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胡惟庸，朱元璋在下一盘大棋（胡惟庸案新解）
【节选自拙著《明君与暴君：多面帝王朱元璋》】
我们之前已经提过，自从李善长去职后，作为参知政事的胡惟庸便被提拔为中书左丞，以辅助作为中书右丞相的汪广洋；但胡氏与杨宪本是一路货色，且具备了淮西集团的深厚背景，因此他轻而易举地就架空了为人懦弱的汪氏。
其实，就宰相的人选问题，朱元璋之前也曾刘基咨询过。当时的情景是这样的：
起初，朱皇帝以办事不力责难作为丞相的李善长，刘基便为李氏开脱说：“善长乃是勋旧，能调和诸将。”但朱皇帝还是很不满地说道：“李善长几次想要害你，你怎么还替他说好话呢？你的为人才有宰相之风啊！”于是刘氏很谦虚地说道：“换相就如同换柱梁，须得用大木头；如果换上小木，房屋不久就会塌的！”显然刘基是以“小木”自居。
接着，朱皇帝就杨宪这一人选征求刘基的意见，杨一直与刘维持着表面的和睦关系，但刘自有公心，所以断然否定了杨的政治操行。朱皇帝又以汪广洋问刘，刘基说道：“此人在心地、见识等方面的狭隘短浅，比杨宪还严重！”
“那么，你觉得胡惟庸这个人如何？”朱提出了最后的人选。
刘基思考过后，肯定地说道：“如果将宰相比喻为驾车的马匹的话，那么他胡惟庸最后一定会将车弄翻的！”刘基这里说的，可能是指胡氏会将朝政搞的一团糟，危及大明王朝的生存。但也可能是指胡氏会走到篡权的地步——其实在作为雄主的朱皇帝之下，胡惟庸主动谋反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但他的权力欲极强，又获得了淮西勋贵们的支持，在朱皇帝的步步紧逼下，最终还是很有可能会狗急跳墙的（大家记住刘基的这个评价，朱元璋后来也许恰恰就是利用了胡惟庸这一点来下一盘大棋）。
“看来做朕的宰相，非先生莫属了呵！”朱皇帝这话似乎有些讽刺，自己手下竟无一个相才，也是他作为君主的失职，但他肯定不甘心承认这一点，只好对刘基有些不客气了。
“老臣为人嫉恶太甚，又不习惯繁剧的政务负担，若为相，必将有负上恩。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才，端在明主细心察访，不过从目前情况看，确实没有理想的宰相人选哪！”刘基说出了自己的肺腑之言。
笔者读史至此，也深深地感到大明开国伊始，确实是缺乏合格的柱梁之才，尤其是跟群星璀璨的唐初相比，明初显得非常可怜。笔者非常迷惑于这种巨大的差距，只好试着分析产生这种悬殊现象的原因：
第一，大概宋学产生的影响，理学自从南宋后期到元朝已经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但理学、心学之类的宋学偏重道德心性，而忽视经世致用，强调内省而难以转向社会现实，所以像高拱、张居正这类实干家后来都非常重视实学；再有像清代后期的著名诗人、思想家龚自珍也很反感宋学的空谈性理。举一个典型的例证，如前文提及的朱元璋曾向浙东儒士范祖干征询治道的问题，范只是一味推荐《大学》，而没有任何更具体的建设性意见，显得非常迂阔。虽然我们不能说道德心性不重要，也不认为宋学就培养不出真正的实干型人才，但它的确容易让士大夫脱离现实，如晚清时期著名的理学家倭仁一味闭目塞听、反对了解与学习西方，被曾国藩批评为“才薄识短”（如曾氏本人更多是博采众长而取经世致用，早年推崇过理学而晚年越发重经济之学），最极端的情况就成了范进那种连《史记》、《昭明文选》都不知道的书呆子，当然这也是科举制度诱导的结果。
第二，与宋元以来的情形不同的是，隋末唐初时还是一种贵族制、精英制的余续，少数人有更加优越的条件去深入学习和培养才干，比如很多人都是官宦子弟，从小就开始接触政治、了解政治。此外，自北魏末期到唐初，政局变化很快，所以人才就有了更多吸取经验教训和积极历练的良机。但这个时期又不像唐末五代时乱得那样厉害，导致像北方的文化积累都不易，大宋开国人才其实也不彰，如宰相赵普学问与操行都有很大欠缺，不过是一个差强人意之辈。
当然，贵族制、精英制也是一种社会不平等的制度，也会有很大的消极面。随着时间的推移，贵族的集体腐化就不用说了，像魏晋南北朝时期这类封建回潮的情形，皇权很不稳固，权力争夺相当激烈，也往往伴随着各种混战。只是唐初恰好是积极面为主的时期，也是君主专制、中央集权越发强化的时期。而且隋朝也是亡得太快，整个社会尤其是统治阶级的腐化程度还较低，而元朝就有所不同，官场风气也被搞坏了。
第三，朱元璋的格局、胸怀、见识存在很大的局限，包括他的出身，所以他在简拔、培养和使用人才方面，都有很多的不足。像李世民麾下的武将很多都来自曾经的敌对阵营，连文官也是如此，如王夫之《读通鉴论》中所谓：“拔魏征于李密，脱杜淹、苏世长、陆德明于王世充,简岑文本于萧铣,凡唐初直谅多闻之上,皆自僭伪中祓濯而出者也。”朱元璋麾下曾有一个张昶，还被他稀里糊涂地给杀了，在这方面他与李世民确乎有高下之别。不过，像孙炎、胡深、叶琛这些人倒都不失为大才，威望和资历也较高，只是可惜死得太早（章溢死于洪武二年，另外那位与李善长资历相当的毛骐死于至正十九年前后）。
除了专制权力的排他性特质，朱元璋的一生中多次遭遇背叛，使得他更不容易信任他人，而且他从少年时代起就被置于一个孤立无援的境地中，他也习惯了凡事全靠自己亲力亲为。各种原因都使得他的身边缺乏优秀的大臣，也就很难给他提出好的建议，因此让朱更多了些失政之处。
另外，朱元璋的过度强势、政治清洗与用人失当，也导致明初文官政治发育迟缓，以至于始终没有出现一两个有分量的优秀文臣来辅政，因此他在给皇太孙选择顾命大臣方面也没能如愿。从这个意义上说，朱棣的成功夺位，并不是偶然的，这与明初文官政治的相对羸弱、人才匮乏是有密切关系的（像文臣在出征军队中的地位上升是发生在靖难之役期间，而文臣在边镇中的地位上升则发生在宣德、正统之间，皇帝当时年幼，元老文臣一时全面执政）。
对于刘基的告诫，朱元璋并没有认真听取，就洪武初年的政局而言，大概也是由于实在是无合适的人才可用，他也只得走一步看一步了。
朱元璋最后重用了“胡烈马”，一来主要是考虑到胡的根底较浅，易于控制；二来就是淮西勋臣们容易接受胡，利于胡掌舵；三来应该出于朱元璋浓重的乡土观念，李善长既不能用，胡就不得不用，况且胡的能力也勉强可以应付事务。
如前面提到的，唐初名臣岑文本原是地方诸侯萧铣麾下的一名中级官员，后来他在贞观年间被李世民提拔为中书令，但是岑文本自觉自己非亲非旧，出任宰相就感到底气不足。再如赵匡胤称帝后，也用力培植了赵普这个“自己人”，以令其逐渐接掌中枢大任。朱元璋使用胡惟庸这种旧臣为相，也算人心所向，只是他又需要考虑到政治大局，要兼顾淮西集团与江南文士集团的权力平衡。
这里有必要先仔细介绍一下“胡烈马”的生平了，只是历史对他的记载有些简单了，也跟杨宪的待遇有些类似。
胡惟庸，定远人，是郭子兴、冯氏兄弟、李善长等人的同乡，所以他后来也就成为了淮西集团的骨干成员，只是不属于军功系。还在和州时期，胡惟庸便投奔了朱元璋，被授为元帅府奏差的低级工作。
后来，随着朱元璋事业的做大和老胡的精明能干，他便慢慢的晋升为宣使，又“除宁国主簿，进知县，迁吉安通判，擢湖广佥事”【1】。吴元年，老胡被召为太常少卿，又进太常寺卿；洪武三年，再拜中书省参知政事，这就算是正式进入了宰执行列。不久，又代汪广洋为左丞。
洪武六年正月，汪广洋因为无所建树，被左迁为广东行省参政，朱元璋苦于无合适的丞相人选，所以久不置相，仍让胡氏独专中书省事务。半年后的七月间，朱元璋终于拜胡惟庸为右丞相；久之，又进升为左丞相。由于文官中少有人的资历胜过汪广洋，再加上他的江南文士背景，又未犯过大错，为人还算忠谨，出于政治平衡与权力制衡的考虑，朱元璋不久后即又将汪召为左御史大夫，洪武十年再拜右丞相——李善长、汪广洋、胡惟庸是明朝历史上仅有的三位文丞相（另有一个挂名的徐达）！
自杨宪被诛以后，朱元璋因为看重老胡的才能，以及同乡的亲近感，所以特别宠任他；而老胡“亦自励，尝以曲谨当上意，宠遇日盛，独相数岁，生杀黜陟，或不奏径行”，虽然起初发奋自励、谨小慎微，但大权在握的时间一长，也就助长了他的专断作风，以至于他在危险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内外诸司上封事，必先取阅，害己者，辄匿不以闻。四方躁进之徒及功臣武夫失职者，争走其门，馈遗金帛、名马、玩好，不可胜数。”
胡惟庸本系小吏出身，并没有多高的素养、才识，只是有些实干才能，就如唐玄宗时“口蜜腹剑”的权相李林甫；权力本来就容易异化人性，亦所谓富贵移人，连张居正那般素质也难免在久居高位之后有所蜕变。因此，等到老胡的劣迹越来越多的时候，一向对于朱皇帝忠贞不二的徐达终于坐不住了，他深疾胡氏之奸，乃从容言于朱皇帝，要求对老胡进行惩治——徐达此举也许只是为了跟胡惟庸划清界限，免得将来被牵累！
据正史所记，受了惊的老胡于是想要买通徐达家的门房福寿，以图谋害徐大将军，但是福寿立场坚定，反将老胡的阴谋给揭发了出来。不过，当时最引人注目的并不是胡丞相与徐大将军之间的矛盾，而是胡丞相与御史中丞刘基的矛盾。
刘基曾经一度揭发过胡惟庸，一来这是他的职责所在，二来也是他的个性使然，三来是他本就不看好胡。
刘基于洪武四年告老还乡，在乡居的时候，出于不满和义愤，他便常常对人说道：“用胡惟庸为丞相，这是我一贯反对的，如果是我失算，那么这真是苍生之福；若果然被我不幸言中，其如苍生何！”
此时，为了彻底打倒江南文士集团的精神领袖，并报当初刘基反对自己为相的宿怨，胡惟庸正仔细地盯着刘基的疏失之处。不久，机会就来了。
在刘基家乡以东约三十里处，有一处地方冈峦起伏，被人称为“谈洋”，那里曾经被方国珍占据过，明初时草寇出没，仍然很纷乱。刘基此前已经奏请朝廷设置了“谈洋巡检司”统辖该地，可是乱象依旧没有消除，有人在温州、处州交界处起兵做乱，可是官吏们却上下串通隐匿不报。有鉴于此，刘基不愿坐视，致使当地百姓遭殃，于是便命儿子刘琏径奏皇帝，禀明了实情。
因为此事没有经过中书省，更加激起了胡惟庸的恨意，于是他便指使刑部尚书吴云沐攻讦刘基，说他图谋不轨。在吴云沐的奏辞中称：谈洋一带早已盛传有“王气”，刘基垂涎于此，为了霸占此地，他便决定在此修墓；可是百姓不与，刘基便请立巡检司将当地百姓驱逐一空。
朱元璋向有疑心病，他并非不了解老刘的为人，可是他如今处在这个地位，就要确保万无一失才行，哪怕矫枉过正，也绝不能抱侥幸心理。朱皇帝心知刘基素来谙知天文堪舆，又经胡惟庸的挑唆，果然变了脸色，不仅对刘基做了夺禄的惩处，还将刘琏下狱。
身在家乡的刘基为此惊惧异常，他不能不为子孙的安危荣辱着想，为了避免嫌疑，他只得放弃家乡的安逸生活，以垂老之身重赴京师。刘基心知此一去必然凶多吉少，一路上，他悲声不绝：“今日复明日，明日能几何？壮心萧索尽，思念恒苦多。引领望故乡，川路悠且长。巢燕已北飞，宾鸿亦南翔。我独无羽翼，慷慨中自伤。”（《旅兴五十首》之三十七）
不久，良心发现的朱皇帝就把刘琏无罪开释了，可是刘基每天还是必须生活在朱皇帝的眼皮底下，让皇帝看了踏实，也可随时充当顾问。眼看就到了洪武八年初，忧愤抑郁、老迈不堪的刘基因病而卧床不起。
在初入京时，年过花甲的刘基已经齿落十之三四，且耳聩、手脚行动不便，如今眼见将要夕阳西下，朱元璋特意差遣胡惟庸打发一名医士前往刺探刘基的虚实。眼见刘基是真的病了，但尚能医治，为了彻底消除这个政敌，胡惟庸便决定在刘基的药里做点手脚——刘基聪明一世，他心知注定逃不过这一劫，他明白，也许只有通过自己的一死才能获得个人名节与子孙的保全，最后他只得吞服下了胡惟庸的药【2】。
当年廖永忠在广西的时候，很多恶人便以下蛊毒谋财害命，他破获了多起这样的案件，并将那些害人者斩首示众，百姓无不拍手称快。如今，这蛊毒又被下到了刘基的药里，这是一种慢性的毒药，当刘基服了没几天后，就感到腹中积了一块如石块般的硬东西。刘基自知将不久于人世，于是拖着病体进宫面见了朱皇帝，向他做最后的道别：“陛下，有物积臣腹中如拳石，臣恐怕将不久于人世了，陛下好自为之！”
胡惟庸此时正炙手可热，刘基没有言明胡要加害自己，以免引起皇帝的不快和子孙的罹祸。朱元璋见刘基病成那样一副不堪的可怜状，于是特意恩准他回乡疗养。为了有所表示，朱还亲自撰写了一篇文章，以表彰刘基的一生事功和表达自己对功臣的感恩。
在回到家乡后一个月，朱便接到了刘基的死讯。就在死前几天，刘基把儿子们叫到跟前，将自己平日所收藏的天文书籍都交给了儿子，并特意叮嘱道：“这些都一并呈送给上位，我子孙万不可习之。”又特意遗言道：“如今为父要上遗表已经来不及了，为父只是想劝上位修德省刑，祈天永命，为政最好以宽猛相济，天下诸战略要地，最好令其与京师形势连络。为父死后，上位如问我遗言，就以这些话密奏吧。”后来朱元璋分封诸子，大概就是参考了刘基的这一建议，皇子们的封地基本都处于形势要地，由此构筑了两道稳固的国防线，以防备蒙古人或其他敌对势力的南下。
刘基享年六十五岁，他这一死，朱元璋倒还真有点难过，除了赙遗甚厚外，他又对侍臣们说道：“从前，刘伯温常跟朕说，处州青田县山多田少，百姓多于山上垒石作田耕种，农事甚难。可当时朕都未多加理会，如今伯温故去，他有功于我国家，朕决定今后青田县税负要适当减免，只是一等起科五合吧，使百姓皆知他刘伯温之心！”
刘基的死也让朱元璋反思了一下自己，这一天他又对侍臣们说道：“人君深居高位，恐阻隔聪明，有过失却不能晓得，要想弥补这一疏漏，就必须有献替之臣、忠谏之士日处左右，以拾遗补阙为职志。当然了，人君能受谏与不能受谏也很重要……举大器者，不可以独运；居大业者，不能以独成。总之，贤臣是少不了的，人君只有广览兼听，博达群情，才能够实现天下大治啊！”
道理说起来其实很简单，但实行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要长久地做到善始善终，更是难上加难。
刘基死后，胡惟庸更加肆无忌惮，他与作为太师的李善长深相结纳，还把自己的侄女嫁给了老李的侄子。学士吴伯宗弹劾老胡，但险些遭到毒手。自此以后，其势力益炽，野心也更加膨胀。
按照《明史》中的说法，是胡惟庸渐渐生出了不臣之心。显然这恐怕是不确的，后面我们将慢慢看到，也许正是朱元璋对其权限的步步压迫及初见苗头的政治清洗，才愈加令胡惟庸感到了不安。为求自保，他不得不极力扩大自己的势力，且由此（仅仅是可能）生出了某种异志。
这里其实就涉及到了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到底是胡先不忠于朱，还是朱先存了特别的心思呢？或者仅仅是朱别有所图呢？不管怎么说，从秦汉以来尤其是元初的历史来看，这套制度确实容易引发君主与宰相的权力紧张，相互之间也容易发生激烈的权力冲突——为此，我们不得不先行着重指出一点，就像上面点出的，无论朱元璋有意识的“下大棋”的谋划究竟开始于哪一年，这种谋划应该还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也许都是朱氏的阴谋和圈套，包括他对胡的“宠待”、容忍及表面上对刘基的猜忌心，因为他可能在编织一张权术的大网！
按照正史中的记载说，胡惟庸的死党渐渐的扩展到了军队，吉安侯陆仲亨、平凉侯费聚都因为犯错受到了朱皇帝的责罚，老胡暗中以权、利胁诱二人，“二人素戆勇，见惟庸用事，密相往来”，最后就上了老胡的贼船，老胡令他们在外收集军马。
胡惟庸积极招纳亡命，又令李善长采取了中立态度；传闻说他一方面勾结倭寇，一方面又请元兵做外援，以分散朝廷的兵力；一旦时机成熟，他就要采取大行动。
可就在这时，胡惟庸的儿子因为一场离奇的车祸死了，老胡不问青红皂白便处死了那肇事者。不经司法部门之手的“专杀”是大罪，朱皇帝闻之大怒，定要将老胡入罪；胡惟庸请求以金钱补偿，但朱皇帝不许。由于畏罪，老胡便与自己的党羽御史大夫陈宁、御史中丞涂节等“谋起事，阴告四方及武臣从己者”。
关于胡惟庸谋反的历史记载，过去笔者认为正史中应该是不太可信的，因为以朱元璋的雄猜和手段，他对于胡惟庸的一举一动，事先肯定会有所觉察，断然不可能放任胡的密谋，更不会让谋反之举成为事实。
赵普独相十年，他的刚愎专横引发了群臣对他的不满，也引起了赵匡胤的猜忌，以至于消弱和限制了赵普的权力。再有像房玄龄这种人当政，还被萧瑀严厉抨击，说房氏只差没有谋反了，李世民就对萧瑀说不应对人求全责备。可是若换了疑神疑鬼的朱元璋呢，又是胡惟庸这种学识、性情和器局的人，朱元璋岂会麻木不觉？再以朱的果于杀戮看，若不是他存有其他心思，又岂会放任胡到洪武十三年？《韩非子》里早就指出“为人君者，数披其木”，一个合格的君主要懂得经常修剪枝叶的道理，哪怕是像唐玄宗，其早年便经常调换宰相，何况是一代雄主的朱元璋！
因此，笔者认为这个问题并不简单，如今笔者倾向于认为朱元璋对待胡惟庸是存了一种特殊的心思，正是在这种用心之下，朱对胡是既使用但又分其权、既表面信任但又给予其一定压力，胡一连在中枢待了十年之久，亦可谓耐人寻味！
比如洪武九年，明廷基本完成了地方官制的改革，中书省的权力被削弱。洪武十年五月，朱元璋又打破旧例，命已经复出问事（如中都工程）的李善长与李文忠共议军国重事，“凡中书省、都督府、御史台悉总之，议事允当，然后奏闻行之”【3】，目的显然是借元勋重臣制约胡党势力，以防止其过度膨胀。
朱元璋此时又抬出李善长来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这既是为了借重李善长的政治影响，也是为了降低胡惟庸等人的抵触情绪，同时又免得因重用作为军人代表、外戚代表的李文忠而引来朝廷上下的过多非议；不过李文忠以前长期在浙东与福建、四川等地主持军政，又亲近儒生，朱元璋的这种安排仍旧还是一种平衡模式，尤其是当汪广洋这类人指望不上的时候。
有鉴于忽必烈时期总是不断的改革与尝试、摸索，这就不能不让人想到，也许朱元璋的这种特殊安排也是一种分割相权的改革尝试，它很像对北宋中前期中枢制度的一种回归。不过，起用元老重臣共议军国重事在宋代也有不少先例，如宋哲宗登基之初，太皇太后高氏主政，其起用了司马光等一批保守派旧臣，但是司马光等人考虑到自身威望不足，于是请出了当时已经八十一岁、理念相近的元老重臣文彦博共议军国重事。
洪武十一年，朱元璋又指责作为左丞相的胡惟庸“总中书之政专肆威褔”，“命奏事毋关白中书省”，这就把中书省变成了一个无决策权的执行机关了。忽必烈时期也一度利用尚书省架空过中书省，但朱元璋的这种举动，更像是对胡惟庸本人的一种威胁和羞辱——但就是继续保留其官位。
洪武十二年九月，占城（今越南南部的古国）前来入贡，胡惟庸等居然不上奏，朱元璋得悉此事后当即怒责了中书省。胡惟庸及汪广洋顿首谢罪，而将过错的一部分推给了礼部，不曾想礼部不认，又反推给了中书省。眼见中书省与礼部互相推诿责任，朱元璋于是更生气了，一怒之下就将这帮扯皮的大臣都下狱论罪，表示非要弄出个所以然来不可。
不久，新账老账一起清算，只知“浮沉守位”的汪广洋终被盛怒的朱皇帝赐死，其妾陈氏竟殉了葬。这陈氏一死不要紧，朱皇帝就因之询问此女来历，这才晓得原来她是一位陈姓知县的女儿，陈知县此前因为触犯了法网，结果家属被没官。朱皇帝因此大怒道：“没官妇女，止给功臣家。文臣何以得给？”结果他下令追查此事，于是胡惟庸及六部堂属都被追究了相应责任——但是胡惟庸还是继续坐着他的老位置。
我们由以上可见，胡惟庸即便真的要谋反，也是出于朱元璋的步步压迫所使然；对于权谋家的朱而言，也许这自始至终就是他做的一个局，即压迫具有“烈马”名声的胡惟庸以便令他拉着部分勋臣、将领图谋造反，然后开始自己清洗功臣的大手笔。
在笔者看来，朱元璋也许早就在预谋官制改革（包括废除丞相制）尤其是清洗功臣集团的事，但是这类事情会触及重大的利益关系，不容易推行更不宜明确说明，而且朱元璋需要有计划、有步骤、有准备地进行这类活动。包括朱元璋本人也不可能一开始就自信可以抛开宰相而独掌大政，他也需要一个学习、熟练政务的过程。
像官制改革，前文已述，朱元璋可能使用的是一种“休克疗法”，即首先制造一番震荡效应。对于清洗功臣集团，他不可能也做不到、事实上也无必要一口气都将其赶尽杀绝，但是他需要做成一个有些真凭实据的“谋反案”，先行清洗掉一些功臣，但又不至于引起其他功臣的警觉和反对；另外，这个“谋反案”也可以无限牵连，将那些地方豪富也收进来，最终在时机成熟时甚至可以将李善长这类元从巨勋一并入案——可以说，经过三四十年的历练，朱元璋确实已经从一个熟谙谋略的军事大家，成功转型为了一代权术大师！
像历史上确实经常发生一些开国功臣谋反的事情，比如唐初就有几起，容不得他人不信（何况之前还有邵荣的事）。而且朱元璋大概也是受到这些事情的启发，他可以来一个主动性、策略性的“引君入瓮”——朱元璋早期在表面上非常信任和优待胡惟庸，纵容他揽权与陷害异己以为其招来恶名（比如刘基之事），然后又故意纵容他勾结那些失意的将领来搞一些小动作——实际上这都是朱“放水养鱼”、欲擒故纵的伎俩，待时机成熟才收网！
此外，刘基早就说过胡惟庸这种人会“偾辕”，朱元璋可能正是看中了胡的这一点，也正是想借用他这一点，来从反面促成自己的大计！而且胡氏的根底、城府都较浅薄，朱也不须担心驾驭不了他。
总之，我们对待“胡惟庸案”，不能仅仅只是停留在争论胡氏是否真的谋反、相应史料是否可靠这一层次上，而要更深入地了解这段历史背景，从而更深入地去理解这个案件，把握其本质。
【1】《明史·胡惟庸传》
【2】 黄伯生是刘基的同乡，他曾为刘基的儿子刘琏的文集作序，后曾受刘家子弟之请为刘基撰写行状，这份行状里就交代了刘基之死的内幕。刘基得的也许是绝症，但无疑是胡惟庸加速了他的死亡。
【3】《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十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