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居其一——“一带一路”的缘起与归宿
摘自《三居其一》王湘穗·出版于2017年9月
2017年5月，中国政府在北京召开“一带一路”峰会，有29国首脑和100多个国家的代表参加了会议。这么多发展中国家领导前来共襄盛举，说明中国政府提出的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得到了世界各国的广泛认同。
毫无疑问，“一带一路”是侧重于经济发展的设想，而其长远的目标却是指向区域共同体的建设。
中国的愿景
2013年，中国政府在《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的文件中指出，“‘一带一路’是促进共同发展、实现共同繁荣的合作共赢之路，是增进理解信任、加强全方位交流的和平友谊之路。中国政府倡议，秉持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理念，全方位推进务实合作，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中国政府提出的“框架思路”，明确把“一带一路”和打造共同体联系在一起，从基本指导思想上确定了两者之间的内在关系。建设“共同体”与推进“一带一路”成为有机统一、相辅相成的整体构想。建设共同体是目标、是归宿，而“一带一路”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实践路径。
中国政府的这一整体构想，延续了毛泽东、邓小平时代中国参与塑造世界格局的大战略设想。在冷战时代，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理论，将全球分为三个世界，明确了谁是敌手、谁是朋友、谁是团结合作对象的问题，不仅对改善中国的国际地位有很大的帮助，也对世界格局的变化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提出“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做出中国应积极推进“改革开放”的战略选择，利用中国已经建立起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与当时总体和平、稳定的国际市场进行对接，充分利用国内国外的两种资源，实行沿海、沿边开放，推动出口加工贸易等经济政策，促进了中国现代化的快速发展。
在2008年危机之后，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开始总体性萎缩，此前30年中国的生产主要是面对西方发达国家市场，今天如此庞大的生产能力该如何维持和发展？中国提出建设共同体和推进“一带一路”的构想，正是基于全球危机深化、世界格局变化的大形势所做出的重大战略选择。
中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经过了65年的努力，刚刚从解决了温饱向小康阶段发展，中国的经验和目前所遇到的困难证明，哪怕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也不能够封闭起来搞建设。中国的发展固然要靠自力更生，但也离不开国际合作，一定要争取海外资源、海外市场。若按照苏联的方式，把自己封闭起来搞建设，一定无法持久。所以，中国搞社会主义现代化，不能把自己封闭起来。就此意义而言，建设共同体和“一带一路”构想是中国在全球危机时代的改革开放战略。如果说，此前的改革开放更多的是面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是两头在外大循环式的开放；那么，今天的改革开放思路，包括制度框架的设计，应该更多地考虑如何与发展中国家展开合作。此前，中国可能更多考虑如何与西方国家所主导的全球体系以及发达国家的成熟商业体制相衔接，如何吸引外国投资；那么，今天的中国需要更多考虑应该如何与发展中国家合作，如何在外国投资、建立什么样的商业新模式才能实现互助共赢。
在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广大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都是边缘性国家，是必须依附发达国家才能发展的国家。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接受澳大利亚电视台采访时曾说，中国不能按美国的方式发展和消费，中国再这么下去世界的资源都会被它耗尽。这就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悖论，你可以依附我生产，却不能模仿我的生活、更不能超越我。西方发达国家所主导的国际体系中，容纳不下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容纳不下现代化的中国。要突破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限制，中国不能单干、不能单打独斗，必须走与发展中国家共同合作的道路。因此，“一带一路”的设想不仅适应了中国未来发展的需求，也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共同需要。
从国际政治的性质来看，“一带一路”构想是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的组织化模式，是发展中国家形成命运共同体的方式。“一带一路”不仅具有经济意义，也有政治属性，是发展中国家改变边缘化地位，在全球秩序中争取平等地位的途径。“一带一路”是世界“穷棒子”的合作社。对中国来说，“一带一路”也是中国实现“两个百年”“四个全面目标”的重要路径。因为中国搞社会主义，没有国际合作不行，中国的国际合作主要是要与发展中国家合作。
要合作，就要有正确的义利观。中国在建设共同体和推进“一带一路”中，要有新的义利观。以天下大义——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发展，带动共同富裕的天下大利；再以天下大利，支撑天下大义，形成新的世界发展模式和治理秩序。今天的中国，不是要输出革命，而是要输出发展。把在中国行之有效、大获成功的发展模式、交通设施、工业化技术输出至世界各地，主要是输出给发展中国家。中国投资的资本，不应该是以持续积累和盈利为唯一目标的资本，而应该以国家可持续发展和增进人民福祉为长远目标的资本。中国输出的资本，应该是受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约束下的资本，它是要提高当地人民生活水准和国家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资本。
当然，这种输出不是强加于人，而是通过“引而不发跃如也”式的中国政治智慧。这样，中国就能够与占世界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一道，建设不同既往500年现代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打破中心与边缘的等级固化，建设多元文明共存、合作大于排他的全球秩序。以此标准，“一带一路”的确是一个非常宏大的战略构想，它符合世界、区域、中国的发展需要，而且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巨大的创新。
推进“一带一路”构想，可促使亚非欧的广大区域发展成为一体化的经济空间，为形成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泛亚共同体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样，加强命运共同体建设，有利于把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合作成果，转化为情感纽带，进一步上升到精神层面，增加相互间的认同感，为“一带一路”的深入推进创造良好的社会与人文环境。“一带一路”与“共同体”，两者相辅相成，在共同推动“中国走向世界，世界走进中国”的历史进程，在共同塑造公正合理、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区域秩序。可以说，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不仅是通过一个个经济项目推进发展，也是通过持续的合作进行社会性构建，推动共同体的建设。因而，必须坚持不懈、久久为功。
政策沟通：“一带一盟”的启示
每个国家通常都有自己的发展设想、发展规划，如何加强不同国家和地区间的政策沟通，协调“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发展规划，是推进“一带一路”顶层设计和相互沟通的重要内容，关系到整个战略设想和项目推进的成败。
中国和俄罗斯是亚欧大陆两个最重要的国家，也是泛亚共同体建设的核心国家。俄罗斯总统普京在2011年10月提出建立有紧密经济、政治联系，统一安全空间的欧亚联盟，这一联盟应成为多极世界的一极。该联盟人口虽只有1.7亿，却拥有世界天然气储量的20%，石油储量的15%。俄罗斯的设想，受到来自西方国家的抵制。中国提出“一带一路”设想之后，俄罗斯一度担心会对俄罗斯主导欧亚一体化的进程产生新的冲击。在2013年，联盟内贸易总额为641亿美元，而与第三方贸易却达到9301亿美元。说明该联盟发展状况并不理想。2015年5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莫斯科，中俄政府发表《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说明》。双方商定，努力将丝绸之路与欧亚联盟建设对接，秉持透明、相互尊重、平等、各种一体化机制相互补充、向亚洲和欧洲各有关方开放的原则，确保地区经济稳定增长，加强区域经济一体化，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
“一带一路”与“一带一盟”的对接，是国家间的政策沟通的范例。俄罗斯启动的欧亚联盟建设，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目标，都是要通过跨国合作的方式促进本国和区域的发展与安全。中俄以更加开放、包容的态度相互协调、求同存异、共同发展，更加有利于欧亚大陆国家之间的经济、政治和安全合作。
在“一带一盟”的框架下，中国与白俄罗斯开展以中白工业园项目为核心的经济合作，该项目促进了两国的产业整合、提升了合作水平。2015年，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将“一带一路”与“光明大道”计划实现了对接，双方确定了涉及轻轨、汽车组装、聚丙烯项目、钢铁、冶金、水泥等52个早期收获项目。
在“一带一盟”的合作中，能源合作是其重要的特征。在目前世界上存在着两大能源经济体。一个是以国际能源署为运行机构的西方国家能源经济体，包括有占世界人口15%的9.64亿人口，有占世界能源25%的1885亿吨标准煤的总储量，其中石油天然气储量212亿吨，能源消费占世界总消费量的41%。另一个是阿拉伯国家为主体的石油输出国集团，有三亿人口，占世界3%的1.4万亿产值，能源储量为1380亿吨标准煤，占世界总储量11%，其中石油天然气储量1374亿吨，能源消费占世界4.5%。“一带一盟”的对接，正在形成一个新的能源经济体。目前的“一带一盟”经济体，有15亿人口，占世界24%，能源储量3434亿吨标准煤，占世界42%，其中石油天然气为1129亿吨，占世界储量的35%，能源消费占世界消费量的29%。与原有的两个能源经济体比较，“一带一盟”经济体国家内部具有更明显的互补性。
在“一带一盟”的基础上，中俄形成了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盟国，却是当代意义的发展之盟。这充分说明，国家间政策的沟通，是推进区域共同体经济、政治、安全合作进程的顶层设计和战略保障。这是“一带一盟”的实践，给我们提供的重要启迪。
在“一带一路”沿线，有许多国家都有自己的发展规划。如土耳其的“2023愿景”、沙特的“2020愿景”、伊朗的“2023愿景”、埃及塞西政府的“伟大埃及梦”、卡塔尔的“2030愿景”，等等。中国政府与这些阿拉伯国家确立了共同发展的合作框架，这就是以能源合作为主轴、以基础建设、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为两翼，以核能、航天卫星、新能源三大高新领域为突破口的“1+2+3”合作框架。通过政府间的政策沟通，可实现不同国家的规划趋近，使超国家合作更加默契而有成效。
在当今世界上，后发国家要实现超越式发展，必须要运用国家力量，通过组织化的方式集聚资本、完成基础建设、科技教育投资和工业化。政策沟通的实质，就是要形成超国家的组织化合作，实现共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