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思想史札记｜江户时代日本的社会与儒学家
在进入江户时代儒学史之前，需要先从日本中世的思想史说起。中世日本的儒学发展特征为传统训诂儒学逐渐在禅宗文化的影响下为宋学取代，宋学的一些理念也在禅僧文化的推动下进一步为武士阶层接受，这一时期儒学发展的特点便是与禅宗相结合，日后许多日本儒学者也兼具禅僧的身份。中世后期的禅寺可以说也是儒学的学术教育机构，足利学校就是禅僧主持的。近世日本儒学有别于宋明理学以及清代考证学主要有两大性格：文化上的折衷主义和社会上的实用主义。走出以“自力救济”为特征的中世，进入各方面都开始“规范化”的近世，在“偃武”之后的江户时代这一“逐渐开拓的书籍世界”也具备适合儒学发展的环境。思想史上的“儒学日本化”命题虽然一般被认为是明治开始进行的，也被塑造了一种相对于日本文化而言“异质”的印象（汉学），事实上在江户时代，就开始了“儒学日本化”的进程，并以京学派朱子学的崛起为典范（这也可以说是最早的“京都学派”了），并有着官学化（昌平坂学问所）、庶民化和神圣化（崎门）三条道路。 ●儒学在近世初期日本的扩容 明治以降的学者热衷于从江户儒学思想中发现前现代的近代因素，如丸山真男的政治思想史研究。而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想法并不适用我们真正理解江户时代的思想形成背景。丸山真男批判者之一的子安宣邦便不是从近代出发去看徂徕，而是从徂徕出发去看近代，考察在近世江户言说空间中徂徕的新学说，而非被丸山赋予了近代意义的思想实体徂徕。相同地，要认识江户儒学者在当时的社会角色，也要从相应的时代背景去理解。江户儒学思想谱系的发展是多元因素相互作用下产生的，是一种“复数”的发展，丸山真男所言的“儒学体制化”也是并行的而非主要的。 概括地说，在江户时代儒学发展脉络大致为：儒学开始从以往的贵族与寺院空间中开始独立，而朱子学首先受到幕府的注意，并在幕府统治者们武士传统的实践下逐步官学化。一些朱子学者又从中分化出来，试图到孔孟的原典中寻求真义，因而形成了古学派。与其之相对抗的是下层武士、平民阶层的社会思潮，即作为民间之学的阳明学。幕末一批藩士以阳明学的主观唯心主义，即知行合一的思想为先导，成为幕末维新时期的精神动力之一。另外，还有水户藩产生的以朱子学为中心、融合了国学与神道的水户学派和被称为“集儒学神道之大成者”的垂加神道派。幕末时期，日本国学和从西方传来的洋学日益崛起，也形成了儒学与国学的矛盾、洋学对儒学的冲击。可以说，如丸山真男等学者认为的朱子学“儒学体制”时间点已经被不断修正（宽政官学化），江户儒学的特点是不同学派争鸣的多样化。当然，谱系还是比较清晰的，那就是以京学派朱子学为脉络，从藤原惺窝·林罗山开始到贝原益轩、伊藤仁斋、山崎暗斋等反思朱子学的“古学派”，首先是有了朱子学的日本化，才有了丸山真男肯定的在发掘“传统”中产生了近代性价值的荻生学的发展。而所谓“古学派”并非丸山真男通说中与朱子学泾渭分明的学派，而是日本朱子学的“主气化”。 首先要说明的有两点。首先，江户日本的朱子学是被“日本化”受容-变容的朱子学，其许多原理已经结合日本的现实发生了改变，例如江户日本的儒学者更重视“理”形而下的一面（经验合理主义），即“物之理”，更有“气在理先”的一面。正统朱子学和朝鲜李退溪强调超越性的“理”，以纯粹朱子继承者自居的山崎暗斋在依照朱子学“居敬穷理”时也不甚重视“穷理”的一面，而强调侧重“自然”修养的“居敬”。可以说，日本朱子学主理派（精神主义）更倾向于向内的居敬，而主气派（知识主义）则更强调向外的穷理。林罗山、新井白石、贝原益轩和安东省庵等都可归为“主气”一脉，而藤原惺窝、室鸠巢、雨森芳洲等则更偏于“主理”一脉。第二，江户儒学中的朱子学“官学化”的时间是漫长推进的，直到宽政年间的“异学之禁”才可以说真正确立，并非丸山真男所言“占据了垄断地位”，其正统地位的确立过程其实是较漫长的，并且持不同思想观点的流派也是繁多的。学界对其是否能用“官学化”来形容也有争议，因为直到朱子学在「宽政异学之禁」后确立了正统地位时，才完成了“官学化”。需要指出的是，朱子学并非一开始就成为了德川幕府的官学和主导思想，而是到了18世纪末才被确立了正统学问的地位。与其说“儒学体制化”，不如说“儒学日本化”。平石直昭《德川体制与儒教的关系》一文指出了这一问题，他认为丸山真男在《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关于德川家康热心于照顾林罗山与朱子学的史料论据都记载于幕府的正式记录《德川实纪》，但该史料是19世纪后幕府的儒者编纂的（1809年起稿，43年完成），从彰显家康为有德君主的角度进行了加工，显然并非真实。平石直昭进一步指出“事实上，罗山在侍奉幕府时以“道春”的法号自称，不得不剃发。一边提倡激烈的排佛论，一边被强迫以僧人的身份出仕，这种有悖于罗山自己思想的仕官，象征着近世初期武士权力与儒教的关系。直到林罗山之孙林凤冈时，才得以蓄发还俗，打破这一身份束缚。为此，罗山遭到了中江藤树和山崎暗斋等人的批判，还不得不写了辩解的文章。”但丸山真男在修正旧说时出现了时间差，到了1983年出版的新版《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中才公开了修改意见，因此旧说时至今日一直还被各种沿用。另外，以林凤冈受任大学头作为朱子学官学化依据的说法也是值得商榷的，因为江户时代的官名和实际职务并不绑定，“林大学头”跟儒学没有对应的绑定关系，就像“柳生但马守”并非真的但马国司一样。感兴趣江户时代人名中“官名”特点的可查看《日本人的姓与名》一书（《氏名の誕生》）。 日本朱子学的发展过程中，面对朱子学的“日本化”，也有许多儒者开始怀疑和批判朱子学的原理，并试图从“古义”中发现孔孟的真义，也就形成了“古义学派”（古学派）的思潮。例如，伊藤仁斋否定理，将人看作朱子学意义上的“气质之性”，即将生来的素质视作活物，更追求孔子所言的日常可见的“仁”，这事实上也是小仓纪藏指出的不同于“第二生命”（道德、宗教）的“第三生命”（偶发的行为积累，灵性）。山鹿素行也不认可“理”是宇宙的本源，而认为“理”是存在于世间万物的差别之中的条理，与古学派具有共通的人类认识“诚”。伊藤仁斋也强调通过发展人日常的善行，来开拓世人参与“道”的可能性。丸山真男所抬出的分别“公”与“私”领域原理、肯定“私”的创造性的近代性先驱荻生徂徕，也认为“理无形，故无准。其以为中庸为当行之理者，乃其人所见耳。”，将“理”进而去边界内化于一切“行”中，是对朱子学经验合理主义的批判继承发展，与18-19世纪朝鲜出现的重视“气”的经世致用的“实学”诸派可谓近世思想发展之呼应。而荻生与伊藤仁斋等“古义派”不同，他注意到“古今之辞”的区别，主张以中国古文来读古文，对宋学·朱子学出现主观性的批判。荻生认为儒学之道应是“安天下”，追求公的政治性，并认为德川公仪的将军们可作为日本本朝的“先王之道”而“制作”出“道”（朱子学的自然秩序）而个人内在的道德问题（私领域）并不属于儒学的范畴，因而被丸山真男发展为“从自然到制作”这种近代人类观。 ●儒学与近世德川公仪政治秩序 江户时期的儒学家们有一部分是作为幕府知识分子来为幕府构建思想秩序的，服务于武家政治的现实需要。对于作为执政者的德川家康而言，从思想理论上交代和阐释这一政权构建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是至关重要的。德川家康将视线投入到儒学，他和著名的儒学学者藤原惺窝及林罗山保持着密切交往，将儒学置于幕藩制建构中，但儒学的正统地位在此时根本没有被幕府正式确认。在江户开幕之前的文禄二年，家康就招藤原惺窝和林罗山至江户，听其讲解《贞观政要》。关原战后，藤原惺窝定居京都，家康并多次亲自听其讲授儒学。在儒学（朱子学）知识分子的积极参与之下，儒学在德川政权建构中占据了重要的空间，这既是武士阶层对儒学的实用传统，也是家康在建立幕藩体制时有意培养的学者群。此时的幕藩体制思想更像是“杂王霸”的实用主义，如上垣外宪一指出的那样：“江户幕藩体制是家康的权谋、霸道政治与藤原惺窝的文治主义、理想主义的合体”。而藤原惺窝作为公家出身的儒学者，与林罗山在思想上极为不同。藤原惺窝的思想更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他并不像林罗山那样以朱子学“大义名分”解释“华夷秩序”，而是以“理一分殊”论证列国平等，并且放眼于航海贸易，可以说与江户后期被建构的一般刻板朱子学者形象截然相反。 家康期的文化政策是复兴足利学校，重建金泽文库，重用儒家学者，各藩的大名也都纷纷效法。参与幕府事务的朱子学学者林罗山便是日本朱子学派的代表人物，林罗山的思想继承了宋学的思想特点，把儒家伦理思想中的尊卑贵贱秩序与天理结合起来。丸山真男在《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中谈到江户儒学发展具备的社会基础：“把将军乃至诸侯置于顶点，使青年武士、伙伴等武家奉公人处于最下位的这种武家身份制结构，以及更进而武家对于庶民的绝对优越，这恰恰与儒家作为理想的周代封建制度中的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和庶民这种等级结构在类型上是相似的，所以，这里的诸社会关系，极其适合用儒学伦理赋予意识形态性的基础。”丸山真男对于朱子学的地位还有着这样的论述：“进入江户时代之后，儒学和幕藩体制的相互适应性被决定了。尽管近世儒教以及儒者的功能有其限度，但是，近世儒教依然是体制意识形态，其中最具持续性的意识形态毕竟是朱子学。”丸山的论述强调朱子学持久的影响力，但与史实还是有所不符的。如前段所述，目前学界普遍否认了江户初期朱子学官学化的观点，指出了宽政异学之禁和昌平坂学问所的开设才能够视作“官学化”的开始。尽管丸山关于朱子学在江户初期成为官学的这一错误认识已经遭到学界逐渐修正，指出其在江户后期的宽政年间才真正“官学化”，但朱子学学者对江户时代的长期影响力仍是可摸索出一条明显线索的。日本朱子学派的流派也是五花八门，有儒佛调和（松永尺五）也有神儒调和（贝原益轩）等不同流派，也是需要注意不能将日本朱子学视作均质化的一个学派。 彼时，德川政权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在理论上阐释天皇与将军、朝廷与幕府的关系问题，也就是日本的公武二元体制矛盾。当时的学者林罗山等人认为：天皇和将军的存在是一种君臣关系的存在。他们进一步从日本战国时代的战乱到德川家康的胜利而由此结束战乱的历史视点，将德川家康的胜利解释为天命所归，是天皇把大政委托与德川家。林罗山进而把朱子学同日本的神道结合，主张神儒调和：神道即是王道，王道即是儒道，二者并无差异。林罗山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理当心地神道”的理论。“一而王者，二而天地人之三者，一贯首于天地人之上，贯于天地人之上为神道。王道中第一之人，天下之君也”。林罗山的解释是：第一之人是天皇，天下之君是将军。即德川家康为天下之君。在林罗山的儒学和神道合而为一的理当心地神道中，神道被喻于天皇的权威，儒学被喻于将军的权力，天皇和将军必须是一体的。家康之所以为天下之君，从儒学理论上便是天皇将政权委托于忠信的德川将军家，二元政治体制就这样根据神道的宗教性权威被正当化的同时，又根据忠信这一儒学的伦理而被合理化。赖山阳的《日本外史》中也有着“源氏足利氏以来、在军职、兼太政官者、独公而已。盖武门平治天下、至是极其盛云。”这种尊王式的微言大义。家永三郎在《日本文化史》中总结道：“随着封建秩序的巩固，以及社会对学术理论的需求日渐高涨，人们开始意识到儒学，尤其是其中的朱子学作为支撑封建社会伦理的理论有效性。特别是从五代将军纲吉时起，幕府改变了过去武人政治的风气，采取文治主义政策，开始积极奖励儒学，重用罗山之孙信笃，让他将私塾移至汤岛培养学生。不过，这件事也只意味着林家受到了特别保护。而朱子学变成官方承认的学问，昌平坂学问所成为幕府的官学，还是在过了很久的1790年（宽政二年） 松平定信实施了“宽政异学禁令”之后了。从那时起，以朱子学为代表的儒学获得了武家社会正统哲学的地位。 作为御三家之一的水户德川家在流亡学者朱舜水的影响下，以朱子学为核心，融合了日本国学与神道建立起了水户学派。其中，最具代表的便是源于第二代藩主德川光圀的水户史学。德川光圀专门成立了编纂机构“彰考馆”，编纂了《大日本史》。《大日本史》是一部以天皇统治正统论为中心的纪传体史书，内容从传说中的神武天皇开始一直到南北朝结束。在流亡学者朱舜水的影响下，这部史书体现了浓厚的儒家大义名分思想，成为尊皇思想的重要推动力量。此书在明治时期才得以全部完成，但德川光圀开创的“大日本史”史学却在幕末的社会思潮中影响深远。这部史书不同于官方修史，其中体现除了日本国学与神道思想的影响：《大日本史》削去了幕府官修史书《本朝通鉴》所记载的日本人是来自吴泰伯之后的说法，更加明确了日本天皇血统的纯粹性。另外，《大日本史》将南北朝时期实力薄弱却拥有神器的南朝奉为正位，将由室町幕府将军扶持且势力强大的北朝定为闰位。德川光圀从编史的角度，确认了由“神之代”转向“君之代”的天皇统治具有无可辩驳的正统性，显示出了大义名分论为中心的尊皇史观。从水户史学的史观便可以看出，水户学的特点便是融合了国学与神道的思想。 近世集儒学神道大成的垂加神道，是山崎暗斋学习吉川神道为首的神道诸教说，再将吉川神道加以发展，导入朱子学、阴阳学、易学的神道集大成，强调道德性。以阴阳五行说和理气说附会“七代天神”、“五代地神”的神话，以此宣扬神国观与尊王论，是朱子学派中具有神秘主义特征的学派，对水户学也产生了很大的思想影响。桂岛宣弘就指出，这种融合转向正是在明清交替期“华夷变态”的思想冲击下形成的。需要注意的是，朱子学的日本化正是由山崎暗斋学派推动形成的。崎门把“敬”看作“心之主宰性”的工夫，并从中发现了根本性的意义，以重构朱子学。学者子安宣邦指出，把“主宰性的心的自我把持”的工夫置于根概处，势必形成颇具冲击力的自我追求的态势，而这正是崎门之学的课题，亦是其方法所在。朱子学的日本化由于崎门派儒者的“敬”的言说而得以成立，崎门派儒者通过强调自我“心的主宰性”的维持和觉醒，使“敬”深植于日本人的内面。这种促成主体确立的言说，同时也意味着形成日本的“内部”的言说的成立。 ●近世四民社会中出现的儒学因素 江户儒学还具有本地化与社会普及化的特点。江户时代的儒学具有对于社会道德教化的功能，但就其作用来说也有局限性，这点是需要注意的，不可认为江户社会的价值标准就是儒学化的，这是调和了原有的和现实社会需求而产生的近世社会新规范。如古学派深入钻研古典，寻求孔孟的真谛，注重学理、学问上的探讨，讲学传道，努力于学问的普及，大力宣传儒家的思想，使儒学得以深入庶民社会。儒学的普及化也影响了日本社会许多阶层，如中世以来新崛起的在日本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活中发生巨大作用的新武士与町人。儒学者努力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起来，用理论指导实践、把理论应用于实践，在各地的藩国也都开设了众多藩校以及寺子屋和私塾，其中藩校虽然是主要教育士分（武士）的，但是百姓和町人优秀者也能推荐入学进行教育。在明治时代统计的寺子屋数量中，就以长野、山口、冈山三县最多，因为这些地域在曾经的藩政中也侧重于此。 例如，在对武士阶层的影响上，山鹿素行便积极提倡“设学校立道学”，实行“六艺”等儒家教学，并认为“圣学”即儒学才是“武门之学问”的根本。由于江户时代的武士已不是战士，成了“含糊不清可有可无”的存在，“武士道”的理念正是为了确立其存在的理由。基于这种理解，山鹿创立了“山鹿流兵学”的学问体系。山鹿的基本理念是，以儒学为根据，重新解释兵学，将作为战斗技术的日本传统兵学发展为包括修身治国等学问在内的近世兵学。所谓“武士道”，也是在江户时代注入儒学内涵后开始具体化的。丸山真男认为，山鹿素行的武士道论适应了近世日本家产官僚制的进展，此外还有另一种武士道论（以佐贺锅岛藩藩士的创作《叶隐》为代表，从非主流到逐渐成为藩士教材）是幕藩体制的和平环境下对武士作风的意识形态总结，事实上与近世主流的山鹿武士道以及真正的武家规范相去甚远。但由于传播力强，也带给日后幕末志士们一种传统的武士观念，作为精神指导理论。但需要注意的是，所谓“武士道”的形成也是漫长的，江户时代的儒学促进下仍没有形成成熟的所谓“武士道”精神，直到幕末时期，才形成一种完整的、体系化的意识形态。 随着江户时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庶民阶层对文化教育的需求迅速增长。以中世后期以来禅僧的寺子屋和私塾为代表的平民教育开始蓬勃发展。其中教材许多选用的都是儒学书籍，这也对庶民阶层的教育起到了很大影响，儒家思想的超越观念也使得庶民阶层越来越具有主动性，德川纲吉时代的社会价值观塑造便以儒教的忠孝仁爱原理为理想，进行了社会秩序的规范化，尽管这种过于理想化的社会改造也引来了庶民的抵抗。 近世不同流派的儒学者们都编写了大量的书籍，对日本社会进行思想上的影响。即便是商人阶层，也得到了儒学者的伦理认可。石田梅岩便认为“士农工商，助成天下之治也。四民有缺，则无以为助。治理四民，君之职也。佐助君主，四民之职分也。士者，原有位之臣也；农人，草莽之臣也；商工，市井之臣也”。他肯定商人创造财富的合理性，石田以阳明学的概念和理论，把同时代商人的思想作为更深层次的人性问题来审视，通过“由形之心”理论，说明了町人特殊之道与万人普遍之道相通的事实，他也成为了“中小町人的代言人”。但需要说明的是，接受部分儒学的理念转化进日常生活中作为伦理标准，并不能说明近世日本的庶民阶层有什么“儒学化”，毕竟真正的儒者只有知识人。阳明学直到幕末都属于非主流的思想，说到底，还是近现代的思想史建构让阳明学增添了许多刻板印象（例如行动主义哲学）。 江户儒学还存在超越经书解释的再生产过程。学者子安宣邦发现，“私人”儒者中井履轩依托于“公的”经书学习体系，不断推进对经书的知性探究。他通过对支撑这个体系的朱子《中庸章句》的批判性解构，推出了《天乐楼章句·中庸》这一新的经书文本，这说明围绕经书的学习者的知性行为已经完全脱离了模仿朱子、重复朱子的经书解释的“道统之学”的再生产过程，也不会形成作为经书解释言说的“儒学”言说。“学”已经脱离了依托于经书解释的“儒学”言说的再生产过程，这种知识生产之场定位在了儒学”思维的再生产过程之外。子安发现了这些近世知识人试图构建的认识批判与知识转换的远大射程。 ●小结：所谓近世「儒学日本化」的实态 江户日本的儒学流派主要是朱子学、阳明学和古学派三大体系。朱子学结合武士阶层的传统，从幕府构建秩序的工具逐渐体制化，发展为“官学”，在幕末成为尊王论的思想基础。而阳明学的非体制性与古学派承认“情欲”“私”等的正当性的思想特点也分别在幕末为吉田松阴、民权派和福泽谕吉提供了理论基础。丸山真男认识到，日本近代性在江户时代早已产生，并把日本近代思想史视为一个不断分解不断关联的内在有机形成过程，他试图从中引出近世儒学在分解过程中形成的与西方近代政治结构及社会思想相类的整体性思维特质。但子安宣邦则指出了丸山执着于在前近代寻找近代性的局限，应该从江户时代的思想本身去发现江户时代思想产生的进步因素。具体来说，江户时代的儒学者扮演的具体角色包括教育者、研究者、幕僚、外交家等。而总的来说，江户时期不同儒学家主要扮演的角色既是幕府秩序的构建者，也是社会思想文化的传播者和生产者，他们同时也是近代日本思想基础的奠基者。 但对于江户儒学的认识中，不应该夸大儒学对日本全社会普遍性的作用。江户时代的不同流派儒学确实对日本各阶层产生了广泛影响，但这个影响程度是有限的，这也是渡边浩等学者指出过的。也就是说，儒学只能反映江户日本社会思想的一个面相而非概括性的全貌。而儒学对于两宋到明清社会也未必那么大影响。儒学对于前现代传统社会当然是有许多影响力，但影响力可能未必如今学界想象得那么大。就像杨念群指出的那样，前现代的儒学能在多大程度上持续支配着身处不同时期和不同区域的知识精英以及多大程度上能够对君主的行为施加影响都是充满疑问的，儒学理念对知识精英和整个社会的影响力都是有限的，知识精英也往往因时因地制宜。在如今的日本学界，该论争主要体现为是“儒学日本化”还是“日本儒学化”。当然，思想史不能单纯纠结于抽象的、“普遍性”的儒学来看，因为儒学在不同语境的落实都会显示出不同的面相，只能落实到具体语境去思考。这种现象也正反映了学术史上一种对前现代“内”的文化思想作用的过度关注而没有注意到“外”的前现代社会多元因素的视野盲区。
相关参考/拓展阅读文献 丸山真男《日本近代政治思想史研究》 平石直昭《德川体制与儒教的关系》 王中田《江户时代日本儒学研究》 王家骅《日本儒学史论》 家永三郎《日本文化史》 子安宣邦《江户思想史讲义》 尾脇秀和《日本人的姓与名》 柄谷行人《现代日本文学的起源》 吴伟明《德川日本的中国想象》 渡边浩《东亚的王权与思想》 杨念群《昨日之我与今日之我：当代史学的反思与阐释》 唐利国 《重提“日本儒学化”问题——以丸山真男为中心的学术史省察》 刘莹《儒学的日本化：近世日本京学派思想研究》 刘莹《贝原益轩之“大疑”辨——以理之气化为视角》 清水正之『日本思想全史』 小倉紀蔵『朝鮮思想全史』 桂島宣弘『自他認識の思想史』 小倉紀蔵『新しい論語』 上垣外憲一『鎖国前夜ラプソディ：惺窩と家康の「日本の大航海時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