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锦华的自卑
2017年的时候我还很讨厌戴锦华，那时候在备考研究生，因为前一年真题的阅读材料里面出现了她书中的引文，就找了她的书来看。
那书是她二十多岁任教于电影学院时写的一些论文合集。看得很烦，满眼都是缝合、断裂，各种翻译腔和长难句，难读，好像一个语言的裁缝。
之后在学校遇见了当时的男友，我们在很多方面都一拍即合，除了他很喜欢戴锦华而我不喜欢这件事。我说我喜欢她传递的内容，但不喜欢她表达的方式。
后来，我和前任一起去北大蹭了一学期的课。
不得不说，每次去她的课都必须打起精神。我最喜欢看字，因为可以跳读，其他被动接受的方式总是容易走神。直到现在，我也是那种听播客都不愿意遗漏信息打乱逻辑的人，所以上戴锦华老师的课总是要集中精力，不然就迷路了。颇有读德语书的感觉：要时刻握着句子内部的逻辑，不然等动词最后出来之后，你不知道作者在干嘛。
一开始蹭课是出于恋爱的情感劳动，后来就觉得有意思了。
线下听课之后，印象又从二十岁的她切到六十岁的她。大概第二、第三次课，她讲着讲着突然在讲台上反思了自己的措辞，大概是在一个长长的句子之后，她突然停下来了，说自己做学术这几十年来有时候也觉得自己用语艰涩，也听别人说过很多次，自己也想着去改善，到现在觉得还是与之和解。
那时候她还没有现在这么红（？），但是北大最大的阶梯教室连阶梯上都坐满了人。在这样满满当当求知若渴的教室里，她突然从授课的主线上移开，说了这么一句话。我都忘了她当天讲的是啥电影了，但是还记得我听到这话时的感受。
我不讨厌她了，甚至，我从这里开始喜欢她了。
那算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她的自卑。我当时感觉很复杂：所以这个60岁的课间抽烟挺酷的北大教授竟然和我这个20出头啥也不是的年轻女孩共享着同一份自卑？
自从发现她自卑之后不再讨厌她的繁复长难句了。我目睹了她的自卑，我觉得她是自己人。
这种关于“自己人”的划分也许有点不道德。虽然我们年龄差了那么多，但是它甚至有点像《天才女友》里Lila看见Lenu过得不好时，那种一半关切一半窃喜的感受——啊，她虽然那么好，但也不是全然的好。
得知她也会自卑，就像得知了青春期的女孩都会因为在没有门板格挡的洗手间换卫生巾而感到羞耻。我们知道这种羞耻是没来由的，但是因为有人先分享了这份羞耻，你就知道这一切不是因为你做得不对。
我不认为这是一件真正的“好”事，但是世界上有人分享成功学，也有人坦率地分享自己的自卑。它给我20多岁天天想死的人生带来了很大的宽慰。
最近女朋友给我分享了人物出的《女性是一束光》里的她讲的一段话，大意是女性在某个行业的崛起也意味着这个行业的衰落，因为快速增长期已逝，行业衰微，女性才能分一杯羹。比如女导演越来越多，因为电影已是一艘沉船。
你很难站在咱们刚腾飞30年的电影史里面举证这句话的对与不对，但是我一下子又开始厌烦她这种扫兴的正确。
啊，你也许说的是对的，但是也太扫兴了啊！
因为她这篇名字叫《在场》，我误打误撞又找到了一个新京报的女性学者采访合集叫《开场》。然后实证了自己5年前在北大教室里获得的那种感觉。
她在采访里说，“事实上，我与某种内在的极度自卑，或者说是自我否定和自我厌恶感搏斗了几十年。…大约经历过四十大惑之后，我多少战胜了这一点，至少是治愈了自己的心理病态。从这个意义上，我毕生在学习一件事：接受自己和背负起自己。”
最近重新面对工作，每当我觉得自己不够qualified、不够格的时候，总会想起这件事。她和我一样，也生活在与极度自卑的搏斗里。
这段话下面有很多评论，有人说长难句其实是她的护身软甲，是文字版立体防御buff，当然也起源于80年代开山劈岭时译介西方著作的影响。
我重新审视这种扫兴，觉得这是从事批判性文化研究的必然结果。
事实上，我在电影学院的抑郁很大程度上也源于一直在做解构的研究，而没有真的拿起机器来做些什么。我明明知道自己有选择，可以拍点什么的，却因为我已经熟悉的那些扫兴的清醒和正确，一直郁郁寡欢地蜷缩在一个安全的角落里。
我聚焦在那些没有答案的问题上，这种感觉常常让我觉得十分无力。这条路不通，那条路让我痛苦，第三条路也不是全然的好。
而我自己精神问题的好转，也是从走出那个没有答案的理念世界开始的。
她在采访中不止一次地提到：我仍然未能确认“我要什么”的问题；只有历史能够回答；批判意味着什么，导向何方？为什么表达自己的需要会让人失语？我无法承担动员人们的责任，因为不知道我们要到哪里去。
这不是一句完美主义就可以掩盖的，因为没有什么能比理念与现实的落差更痛苦，只要着手建构，就会有落差。
我喜欢电影但不知道有什么是值得拍的。直到前阵子我终于决定踹自己一脚去拍个短片，忙忙碌碌了一周，开机前焦虑到给我妈打电话大哭。
那时候最难过也最清楚的领悟就是：一旦去做了就要接受自己只能做成这样了。如果不做就可以活在我不行只是因为我没做，只要做了我肯定….的想象中。
而且，做导演意味着不断的非此即彼的判断，去说出自己想要什么，去告诉别人应该怎么做。在我的想象中一切都如此陌生，我真的习惯为别人着想为别人服务了，做自己的主人是如此陌生。但是做起来发现还挺好的。
她在《开场》的访谈里说，虽然尽力弥合代际差异去沟通，但也惊异于现在年轻人对既有体系的驯服，难道不能去尝试一些改变吗?
二十岁这样想是必然，三十岁有心力想这些是受到了上天的恩典，六十岁还能关心这些，简直是莫大的幸运。
但是回望我过去短短的人生经验，只有活在理念里才不必被驯服，只要去做事（涉及到多人多环节的）就一定有与系统的同谋。无法革命，只能以自己的精神力量为代价去微调。假如要在现行的系统下生活却不受所迫，需要巨大的精神力量和相对宽松纯净的生活环境。
我觉得她的幸运在于，时代帮助那时的人们聚焦了自己的选择。因此即使生活在困惑中，也能定定地将研究之路走下去。她自己也想得很清楚，没有既评价又创作，没有这种层面的撕裂，也没有选择冗余的麻烦。
所以有趣的是，她评述女性增加意味着行业下行时如此扫兴，却仍然对自己和青年一代怀揣着非常无指向的、理念化的希望。
这也是一种身为女性的自卑啊。因为在后一种语境里她是无性别的人，便可以大大方方地积极起来，而在前一种语境中则是女人。
东亚人每一句扫兴的正确里，总是暗含着一点希望和期待的。
本科破格进入北大成为教师、丰富的第三世界游学经验、一代又一代最聪明学生们的景仰、和今日社交媒体的海量关注与讨论，都没能将社会从她那里夺走的女性主体性还回来。
我足够了，我的存在本身就是足够的，我有能力去引领人们去到一个我觉得有希望但还不够确信的方向——我甚少在女性身上看到这样的特质。
又或者说，我其实已经看到了，但是她们自己却由于谦逊和谨慎不肯承认。
作为公共学者，她承托起文化研究这样一个学科，进入大众视野，实现了以解构为方法的建构。
之前也刷到过对她语言风格的反讽，我觉得这是因为我们对简洁和确定性的需要盖过了一切思考过程。可是别忘了，情绪与思考过程才是人类独有的，输入和输出，机器都能做到。
我常常觉得戴锦华所讲的那些不确切、犹豫和繁复，恰恰是她无法流程化的思考过程，也是存在于我们的脑海中，但没有勇气直接原样输出的思考过程。
眼泪也是思考过程，只是我们没办法用眼泪交流，它太不确切。
思考过程是爹味的反面。
恰恰是因为她暴露得这样坦诚，才为更多的人增加了与她相互连接的可能。
恰恰是因为她没有打算“活在当下”“疗愈心灵”“健康生活”“适应环境”，而是让二十世纪的大失败和现代性的复杂彻底入侵了自己，在这条困惑的路上一直走了下去；所以，她的困惑让这么多人照见了自己的困惑，所以这她只凭具体地描述这困惑本身，就足以有其巨大的影响力。
“当我真正考虑自己或许应该成为一个行动者、一个建构这，而不只是批判者的时候，新的问题出现了，这个问题到今天也没有解决：我知道我不要什么，但我不知道我要什么，我不能够完整有效地去形构、想象我渴望的世界样态。”
“动员意味着责任。当我动员了人们，某种意义上，我必然承担起责任。问题是，我无法回答我们要到哪里去这一基本问题。…我不想成为一个动员者。”
她确实没有动员人们去往任何一个方向，没有描绘什么美丽新世界的蓝图，但她印证了分享思考过程的价值。
而且即使携带着所谓的极度自卑，也并不影响她已经走了这么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