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论资本主义的辩证功能

〔加〕 马塞罗•默斯托（Marcello Musto）/文

摘要：本文分析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张是共产主义社会诞生的基本前提的观点。这是通过马克思的全部作品进行概述的，包括马克思早期的政治著作和最后十年的理论研究，特别是对《资本论》及其预备手稿的分析。马克思在这些作品中深入地强调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推动的生产增长与工人运动必须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先决条件之间的基本关系。最后，本文表明，在马克思生命的最后阶段，例如他研究俄国农村公社的可能发展时，马克思并未改变自己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看法，正如他在《大纲》中所描绘的那样。在对各种教条主义开展批判后，马克思认为俄国革命可能会以之前从未考虑过的形式和条件爆发。

关键词：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生产方式；东方主义

一、资本主义发展在早期马克思政治著作中的重要性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张是共产主义社会诞生的基本前提的观点贯穿于马克思的全部作品中。马克思在布鲁塞尔的德国工人协会所发表的公开演讲之一，后来收录在题为“工资”的预备手稿中，谈到了“资本、大工业、自由竞争、世界市场的积极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659页。]。面对工人听众，他说道：

“我无需乎向你们解释，没有这些生产关系，就不会创造出生产资料——解放无产阶级和建立新社会的物质资料，无产阶级本身也就不会团结和发展到真正有能力在旧社会中实现革命并使它自身革命化的程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659页。]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述道，工人阶级在封建社会末期危机期间的革命尝试都不可避免地遭到失败，“这是由于当时无产阶级本身还不够发展，由于无产阶级解放的物质条件还没有具备，这些条件只是资产阶级时代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2页。]然而，他们阐明了资产阶级时代的诸多特征：它不仅“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3-34页。]还“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4页。]他们毫不犹豫地宣称“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3页。]，通过利用地理大发现和新生的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3页。]此外，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资产阶级……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6页。]一旦它“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6页。]，并“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6页。]。这就是可能的。更为重要的是，资产阶级“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8页。]，运用这种武器的人是“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8页。]。无产者的增长速度与资产阶级扩张的速度相一致。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而言，“资产阶级无意中造成而又无力抵抗的工业进步，使工人通过结社而达到的革命联合代替了他们由于竞争而造成的分散状态。”[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3页。]

马克思在《1848年-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文中发展了类似的思想，认为只有资产阶级的统治“才能铲除封建社会的物质根底，并且铺平无产阶级革命唯一能借以实现的地基。”[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8页。]同样在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在评论当时的主要政治事件时，进一步将资本主义的概念理论化为新型社会诞生的必要先决条件。在和恩格斯写给《新莱茵报》的其中一篇述评中，他们认为，在中国，“世界上最古老最巩固的帝国8年来在英国资产者的大批印花布的影响之下已经处于社会变革的前夕，而这次变革必将给这个国家的文明带来极其重要的结果。”[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65页。]

三年后，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中，马克思断言，“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重建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86页。]他对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不抱任何幻想，深知资产阶级“不使个人和整个民族遭受流血与污秽、蒙受苦难与屈辱”[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89-690页。]，就没有实现过什么进步。但他也深信，世界贸易和人类生产力的发展，通过将物质生产转变为“对自然力的科学支配”[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91页。]，这正在为另一个社会奠定基础，即“资产阶级的工业和商业正为新世界创造这些物质条件”[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91页。]。

几年后，马克思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的有关印度军队起义的文章修正了他关于英国在印度进行统治的观点，当时他坚决支持那些“试图驱逐外国征服者”[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61页。]的人。另一方面，他对资本主义的判断在精彩的“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的演说”中得到重申，并且更具有政治色彩。在回顾了资本主义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工业和科学力量后，马克思告诉出席活动的激进分子，“蒸汽、电力和自动走锭纺纱机甚至是比巴尔贝斯、拉斯拜尔和布朗基诸位公民更危险万分的革命家。”[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79页。]

二、马克思经济学著作中的资本主义概念

马克思在《大纲》中多次重申这样的观点，即社会的某些“文明化趋势”[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5页。]通过资本主义表现出来。他提到了“对外贸易的文明化趋势”，以及“资本生产”的“文明化趋势”，这是一种从未在“早期的生产条件”中表现出来的“排他性”财产。他甚至赞赏地引用了历史学家约翰·威德的话，后者在反思劳动分工创造出自由时间的过程中提出，“资本不过是文明的另一种名称。”[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40页。]

然而，与此同时，马克思抨击了资本家“篡夺”了工人为社会创造的自由时间。马克思在一段非常接近《共产党宣言》以及1853年《纽约每日论坛》专栏中所表达的立场的段落中写道：

“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一方面创造出普遍的产业……另一方面也创造出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创造出一个普遍有用性的体系……因此，只有资本才创造出资产阶级社会，并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由此产生了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它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阶段，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一切以前的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真正是人的对象，真正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资本按照自己的这种趋势，既要克服把自然神化的现象，克服流传下来的、在一定界限内闭关自守地满足于现有需要和重复旧生活方式的状况，又要克服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见。资本破坏这一切并使之不断革命化，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0-91页。]

因此，在《大纲》时期，生态问题仍然处于马克思关注的背景下，从属于个人的潜能发展问题。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的积极意义最具分析性的描述之一，可以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找到。尽管这部巨著比过去更加意识到资本主义的破坏性特征，但也重申了资本产生的六个条件——特别是它的“集中化”——这是共产主义社会得以诞生的潜在的基本先决条件。这些条件是：1）协作劳动；2）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3）通过生产来占有自然力；4）制造工人只能共同操作的大型机械；5）节约生产资料；6）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对马克思而言，

“随着这种集中或少数资本家对多数资本家的剥夺，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日益发展，科学日益被自觉地应用于技术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计划地利用，劳动资料日益转化为只能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一切生产资料因作为结合的、社会的劳动的生产资料使用而日益节省，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74页。]

马克思很清楚，随着生产集中在越来越少的资本巨头手中，工人阶级的“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74页。]但他也意识到“雇佣工人的协作只是资本同时使用他们的结果。”[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85页。]他由此得出结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力的巨大增长——这种现象比以前的一切生产方式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大——为克服它本身产生的与社会经济相关的问题创造了条件，从而向社会主义社会迈进奠定了基础。正如马克思对非欧洲社会经济状况所考虑的那样，他在这里思考的重点是资本主义走向灭亡的过程。在《资本论》第三卷，他写道，“高利贷”具有“革命的作用”[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75页。]，因为它“破坏和瓦解了这样一些所有制形式，正是在这些所有制形式的牢固基础和他们以同一形式的不断再生产上建立着政治制度。”[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75页。]封建主和小生产的毁灭意味着“劳动条件集中”[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75页。]。

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写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表现为劳动过程转化为社会过程的历史必然性”[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89页。]。在他看来，“只要把工人置于一定的条件下，劳动的社会生产力就无须支付报酬而发挥出来，而资本正是把工人置于这样的条件之下的。”[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87页。]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最有利的条件只能随着资本的扩张而发展：

“作为价值增殖的狂热追求者，他肆无忌惮地迫使人类为生产而生产，从而去发展社会生产力，去创造生产的物质条件；而只有这样的条件，才能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建立现实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83页。]

随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使共产主义成为真正的历史可能性方面的决定性作用的思考，贯穿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可以肯定的是，他十分清楚——正如他在《大纲》中所写的那样——如果资本的倾向之一是“创造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那么它就会“把这些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变为剩余劳动”[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9页。]。然而，在这种生产方式下，为了使最大限度的劳动价值增殖，“生产某种物品的必要劳动量会缩减到最低限度”[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9页。]。对马克思而言，这是一个基本的方面，它所涉及的变化将“有利于解放了的劳动，并且也是使劳动获得解放的条件。”[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2页。]因此，资本“违背自己的意志，成了为社会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创造条件的工具，使整个社会的劳动时间缩减到不断下降的最低限度，从而为全体［社会成员］本身的发展腾出时间。”[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2页。]。

马克思还指出，要建立一个使个人的普遍发展能够实现的社会，“首先必须使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成为生产条件”[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2页。]。因此，他指出，资本的“伟大历史方面”指的是：

“创造这种剩余劳动，即从单纯使用价值的观点，从单纯生存的观点来看的多余劳动，而一旦到了那样的时候，即一方面，需要发展到这种程度，以致超过必要劳动的剩余劳动本身成为普遍需要，成为从个人需要本身产生的东西，另一方面，普遍的勤劳，由于世世代代所经历的资本的严格纪律，发展成为新的一代的普遍财产，最后，这种普遍的勤劳，由于资本的无止境的致富欲望及其唯一能实现这种欲望的条件不断地驱使劳动生产力向前发展，而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一方面整个社会只需用较少的劳动时间就能占有并保持普遍财富，另一方面劳动的社会将科学地对待自己的不断发展的再生产过程，对待自己的越来越丰富的再生产过程，从而，人不再从事那种可以让物来替人从事的劳动……由此可见，资本是生产的，也就是说，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重要的关系。只有当资本本身成了这种生产力本身发展的限制时，资本才不再是这样的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9-70页。]

在《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一章中，马克思重申了上述观点。在回顾了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局限之后——首先是，资本主义是一种“生产与生产者相对立，生产对生产者漠不关心”[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8页。]的生产方式——他把重点放在它的“肯定的一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8页。]。与过去相比，资本主义表现为“一种没有预先决定和预先被决定的需要界限所束缚的生产”[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8页。]。正是“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解释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4页。]。因此，马克思在他那个时代的社会经济条件下，认为这一过程是根本性的，也就是“创造财富本身，即创造无限的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必经之点，只有这种无限的社会劳动生产力才能构成自由人类社会的物质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8页。]必要的是“扬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个对立形式”[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26页。]。

同样的主题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反复出现，马克思强调，把“生产方式改造为一般的、公共的、社会的生产条件。这种改造是由生产力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的发展和实现这种发展的方式决定的。”[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4页。]

就最大限度地扩展生产力的能力而言，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是迄今存在的最具效力的制度。他也认识到，尽管人类遭受到无情的剥削，但资本主义有许多潜在的进步因素，它使个人的能力比过去的社会得到更多的满足。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生产主义主张、交换价值的首要地位和剩余价值生产的必要性深恶痛绝，他考虑了提高生产率与个人能力发展之间的关系。因此，他在《大纲》中指出：

“在再生产的行为本身中，不但客观条件改变着，例如乡村变为城市，荒野变为开垦地等等，而且生产者也改变着，他炼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5页。]

生产力的这种更加激烈和复杂的发展推动了“个人的最丰富的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0页。]和“交往的普遍性”[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1页。].对马克思而言，

“资本作为孜孜不倦地追求财富的一般形式的欲望，驱使劳动超过自己自然需要的界限，来为发展丰富的个性创造出物质要素，这种个性无论在生产上和消费上都是全面的，因而个性的劳动也不再表现为劳动，而表现为活动本身的充分发展，而在这种发展状况下，直接形式的自然必然性消失了；这是因为一种历史地形成的需要代替了自然的需要。”[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9-70页。]

简言之，对马克思而言，资本主义生产必然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相异化的普遍性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页。]马克思多次强调这一点。

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他指出，“生产越来越多样化，社会需要的范围和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的范围日益扩大，从而使人的生产能力得到发展，因而使人的才能在新的方面发挥作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60页。]在《剩余价值理论（1861-1863）》中，马克思明确强调，资本主义产生的生产力的空前增长不仅产生了经济影响，而且彻底改变了所有的政治和社会关系。

在《资本论》第一卷中，他写道“商品交换怎样打破了直接的产品交换的个人的和地方的限制，发展了人类劳动的物质变换。另一方面，整整一系列不受当事人控制的天然的社会联系发展起来了。”[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34页。]这是一个“同人的充分发展相适合的形式”[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79页。]发生的生产问题。

最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关于妇女解放和家庭内部关系现代化的某些趋势持积极态度。1866年，他为国际工人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起草的重要政治文件《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中，他写道：“现代工业吸引男女儿童和少年来参加伟大的社会生产事业，是一种进步的、健康的和合乎规律的趋势，虽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它是畸形的。”[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16页。]

类似的判断可以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找到，他写道：

“不论旧家庭制度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的解体表现得多么可怕和可厌，但是由于大工业使妇女、男女少年和儿童在家庭范围以外，在社会地组织起来的生产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也就为家庭和两性关系的更高级的形式创造了新的经济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3页。]

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农业和工场手工业的原始的家庭纽带，也就是把二者的幼年未发展的形态联结在一起的那种纽带，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撕断了。”[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78-579页。]其结果之一是“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79页。]，社会的历史动力，即资本主义生产“汇集在各大中心”[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79页。]。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预备手稿中经常使用辩证法，他认为“新社会的形成要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76页。]正在通过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过程的物质条件和社会结合成熟”[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76页。]而形成。因此，物质前提是为“新的更高级的综合”[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79页。]而创造的。虽然革命永远不会纯粹通过经济动力产生，而总是需要政治因素，但共产主义的出现“需要有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或一系列物质生产条件，而这些条件本身又是长期的、痛苦的发展史的自然产物。”[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7页。]

三、马克思后期政论文中的资本主义

类似的观点在《资本论》同时期或之后的诸多简短但却重要的政治文本中提及，这些文本证实了马克思思想的连续性。在《工资、价格和利润》一书中，他敦促工人认识到，“他们应当懂得：现代制度给他们带来一切贫困，同时又造成对社会进行经济改造所必需的种种物质条件和社会形式。”[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9页。]马克思在代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发给德国社会民主工党不伦瑞克委员会的“关于巴枯宁的机密通知”中指出，

“尽管革命的发起可能来自法国，但是只有英国可以成为重大经济革命的杠杆。”[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472页。]他解释如下：

“它是这样一个国家，唯有那里已经没有农民并且土地所有权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唯有这个国家中的资本主义形式——即劳动大规模地联合在资本主义企业的统治下——几乎笼罩了整个的生产。唯有这个国家中的绝大多数居民是雇佣工人。唯有这个国家中的阶级斗争和工人阶级在工联中的组织达到了一定程度的成熟和普遍性。由于英国在世界市场上占统治地位，因而唯有英国这个国家在经济方面的每个变革会立即在全世界得到反映。如果说英国是一个典型的大地主所有制和资本主义的国家，那末从另一方面说，在英国消灭大地主所有制和资本主义的物质条件也比任何地方都更加成熟。”[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472页。]

在《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的文章中，有重要迹象表明，马克思与俄国革命家在关于建立资本主义以外的另一个社会的先决条件方面，以及领导社会主义斗争的社会主体方面存在着根本分歧。马克思重申，“彻底的社会革命是同经济发展的一定历史条件联系着的；这些条件是社会革命的前提。因此，只有在工业无产阶级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在人民群众中至少占有重要地位的地方，社会革命才有可能。”[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695页。]

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对德国工人党统一纲领的各个方面提出了异议，他提出，“随着劳动的社会性的发展，以及由此而来的劳动之成为财富和文化的源泉，劳动者方面的贫穷和愚昧、非劳动者方面的财富和文化也发展起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30页。]他补充道，“应当在这里清楚地证明，在现今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怎样最终创造了物质的和其他的条件，使工人能够并且不得不铲除这个历史祸害。”[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30页。]

最后，马克思在逝世前三年写的一篇短文《法国工人党纲领导言》中强调，工人能够占有生产资料的一个基本方式是“集体占有方式，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发展为这种方式创造了物质的和精神的因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264页。]。

因此，马克思从19世纪40年代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表述，到19世纪80年代的最后一次政治参与，都强调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生产力增长与工人运动必须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先决条件之间的基本关系。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进行的研究帮助他重新审视了这一信念，并避免陷入许多追随者分析的经济决定论。

四、并非总是必要的过渡点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作为“必要的过渡点”，使得为建立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而斗争的条件得以展开。在《大纲》的另一段表述中，他重申资本主义是社会走向进一步发展的“过渡点”[《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0页。]，这将允许“生产力的最高发展”和“个人的最丰富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0页。]。马克思将“现在的生产条件”描述为“正在扬弃自身……为新社会制度创造历史前提的生产条件。”[《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0页。]

马克思强调资本主义倾向于自我毁灭的思想，他指出，“正如资产阶级经济学体系在我们面前逐步展开那样，它的自我否定也是如此，而这种否定便是它的最终结果。”[《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4页。]马克思声称他确信资本主义是“最后一种奴隶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68页。]。

“人类活动所采取的最后一种奴隶形式，即一方面存在雇佣劳动，另一方面存在资本的这种形式就要被撕破，而这本身是同资本相适应的生产方式的结果；雇佣劳动和资本本身已经是以往的各种不自由的社会生产形式的否定，而否定雇佣劳动和资本的那些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本身则是资本的生产过程的结果。社会的生产发展同它的现存的生产关系之间日益增长的不相适应，通过尖锐的矛盾、危机、痉挛表现出来。用暴力消灭资本，——这不是通过资本的外部关系，而是被当作资本自我保存的条件，——这是忠告资本退位并让位于更高级的社会生产状态的最令人信服的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68-269页。]

《剩余价值理论》进一步证实了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经济学诞生的基本阶段的观点。在这里，他表示同意经济学家理查德·琼斯（Richard Jones，1790-1855）的观点，“资本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仅仅被“接受”为“社会生产发展的过渡阶段”。马克思认为，通过资本主义，开辟了一种新的社会，一种新的社会经济形态，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只是向它过渡的一种形式。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及其预备手稿中阐述了类似的观点，在著名的在他生前未出版的附录“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中，他写道，资本主义是在“完全的经济革命”之后产生的，

“这种革命一方面为资本对劳动的统治创造并完成其现实条件，为之提供相应的形式，另一方面，在这个由革命发展起来的与工人相对立的劳动生产力、生产条件与交往关系中，这个革命又为一个新生产方式，即扬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个对立形式的新生产方式创造出现实条件，这样，就为一种新形成的社会生活过程，从而为新的社会形态创造出物质基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47页。]

在《资本论》第一卷“资本的积累过程”的最后一节中，他写道：

“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74页。]

尽管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必要的过渡，为工人运动争取共产主义社会改造创造了历史条件，但他并不认为这一思想以僵化的、教条式的方式应用。相反，他不止一次地否认——无论是在已出版的还是未出版的文献中——他对历史的单向解释。在这种解释模式中，任何地方的人类都注定要走同一条路，经历同样的阶段。

五.俄国的可能道路

在马克思生命的最后几年，他否定了那些错误地归咎于他的论点，即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在历史上是不可避免的。当他发现自己被卷入关于俄国资本主义可能发展的辩论时，他就表达了与那些论点的距离。俄国作家和社会学家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在一篇题为“卡尔·马克思在尤·茹柯夫斯基先生的法庭上” 的文章中指责他将资本主义视为俄国解放不可避免的阶段。马克思在给政治文学评论杂志《祖国纪事》的一封信中回答说，在《资本论》第一卷中，他“只不过想描述西欧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封建主义经济制度内部产生出来的途径”[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65页。]。马克思提到《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中的一段话，其中指出，农村群众与其生产资料的分离的基础是“对农民的剥夺”，但“只是在英国”，这一过程“才彻底完成了”。并且“西欧的其他一切国家都正在经历着同样的运动。”[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65页。]因此，他研究的对象是“旧大陆”，而不是整个世界。

在这个理论空间视域中，我们应该理解《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的著名陈述：“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页。]马克思在面向德国读者写的序言中指出，“我们也同西欧大陆所有其他国家一样，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页。]在马克思看来，除了“现代的灾难”之外，德国人还受到“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的压迫，“这些灾难的产生，是由于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页。]可能是为了德国人，马克思指出“德国的情况远不是那样坏而乐观地自我安慰”[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页。]，马克思声称，“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页。]

马克思还对其他欧洲国家表现出灵活的态度，因为他不认为欧洲是一个同质化的整体。1867年，他在伦敦的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后来发表在日内瓦的《先驱报》上）的演讲中认为，德国无产者能够成功地进行革命，因为“与其他国家的工人不同，他们不需要经历资产阶级发展的漫长时期。”

马克思在1881年表达了同样的信念，当时革命者维·伊·查苏利奇征求他对农村公社未来的看法。查苏利奇想知道公社是否会以社会主义的形式发展，或者它是否注定要灭亡，因为资本主义也必然会强加于俄国。马克思在答复中强调，在《资本论》第一卷中，他明确地把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必然性”限制在西欧各国的范围内”，资本主义使“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彻底分离。”[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70页。]

在这封信的初稿中，马克思详细阐述了农村公社与更先进的经济形式共存所产生的特点。他指出，俄国

“处在文化较高的时代，和资本主义生产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俄国吸取这种生产方式的肯定成果，就有可能发展并改造它的农村公社的古代形式，而不必加以破坏”[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44页。]。

农民“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78页。]

对于那些认为资本主义也是俄国不可避免的阶段，以历史不可能飞跃发展为由，马克思讽刺地问道，这是否意味着俄国“为了获得机器、轮船、铁路等等”一定“要像西方一样”不得不“先经过一段很长的机器工业的孕育期呢？也可以向他们提出这样的问题：他们怎么能够把西方需要几个世纪才建立起来的一整套交换机构（银行、股份公司等等）一下子就引进到自己这里来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75页。]显然，俄国或任何其他国家的历史，并非不可避免地要追溯英国或其他欧洲国家的历史所经历的所有阶段。因此，公社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可能在不必经过资本主义的情况下发生。

在同一时期，马克思关于前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理论研究汇编在他的《人类学笔记》中，这将他引向与他给查苏利奇的答复中表明的立场相同的方向。在阅读美国人类学家路易斯·摩尔根（Lewis Morgan，1818-1881）著作的启发下，马克思以宣传的口吻写道：“欧洲和美洲”，资本主义生产最发达的民族，“正力求打碎它的枷锁，以合作生产来代替资本主义生产，以古代类型的所有制最高形式即共产主义所有制来代替资本主义所有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43-444页。]

马克思的模式根本不是“单个人”产生的“原始类型的合作生产或集体生产”，而是源于“生产资料公有化”的模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34页。]他并没有改变他对俄国农村公社（彻底批判）的看法。在他的分析中，个人和社会生产的发展完整地保持了它们不可替代的中心地位。

因此，在马克思对俄国的反思中，与他之前的思想并没有戏剧性地决裂。与过去相比，新的因素伴随着他的理论政治立场的成熟，这使他考虑了他早些时候认为无法实现的其他可能的共产主义道路。

六、结论

社会主义的发展在俄国是合理的，其唯一基础并不是马克思对俄国经济形势的研究。与俄国民粹主义者的接触，就像十年前他与巴黎公社的接触一样，使他更加愿意接受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历史不仅会见证一系列生产方式，而且会见证革命事件和产生这些事件的主观性的破裂。他感到必须更加注意历史的特殊性，以及不同国家和社会背景之间政治和经济状况的不平衡发展。

除了不愿意接受预先确定的历史发展在不同的经济和政治背景下可能以同样的方式出现之外，马克思的理论进步是由于他对资本主义在经济落后国家的影响的思想的演变。他不再像1853年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的一篇关于印度的文章那样，坚持“资产阶级的工业和商业正为新世界创造这些物质条件”[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91页。]。得益于对国际政治变化多年的详细研究和密切观察，使得马克思形成了一种与他三十多岁作为记者时所表达的关于英国殖民主义的不同视角。资本主义在殖民地国家的影响现在对他来说看起来非常不同。在提到“东印度群岛”时，他在给查苏利奇的一封信草稿中写道：“谁都知道，那里的土地公社所有制是由于英国的野蛮行为才消灭的，这种行为不是使当地人民前进，而是使他们后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48页。]在他看来，英国人所做的一切“不过是破坏了当地的农业，使荒年更加频繁，灾难更加严重。”[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51页。]资本主义并没有像其辩护者吹嘘的那样带来进步和解放，而是掠夺自然资源、环境破坏以及新形式的奴役和人类依赖。

马克思在1882年回到了资本主义与过去的共同体形式同时存在的可能性。一月，在他与恩格斯合著的俄文版《共产党宣言》的序言中，俄国农村公社的命运与西欧无产阶级斗争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在俄国，我们看见，除了迅速盛行起来的资本主义狂热和刚开始发展的资产阶级土地所有制外，大半土地仍归农民公共占有。那么试问：俄国公社，这一固然已经大遭破坏的原始土地公共占有形式，是能够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公共占有形式呢？或者相反，它还必须先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呢？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页。]

1853年，马克思在为《纽约论坛报》撰写的《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中已经分析了英国人在中国的经济存在所产生的影响。马克思认为，这个国家的革命可能导致“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引爆，这个普遍危机一扩展到国外，紧接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12页。]他补充说，这将是一个“奇观：当西方列强用英、法、美等国的军舰把‘秩序’送到上海、南京和运河口的时候，中国却把动乱送往西方世界。”[《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12页。]

此外，马克思对俄国的反思并不是他认为活跃在社会经济背景不同的国家的不同革命运动的命运可能相互交织的唯一原因。从1869年到1870年，在国际工人协会的各种信件和一些文件中——也许最清楚、最简洁的是给他的革命同志齐格弗里德·迈耶尔（Sigfrid Meyer，1840-1872）和奥古斯特·福格特（August Vogt，1817-1895）的一封信——马克思将英国（“资本大本营”）的未来与更落后的爱尔兰的未来联系起来。前者无疑是“至今统治着世界市场的强国”，因此“目前对工人革命来说是最重要的国家”;它还是“这种革命所需要的物质条件在某种程度上业已成熟的唯一国家”[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12页。]。

然而，“对爱尔兰问题作了多年研究之后”，马克思已经确信，“给英国统治阶级以决定性的打击”——自欺欺人地说，“对全世界的工人运动是有决定意义的”——“不是在英国，而是只有在爱尔兰”[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27页。]。最重要的目标仍然是“加速英国的社会革命”，但“加速这一革命的唯一办法”就是“使爱尔兰独立”[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29页。]。无论如何，马克思认为工业、资本主义的英国是工人运动斗争的战略中心;爱尔兰的革命，只有在“两个国家的强制的合并”停止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将是一场“社会革命”，它将“以古老形式”[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473页。]表现出来。在现代生产形式刚刚发展的国家中颠覆资产阶级政权，不足以使资本主义消失。

马克思晚年得出的辩证立场使他摒弃了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只能通过某些固定阶段才能构建的观点。他所发展起来的历史唯物主义绝不是经过多次简化后的机械组装。它不能等同于这样一种观点，即人类历史是生产方式的渐进继承，仅仅在为不可避免的结论（即共产主义社会的到来）做准备。

此外，他明确否认资本主义在世界各地的历史必要性。在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他试探性地将“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的发展列为“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29页。]的终结。类似简短的表述可以在其他著作中找到。然而，这一思想只是马克思关于不同生产形式起源和发展的更大著作的一小部分。他的方法不能简化为经济决定论。

马克思并没有改变他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概况的基本观念，正如他从《大纲》开始勾勒的那样。马克思对过去的模式化和以他的名义出现的新教条主义予以批判，认为俄国革命有可能以从前从未考虑过的形式和条件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