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东方：李家营子出土的银器与丝绸之路上的粟特人
1978年《考古》第2期刊登了内蒙古敖汉旗李家营子发现的金银器，其中1号墓出土5件银器，可分别称为李家营子银带把壶、李家营子素面罐形银带把杯、李家营子银长杯、李家营子猞猁纹银盘和银勺。夏鼐先生指出，带把壶“底部外缘有联珠一周，口部有流，流和缘相接处有接缝，把部和口缘相接处有一胡人半身像，这些都是萨珊式银执壶的特征”[1]。宿白先生认为，这些器物大约是中亚、西亚的输入品[2]。韩伟先生将这些器物的年代定在初唐到唐高宗时期(公元618-683年)[3]。但他们都没有详细的讨论。
李家营子的银器的重要性在于，(1)它们是作为一批器物发现的，有组合关系。(2)已知的唐代金银器皿基本上没有同类器物，属于新发现的器形。(3)出土地点不在大量发现唐代金银器的西安、洛阳和江浙一带，而在中国北方地区。因此，对这批器物的产地和时代的进一步考察，有助于中西交通及唐代金银器兴盛原因的研究。
一 遗迹的性质
银器出土于老哈河右岸的第一台地上，原报告在报道这些器物时说，它们是敖汉旗荷叶勿苏公社李家营子大队在修水渠时发现的。其后敖汉旗文化馆对出土文物进行了收集，并对出土地点做了调查。“两次分别发现在相距不远的两个地方，距地表深1.5米左右。据当地群众反映，出土时都发现过人骨，但没有发现砖、石建筑材料，估计金银器的出土地点可能为两个土坑墓，故分别编为墓1和墓2”。5件银器都出土于墓1。墓2出土金带饰99件、银镯1件、小银环1件、玛瑙珠2件、鎏金铜盒1件，此外还有鎏金铜饰。报告的最后说：“墓1出土的鎏金银盘的制作和纹饰与近年陕西长安何家村出土的鎏金银盘相似。而银壶的造型和联珠纹饰，则是波斯萨珊时期的样式。墓2出现的金质带饰，为辽墓中习见的饰物，捶雕的卷草纹仍有浓厚的唐代风格。由于这两组金银器的发现，可以推测李家营子是一处年代较早的辽代墓地。”
这批器物虽然出土地点明确，但非经科学发掘获得。据事后调查情况看，墓1的情况十分特殊，因为没有发现砖、石建筑材料。众所周知，能出土精美银器的墓葬，墓主人的身份一定很高，墓葬的建造和规模也应讲究。目前该地区已发现了大量唐代、辽代墓葬，如唐代张秀墓[4]、韩贞墓[5]、辽陈国公主驸马墓[6]、耿氏墓[7]等，墓葬形制和墓内设施多为砖石结构。李家营子墓1无论是盗墓或破坏，遗失的物品首先应是珍贵的银器，剩下其他遗物，不可能只留下银器而没有别的遗物和遗迹。另外，墓1所出的银器不像是通常墓葬中的随葬品，这几件银带把壶、带杯、长杯、盘、勺，恰好是一套饮食用具，简洁、实用，又便于携带。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它们是外出旅行者的简单餐具。墓1的特殊性还在于出土的银器也不同于西安何家村、镇江丁卯桥的金银器窖藏。何家村、丁卯桥两处窖藏埋藏着贵族或官府的珍宝，种类繁多，何家村窖藏中的器物并非同一时代的作品。李家营子出土的器物少，而且只有单一的银器，时代应相同。根据所报道的银器附近有人骨却无其他遗迹和器物，那么墓主人很可能是随身携带一套餐具的旅行者，因遇不测突然死亡，遗体连同随身物品一起草草埋下。确定出土遗迹的性质，对于探讨器物的时代、产地及其他问题会有很大帮助。
二 银器的产地及年代
李家营子墓1出土的5件器物，除银勺外，都发表了照片，带把壶、带把杯、盘还附有线图。下面逐件考察。
李家营子银带把壶(图1)。高28厘米。器身平面呈扁圆形。口部略似鸟头形，有扁状的流口。短束颈。鼓腹，最大直径稍偏下。圈足较粗，呈喇叭形，有联珠围绕足的底沿。把的上端起自口部，下端止于中腹，呈弧形。把的上端和口缘相接处有一胡人头像，鎏金。整个器物捶揲成型。
这类器物在中亚、西亚经常可以见到，一般认为是波斯萨珊遗物。但它起源早，分布广，罗马到伊斯兰时代都有发现。传至东方的中国和日本以后，被称为“胡瓶”。唐玄宗曾“赐禄山金靸花大银胡饼(瓶)”，安禄山也献过“金宝细胡瓶”[8]。日本奈良正仓院保存1件银平脱漆瓶(图2)，被书于天平胜宝八年(公元756年)的《东大寺献物帐》上称为“漆胡瓶一口”[9]，由此可知“胡瓶”的形状。中国和日本古代文献中的“胡瓶”即指李家营子出土的这类带把壶。中国文献中的“胡”是泛称，在用于国家时，主要指西域诸国。东方学者较早注意“胡瓶”的是原田淑人，他在谈到正仓院收藏的漆胡瓶时比较了波斯萨珊时代的器物，并肯定其渊源在波斯萨珊[10]。然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找不到萨珊王朝所在的伊朗高原出土的作品。有明确出土地点的器物也都在南俄罗斯的草原地带。后来，1件据说确实出土于伊朗高原吉兰州的银带把壶传到日本，日本学者深井晋司著《阿那希塔女神装饰鎏金带把水瓶》一文，讨论了这种器物的形制特点和历史渊源问题。他列举了11件这类壶，并把萨珊晚期至伊斯兰初期的与典型萨珊时代的器物进行了排比，认为它们有如下变化：史前同类陶器的上部几乎没有口部，萨珊时期注口顶端前半部变为圆形，后半部加盖。另外，注口顶端舒缓的弯曲已消失或成为折角形;颈部稍长;把顶端的位置由原来的从腹的上部沿着颈上伸再作曲线下垂，改做从颈部的中央开始，即把手的上端在壶的位置上提高了;高足中部的节状装饰更加形式化。将壶把上端安在口部，是萨珊时代末期的作法[11]。李家营子出土的带把壶的把手上端直接安在口沿处，按萨珊器物的演变，它的年代应在萨珊时代的末期，即7世纪上半及以后。
但是，过去认为是萨珊器物的带把壶，未必都是萨珊器。20世纪70年代，马尔萨克的《粟特银器》一书，把过去归为萨珊银器中的一部分带把壶区分出来，考定为粟特地区的产品，一共找出7件(图3-1~5、7、8)，时代均在7世纪之后[12]。如果仔细观察对比深井晋司和马尔萨克所列举的全部萨珊壶和粟特壶之后，再来考察李家营子银带把壶，就不难看出，该壶把的上端直接安在口上，颈部短粗，圈足粗矮，没有节状装饰等特征，更接近粟特的产品，时代也相吻合。而且，在中亚粟特地区的陶器中也流行这类带把壶(图3-6)。李家营子银带把壶是素面，圈足的底沿饰一周联珠。萨珊器一般都有繁褥的纹样，粟特的银壶器表却多无装饰。2件带人物和翼驼纹的粟特银壶，也正是被马尔萨克归在与萨珊相关的粟特器物。联珠纹虽然在萨珊和粟特都流行，但以粟特地区为盛。
带把壶的喇叭形高圈足底的特点，可追溯到帕提亚(Parthian)乃至阿契美尼德(Achaemenidae)王朝时代，罗马时代也有这样的高足器物。中亚、西亚的带把壶有高圈足和矮圈足(甚至无圈足)两类，应当是两个不同的系统。深井晋司文中的11件萨珊带把壶，只有一件是矮圈足的，为青铜制品，收藏于柏林国立博物馆，出土地点不明。其他都是喇叭形高圈足。而马尔萨克所说的7件粟特带把壶则全部都是粗矮圈足或无圈足。李家营子银带把壶无疑属于后一系统。
中国唐代的陶瓷器、塑像、壁画中，多有带把壶。这是模仿西方器物特别是金银器制作或描绘的。值得注意的是，壁画和塑像上的带把壶多与胡人、商旅有关，这也为推测李家营子银带把壶的年代、产地进一步提供了证据。
李家营子素面罐形银带把杯(图4)，高11.2厘米，口径6.5厘米。器身平面呈扁圆形。口两端上翘，束颈，鼓腹，圈足外侈。腹部有环形把，把上加椭圆状指垫。
这件造型别致的器物在中国传统器形和唐代金银器中没有完全相同的，有几件器物可供比较。1件是西安出土的何家村素面罐状银带把杯(图5)，年代为8世纪前半叶。另1件是埃尔米塔什博物馆收藏的山羊纹银带把杯[13](图6)，年代为8世纪。还有俄罗斯米努辛斯克盆地西部、叶尼塞河上游的科比内2号墓出土的缠枝纹带把金杯(图7)，年代为8世纪[14]。这些器物风格一致，时代和产地可作参考。埃尔米塔什博物馆的山羊纹银带把杯，被考定是粟特或伊朗东北部的呼罗珊地区的产品。科比内缠枝纹带把金杯被考定为突厥或突厥式器物[15]。何家村素面罐状银带把杯如不是输入的，至少也是仿制品。
埃尔米塔什博物馆的山羊纹银带把杯，杯的环形把上部有椭圆形指垫，当用手执杯时，拇指按在圆垫上既可使手感舒适，又能帮助其它手指加力持重，增加持杯时的稳定，是一种实用、巧妙的设计。粟特地区的其他杯类也都有这种指垫。粟特人很重视这一装饰，指垫上常常做出精美的花纹或人物头像。由此可见，李家营子素面罐状银带把杯把上部的指垫正是粟特银器中流行的做法。前面对李家营子的遗迹性质进行分析时谈到，这批银器很可能是旅行者弃藏的遗物，所有器物的年代、来源应是相同的。因此，银带把壶和银带把杯可为互证。
李家营子银长杯(图8)，口长18.5厘米。原报告说：“圈足已残”。
报告所附的照片为正侧面，反映不出圈足已残的痕迹，甚为遗憾。但是，无论原来是否有圈足，中国除了玉和玛瑙长杯外，至今尚未发现同类金银器。已知的唐代金银器中有两种椭圆形的长杯，一种以藏于日本白鹤缠枝纹银长杯(图9)为代表[16]，杯体是八曲形，为典型的萨珊样式。后来这种杯虽然发生变化，但仍然在杯体上分瓣。另一种以西安南郊出土的何家村银耳杯[17](图10)为代表，是汉代以来的耳杯的形制。李家营子银长杯既不分瓣，又不带耳，形制特别。然而，这种不分瓣、不带耳的长杯在西方较多发现，并且历史悠久，有金银制品，也有青铜和白铜制品(图11、12)[18]。长杯也有出土遗物，杰克斯·摩根(Jacques de Morgan)在伊朗的苏萨(Susa)发掘出1件残器，年代为6世纪或7世纪[19]。这些长杯多被认为是萨珊遗物，其实有许多应是粟特遗物。粟特地区十分流行长杯，中亚撒马尔罕(Samarkand)东约70公里的片吉肯特(Panjikent)发掘出大量的粟特壁画，其中有许多人物手持这种杯进行宴饮的画面(图13、14)，与粟特壁画艺术接近的巴拉雷克反映嚈哒王族宴饮场面的壁画中也有持长杯的人物(图15)[20]。可见李家营子银长杯的产地也应当在萨珊、粟特地区，最重要的还是粟特地区。
李家营子猞猁纹银盘(图16)。高4厘米，口径18厘米。侈口。斜壁。圈足外侈。盘心单独饰一猞猁或虎状动物。
中国古代的动物纹样十分流行，但未见这种动物及装饰手法。萨珊、粟特的银器中虽未发现这种动物，却很盛行在盘心饰动物。粟特地区的银盘更流行在盘中心饰纹样、特别是动物，周围留出空白的作法(图17、18)[21]。因此，李家营子猞猁纹银盘也当是粟特地区的产品。
通过以上分析，完全有理由认为，李家营子银带把壶、李家营子素面罐形银带把杯、李家营子银长杯、李家营子猞猁纹银盘，加上未发表图的银勺是一组密不可分的用具，而且是输入品。它们的原产地应在粟特或萨珊王朝的东北部，而以粟特地区的可能性更大。其时代为7世纪后半到8世纪中叶。
三 草原丝绸之路的繁荣
既然李家营子墓1可能是旅行者因遇不测突然死亡草草掩埋的墓葬，所出银器又是一套产于中亚、时代为7世纪后半到8世纪中叶的饮食用具，就有必要对有关历史背景和当地出土的其他遗物略加说明，同时也是对上述推断的进一步证明。
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中国的北方连续发现了一些西方的输入品。较重要的有甘肃靖远出土1件4至5世纪的银盘[22]，宁夏固原北周李贤出土1件鎏金银壶、1件玻璃碗[23]，山西大同北魏平城遗址出土的1件多曲银杯、3件鎏金铜杯[24]，山西大同北魏封和突墓出土1件银盘[25]，辽宁朝阳北票北燕冯素弗墓出土5件玻璃器[26]，河北赞皇东魏李希宗墓出土1件银碗[27]，内蒙古奈曼旗辽陈国公主、驸马墓出土7件玻璃器[28]。辽宁朝阳姑营子辽耿延毅墓出土2件玻璃器[29]。此外，还出土许多东罗马、萨珊的金银币。这些发现充分证实在中国北部存在着一条约从河西经包头、呼和浩特、大同、通过河北北部进入内蒙赤峰，到达辽宁朝阳的中西交通路线。这是一条大体上与兰州、西安、洛阳的“丝绸之路”主干线的中路相平行的北路。这段北路尽管是从河西走廊叉开的支线，但应看作是历史上中国北部通西方的草原路。仅从考古发现的遗物上看，这条路自北魏到辽一直畅通。唐初，统治者对外经营的主要精力放在西北，目的之一便是通过绿洲之路与西方勾通，但同时也非常注意对北方的经营，设幽州、营州管辖北方事务，从游牧民族占据的草原通西方的交通路线上获得利益。
丝绸之路中的北方草原路线问题，虽然早己提出[30]，但多指西伯利亚南部草原很早的斯基泰人、塞种的迁徙、交流问题。对6世纪以后的唐代、辽代的草原路线研究甚少，而考古学研究几乎是空白。李家营子的一套成组的银器、遗迹的性质及器物的产地令人深思。
在唐代及早些时候，中国与中亚、西亚的许多国家或地区都有联系，学者们在论及中国发现的西方器物时，多涉及萨珊、拜占廷、巴克特里亚及与中国的关系，近年又提到嚈哒。其原因主要是：第一，这些器物很可能分别属于这些地区的产品。第二，有关这些地区的文献记载较多。第三，巴克特里亚、嚈哒在这一时期与中国接壤。探讨器物的时代、产地等问题虽有不同意见，但大致范围相差不大。然而在深入到中西交通或丝绸之路的研究时，却存在很大的缺陷。因为搞清那些国家在什么时期与中国的关系更为密切，是探讨中西文化交流的至为重要的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说，发现西方输入的器物和文献记载的中国遣使西方及西方诸国朝贡的事例，不一定都能说明中西文化的交流问题。“文化交流”，并非几件器物、数条文献所能证明，而遗物的多少、文献记载的多少也不一定反映事物的本质，因为考古发现和历史记载都有局限性。“中西文化交流”有广阔的背景和深刻的历史原因，这正是强调李家营子银器重要性的理由所在。
人们乐道的张骞通使西域，尽管是划时代的历史事件，但对当时中西“文化交流”的影响并不大，其重要意义仅表明中国与西方开始了正式的政府之间的接触，交往程度限于相互对话，还是彼此了解的阶段。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所率一百多人途中被匈奴扣留，其后他虽历尽艰辛到达西方诸国，回来时又再次被匈奴所拘，回归长安时仅几个人，既不可能带回许多西方文物，也不可能进行更广泛的宣传。第二次出使收获较大，但也不能与北魏以后的规模相比。有些考古材料可以证实在张骞通西域前后中西的交往，著名的巴泽雷克墓葬出土有中国的铜镜、漆器、织物等[31]。阿富汗黄金冢出土了汉代的昭明镜[32]。中国南方的广州南越王墓[33]、黄河下游的山东淄博齐王墓随葬坑[34]出土有西方银器。但这些能证明的只是各自在自己的国家里发现了对方的器物，目前已进行了大量的汉代考古发掘，从实物还看不出西方文化有多大的影响。南北朝时期的情况不同，中国考古学文化面貌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无论是器物造型，还是纹样风格，都可以见到许多西方的因素。隋唐时期西方文化的影响又有发展。究其原因，与包括佛教东渐的西方文化向东传播不无关系。西方的情况亦如此，伴随着大月氏两次向西及西南移动，中亚发生了各民族的连锁迁徙，这是世界史上罕见的、跨度很大、涉及民族与地区极广的大迁徙。此后，加上张骞、法显、玄奘通西域，“丝绸之路”才逐渐进入文化交流的繁荣期，加快了中西文化的相互渗透。目前考古发现的西方文物也大都属于南北朝至隋唐阶段。因此南北朝以前为中西对话、了解阶段;南北朝之后为文化交流、渗透阶段。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考察唐代西方的哪个民族和地区与中国的关系最密切，粟特地区和粟特人的桥梁及媒介作用便显现得更为突出了。
四 丝绸之路上的粟特人
阿姆河(Amu dar'ya)、锡尔河(Syr dar'ya)流域的粟特人，素以善经商著称于世，粟特地区既是东西交通的枢纽，也是南北往返的中继站，可称为当时欧亚文明的十字街头。中国与西方之间的相互交往，许多都是通过粟特人进行的。粟特人充当了丝绸之路上的向导、交易中的商人，也是中国西北民族和中亚、西亚诸国政治交往中顾问。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有在中国经商的粟特人写给故乡家人的信件[35]，还有在突厥人与汉人交易时充当翻译的文书[36]。因此，中国发现的西方遗物，无论属于哪一国家和地区，似乎都不可忽视粟特人的作用。粟特人的生活同时具备了农业、牧业、手工业、商业特点，这在古代欧亚的诸民族中是不多见的。近一个世纪以来中亚地区的考古发掘，充分证实了粟特文化十分发达，而且还发现该地区与唐朝的关系密切。片吉肯特和撒马尔罕北郊的阿夫拉西阿卜(Afrasiab)古城7世纪至8世纪壁画中的有些人物与唐墓壁画、敦煌石窟壁画极其相似[37]。粟特地区还发现中国织物、铜镜及用中国出产的绢丝为加工成的所谓“胡锦”、“蕃锦”。粟特人又将自己生产的和从中国贩运的织物远销于里海以西的高加索山地区和西欧，甚至还将他们加工后的织物返销回中国。这些都说明以经商为目的的粟特人客观上极大地推动了中西文化的传播。中国除了李家营子出土的银器，还有一些重要的发现。《吐鲁番出土文书》有几十件与粟特人姓名和事件的各种文书，可知6世纪至7世纪，吐鲁番地区居住着大量的粟特人，有些人已有正式户籍，但仍聚族而居。还有一些往来于丝绸之路上的商人。1982年发表的河南洛阳安菩墓(公元704年)[38]，墓志题为“唐六胡州大首领安君墓志”，其先祖也是“安国大首领”，表明六胡州为粟特人聚居之地，如缀合史籍中的零散记录，不难看出，从4世纪开始，大量的粟特人陆续移居中国，并逐渐向东发展，到8世纪，吐鲁番以东，沿河西走廊到西安、洛阳，又自河西走廊北上到宁夏、大同，再奔朝阳，即丝绸之路中国境内的东段的中路、南路和北路，都有粟特人的移民聚落[39]。粟特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历史作用不能低估。文献记载中的粟特人何氏家族也特别引人注意，《隋书·何妥传》载，其父细胡(《北史》、《通志》作“细脚胡”)，作为商人入中国，“主知金帛，因至巨富，号为西州大贾。”何妥年仅十七便“以技巧事湘东王”[40]。《隋书·何稠传》又载，妥之兄何通，“善斫玉”。通之子何稠，“博览古图，多识旧物，波斯尝献金帛锦袍，组织殊丽，上命稠为之。稠锦既成，逾所献者，上甚悦。时中国久绝琉璃之作，匠人无敢厝意，稠以绿瓷为之，与真不异。”[41]更重要的是，炀帝幸扬州，感于当时“服章文物，阙略犹多”，令稠“讨阅图籍，营造舆服羽仪”。“稠于是营黄麾三万六千人仗，及车舆辇辂、皇后卤簿、百官仪服”，“参会今古，多所改创”。何稠“巧思过人，颇习旧事，稽前王之采章，成一代之文物。虽失之于华盛，亦有可传于后焉。”足见隋朝重用粟特人，粟特人也对隋唐文物制度改进作出了贡献。隋唐文化与秦汉文化相比发生的大变革，粟特及西方文化的影响是一很大的原因。
中国境内的丝绸之路，如大体以兰州为界分成东、西两段，在4世纪至6世纪，东部五胡十六国逐鹿中原，西部各民族连年争战，东西方难以通过传统的交通路进行交往。然而，战乱并没使中西交流停顿，西北诸民族间的争战，许多都是围绕控制中西商路的目的而展开的，反映出当时中西交流的繁荣和人们对这条道路重要性的认识。这时东方欲与西方诸国来往，不得不另找新路，上述甘肃、宁夏、山西、内蒙、河北、辽宁发现的西方金银器、玻璃器及李家营子的银器也证明了北方草原丝绸之路的再度兴盛。善于经商的粟特人沿着这条连接东西方的通路一直进入到今辽宁、内蒙古一带。开元五年(公元717年)，唐重建柳州城(今朝阳)，新城建成后，“集商胡立邸肆。不数年，仓廥充，居人蕃辑。”[42]该地商胡能召之即来，足见北方草原丝绸之路的繁荣与兴盛。李家营子的银器可能就是这一带粟特商胡的遗物。
注释
[1] 夏鼐《近年中国出土的萨珊朝文物》，《考古》1978年第2期。
[2] 宿白《中国境内发现的中亚与西亚遗物》，《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677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
[3] 韩伟《海内外唐代金银器萃编》，三秦出版社，1989年。
[4] 辽宁省博物馆文物队《辽宁朝隋唐墓发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第6辑，文物出版社，1982年。
[5] 朝阳地区博物馆《辽宁朝阳韩贞墓》，《考古》1973年第6期。
[6]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辽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发掘简报》，《文物》1987年第11期。
[7] 朝阳地区博物馆《辽宁朝阳姑营子耿氏墓发掘简报》，《考古学集刊》第3辑，1983年。
[8] 姚汝能《安禄山事迹》卷上，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9] 奈良国立博物馆《正仓院展》，133页，1990年。
[10] 原田淑人《正仓院御物を通して观たる东西文化会の交涉》，《东亚古文化研究》，座右宝刊行会，1941年。
[11] 深井晋司《ペルシァ古美术研究·ガラス器·金属器》，166页，吉川弘文馆刊行，1967年。
[12] Б. И. Маршак, Согдииское серебро, Москва, 1971.
[13] 东京国立博物馆《シルクロ-ドの遗宝》，日本经济新闻社，1985年。
[14] 奈良县立美术馆《シルクロ-ド大文明展シルクロ-ド草原の道》，大冢巧艺社，1988年。
[15] 孙机《近年内蒙古出土的突厥与突厥式金银器》，《中国圣火》，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
[16] 嘉纳正治(监修)《白鹤美术馆》，16图，神户新闻出版センタ-，1981年。
[17] 韩伟《海内外唐代金银器萃编》，三秦出版社，1989年。
[18] 古代オリエント博物馆《シルクロ—ドの贵金属工艺》，24至30图，有限会社シマプレス，1981年。这些器物为日本东京、大阪、京都等私人的藏品，尚未经过仔细鉴定研究，据图片观察，其中有可能为粟特器物。
[19] P. O. Harper, The Royal Hunter, p.46, fig.10; p.47, fig.11. New York. 1978.
[20] Guitty Azarpay, Sogdian Painting. The Pictorial Epic in Oriental Art. p.55, fig.21. p.121, fig.53. p.124, fig.55. 1981.
[21] 参见《粟特银器》(Б. И. Маршак, Согдииское серебро, Москва, 1971.)图版5~8;《シルクロ—ドの贵金属工艺》(有限会社シマプレス，1981年)图9、10、11、15。
[22] 甘肃省博物馆 初师宾《甘肃靖远新出东罗马鎏金银盘略考》，《文物》1990年第5期。
[23] 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等《宁夏固原北周李贤夫妇墓发掘简报》，《文物》1985年第11期。
[24] 出土文物展览工作组《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文物出版社，1973年。
[25] 大同市博物馆马玉基《大同市小站村花圪塔台北魏墓清理简报》，《文物》1983年第8期。
[26] 黎瑶渤《辽宁北票县西官营子北燕冯素弗墓》，《文物》1973年第3期。
[27] 石家庄地区革委会文化局文物发掘组《河北赞皇动魏李希宗墓》，《考古》1977年第6期。
[28]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辽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发掘简报》，《文物》1987年第11期。
[29] 朝阳地区博物馆《辽宁朝阳姑营子耿氏墓发掘简报》，《考古学集刊》第3辑，1983年。
[30] 松田寿男《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研究》，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7年。
[31] С.И.Руденко, Кудъмура населения го рного Адмая вскифское время, Изд-во АН СССР, Москва-Денинград, 1953.
[32] Bactrian Glod, Aurora Art Publishers, Leningrad. 1985.
[33]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西汉南越王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
[34] 山东省淄博市博物馆《西汉齐王墓随葬器物坑》，《考古学报》1985年第2期。
[35] 林梅村《敦煌出土粟特文古书信的断代问题》，《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1期。
[36] 姜伯勤《敦煌吐鲁番とシルクロ-ド上のソグド人》，《季刊东西交涉》第五卷一、二、三号，井草出版社，1986年。
[37] 宿白《西安地区唐墓壁画的布局和内容》，《考古学报》1982年第2期;姜伯勤《敦煌壁画与粟特壁画的比较研究》，《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38]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龙门唐安菩夫妇墓》，《中原文物》1982年第2期;赵振华等《安菩墓志初探》，《中原文物》1982年第2期。
[39] 池田温《八世纪中叶における敦煌のソグド聚落》，《ユ-ラシア文化研究》Ⅰ，1965年;荣新江《塔里木盆地周边的粟特移民》，《西域考察与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张广达《唐代六胡州等地的昭武九姓》，《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86年第2期。
[40] 《隋书》卷七五，1709-1710页，中华书局，1973年。
[41] 《隋书》卷六八，1596-1599页，中华书局，1973年。
[42] 《新唐书》卷一三〇，4494页，中华书局，1986年。
编者案：本文作者曾以《李家营子出土的粟特银器与草原丝绸之路》为题，刊于《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92年第2期;修订后收入作者《唐代金银器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页321-332)，此据后者，图文、形式略有改动。引用请据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