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可平：如果违背了政治学的公理，无论是谁都会受到惩罚
有的地方，白天开会讲一套，到了晚上，私底下又会说，白天讲的不算，现在和你讲些真实情况。大家都想讲真话，可是为什么真话这么难?因为我们的不少制度设计，违背了另一条政治学原理：由上及下的政策指令信息与由下及上的政策效果信息不能走同一条管道。谁要是违反了这套规律，毫不例外，得到的信息在相当程度上是不真实的。
本文系俞可平教授在北京大学公开演讲，原题是《政治学的公理》
俞可平教授
政治学的历史非常悠久，是历史最悠久的学科之一。这门学科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00多年。他是许多学科的奠基人，写过很多书，其中一本叫作《政治学》。
如果问亚里士多德，这么多学科，哪个学科最重要？我相信他一定会说政治学。他在《政治学》说，政治学是“master science”，即“首要学科”或“主导学科”。为什么？因为政治学关系到共同体的善或者公共利益。
27年前，我在北大给学生讲课，讲到政治学、经济学和伦理学的区分。我说，经济学主要研究怎么以最低的成本生产更多的产品，以最低的投入产出更多的效益，产品生产出以后怎么分配，是政治学的事情。
政治学有许多的定义，在世界范围内来看公认度最高的一个定义是：政治是关于重大利益的权威性分配。在国内也是这样，如果走上工作岗位，你的领导说什么什么很重要，要从政治的高度来对待，这就是最重要了。
去年有位法国的经济学家写到，经济学已经不讲分配了。当经济学一讲分配的时候，经济学就不是纯粹的经济学了，叫政治经济学。
政治与人的根本利益相关，不同的利益就会有不同的立场，从而形成不同的观点。因此，对政治学的公理很难形成共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情况在政治学中普遍存在。
政治学确实很复杂，但政治学有自身的公理。如果违背了这些公理，无论是谁都会受到惩罚。
谁生产权力，权力就对谁负责
举个例子，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官员是人民的公仆。按理，公仆应该听主人的话，可是，你看很多官员对上唯唯诺诺，对主人百姓则颐指气使。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现在一些官员的选拔制度，违背了一条政治学公理：谁产生权力，权力就对谁负责。
如果这个官职是老百姓给的，那这个官员就必定听老百姓的话。如果这个官职是上级领导给的，那他当然就只对上言听计从了。
执政能力与制度设计：政须出一门
现在，官员队伍很庞大，这么多的官，还非常幸苦。
北大有个博士做过调查，某省县级层面的机构就有124个。但那么多官，大家依然非常辛苦，有句话说是“5+2、白加黑”。经常听官员讲，礼拜六保证不休息，礼拜天休息不保证。有一次，我到一个地方去调研，地方一个很重要的领导跟我讲，他说我想不清楚，我们一些干部“从早上鸡叫干到晚上鬼叫”，有忙不完的事，怎么老百姓还是不满?
为什么？这就是因为我们相当部分的制度设计违背了政治学的一条原理：执政能力与制度设计密切相关：政须出一门。如果一件事有好多部门管理，那么效率肯定低。
大家都是读书人，就拿出书做个比方。要按出版规定，出书要报选题，好多选题出版社自己不能决定，比如说宗教主题的要到宗教局去审，外交议题的要到外事部门去审，民族主题的要到民委去审，领袖人物的要到党史办去审。稿子交给出版社，出版社拿不定主意就交给主管部门的领导，主管部门领导看完再送给中央有关部门，然后这些领导一本一本审。你看看，出版社出本书要经过这么多部门，有这么多人审阅，官员当然忙不过来。
决策指令和效果信息不能走同一管道
还有另一种现象，上面领导到下面去调研发现很多数据不真实，有水分。中央领导去地方调研，地方肯定要做准备，但很多准备其实是造假，有的连“群众”都是干部扮装的。有的地方，白天开会讲一套，到了晚上，私底下又会说，白天讲的不算，现在和你讲些真实情况。
大家都想讲真话，可是为什么真话这么难?因为我们的不少制度设计，违背了另一条政治学原理：由上及下的政策指令信息与由下及上的政策效果信息不能走同一条管道。谁要是违反了这套规律，毫不例外，得到的信息在相当程度上是不真实的。
我想中央肯定不希望下面的干部说假话，老百姓也不喜欢干部说假话，不希望政府说假话。但是想一想，如果我是这个政策的制定者和实行者，又要我来评价这个政策的效果，要是我说这个政策效果不好，这不是打自己耳光?如果这个政策不是我制定的，是上级政府制定的，我去实行，如果其他部门或地方都说好，就我说这个政策不好，上级部门会不会说我执行能力不行?于是假话就难以避免。
权力须受到制衡，并形成封闭的环
还有一个现象是，贪污腐败，现在整治力度很大，抓起来的“老虎”有100多个。其实，历届领导人都非常重视反腐。3年前，我的一个博士后专门梳理过党内法规，一共有102条党内法规是与廉政有关的。详细到管到你吃饭，“四菜一汤”还是“三菜一汤”。这么严，为什么还有贪官?
作为一个政治学者，我们看到的是制度问题。如果几个官员腐败，那确实是他信仰缺失等等，如果是一片官员腐败，那肯定是制度出了问题。正像一个鱼塘，有几条鱼死，那可能是鱼本身的问题;便若有成片的鱼死亡，那必定是鱼塘的水有问题了。有人认为说制度问题就是贬低我们自己，其实并非这样。说制度有问题不是说我们的基本制度有问题，而是指那些具体的权力监督与制约制度出了问题。
权力必须受到制衡，这句话很多人都知道。但是后面还有句话很多人不知道，权力不但要受到制约，而且还要形成封闭的环。不能有一个环节缺失，只要有一个关键环节缺失，那么其他的环节都无效。特别是对第一把手的制约，缺漏太多。
这两年，第一把手腐败的案件大幅度上升。其中有不少地方的政协领导出了问题，不了解中国政治的人，以为政协腐败严重。实际上，这些出事的政协领导此前多半担任过地方的书记，犯案多半是在他任第一把手时。
下属权利原则
在民主政治条件下，官员权力的上下级关系并不等于官员权利的上下级关系。上下级官员之间的权力是不对等的，但他们作为公民的权利是平等的。但在现实生活中，“官大一级压死人”的现象比比皆是。
有些上级领导对下级可以为所欲为，下级在上级面前有时失去了自己的基本人格，如颜卑膝者有之，人身依附者有之。为什么下级和上级，会变成这样一种关系？因为，我们的有些制度违反了政治学中的“下属权利原则”。
也就是说，在行政体制内，权力有等级，行政有等级，这是现代政治基本的特征，也很正常。但是，公共权力的行使需要等级科层，不等于上下级官员之间在公民权利上的不平等。即使是下级，他也拥有自己的正当私人权利，其人格是独立的。
我们的许多制度设计违反了下属权利原则，例如，不同官员级别不仅薪水不同，而且在退休、住房、用车、医疗等方面都有不同的待遇，这种制度设计完全没有体现出“下属权利原则”。许多发达国家，在宪法里面都有这样的条文，就是下级也有自己的人格，有自己的权利，对上级履行公共职能的时候应当尊重上级，但你不能动不动就侵犯我作为下级的正当权利。
每个官员都有自己的“理性”
现在政治生活中有一个非常头疼的问题，就是公共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合法化，最后是合法利益个人化。同样是政府的官员，同样是处长，不同部门、不同地区之间收入差距比较大，这也是为什么今年开始中央推行新的《公务员法》，要把公务员的收入规范化。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有很多巨大的成就，经济发展了，人民生活改善了，社会进步了。但是，不同的利益群体事实上也已经形成了，不同的利益群体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有些群体掌握着决策权，在制定政策的时候自觉或不自觉地为自己的群体或部门利益倾斜。
每一个官员都有自己的理性，这个理性就是每个人都会追求自己的利益，只要是合法的利益，他追求是正当的。但我们现在的许多制度设计，没有考虑官员的这种“理性”，以为我们党的领导干部都是无私奉献不计私利的。
其实，官员是活生生的人，他有自己的利益，其行为遵循“理性”的原则。相应地，国家的制度设计，必须规范官员的“理性”，既保护其正当的利益要求，又防止其“理性”的过度扩张。
最近，著名学者、政治学家、北京大学讲席教授俞可平老师的新书《帝国新论》出版。
帝国新论
作者：
俞可平
出版社：
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23年5月1日
本书总结国内外帝国研究最新成果，弥补帝国研究以历史学为主，缺乏对帝国的一般性理论分析的缺憾，
从政治学角度阐述、辨析、廓清了帝国的一些基本概念，总结帝国盛衰兴亡的普遍规律，并以亚述、波斯、亚历山大、罗马、蒙古、奥斯曼、西班牙和英国等八大帝国兴衰历程为例，讨论帝国的本质属性和典型特征，研判全球化时代国际秩序的未来
。
这是一次对政治学与国家研究关键概念的全面廓清，更是一场对全球化与国际秩序过去未来的深刻反思。
作者的结论十分明确：帝国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但帝国主义还将长期存在；任何国家，无论其多么强大，也无论其领导人或政治精英集团对帝国的梦想多么执着，都不可能成为昔日的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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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摘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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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帝国战舰“闪电号”
库马尔说：因为帝国被视作过去的遗留物，人们对历史的具体情节缺乏兴趣，包括帝国的治理原则、帝国的目标愿景以及帝国代表的这种特殊政治实体。于是，人们对帝国既反感，又漠视。
大家都认同，“帝国”一词自20世纪初就带有负面内涵，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反殖民主义的浪潮中达到巅峰。
今天没人会为帝国辩护，至少不会像过去那样，存在那么多传统帝国的拥趸。
然而，正如我们在前面指出的那样，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随着全球化对民族国家的巨大冲击，人们对现存的世界秩序产生了怀疑，
帝国的梦想又在许多人心目中死灰复燃，帝国又引起了学者们的重新关注。
随着帝国研究的重新回归，关于帝国问题的争议又再度出现。除了历史学者和政治学者关于帝国的定义、特征、要素、兴衰、类型等学科的或学术的分歧与争议外，更实质性的争论在于帝国对于世界和平与秩序的价值、在全球化时代帝国存在的现实可能性，特别是关于今日世界的超级强国是否属于帝国的范畴这一问题。
拙文《帝国新论》在2022年第2期的《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刊出的当天，适逢俄罗斯大举进兵独立的主权国家乌克兰，俄乌冲突的爆发令世人无比震惊，拙作也因而收到了国内外学界同行的热烈反应。其中使我印象最深的是三种对拙文的不同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俄罗斯就是当今的帝国，传承沙皇的帝国传统是俄罗斯权力精英挥之不去的梦想；
一种意见认为，美国是当代世界无可否认的帝国，而且是目前唯一的超级帝国；
还有一种意见令我十分错愕，竟然认为中国是正在崛起的“新帝国”。
这三种不同意见的背后其实存在着一个共同的逻辑，即
公元2世纪初罗马帝国的版图
这就引出了一个更为深刻的问题：帝国在人类历史上究竟有着何种命运？它的历史使命已经终结了，还是将继续延续？至今仍然做着帝国大梦的人们，其梦想必将幻灭，抑或将梦想成真？
对这些问题的解析和回答，不仅是政治学者的学术责任，也是其政治责任；不仅是一种纯学术的探索，也是一种重大的现实关怀。因为
帝国的命运不仅事关人类的政治想象和未来前途，也直接关系到全球化时代新的世界秩序的构建，关系到大国的全球战略和人们对待现实的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正确态度。
我自己的结论十分明确：
帝国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但帝国主义还将长期存在；任何国家，无论其多么强大，也无论其领导人或政治精英集团对帝国的梦想多么执着，都不可能成为帝国，包括当今公认的最强大的美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