闻，略略说明一下： 「不久前，深圳高级中学的同学们再次走进设在学校礼堂的“学生自律仲裁法庭”，这是第十八次“开庭”。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烈论战，法庭进行最后裁决，一份由同学们自己拟订的仲裁决议书产生了：一、未经本人同意，其他人不得将考试成绩公开。二、为激励同学们学习的积极性，学校可以公布前50名同学的成绩。三、学校每学期应该公布学习进步最大的同学姓名。在热烈的掌声中，法庭休庭，按规定决议也开始生效。 由学生法庭自己裁定的“法律”，既约束校方又约束学生。从1998年到现在，他们已经就“反对统一校包”、“关于学校食堂伙食质量”、“学生是否可以佩带BP机”、“学校如何对待学生早恋”等问题提上“仲裁法庭”。 校长唐海海告诉记者：学校不怕也不回避与学生之间有争议，应该以学生的提议为主，尽量尊重学生，让学生们切身感受到自己才是学校的主人，从而激发同学们的主动意识、民主意识和法制意识。对学校而言，设立“仲裁法庭”是学校开展素质教育的一个举措，也是民主治校的一种尝试。同学们在享受民主权利的同时，也学会了用法来规范和约束自己。」 （《这也是素质教育——深圳高级中学“学生自律仲裁法庭”侧记》，原载于《人民日报》2000年5月8日第五版） 旁征「深圳高级中学吧」用户「乱彩翩跹」2006年12月16日的发帖： 「……那时的学生会，还不对学校唯命是从；当年的仲裁庭，还通过了几项限制学校行为的律令。而现在，学生会成了学校的傀儡政府（除了两三年前的那次十大歌手比赛组织得太棒了）；仲裁庭也退化成传达学校意旨的机构。当年老师还谨遵仲裁庭的决议，不给学生看别人的成绩，现在每次大考后班上电脑都有全级的分数。当年汪学群刚到学生处上班，对学生着实和蔼，现在不知被些什么人同化了，竟这般无聊。四、唐海海。没啥说的，那次校运他回来，看台前两排的人争相与他握手。我很怀疑，待佘国治离开后，他（指佘国治）是否好意思回来。说到校运，又想起好些，〇一年那次太令人怀念了。又想到些别的，起哄，圣诞烛光晚餐和食堂那位瘸腿的师傅，以及只有两小时的晚自习，以后再慢慢说罢。……」 照此写下去，未免有点「曰若稽古」了。还是打住罢。说起这些，当然没有别的意思，毕竟我入读时，这所高中早已不是这样。我不晓得自己能说什么。想起今夏开学之前，起意重访学校，到得校门口，说明了来意，向门卫打问可否进去看看。答复是不行。说已经新生军训了，进去也算妨碍教学秩序。我指指空荡荡的教学楼，说，我不去操场。仍说不行。我又看看操场上歪七扭八、乱得不成样的「新兵蛋子」，记起从前上了大学还不时要回来踢球的学长们，想，这所学校本来风气是开放的，校门是开放的。后来，风气虽不开放，校门还是开放的。现在是连校门也不开放了。这倒暗合我在图书馆读到的《北回归线》开篇第三段文字，十七岁时的我是这样翻译的： 「博里斯刚向我概括了他的看法。他是一天气预报大师。天气会继续坏下去，他说，会有更多灾难，更多死亡，更多绝望。哪儿都不会有变化征兆。时间之癌正吞噬咱们，咱们的英雄或已自尽，或将自戕。看来，英雄不是时间，是永恒。咱们必须步调一致，前仆后继，奔向死牢，没法逃脱。天气也将不变。」 思及此，竟不知当「哭之」还是「笑之」。将情况说与母亲，大骂规章之不合理，门卫的不通人情。母亲责我，既然是这里读出来的学生，应该爱这所学校。写及此，竟不知我对学校这份感情，是「爱」是「恨」。 汪曾祺有一篇文章，题为《老年的爱憎》，我以为写得好。在他为数不少的「夫子自道」中，意欲真正了解他的读者，这一篇是尤堪注意的。爱憎到了老年，犹不能释怀，青年人亦复如是。在我看来，憎恨不仅仅是一种情感，更多是一种行为，一种状态。爱与恨的共通之处，便在于长远记得的愿望。存在倏忽即逝，而记忆更替。人通过可想见的难以穷尽的所有方式，将一段记忆贮存，甚至希望它能存在的时间比肉身还要久长。这是一种近乎没有结果的强迫行为。人有时单是为了这些，为了一座座小小的哭碑，便得以存续下去，无论身处一个怎样的时代。今天我二十一岁了，我不知还能说些什么，如果还要有一点奢望，大概也只是带着我的爱与恨，信与真，继续在世上生活下去。 二三年九月二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