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齐格蒙·鲍曼
国人旺盛的消费行为不仅仅表示了经济腾飞期人民对于未来亢奋的情绪，也表示国人在以消费来实现自己想象中的预定生活，也成为一种标定自我和人生的一种方式。
现在的消费主义来得很隐蔽和曲折，并不是刷爆信用卡和追求logo的夸张消费，而是将对未来生活和理想自我的达成转化成一系列的购买行为的达成，比如什么样子的车房收入，什么的衣服鞋子包包，吃喝什么，孩子是学多少钱的课程多贵的学校等等。
消费主义的特征不是疯狂，而是一种看似高度理性，实则偏执的自控。“我没有昏头，我知道我为什么在这里花钱”。消费主义是一种巨大的意识形态装置，强调购买行为对于意义和价值判断的唯一可行性。即是你想过上什么生活，不管你做什么工作，落脚点在你的消费选择上。也就是一句话：我们上班挣钱不就是为了花钱么？然后自我的价值就从所过的生活中构建起来，钱就意味着购买力，也就意味着自我对于人生的适应力和掌控力，也是抵御人生不确定性的抗风险能力。
最后工作和消费就形成一个闭环，工作意义指向消费行为构建起来的生活，每一个工作者的动力之源又是那些尚未达成消费意愿的工作者，每个个体都是相对独立自足的意义系统，彼此交互形成庞大的消费主义主导的社会。在这个用购买力也就是金钱来解释人生意义的社会中，财富拥有者自然成为顶端掠食者，拥有绝对话语权和对人生更强大的适应力和掌控力，而被掠食者在为上层结构提供食物同时还会相互倾轧。但是在人生不确定性前，一切保障都是无力的，所以最后经常都是既有意义体系的纷纷瓦解而集体陷入无奈和迷茫。
鲍曼西方语境中的国家景象，某种意义上正成为我们可能的明天。在“工作”、“消费主义”以及“新穷人”相关内容颇具启发。
“新穷人”是一群拒绝被所谓的“现代性”驯化的，无法加入“工作-消费”无限循环的游戏的人。马克思曾经说过：资本主义所塑造的现代性就是“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永远都有对映“过往”的“现代”，而这个“现代”总在不断对“过往”发起清算。
如今戒律式的工作伦理中只需要高效精确的螺丝钉，不再强调工作与个体生命意义的内在联系，特别是手工时代所表现的个体创造性和自由度。在这种工作伦理中，对工作者选择的要求是：第一，必须做“别人”认为有意义的工作，以此换取报酬和认可；第二，工作的目的是尽可能多地获取财富的积累和增值，以便能过上“更有购买力的更棒的生活”；第三，一个安于现状不思挣钱的人是可耻的。总之，要把自己“交出去”，进行积极自我改造，工作不再是对个体生命意义重要的事情。哲学家边沁就认为，现代社会的重要功能就是改造人，改造人在传统时代所累积下来的各种劣根性。资本主义工厂里机器轰鸣，但是工人们正在失去精气神，这就是人的慢慢衰落。
现代性在要求的是：人最好像齿轮一样，即插即用，随意调换；但是现代性状态下的人，在失去了稳定的社会定位之后，且迫切地需要回答“我是谁”的问题。
与此同时，社会在大量工业化生产后出现大量商品，不出售就没有了价值，所以资本家套取更可能多的利润，为千千万万的螺丝们进行个性化画像，于是层出不穷的消费选择就轻而易举地成为标榜自我，凸显个性的最好选择，进而帮你回答了“我是谁”的问题。
同时，被剥削者的消费地位的提升反过来进一步塑造受人欢迎的“工作”和人的标准。工作和人没有贵贱，但是扛大包的注定没有做设计师更有时间和金钱去消费，自然而然，更体面的收入和工作者可以通过消费来掌握对生活和人生意义的定义权，所以大家才会一边感叹：“富人的生活才是人的生活，我们叫生存！”，一边工作去徒劳地追求更多的消费，从而过上被富人所定义的有品质的完美人生。
到最后，只有在全球范围内逐利而居的资本获得永生，成为真正的“全球公民”，它们忽而看重越南胡志明市的劳动力储备，忽而可以卷起铺盖杀奔经济形势向好的卢旺达。资本的这种“灵活”所造就的结果是让全球大多数劳动力陷入一种本质意义上的不确定性当中。
资本只需要对利润负责，而不会顾及人的长久和稳定。所以，一旦资本离场，我们就会目睹大量的人陷入无依之地。地方一旦失去了自己的造血机制，就会迅速朽坏。鲍曼敏锐地指出，我们现下所持有的一种观点，是不再把劳动力看成是良性生产要素。“人”其实是一种随时可能成为累赘的东西，在效率的标尺之下，他们统统是“剩余”。
而且， 在很大程度上说，你是否成为“剩余”，并不取决于你的工作质量，而是被所谓利润曲线所支配。一个单亲妈妈、一个酗酒者、一个从墨西哥偷渡来的打黑工的移民，他们之间或许经历迥异，但是一旦被作为“剩余”排出，他们就是同一类人，一种“废弃物”。
美国社会学家马修·德斯蒙德有一本非常精彩的书叫《扫地出门》，他关注的是美国的住房问题，尤其是那些因为难以缴纳房租而不断地被驱逐，始终为了一块落脚地而疲于奔命的人。 在书里面，德斯蒙德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看法，他发现，很多人之所以陷入住房问题的恶性循环，其实都源于一次或两次短暂的人生困顿。 从这些人的生命史内部来看，这些困顿在当时甚至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但是却因为没有相应的制度支持而不断恶化。通俗地说，这些人如果当时有办法喘口气，或许很容易就可以回到正轨，但是他们没有这样的机会。
很多美国人认为这些拖家带口四处求人，只为一小块容身之地的人对自己不负责任。但是其实他们跟我们一样，只是因为偶尔的不走运与结构性的困境叠加在一起，从此便万劫不复。 鲍曼对此有同样的发现，他在书中很细致地介绍了西方“福利国家”制度的瓦解。所谓“福利国家”可以理解为一种兜底机制。
福利国家的政策有很多，但它的基本假设是，当国民陷入困境时，帮助他们托住生活，不让他们继续坠落，他们就有可能重新回到工作当中。 在这里，福利国家仍然尊重现代性工作伦理的要求，既然工作非常重要，那么国家的义务就是保持人们找到稳定工作的可能。但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后，英美两国率先放弃了这种假设，其理论假设就是“点儿背不能怨社会”。我们所有人都是有独立选择能力的个体，你自己的人生失误当然要由自己买单，关国家什么事？
这样一种把人的困顿解读为“选择失误”的，成功地改写了现代性工作伦理的内核。
在现代性的第一个阶段，工作伦理的目的是让所有人都出去工作。但是到了第二个阶段，消费者时代，一个人的失业首先被理解为他的选择失误，进而可以怀疑他是不是天生好吃懒做。
工作伦理的内容没有变化，但却变成了一种对内在道德品质的怀疑。在结构上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不但要承受实际的后果，还被迫要证明自己的内在“属性”没有问题：“相信我，我并没有不想工作，我在找，在找……”
鲍曼在这本薄薄的小册子里谈论了与新穷人群体有关的诸多问题，一路延伸到对整个西方世界丧失自我反思能力的批评。身处中国，我们和鲍曼的语境之间存在一定差异，但是他所揭示的不稳定工作制度和消费游戏之间的关系，是值得我们引以为戒的。
或许有人会预想，对消费主义的批判，大概就是“断舍离”或“管理你的欲望”之类的陈词滥调，但是很显然，鲍曼的思考没有这么简单。 他仍然站在现代性反思的角度提醒我们：如果说在生产者时代，供不应求，资本尚且需要尽可能多的螺丝钉满足其生产，那么到了消费者时代，供大于求，在利润曲线的驱动和全球化智能化下，资本以更加残酷和肆无忌惮的方式选择一定数量且可替代性极强的螺丝钉为其效力。 在引入“消费”这个更难以捉摸的游戏规则之后，我们一边忍受着就业的严重不稳定，一边又必须向世界证明自己仍然在为美好生活“奋斗”。
躺平？不是修佛之后心平气和去卷的伪躺平，而是平成废宅那种平平展展的躺，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对内在生命力的放弃，是一种精神上根本缺陷，短期的解放可能会造成更长远的更难以解脱的精神困境。
鲍曼也没有像人生导师那样教导我们“过一种极简的生活”，他想要表明的是：在一个本身就充满不确定性的工作状态下，我们既要反思谁把工作说得一文不值，也要警惕，不要认为你所有的价值都体现在你所能搭建的那个物质世界之上。
“我是谁”，这个问题的答案比消费明细要复杂得多。最近，有关烂尾楼、停止还贷、房价下降的相关讯息还沸沸扬扬，鲍曼的提醒，在此刻别有意味。策略，成功地改写了现代性工作伦理的内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