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解构：一份青年观察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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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构是一种暧昧的文化心态。解构者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样的文化，知道哪些文化是嘲讽的、戏谑的，但他们并不了解这些文化到底是什么，也没有能力与欲望去弄懂，所以他们只能将各种文本解构为通俗易懂而且便于传播、引发讨论的形式，以此来“证明”自己从某种层面上读懂了这个文本。解构的欲望是内发的、近似本能的，或许是来自教育价值体系里培养出的僵化的解题欲望。我觉得这是很多年轻人的一种心态与困境，在一个普遍缺乏文化、审美教育的时代，解构作为一种流行文化的手法，正如波普、拼贴那样，变成了一种媒体传播，而非文化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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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天下午，我在本科室友的实验室跟他一起看《雄狮少年》，同在的还有他的三位师弟，他们一边做着自己的事——打游戏、刷番、看论文，一边围观着我们在大屏幕上放的电影，一边过来点评几句。我想以一种略微严肃，或者说正经的态度进入到这部影片里，却发现自己难以进入往常那种看电影的状态（哪怕是烂片），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连带着我自己，都在不停地解构着这部电影的形式。
主角甫一出场，那种略猥琐的气质马上就使大家的目光聚集在他的人物建模上——他们虽然都没有看过这部电影，但是对当时那段争论却了如指掌。随后出现的舞狮场面、广州城中村、林中佛像等等场景都遭到了类似的解构：舞狮的动作被当成了杂技去点评；城中村的混乱与张力在对两位阿娟的出身的戏谑中成为背景；林中佛像则引起对这个场景本身的质疑与解释，我们用“震惊”去描述这个场景，并认为是佛像驱散了广东树林里本该出现的密密麻麻的蚊虫。一个具有潜力的故事，由于电影本身平庸无力的形式，被我们这群人不断拆解。
我承认，理工科学生在观察与解答上的技能是有目共睹的（比如毕导），无论他们是否经受过严格的科学训练、是否在自己的领域已有所作为，他们都很轻易地就可以开始对一件事情进行还原，但是与哲学中的还原不太一样，他们不是将常识还原为基础，而是将现实还原成词语，或者换句话说，拆分形式。比如就林中佛像的那几个场景，电影本身想表达的那种情绪、感受是无力且虚弱的，在观众戏谑的目光面前可以说是不堪一击，场景无法使观众沉浸，无法诱惑观众的心神；观众本身也不没有那种沉浸的欲望，一个精心设计过的场景或许和身边一个普通的场景（比如说食堂里飞来飞去的麻雀，而它们筑巢在吊顶的缝隙里）似乎没有区别，对他们来说，生活本身就是一个个平庸的布景，人物只是在其中被动地扮演着各自的角色，然后推动情节向前发展。
但他们终究还是心有不甘。在最后一段采青对决中，一个时不时过来点评几句的同学突然说了一句：“南狮就是这样***。”我震惊于他的熟悉，但是他之前却一直在以一种旁观者的姿态和这项活动保持距离，便于他展开各种“妙语连珠”。在最后跳擎天柱的时候，他在计算实际可操作性，并且将最后的一跳描述为“三级火箭”。所以我觉得他并非不知道那些画面背后的东西，但是通过解构，他可以和一些东西保持距离，可以免受一些东西的困扰和伤害。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一项理工科学校的传统，在文史社科类的学生拼命从贫瘠的土壤中挖掘养分的同时，理工科的学生自动地和思想领域的运动保持距离，他们会有困惑，具体表现为许多时候空虚到无所事事，只能寄托在游戏（以游戏为例，他们经常口头宣称对某项游戏特别感兴趣，行动上也开始了，但是可以很快就放弃对某个游戏的兴趣），他们熟稔一种形式，擅长用这种形式去应付学校琐碎的行政、导师故作姿态的训导、和同学之间不带真实感情的交流，这是一种无害、平稳的形式，有助于他们在各种可能的风险面前站稳脚跟，时刻保持中立和不下场的姿态。
而文史社科类的学生，就我见识到的这些来说，则是拼命从不存在的土地里挖掘知识，从别人希望他们挖掘的土地里，挖掘一些永远也挖掘不出来的东西。他们往往只是在抱团取暖，靠一些二流的独立作品安慰身心，因为害怕伤害自己，反而很难挖掘到形式的本质。他们最多会使用“有害”的形式，去解决一些无害的问题，却始终感觉自己内心的漏洞无法填补，转而寻求权力的帮助，很多时候却不自知。
差不多两年前，在杭州的某个晚上，我和某前任f讨论康德，他是中文系的本科和哲学系的研究生，兼职诗人，那段时间在写一篇关于康德的课程论文；而我其实没有读过康德的专著，只是零零散散地读过几篇文章、看过几场讲座。他说他对解构主义极其反感，认为他们是“砸碎了康德等人筑起的保护人类真善美的围墙，但是什么也不建造了，转过身就自顾自地离去”；然后我们讨论在逻辑上这件事情的过程，得到的结论是康德所谓的真善美其实不存在，在这样的绝望里我们沉默着挂掉了电话，而且我跟朋友说我可能不想活了。在跟他分手之后，我会觉得当时的行为是无法理解的，唯一的一份对话录音也只留在他那里，所以我也没办法去仔细核对当时我们究竟聊了些什么。后来我读了一点《纯粹理性批判》，听了一点关于康德的公开课，了解了一些其他哲学家对康德的看法，才明白我们的某些幼稚之处，了解到那晚不过是一场逻辑游戏，而f也不过是对康德知之皮毛，但是他可以自以为了解，并大谈特谈相关的专著、他从各种文章里看来的观点，然后和我这个外行（一个同样只有从各个地方读来的观点，顺带一点自己的实践想法的人）完成一场形式上的游戏，而这恰好是我们义愤填膺的解构主义的一些形式。
我们不得不承认自己和真正的知识间存在很大的距离，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教育中一些要素的缺失。对理工科来说，一种形式将他们与真正的思想隔开，使他们变成了行使知识与知识霸权的机器，这种体系将因为他们的无意识而不断延续给一代代的学人；对文史社科来说，一道名为自身的帷幕将他们与真正的问题隔开，在没有搞明白自己与自己所处的环境、没有搞明白自己的欲望之前，所有的知识行为都蕴含着性和暴力，是对功用的追求。解构是一种科学工具，是拆分，是抽象，是定量分析，解构代表着一种明晰性，无论对象是如何复杂、如何超出自身的理解范围，都可以在自己狭小的体系内化解掉，而达到一种可知论的境地。
但是不知道我的想法是否正确，不存在一种完全确定的知识，现代科学家对自己理论的坚信并非大部分人以为的那种是“美妙、明确、坚定”的，而是不断怀疑的、小心忐忑的。在真正的知识与实践间有着巨大的鸿沟，许多重要理论的提出者并非是处在线性的思维之中，并非是提出一项理论就解决了一类问题，而是会饱受他们的知识的侵扰。
最后，我还是想用电影的例子去解释一种状态。有一个朋友经常去资料馆看电影，但是他常常抱怨自己看不懂，并且觉得是自己的原因，因为那些电影都获奖无数。在他看完《德州巴黎》一个月后，我也看了这部电影，并且确实有感受到一些东西，有的可以描述出来，有的无法描述出来。于是在公交站边上，我跟他说，看不懂不看就好了，可能到了某个时候就懂了也说不定。我常常把人体看作是一个机器，就像王小波批判的那样，一项东西输入人体了，一项结果输出了，没有人搞得懂这是怎么回事，而这不叫科学。但是我觉得这种比喻要分场景，比如在电影这个场景里，没看懂就是没看懂，也不必强求，这个机器就是没有回应。我也不必搞清楚所有的输入与输出，不必搞清楚我这个天然智能的内部构造，一种创作，作者往往也不能完全搞明白它到底描述了些什么，但是他确定自己可以从中感受到他想感受的东西，因此，那些接收者们，也能从中体会到类似的东西，那些东西被他们自己的人生经验转化了，成为了自己的体会。我觉得不必强求一种懂，就算不懂，只是为了一种特别的体验而去花上一些时间也是值得的，虽说浪费钱也浪费时间，但是生命不就是这样沉默着前进的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