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名校毕业生近七成选择体制内工作？”
你可能很关心这些社会议题，想和别人谈谈它们，但是似乎没有一个场合可以开口。在网上，你担心被网暴，在饭桌上，谈论社会议题又过于严肃。
近两年，成都的线下活动变得十分蓬勃，新增了好几家书店、空间，每周举办大量的活动。为什么是成都？为什么是这里产生了我们称之为“公共生活”的东西？
今年夏天，我前往成都，想看看这里的公共生活是如何生长出来的。
据说野梨树是成都精酿最好喝的书店，到成都的第一晚我便打算去野梨树喝酒。书店很不起眼，周边是三家按摩店，暖黄色的招牌上写着Book&Brew。店里正在举办开放麦，有几个演员是第一次上台讲脱口秀，有一个男孩忘词了，后来我发现几乎每个人都忘词。书店坐满了人，可能有二十或者三十个人，面孔都挺年轻，我迟到了半场，只能站在门口，几乎刚好能放上两只脚。还有一些人聚在门口聊天，他们都互相认识。疫情之后，成都的线下活动变得十分蓬勃，新增了好几家书店、空间，每周举办大量的活动。过去一年，在朋友圈、微博我不时会看到关于成都的活动海报（海报很漂亮）、活动现场以及聚会的照片，照片里除了成都本地的知识分子，总有一两张来自北京的熟悉的面孔，我隐约觉得那里在发生什么。我想知道这些书店和活动是如何生长出来，又塑造了怎样的公共生活。野梨树是其中一个代表，尤其受到年轻人的欢迎。他们喜欢这里温暖的氛围，墙上贴满了这一年的活动海报，五花八门，从历史、社科到音乐。老板是个男的，但是“不是那种顺直男”——一个同性恋男生说的，对女性友好，厕所放了卫生巾和卫生棉条。4月，国际新闻记者王磬从欧洲回到阔别三年的中国，在野梨树做了一场活动，活动没有主题，也没有时长限制，主持人介绍完她之后就喝酒去了，留下嘉宾和观众面面相觑。王磬开始询问观众，为什么来参加活动，最近怎么样，就像朋友聊天，然后很自然地交流起这三年的生活经验，有的人说哭了，有个观众带了蛋糕，大家吃着蛋糕，唱着歌，从傍晚聊到深夜，留下来的人干脆去吃夜宵。凌晨三点，王磬才回到酒店。野梨树刚开业一年多，老板叫朱彦，今年29岁，染了一头黄发。去年3月，朱彦辞掉工作，彻底闲了下来，开始思考接下来他该干些什么。也许可以找一家出版社做编辑，他也很合适，不过成都这样的工作机会很少，大部分工作地在北京、上海。朱彦一直很喜欢文学，他打算留出整块的时间完成一部十万字左右的长篇。他有一些积蓄，不过为了省钱，他打算回湖北老家。自从大学毕业后，他就没有在老家长待过，他想这将会是一段惬意且专注的关于写作的生活，至少出发前他是这么以为的。落地武汉之后，他被隔离在酒店。他完全失去了写作的欲望和状态，一个字也写不出来。他知道这本书泡汤了。隔离完他就定了回成都的机票。那时，他还不住在成都，而是住在明月村，离成都市区大约九十公里远。明月村是一个艺术家村落，是近十年兴起的用艺术、人文进行乡村振兴的典型。朱彦在那里负责一个两百多平米的空间，卖书、做活动和展览，接待来自各地的创作者，和艺术家、政府对接。他发现自己很擅长做这些事，和书打交道也让他觉得自在。对朱彦来说，开书店的想法萌发得很早，不过总是没有合适的时机去做，这也很平常，年轻时候的想法会不知不觉被生活的惯性所淹没。但在那个时候，他觉得就是现在了，现在就去做，不要等了。另一个原因是，他对乡村生活产生了厌倦。2016年，他读了一些书，比如梭罗的《瓦尔登湖》，记录了作家在湖边的隐居生活，那种自然朴素的生活十分吸引他。对他影响最大的是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的一句话：“脱离城邦者，非神即兽。”意思是人是城邦的动物，只有在城邦的共同生活中，通过与人交谈，人才具有理性，离开了城邦生活，人就失去了人的本质属性。他想真的是这样吗？在神与兽之外，有没有第三条路？第二年，他离开成都，去了浙江丽水的一个村庄，参与当地的民宿项目，后来他做的事情都和文旅相关。有六年的时间，他游荡在浙江和四川的乡村。到了去年，他有种回归城市的迫切感，如果要开书店的话，这当然是必须的。还有一些细小的现实的烦恼，比如当他想吃一碗日式拉面或者看一场演出，就得开一个多小时的车去成都。他和村里的朋友聊，问她你在村里生活了这么多年，最让你觉得困难的部分是什么？女孩回答，她喜欢做美甲，但是村里没办法做，她不得不每周坐车到城里做。是的，就是美甲。在决定开书店之前，他去找了一些做书店的朋友聊，得到的建议都是不要开书店。他在成都二环边找了一间五十多平的门面，花了两个月装修，在家具厂定制书架和桌子，最重要的是酒，在开书店之前，朱彦喝过一千多款啤酒，在书店行业估计没有人比他更懂精酿了。2022年夏天，野梨树书店开业了，书店的名字取自土耳其导演锡兰的电影《野梨树》，这部电影的主角和朱彦的经历有些相似，刚刚大学毕业，正准备出版自己的第一部小说，并为此回到了家乡。我被野梨树年轻的气质所吸引，这里给人温暖安宁的感觉，可能和朱彦的性格有关，他有种和年纪不相称的平和。成都曾有一个记者采访朱彦，稿子把我看笑了，但描述得挺准确：“为了完成这篇文章，2023年的3月我多次拜访野梨树。每次都会与主理人朱彦进行或长或短的交谈。但每次访谈结束后，我的心里常常涌起一股未完待续的缺失感。而这样的感觉在成稿阶段，到达顶点。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去重听采访录音，然后一次又一次地确认，没错——是朱彦。语言是柔和的——“总的来说，野梨树是一家书店”；用词也是准确的——“开放、公共，是一个大家来共建的文化空间”；你来我往之间甚至不乏风趣幽默——“注意，野梨树倡导的是酒神而不是酒鬼精神。”然而听他说完之后，我的稿子还是写不出来。直到有一天，在第不知道多少遍重新翻看与他的访谈笔记后，我突然意识到了问题所在，就是朱彦这个人——他没有抱怨。”朱彦希望它的书店变成某种精神性的存在，能够吸引各种各样的人到这里来。具体地说，就是要和现实生活发生联系。今年4月，朱彦在野梨树发起了一个拆除吧台的行动。他觉得书店里吧台圈成的那一小块地方就像领地，这是我的空间，你不能进来，更深层的意味是封闭和自我迷恋。他不喜欢这样。他希望书店能真正地走向公共。他做了一个决定：拆除吧台，把吧台区让步给公共生活。那天，他和朋友们在吧台上写字、画画，随意表达，等这个作品完成后，保留十分钟，然后所有人拎着锤子把它一起砸掉。朱彦说，这是一次宣告，意味着野梨树从1.0进入2.0，它可以容纳更多的人，也更公共，区别就是没有吧台。在成都，我住在武侯区的玉林。我在玉林散步，看见很多咖啡馆、酒吧和成群的居民楼。九十年代，这里住着诗人翟永明，她在玉林开了第一家白夜酒吧，供成都的艺术家、诗人和作家夜夜笙歌。2017年，赵雷的《成都》带火了小酒馆和玉林西路，游客追随着这首歌涌入玉林。我对成都公共空间的印象也来自于此，但这两个地方都没有意图营造更广阔的生活，它们指向的是一种文化形态，和现实的关联并不紧密。2019年10月底，一苇书坊在玉林开业，起初只有一间房，后来又租了一间，两间一共九十平。书店老板叫阿俊，他对一苇书坊的定义是，成都人的公共文化空间，所有人都可以来玩。一苇是成都独立书店中最早开始卖酒的，营业时间从中午到深夜。一苇开业后开始频繁地做活动，不仅邀请本地的作家，许知远到成都，会过去一苇喝酒，梁文道也会去。一苇一年做了一百多场活动。疫情之后，成都郊区的敦壩，让线下活动有了另一种风景。2021年夏天，敦壩开业，租期只有一年半。最初人们在那里聚会喝酒，到了冬天，人们围坐在院子里烤火，炉子上烤着各种奇奇怪怪的东西，比如香蕉、苹果、梨和榴莲。有个从广州游荡到成都的男孩说：“这个场景很像薄伽丘的《十日谈》。”众人觉得“十日谈”这个名字很好，要不要真的拉十个朋友过来讲十天？
谁都没想到后来敦壩能在一年多内做两百多场活动，等于每一两天就有一场。活动各成系列，包括“灵子观影会”“明亮的对话”和“十日谈”等等。方式也很新颖，比如“十日谈”采用了美剧和真人秀的思路，每季十期，活动连续十天，一季结束之后再策划下一季。第一季的嘉宾都是男性——一个偶然，第二季就请了十个女性，第三季让第一、二季的嘉宾找朋友来分享，后来还做了爱情、历史、艺术季等。“十日谈”总共办了100场。敦壩的活动不设主题，也不限制时间，通常三个小时起步。学者王笛来此地做分享，大为震动，他在澳门大学教书，说在澳门他做读书会也就十几个人，到了成都，来了140多人。讲到十点，他以为活动该结束了，说差不多了吧，结果主持人说，好，我们休息十分钟。最后聊到了十二点。今年2月，敦壩结业。我来到成都时，那里已经成为追忆。有天晚上，我和几个年轻人在野梨树闲聊，他们都是活动的参与者，因为参加活动认识，然后成了朋友。我问他们，敦壩制造了一种什么样的线下生活？有个男孩说，他之前连一句话都说不清楚，参加活动之后，慢慢学会和人说话了，然后顺利通过了一家企业的面试。还有一个男孩，在公共场合讲话，紧张到翻花手，参加了几场“明亮的对话”后，他拿到了“最佳辩手”。活动策划兼主持人之一叫风哥，穿黑色衣服，戴黑色帽子。他是四川人，大学没有读完就开始工作，早先在天涯社区做过站长，后来到搜狐做线上社区，之后又在不同的互联网公司任职，直到离开网络媒体。2013年，雅安地震，他去做救灾志愿者，地震后，他在雅安带着川农的大学生在乡村学校教美术课。从那里开始，他找到了一生的志业，教育。我是在那天晚上认识风哥的。他走进来，和所有人自然地打招呼，问我们要不要一起去吃夜宵。我们转场去了一家烧烤店，烤鳝鱼非常新鲜，后来的几个晚上我都和风哥在那里吃夜宵，但他给我的印象一直是模糊的。有天下午，我和风哥在茶馆喝茶，屋外下着大雨。他每天忙得不可开交，最近，他在办夏校，这是一个短期的通识教育项目，招了二十多个高中生，邀请不同领域的学者、作家、艺术家讲授不同的课程，今年一共有11位老师。他顺便策划了一个系列讲座，请不同的人来讲常识，比如什么是社会学？什么是人类学？什么是历史学？我们聊到如今成都相对繁荣的线下生活，他说，成都的线下生活没有中心和脉络可循，敦壩的出现纯属偶然，“敦壩决定开业的时候，租期还有六百多天，到今年年初就要还给房东，那是已经定好的，你留着那个地方干啥，所以有几个朋友就弄了一个酒吧，就是为了方便大家喝酒。所以它是一个自然生长出来的东西，不是被计划出来的。”成都的其他空间也各有渊源。有一个现象倒是值得探究，成都大部分的活动空间出现在疫情之后。他提到成都线下活动和媒体人的关系。在成都策划活动、开书店的人很多都是媒体出身，“我们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特征，我们天然知道什么话题可以吸引人，这是媒体的特点。然后就是找人，这又是媒体出身的一个好处，你天然会认识很多学者。”他举了个例子，“有一次，我找一个陌生人做分享，简单地说明我是谁，我在做什么，我希望你做什么活动，这个活动会以什么形式做，我征询他的意见，没有任何废话，到我们确定活动时间、地点，总共加起来三分钟。”风哥说，做活动对他做教育非常有帮助，“我自己有一个强烈的感受是，不要刻意寻求对他人的改变。”他打了个比喻，“我们可以把人当成自然界的生物，只要基本的水土气候没有问题，它天然会长得很好，当然有的长得大一点，有的弱一点，那是很自然的事情。”他觉得做活动、教育，只是“在盐碱地做一点水土工作。”周六，我去参加了“明亮的对话”。在成都的活动中，我最感兴趣的就是“明亮的对话”。它是一个公共辩论活动，名字取自一本为青年人学习公共说理而写的启蒙读物。这也是该活动举办的初衷，训练普通人进行公共表达。我列举几个过往辩论的议题，你应该能明白它为什么如此特别——“张继科事件：s先生和景女士是否应该公布个人信息？”活动主持人是张颖，她出生于1970年，是一名刑辩律师。
现在，明亮的对话衍生出了心理学版、少年版、法律版。我参加的那场设在寻麓书馆，“明亮的对话”每个月会在那里做两期辩论，主题都和心理学相关，回应了疫情以来人们对心理学热情的高涨。这一期的辩题是，关系长久的秘诀是求同还是存异？寻麓书馆在一座造型别致的红砖建筑物里，里面有餐厅、咖啡厅、美术馆、书店。房间空旷明亮，散落着长凳和坐垫。我立刻认出了张颖，她穿了一条银色的连衣裙和黄色的高跟鞋，头发剪得很短。她的声音具有亲和力，在活动的开场，她主动和我们闲聊，她问，你们觉得这个议题和心理学有什么关系？她说自己有些困惑。现场约二十多人，分成正反方，第三方是评审，由一个长头发的男孩担任，如果你不想辩论或者拿不定主意，可以加入第四方，成为看客。我坐在了反方。关系长久的秘诀，我更倾向于存异。反方一开始只有四个人，我，一个男孩，一个非常年轻的女孩，我猜她是个高中生，另一个年轻女孩，她说她在成都考研，备考太闷了，想说说话。正方有十几个人，感觉所有人都去了正方。我们有些孤立无援，随后两三个中年女人加入了我们，没多久又来了一个小伙子。他说他在民政局做婚姻家庭辅导，见证了太多夫妻纠纷，婚姻的和谐几乎是不可能的，至少需要极大的努力实现。现场的已婚女性都对他很感兴趣。那场辩论持续了三个多小时，到最后每个人都发言了不止一次。我不是一个喜欢在公共场合说话的人，但那里的氛围让人想说。2021年冬天，在做了两季“十日谈”之后，风哥发现很多观众不知道怎么提问，也不知道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表达清楚观点，不是因为他们不愿意，而是没有机会去练习。我们的经验实在匮乏得很。风哥决定做一个练习公共表达的活动。明亮的对话是一个完全去中心化的活动。风哥请张颖过来做主持，律师的工作之一就是辩论，约定每周办一次。张颖家在四川大学江安校区附近，开车去三圣乡不堵车也得50分钟，而且活动持续的时间很长，一般都会超过三个小时，晚上11点之前结束是不可能的，经常辩论到凌晨，完了又约着吃夜宵，张颖一想，“开心是开心，但是回去也很晚。”在张颖的观念里，做一场活动很花精力，最开始，她很不习惯，她有律师包袱，她想自己是不是得体现职业上的深度和专业性，毕竟是专业人士啊。还有辩论的技术、技巧是不是也得懂？一个辩题确定了，比如堕胎，光是法律层面就得查大把的资料。真的能做下来吗？我是不是可以投入这么多时间？一个月做一次差不多吧？在最初，张颖是犹豫的。等真正做起来，她发现主持人完全不需要考虑这么多。在现场，主持人的功能在于明确流程，维持秩序。具体做什么呢？首先，你得保证辩手发言的时间不超过三分钟，自由发言的时间不超过一分钟——在手机上设个闹铃就行了；尽量给予每个人发言机会——但是又不能强制别人必须发言；如果有人插话，违背规则，就及时制止——一般主持人还没张口，其他人就嘘了。做了几场，张颖完全放松了下来，后来，她越做越轻松，观众也放松，活动展现了一种自发的魅力，“它更像是一个共建的活动，我相当于在捐时间嘛，反正每周捐几个小时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了，那我捐掉就可以了。”面对议题，张颖当然有自己的倾向和好恶，但她很少表露观点，因为主持人本身就处于活动的中心，容易成为权威，张颖很警惕这一点，她不希望自己的发言限制其他人。她希望自己尽量隐身。但有一次关于婚姻制度是否会消亡的辩论上，很多人停留在婚姻等于爱情的观念中，对《婚姻法》十分陌生，包括财产分配、子女抚养。她情不自禁地开始给大家普法。同时，她意识到很多在婚姻中她不关心的事情，恰恰是别人更关心的。“现在no，不需要做功课，你可以说我想偷懒，但是它让我很自在了呀。既然你强调这个是去中心化的，那我就不要点评了，对吧，但是也没有禁止我点评啊，我有时候激情点评的时候，大家觉得张律师还是很强硬很厉害的。没关系，我们是率性的，自然的。我也不需要维持一个刻板印象，律师一定就是这样，其实一下子就让我释然了，我不需要过多地为它做准备，我把它做轻了，我才能坚持。”现场带给张颖很多启发，她认为，很多议题没有绝对的对与错，个体的感受可能是更重要的。明亮的对话做过一期“冻卵”，有人谈独身主义，有人谈法律正义，有人谈人类发展，有一个大妈站了出来，她不是那种公共生活的热衷者，她问：“我的女儿是博士后，30多了依然单身，怎么办？”她说：“我很认同和尊重各位的观点，但是我就想解决一个问题，我很爱我的女儿，她处在这样的现状，如果她冻卵，我就支持她。”所有人听完都非常感动。如今，“明亮的对话”成了一个有号召力的活动品牌。有出版社找到张颖，想把活动现场转成文字，集结成书。外界称张颖为“非典型律师”，你几乎不会见到律师以这种方式参与到公共生活中。她在自己的律所也主理了一个文化空间，不定期邀请非法律界的人士来做交流。于是很多人对她产生了一个的误解，“都误认为我不做案子了，甚至不做律师了。”法学教授何兵是张颖十多年的老友，基于关心，他非常严肃地告诫她，“非典型律师”的标签会影响她的“专业律师”职业形象，“你的客户看到你朋友圈里的这些活动，多半都会误会你‘不务正业’，至少会在心里嘀咕，你在案子里投入的精力会不会不够。”不过我更好奇张颖的女性身份。在我的认知中，女性在有了孩子之后，有相当部分的时间和精力被家庭侵占，事业上也将面临更大的挑战，很多女性会选择让渡一部分社会生活。我好奇的是，一个积极实践公共生活的女性是如何养成的？张颖的经历几乎是我认知的反面。她今年53岁，是两个孩子的母亲，32岁生了老大，38岁又生了老二。她和丈夫相恋于1995年，丈夫是一名建筑师。从小，张颖就渴望自由，因为母亲无所不在的管束，母亲对她的教育非常严格，除了学习，不允许她做别的事情，两个人的冲突极大，有一次，张颖实在受不了了，和母亲说：“母亲对孩子不能只解决吃喝就可以了，我们需要交流情感。”张颖后来觉得，她的人生本来没有什么规划，但是母亲指了一条路，她就会选择相反的方向。她顺利地考上大学，终于摆脱了母亲的控制。大学毕业后，她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报社做副刊编辑，但她想再看看，她想如果每一份工作都可以在不同的城市，那就很理想，她渴望更大的自由。张颖的丈夫是上海人，性格柔软，顾家，什么事情都听张颖的。成都话用“耙耳朵”形容这类男性。张颖后来在丈夫的公司做管理，类似顾问的角色。丈夫不仅挣钱，而且承担了大多数的家务。等到张颖生完老二，有一天，她和公司的律师顾问去上海出差，聊起来觉得律师的生活状态很自由，问他，做律师有什么要求吗？对方说，你去考个试就好了。张颖开始准备司法考试，她才意识到她的身体衰老了，一个法条重复十遍也记不住，刚生完孩子腰疼，不能久坐。为了备考，她让丈夫带着孩子到他妈妈家里住，或者去大理度假。面对电脑屏幕，她产生了幻觉，她想象旁边有一个垃圾桶，扭头她就开始吐。40岁，张颖通过司考，进入律所工作，从那时起，她才真正找到了自己的事业。她参加某刑事案件的研讨会，看见参会的都是男律师，脱口而出：“好遗憾啊，全国影响力这么大的案件，为什么没有一个女律师？”男律师们就说：“这个案子正要开始，我们邀请你加入。”张颖坦白，她能够参与公共生活，很大程度得益于家庭对她的支持，或者说纵容。她没有经历过女性在婚姻中的压抑。她的性别意识不是很强烈，对自由的主张只是出于天性。她的丈夫，后来还有母亲，把她从繁琐的家庭生活中解脱了出来，她不做家务，不用带孩子，在孩子的教育上，由于童年和母亲的紧张关系，她很少干预他们的选择。我问张颖：“你算不算非典型女性？”她想了想，说：“我可能只是运气好。”在四川大学附近一栋居民楼的顶楼，有一间共享客厅，我在那里听了几场非常棒的讲座，有天晚上看了一部从没听说过的香港老电影。那一层开了几家奇奇怪怪的酒吧，白天大门紧闭，空无一人，露台上的桌椅、墙壁的涂鸦曝露在烈日下，到了晚上，顶楼才热闹起来，酒吧里坐着穿着时髦的年轻人，这些人好像突然就从地上冒了出来。活动总在晚上。于是我进入了一种四川时差，我通常下午起床，然后去书店，或者在街上到处走，到了晚上，这里或者那里在做活动，因此你总能想到一个可以去的地方，会在活动上遇见几个熟人，比如靓靓。靓靓是个00后的男孩，今年22岁。他之前在河南念大学，专业是法律。结果大学第一学期就碰上了疫情，他非常孤独，找不到朋友可以交流。他在网上交了很多网友，他开始约网友见面。第一次和网友见面在武汉，他特意带去了洛阳特产，觉得此事非常重大，后来他去了南京、上海、长沙，见了更多的朋友。但那种状态是漂浮的，他总在不断地离别，然后又陷入孤单。直到去年，他来了成都。他很快就融入到了成都的线下生活中。那些活动内容他已经记不清了，对他来说，更重要的是通过活动他认识了很多朋友，这是一段珍贵的情谊，“我和这些朋友就非常熟了，每周要见很多次，就有一种安定下来的感觉。”“我从来没有奢望从学校里面获取我想要的共鸣，这些东西我其实是在活动上找到的。有朋友问我，成都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对我来说，成都给了我家一样的东西，我对成都有很强的归属感，我觉得它就像一个小型的大学，它其实是弥补了我本身对于大学生活的缺憾，我理想中的大学教育，是在成都的各个公共空间实现的。”靓靓打算在成都一直待下去。他租了一个单间，每个月租金750元，然后找了一份月薪三千的工作，够活了。下了班他就去参加活动，“我把参加活动当成休闲，为了第二天更好地上班”。在共享客厅和野梨树，我总会碰见他。成都许多活动的展开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有能力和资源的人愿意付出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其中。蒋金晗是一个知识产权律师，在共享客厅，他做法律的公开课，分享西方古典音乐，还做了一个模拟法庭活动。蒋金晗最初留学美国时学的物理，后在纽约读的法律博士，考了加州律师执照，先后在硅谷、北京、香港、成都生活。他50岁出头，完成了对事业的拼搏，财务自由——在2000年的第一份工作就达到年薪百万。这几年他回到成都，很多精力花在做活动上。蒋金晗说，从社会资源的分配角度，青年群体是弱势的，青年人在这个阶段很容易迷茫，“我现在进入中年，我就想起来我年轻的时候，其实很需要大家的帮助，你需要一个表达的空间，你希望找到同类，让你觉得艰难或失落的时候，能够感觉到信心和勇气。”共享客厅的创办人叫唐建光，我们约在下午见面，他的衣着休闲，正在和朋友喝茶，T恤上印着一句话：请控制灵魂对自由的渴望。第二天，他就要离开成都，去贵州教中学生拍纪录片。他向我解释做共享客厅的初衷：“我们做共享客厅的意义是说，除了自己的私人客厅之外，每个人还需要一个公共客厅。你可以请你的朋友来喝茶、聊天。最早的目的它是一个半开放的空间，我们不出租场地，平时也不对外开放。”共享客厅目前召集了35位会员，这些人都是唐建光的朋友，其中很多是本地的知识分子。他们可以使用这个空间，也可以在这里发起活动，邀约其他人来参加，事实上带来的结果是，这里变成了一个自由的、举办活动的空间。唐建光是四川绵阳人，1993年来到成都，也是一个资历丰富的媒体人。他告诉我，在二十年前，成都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西部边缘城市”，虽然成都的媒体很活跃，但更多关注的是本地话题。当时全国能称得上媒体或者文化中心的有三个地方，北京、南方报业所在的广州以及以《东方早报》为核心的上海。2002年，他决定离开成都，移居北京，“我跟他们说我要去北京做时政的、全国类的新闻。”做了几年之后，他发现很多新闻在重复发生，好像循环一样。2007年，他创办了《看历史》，他认为很多事情应该从历史中寻找答案，新闻如果做到最深处，其实是在探究历史。《看历史》的编辑部是成都共享客厅的前身。2011年，编辑部在北京东四十条租了一座四合院，占地260平，有院子、会客厅和天台，正好可以作为活动的空间。会客厅用来放纪录片，到了春夏季节，天台可以做活动，有时候还在天台烧烤。从那时开始，《看历史》做了一系列的活动。“那时候我们认为做一本杂志，一定不是说仅仅在书斋里面写写编编，而是说如何与社会保持良好的互动。像《看历史》这样的杂志，我们认为它不仅是个编辑部，而是一个同仁的共同体，我们喜欢历史、研究历史、写作历史，是基于共同的爱好而建立起来的共同体。”三年房租到期后，编辑部转移到东三环的一个园区厂房，那几年正是北京房价高涨的时期，房租翻了一倍还多。同时，媒体的网络化大势所趋，纸媒的衰落成为必然，唐建光选择离开，围绕着编辑部的线下活动也偃旗息鼓。去年，因为疫情，唐建光退掉了北京的房子，彻底搬回成都。从纸媒离职后，他的事业转向了口述史和纪录片，他办了一个教青少年拍纪录片的影像训练营，一年几乎都在外地游荡。2019年他在北京住了一个月，2020年也是一个月，2021年是40天，到了2022年，他觉得这么租下去太不划算了。等他再次回到成都，潮水的方向发生了逆转，这里文化活跃的程度超出了他的认知。我对成都的关注始于去年夏天。起初是因为一篇年轻人在成都寻找公共生活的报道，不过更让我意外的是，我的前同事也是那则报道的编辑谢丁，做完这个稿子就辞职了。他离开北京，回到老家重庆，没多久开了一家书店。在去成都之前，我先去了趟谢丁的匿名书店。书店在江北老城的居民楼里，三室一厅带院子，门前有一片空地，周围有几家火锅店、咖啡馆和甜品店。往前走几十米是重庆的九街，相当于北京的三里屯，聚集了重庆最时髦的年轻人。匿名书店的名字来源于一部电影。去年年底，匿名开业，随后成了朋友圈的打卡地，尽管我已经看了许多照片，那两个晚上依然带给我强烈的震撼。狭窄的客厅坐满了人，活动持续到凌晨，结束后人群转移到室外，热火朝天，丝毫没有散场的意思。我处在旅程伊始的激动中，我问谢丁，你们平时都这样啊？谢丁身旁的男孩问我，你是从北京来的吧？这是一个好问题。在北京，我很少出门，几乎不会参加活动，如果对某个讲座感兴趣，我就打开直播，根本不需要出门。而活动上，大部分的聊天很空泛，我会觉得那是一个世界，是学术的、智性的或者文学的，而现实是另一个世界。我慢慢走向了一种静默的封闭的生活。有相似感受的不仅是我。2021年，谢丁从重庆回到北京工作，他离开北京两年，依然觉得很多事情正在北京发生，大部分人在往北京走，也许这是他决定返回北京的原因之一。等他再次回到北京，他觉得非常无聊，他住在三里屯附近的公寓，大部分时间他在家里待着、招待朋友，活动范围不超过亮马河，唯一参加的线下活动，是主持一个纪录片展映活动，一个月去了四次。在北京待了一年，他就想离开了。去年5月，谢丁和朋友去成都玩，约唐建光见面，唐建光开始给他介绍成都的活动，他提到了敦壩的主持人之一灵子，灵子也曾是媒体人，曾经在《财新》做编辑，2018年她出国读书，三年后回到成都，正在这里做博士论文的田野。灵子告诉谢丁，她一周去敦壩好几次。到了夏天，谢丁又去了成都，这一次，他去了敦壩，到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十点，有十几个人在参加活动，聊到晚上12点，然后去吃夜宵，吃到了早上五点。第二天晚上，他又去了，参加了“明亮的对话”，意识到成都做活动的氛围和其他地方都不一样。在北京，活动有一套固定的流程，一般主持人和嘉宾先讲一个或者一个半小时，剩下半个小时留给读者提问，嘉宾一般是为了宣传新书，提前打好了腹稿，读者呢，提问不痛不痒。但在成都，嘉宾最少讲三个小时，那种交流是无缝的，有来有往，也是即兴的，真正属于现场。嘉宾随时在和观众互动，观众的热情也很高。他拉来了部门的记者，说我们在成都做一个专题吧，那是他在媒体做的最后一个专题。这个专题让他找到了另一个方向，就是线下。如果说十年前，微博让公共讨论爆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那么现在，连绵的网络暴力让人胆寒。最直观的结果是，很多人选择不再发言，安静地学会了闭嘴。到了8月，他和合伙人莫比开始在重庆看房子，直到年底才开成。成都带来了新的方向，谢丁说，匿名书店是成都线下生活的延伸。当谢丁向我回忆最近两年，我意识到发生在他身上最大的变化，是他对待现实的态度。“去年夏天我们刚到成都，在成都的街上，走着走着碰到一个熟人，走着走着碰到一个熟人，全是从北京上海来的，那时候感觉北京上海所有和文化有关的人都在成都。你就觉得，成都简直疯了，就是太可怕了，好像世界的中心。”“尤其现在大家都不愿意在网上说话了，所以我就觉得，我们势必要从线上转移到线下来，成都城市很小，在二环内就可以满足一切需求，打车去哪里只要十几块钱，所以成都的线下交往就变得很重要，也会更有魅力。”匿名书店在很多方面彰显了它的公共性。书店的门口挂着一块写着“living in truth"的牌子——活在真实中，这句话来自哈维尔，书店的另一个老板莫比甚至把它纹在了手臂上。莫比是一个年轻女孩，两个月前剪了一头短发，看起来活力四射。她在书店的墙上挂了一幅哈维尔的照片，照片里，哈维尔坐在中间，周围是一些年轻人，表情各不相同，有人思考，有人大笑，有人喝酒，所有人都很放松，莫比说，这是她理想的公共生活的样态。在此之前，莫比在重庆的精典书店做活动策划，精典是重庆第一家独立书店，如今发展成了一家面积约1600平的大型书店，坐落在商场里。这类书店在举办活动方面有诸多限制，比如嘉宾只能选择新书作者，而且得有名，因为你需要保证活动之后把书卖出去。由于开在商场，你不太可能选择晚上，大部分读者都去吃饭了，商场10点也得关门，下午呢，不能太早，不然很多人会迟到，3点到5点是一个合适的时间，超时人就坐不住了。久而久之，活动变得套路，最让人厌烦的是嘉宾互相“抬轿子”，你会看见名人之间如何营造一种虚假的热闹。2019年，莫比在参加一个学者主持的活动，从2017年开始，这位学者每个月会主持一次沙龙，那天的嘉宾是一位记者。那次活动带给莫比巨大的震撼，小小的咖啡馆挤了上百人，嘉宾没有位子，就坐在吧台上，活动从晚上7点进行到深夜12点。莫比站在人群中，感觉到能量在空气中慢慢流动，最后她忍不住举手提问，她听到自己的声音在发抖。“结束之后，我还很激动，那种氛围会让你很想说，哪怕你提的问题后来你觉得很蠢，想找个地洞钻进去，但那个时候你就想表达了，你想告诉他们，我跟你们站在一起。那次回来之后，我就不想再做大场面的名家活动，我觉得那种活动很无聊。”不过莫比有点拖延症，她是个不爱变动的人。让她下定决心自己开书店，一是遇到了合伙人谢丁，他不停地催她看房子、订书，另一个原因就是成都。去年，她和谢丁一起去成都，发现成都已经有人在实践一种崭新的活动方式，而且非常成功。在书店不起眼的角落，挂着几篇打印出来的文章，其中一篇文章回答了三个问题：什么是公共生活？公共生活的重要性在哪里？实践好的公共生活，需要什么条件？作者认为，美好的公共生活不仅可以想象，而且可以实现。匿名书店也许是一个正在实现的例子。今年5月，莫比和谢丁突然觉得可以把“明亮的对话”复制到重庆来。张颖很高兴，答应过来主持一场。他们一致觉得没有比这个更适合作为开场的主题：发海报之前，莫比担心没人来，结果那天晚上来了很多人，大伙决定转移到门口的空地。张颖对大家说：“‘明亮的对话’是一个自然生长的活动，我们从成都开始，来到重庆。今天我们从室内来到室外也不是我们的计划，而是自然地溢出。我们回归了苏格拉底式的街头，回到了古希腊的辩论。”那个露天的夜晚，人很多，现场却安静极了，每个人有序地发言，你能听到空调水滴落在屋棚的声音，张颖感叹，当你真的想听别人的想法，连水滴声都能听见。我在成都的那段时间，张丰告诉我，他也打算开一家书店，就在这个月。今年春天，张丰和朋友在家附近的茶馆喝茶，茶馆门前移栽了两棵杏树，长得旺盛。大伙突然聊起开书店，张丰说，我都想开一家书店，朋友马上说，你也要开书店，太好了，我们也想开书店。很快，他们一起开始选址。疫情之前，张丰在成都本地的媒体做编辑，后来觉得没意思，就辞职了。张丰具有浓郁的地方媒体人的气质，喜欢看书，关注社会现实，尤其是成都本地的现实。他写过一系列介绍成都的专栏，后来集成了书。几年前，他开始给全国各类媒体撰稿。他在自己的公众号“城市的地得”上发表过很多有影响力的评论。张丰是“十日谈”第一期的嘉宾。那是2021年，他确实有很多想法想要交流，辞职加上疫情，两件事同时压在他身上，如何维持一个平稳的生活？他的情况又很特别。2020年之后，读者对这类评论热点的文章需求很大，他反而变得很忙，几乎每天要写一篇稿。这两年，他试着每天做一些固定的事情，比如跑步、起床后做一杯咖啡，然后开始写稿，通常一两个小时就可以写一篇，生活变得特别规律。他也由此获得了信心，后面再也没想过上班的事了。为了纪念那两颗杏树，张丰给书店起名为“有杏书店”。书店在成都东北角，门前有一块宽敞的空地，很适合做活动。这里曾是大片的工厂，不是成都传统意义上文化活跃的地方。我去那里的时候，张丰正在把书上架。张丰说，他想试试能不能在这样的地方创造出一种公共生活。另一个现实的原因是，这里离他家走路只要十分钟，这样的话他就可以每天过来，没有负担。张丰说，疫情改变了人们对公共生活的态度，也深刻地改变了他。接下来，他打算在这里办一个严肃的读书会，他可能会选几本韩炳哲的书来读，还打算做一个系列活动，叫“我和世界”，请有海外留学、旅居经历的人来聊聊在世界各地发生的事。“经历了这三年，大家会觉得美好的生活不是必然的，你必须参与其中，保卫自己的生活。我想很多人开始认识到这一点，人与人的连接是很脆弱的，是需要你去维护的，最初我觉得这样的人比较少，现在我发现越来越多的人愿意为此投入，他们从外界的联系里边至少心理上得到了慰藉。”前两天，张丰在公号发文《我真的要开书店了》，随后在朋友圈发了一个二维码，说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进群，读者的踊跃让他大吃一惊，很快就建了四个群，1800多人。朋友们听说张丰要开书店，纷纷给他寄签名书，许知远说要给他寄50本亲笔签名的《梁启超：亡命（1898—1903）》。
他对我说，去年夏天的成都特别魔幻，“很多北京上海的朋友过来玩，聚会特别多，喝酒特别多，就变成大家特别珍惜当下的片刻。”魔幻的顶点是在年底。大家都处在生病的状态，张颖依然按照原计划在律所办了一场活动，有100多人决定参加，结束后有人说一起合影吧。第二天，他们都阳了。我询问了很多人，为什么是成都？为什么是这里产生了我们称之为“公共生活”的东西？当然，原因相当复杂，需要一本学术著作来回答。成都的人口约两千多万，近十年则转变成了一座拥有600多万移民的城市，到了疫情，形成了一个高峰。移民给这座城市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唐建光告诉我，“有的人临时来成都短住，有的人就直接搬过来了，包括一些音乐人、作家、媒体人。现在很多活跃在成都的分享者多数是过去十年来到成都的人，传统的成都本地知识分子参与得不是特别多。”他观察到，这三年年轻人变得特别迷茫，他们开始发现公共议题和自己的生活是有关系的，但同时，他们对很多问题又没有答案。在匿名书店之前，重庆人很少在书店讨论公共议题，匿名书店开业那天他去了，年轻人求知若渴，“他们想知道关于疫情、关于俄乌战争、关于这个世界的很多很多问题的答案。”经济是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成都的生活成本相对较低，压力没有那么大，主要的原因是房价。我遇到一对从深圳过来做创新教育的情侣，两年前来到成都，他们说：“你很明显感觉到，你想要的市场在这里，你需要投入的资金没有那么大的限制，可能性也很多。但是这一切一切都建立在成都的房价还没上去。”他们在深圳租一个场地的月租是20万，到了成都，租金是深圳的一半，面积却大了一倍。他们形容成都的房价对年轻人来说是“漂亮的甜点”，“我自己作为深圳人会有很强的感觉，整个城市被房地产绑架了。”我想也和成都人的性格有关。这里有市民社会的传统，人们天然喜欢聚在一起喝茶聊天。成都和上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上海人喜欢不被打扰、界限分明的生活，可能和上海成熟的商业文明有关。成都就没有那么规范，最典型的是迟到，我在这里学会了容忍“成都时间”，不能太较真，如果约定了一个时间，“成都时间”就得延后十五分钟，或者更晚。有杏书店开业后，学者王笛在书店做分享（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在成都的最后一天，我去野梨树找朱彦玩。他正坐在门口的躺椅上晒太阳，书店里人很少。朱彦告诉我，野梨树今年的经营非常困难，大家普遍不愿意花钱了，这可能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他向我回忆去年夏天的成都，简直是一个奇迹，即使现在，成都的氛围也无法和那时相比。“每天都能见到从北京、上海、深圳包括国外回来，专门来到书店的朋友们，每天都能在书店听到各种口音、甚至英语、意大利语。至少我在书店的感受是这样的，某种意义上它真的像一个避难所。”那天下午，朱彦在为书店会员准备开业一周年的礼品，包含一张卡片、一瓶精酿啤酒和两个梨。卡片上写着：“今年七月，我开始了一趟七千公里的旅途，在《野梨树》中的土耳其小镇Çan，走到一颗野梨树面前，它是动人美丽的，在那时，我知道了野梨树的果实并非苦涩，而是可口的，甜蜜的。愿这份甜蜜，与你分享。”
在去土耳其之前，朱彦对野梨树的认知来自电影。他以为野梨树的果实是酸涩的，树长得也不好看，给他的印象是“丑陋、边缘和孤独”。他想亲眼看一看这棵树。他先飞到伊斯坦布尔，在那里暴走了三天，然后去了恰纳卡莱，接着就去了Çan，Çan是锡兰的故乡，他在那里拍摄了《野梨树》，那是2017年之前的事情了。下了车站，他到处询问，当地人不会英语，有七八个人在喝茶，朱彦走过去，比划了几句，其中一个土耳其人说，她的女儿会说英语，打电话请女儿过来。十几分钟后，他的女儿真的来了，这下，朱彦说，他很喜欢《野梨树》这部电影，在中国开了一家书店叫野梨树，现在，他特意过来寻找电影里的那棵树，希望大家能帮助他。当地人听完惊讶极了，居然有人为了找一棵树，从这么远的地方来到这里。有一个男士说，愿意开车载他们过去。他们途径了锡兰出生的乡村和电影拍摄的场地，最后终于见到了那棵树。时过境迁，实际的景象和电影差别已经很大了，他看见一片油菜地，有些地方荒芜了，远处有一座山丘，树就在那。不过到了当地，朱彦才发现，野梨树在这里很普遍，并不是他想象中孤零零的。这里到处都是，在山坡上，在田野里。他一直以为野梨树的果实是酸涩的，当地人告诉他，野梨树的果实很可口，可以做果酱。他禁不住想，我一直要找的那棵野梨树，到底是哪一棵呢？也许每一棵都是。看完成都和重庆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