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科扎记：关于“消极的异化”
（本篇不备引用或异轨列表，仅以杂文论述）
在基层工作的伴侣国庆请好了假回家，原定10号回来上班，但今天突然收到大领导明早开会的通知。焦虑的同事让她改签临飞机票。此一“逆天”操作把伴侣气得不行。像今天这样的“紧急”状况不胜枚举。在基层，大领导做事从来不和部下商议，也不管自己亲手签字的放行假条有无效力，只要有临时任务下达，它便强制所有人留下来，但凡有人找理由请假，它都连带科室负责人批评；严重的，间接漠视该部门提出的需求，工作加压加码。长此以往，各个科室遇到它都像惊弓之鸟。生怕它有什么灵机一动让全体干部职工遭殃。
人文主义的管理技术或许越来越容易在企业中看到，经常也被描述为资本主义让劳动者安心出卖剩余劳动力的骗局。而在体制内，被认为做出了优秀政绩的领导基本都不屑于戴上这种面具，强硬、霸道、冷酷、高效、控制狂是他们的特点，民主集中制多数情况是形式主义摆设（那些年纪轻轻意气风发坐上地区sj之位的，都有这一惯的作风）。但显而易见，压力如此之大反抗也并未发生，一方面是公职人员不归劳动法管辖，缺乏法理层面的维权依据；另一方面是党政机关内部管理逻辑的特殊性，它不是enterprise，这影响了公职人员的生活风格（life style）。基层概念被强硬符号秩序所贯彻。基层是万能的，如果不能那就是基层人员的执行不到位。那它们（作为人员的集合）就不是合格的基层。为了名（symbol）副其实，基层人员唯有学习效仿积极奋进。不认同的人员只能被浪潮拖着走，如果有幸在知天命之年升任科长，也容易负责弱势部门。
这点也是去年yq时期对zg治理逻辑的继续讨论。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启蒙理性的夸张的强迫症逻辑：上面的想法总是好的，下面执行不到位而已。而这种心因性“阳痿”也的确是一些强迫神经症的表征之一。绝不承认/接纳自己的“软弱”只会让问题捉襟见肘（这同时又牵扯复杂的历史包袱；取决于我们能否接受“无法复兴”的历史或然性；取决于反殖民方式的磋商和世界体系的代价）。这同样是管理部门与市民社会的共谋。务求完美符合信念，务求蒸蒸日上，务求事件有单数或复数最终责任人是我们一贯的思路要求。
历史唯物主义的假象笼罩。尽管社会存在不是数量关系上占统治地位的集合，概念上却可被群像所代表。死亡、命运、社会、邪念等概念已经成为（或许还有新陈代谢的）实体（entities）。媒介意识形态手段在此推波助澜。各路职场剧、悬疑剧、刑侦剧、主旋律战争剧，似乎都在向我们宣告：复数肖像的堆叠就是“集体主义”本身。比起叙事机制的沉重负担，人物个性行为的符号演绎更令人遐思神往，惹人爱恨情仇。于是意识中，关于角色太多，关于叙事太少；关于公正社会的信念太多，关于机制的理解太少；关于动念的想法太多，关于实践的操持太少。
因此，我们对“规训”耳熟能详且误读颇多，而对“控制”一无所知。规训社会和控制社会双轨制在此显现。规训社会作为一个控制过程，需要途径主体内在积极的自我审视过程落实“牧师权力”，以促使其思考行动上规避道德敞观的视猎，符合限定或非限定预期。在此区间，讨论生命政治是人格化的，人们聚焦于幸福义务带来的种种强迫症与痛苦。世俗化的规训概念为规训寻找主谋，背离了它盘根错节的装置特性；而控制社会以事务为中心，并不需要这种内在化过程，也不把心理操纵视为过程目标（process objectives），规训仅仅成为了可测量、可操作、可重复的技术手段。职场pua并不是亲密关系的pua，前者主要是事务主义的产物，根本不存在主体在操持他者内心的波澜。不会因为痛苦而自我满足，仅仅希望成事有余——此为“物喜”。关于职场pua的种种情绪化意见，也多少混杂了恋物的阴霾。总要有一个需要为自己的处境和心情负责的人格，如果它不能没心没肺地指向外部客体，便只能委曲求全，转向自我的攻击。这种意见多数泛滥于网络，从职场pua、“内卷”到“发疯文学”概念都在试图捕捉工作关系的反人类一面，同时具有反规训的诉求。因此这些人选择的是一条人文主义激情和此激情不断受到规制压抑盘剥的辩证范式，由此发展一套颇有庶民色彩的概念和理论。围绕这个范式的劳资纠纷催生了人本主义和人文主义管理技术，尽管此类骗局的肮脏目的已随着新自由主义泛滥昭然若揭，但它是这个斗争乏善可陈的成果，多少改变了一些劳动者，尤其是一些知识生产者的处境。
于此同时，控制社会的机制却始终没有得到清算。对于那些最终直面治理的暴戾残酷却忍气吞声以至习以为常的人（他们往往随着年龄增长逐渐“去认同”了青春叙事这一陷阱），究竟是什么因素最终使其安身立命，最终成为一名合格的犬儒主义的“老油条”和“孺子牛”，乃至具有了某种凝视意义下的民族特色“隐忍”。
我将这种外显的犬儒主义理解为“消极的异化”的铺排。如果说“积极的异化”是特定关系中内在性生命为自我持存开展的持续斗争，是自殖民妄想的肥大，它的命题是关于自我的“理论”（theories），是关于命运与自由意志的演绎。“消极的异化”则是在关系中仅仅保留了斗争所具有的彻底分裂的残影，以一个不可磨灭的边界切分并安抚生命。前者或以“内耗”的具体形式陷入自恋抑郁的主体享乐（己悲），让能量摇摆于自我信念徒劳消耗；后者则荒诞地栖居于这种阳奉阴违的分裂之内，是能量的消散而非释放。因此“消极的异化”带来的异化是一种深层次的倦怠感，它使得倦怠本身就已经是一种倦怠。倦怠的感受业已成为应当被主体悬置的无意义。这里所引入的伦理判断是以伦理的取消为前提的，只要不再去思考价值，就不再有思考的痛苦。进而也就认领了一个不可更替的价值（所以说取消了实践的价值判断会完全陷入对伦理的缘木求鱼，因为最终我们贯彻的是hegemony），因为该价值并不主张它自己，主体也不以任何种形式期待它。它将异化引入到了互相不可捕捉的孤立状态。zg的治理逻辑重点在于（实在的）治理，而不是（观念的）逻辑，必要的时候，可以根本“反逻辑”，更不寻求信仰认同。社会的目标不是消灭和对抗痛苦，而是谵妄以至不知痛苦。“发疯文学”的惊艳之处是积极的异化对消极的异化的范式抵抗，前者是徒劳，后者则对压迫不知所谓。正因为“积极的异化”遍布于观念的战场，正在发生的“消极的异化”过程被掩护了。人文主义的争辩，放在体制内这种短兵相接的强硬管理关系里显得幼稚而徒劳。也因此，这种争辩会进一步强化转移在意识形态观念的争执中，并得以在安全的媒介公共平台释放。在zg，消极的异化似乎占据了一个令殖民者匪夷所思的中心位置，与他们对自我的关注和处理相颠倒。（同样的，宗主国一些“激进”思想旨在寻找去黑格尔化的后结构范式以超越“积极的异化”，而zg的经验也许说明了消解对抗、感悟纯粹差异带来的欣喜，只是“消极的异化”的糖果外衣）
这也是为什么，在一个不完备的控制社会中辩证法的思考仍然可以置于资本人文主义的框架之内有限地处理政治文化的伦理争议，而在控制论占统治地位的时期或场合，重新剔除人文幻象的障眼法转而凝思马克思主义留下的身物学（meat-physics）遗产就显得必要。这一思考要求我们把斗争的注意力转移给物体系织造的网络，不能继续放任能量概念囿于生机论的形而上学（这是反实在论的），重新思考原初行动，思考能量调度的过程。回到“我在我思之处（I am where I think）”。而这一理论诉求又不仅仅是面向群众。如果按照上述提到的治理（反）逻辑，行政部门也难以做到自洽，因为人文主义幻想已经渗透在治理过程之内（即，即便知道自己难以建立信任，依然在“唱响主旋律，打好主动仗”大作观念文章——一方面是仍然保持对不可放弃的信仰者的询唤，另一方面是自我实现预言）。否者，治理过程也就不会混杂意识形态方面的审慎，也就不存在针对个人的构陷和阴谋（而事实上这在体制内依然存在。管理部门到底不是孤立于社会的控制机关。它及组成它的社会成员本身也是广泛的社会互动的一部分）
要之，在体制内部这个人文主义管理式微之处。我们看到有别于“积极的异化”的“消极的异化”。而它普遍存在于zg现代性治理的过程的社会成员当中。现在泛滥的批判治理的人文主义激情，无法处理消极的异化的能量耗散。终归需要我们思考讨论在地的反对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