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横捭阖之南取巴蜀

商鞅变法为秦国奠定了政治制度的基础，包括法律制度、行政管理制度、郡县制度、基层乡里制度、军功爵制度以有各项经济制度。但是尽管如此，制度再好，如果没有高超的对外发展战略，要以西北一隅之地，单打独斗，吞并唇齿相依的山东六国，也不是易事。

六国合纵抗秦，对于崛起中的秦国，构成了巨大的威胁。秦国有个外交战略，叫作连横，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合纵连横”。合纵，就是山东六国联合起来，对付秦国；连横呢，就是秦破解合纵的方法。据说著名的纵横家张仪，就是连横政策的创始者，他曾经用一些忽悠的手段来欺骗楚怀王，破坏了齐楚之间的结盟。但是连横只能破坏对方结盟，六国并不会因此消失，最后还要靠军队来消灭六国。但是，如何选择打击的重点，打击的次序和策略？这是秦国在连横政策之外，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资治通鉴》给我们展现了秦国对外战略的一个发展路径，即他们如何处理跟六国的关系，如何选择打击的重点等，这个战略有分为三个重大阶段。

第一阶段，是秦惠文王时期，采取避重就轻，攻灭巴蜀的策略，巩固好战略后方，不事张扬地发展自己的势力。

第二个阶段，是秦昭襄王时期，实行远交近攻，不断地蚕食诸侯的策略。

第三个阶段，即秦王政时期，他用收买、暗杀、离间等手段破坏六国的人才，然后再实行各个击破的策略。

周显王三十一年（前338），秦孝公去世，年仅十九岁的太子驷继位，史称秦惠文王。秦惠文王在其老师公子虔等的煽动下，车裂商鞅，但是商鞅的变法依然继续推行。在秦国人看来，这个变法不是商鞅创始的，而是秦献公、秦孝公以来一贯的政策，商鞅只是一个创新性的践行者。所以秦孝公死后，秦惠文王继续推行对内修明政治，对外蚕食诸侯的发展路径。秦惠文王用魏国人张仪为相，司马错为将（司马错是司马迁的八世祖），连连攻打魏国、韩国，取得了一系列胜利。秦国的咄咄逼人，使六国陷入恐慌。

周慎靓王三年（前318），韩、魏、赵、燕、楚五国合纵伐秦，齐没有参加，它实际上是躲在了背后。齐是那个时期山东六国最强大的国家。

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史籍上是这么记载的：“巴蜀相攻，俱告急于秦。”巴蜀就是今天的成都平原附近，巴是巴国，蜀是蜀国。这两个都是很古老的国家，但是由于偏远，中原的华夏诸族把他们称为夷狄。不但巴蜀打起来，蜀国国王还和他们兄弟内讧。我们知道，秦这时候是离他们比较近的一个大国，他们都向秦告状，争取秦的支持。于是秦国内部就出现一个争论：是不是趁机把巴蜀给拿下来。司马错的想法是趁机拿下。张仪的主张是不如伐韩。到底是东向伐韩、周，还是往西南方向去打巴蜀，张仪和司马错发生了激烈的争执。这不是两个人的意气之争，而是秦国的发展战略问题。所以秦王说，你们谈谈各自的理由。

张仪陈述的理由如下：秦国在外交上应该亲魏、善楚，下兵三川。三川是指韩国内郡，以该地有黄河、洛水、伊水三大水域而得名。亲魏、善楚，就是跟魏搞好关系，跟楚搞好关系，来打韩国，攻打它的新城宜阳这个地方，“以临二周之郊”。“二周”就是西周、东周在洛阳这个地方有两个被分封的周王室，一个是西周公，一个是东周公。巴掌大的地方，却还把它分封了。二周是周天子所在地，有九鼎。九鼎是天子权力的象征，兵临周室，就可以挟天子以令天下，天下不敢不听。张仪认为“此王业也”。就是说外交上，要跟魏、楚连横，在军事上要攻打韩国的心脏地带，政治上威胁周室，这样就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这是王者大业。

张仪认为“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也就是说，如果你想要名，要在朝堂上争。你在小偏旮旯里的巴蜀那里争，也不会出名。你要争利呢，就要在市场上竟争。现在韩国的三川，周室所在的洛阳，就下天下之朝，天下之市，要争就争这里，而不是争夷狄之地，“去王业远也”，离开王者的事业更远了。

司马错断然反对，他讲出另外一番道理：“欲富国者，务广其地。欲强兵者，务富其民。欲王者，务博其德。三资者备而王随之。”什么意思呢？要富国，则要扩张土地；要强兵，则要富裕百姓；要统治天下，则广布恩德。三者俱备，那自然就是王了。可是现在，土地小，势力弱，你要先从容易的事做起，不要急于去中原核心地带，搞出那么多响动。相反，攻打巴蜀不一样，巴蜀虽然僻居一隅，戎狄之中却是老大，它现在君昏政乱，兄弟相争，以秦国的力量去攻打，就像豺狼冲到羊群里一样，很容易就能得手。得到了这块土地，足以扩大我们的版图，足以富裕我们的人民。把它打下了，我们不需要费多大劲，不需要用多大兵力，这是何等的好事！攻打下一个国家，天下还不觉得你贪，还不觉得你残暴。相反，如果说攻打韩国，去问周鼎之轻重，弄得响动很大，不仅恶名远扬，还得不到实际好处。而且你打的地方，是天下不愿意看到的，谁愿意看到你去吞并韩国，甚至吞并宗周呢。周是什么？周是天下的宗室，齐是韩国的盟友。如果周室和韩国知道要丢掉自己的版图，他们会通过齐、赵来跟楚、魏讲和，你不是想跟楚、魏搞好外交关系吗？但这样反而促进他们六国之间的合作，这就危险了。

我们发现司马错讲的道理，其实就是闷着头发财，就是在你实力不够强大的时候，你要避免成为众矢之的，你不宜攻击那个最引人注目的地方。

张仪的道理是，我们要成就王业，要抓关键的地方，宗周地区很关键。司马错的理由是，我们现在实力还不够，去打这么关键的地方，弄得响动很大，还得不到什么好处，但巴蜀不一样，我们拿下它还不招人嫉恨，能得到很大的实惠。

比较两个人的方案，从秦国当时的情况来说，司马错的方针是对的。

这使我想起中国古代一些讲谋略的书。特别是唐朝有个四川人叫赵蕤，是李白的朋友，他有本书叫《长短经》。他特别强调一个道理、一个方案，没有什么对不对的，关键是看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使用。我们平常还说“得饶人处且饶人”“退一步海阔天空”，有道理吧？我们平时还说“狭路相逢勇者胜”“宜将剩勇追穷寇”呢？这就必须根据具体的实施条件来确定了。

秦国在发展过程当中，到底是直取宗周，问二周之郊，还是闷声发财，先把巴蜀拿下？显然司马错的方案，更切合当时楚国的实际情况。

《资治通鉴》载：“王从错计。”错，就是司马错。秦王听从了司马错的建议，从周慎靓王五年（前316），就派人去打巴蜀了。带兵的将领里除了司马错，还有张仪，他们拿下了巴蜀。巴蜀归秦以后，秦国就更加强大了。吞并巴蜀，巩固了秦国的后方，富庶了秦国的国力，拓展了秦国的疆土，使秦国的国势，更上了一个台阶。

摘自张国刚《资治通鉴与家国兴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