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念刘和珍君》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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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篇格式特别的祭文。鲁迅在文中说，“我将深味这非人间的浓黑的悲凉；以我的最大哀痛显示于非人间，使它们快意于我的苦痛，就将这作为后死者的菲薄的祭品，奉献于逝者的灵前”。[3]在事实上，鲁迅这“最大的哀痛”，连接着他最深遂的思考与最深广的忧患。
文章里这个句子——“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8][19]——一字不易的被复述了两次。尽管我们可以体会到字里行间所蕴藏着的鲁迅的愤激，这句话却源于鲁迅一项尖锐而持续的思考。
一年前的3月16日，徐炳昶写信与鲁迅讨论中国人的思想。他说，“人类思想里面，本来有一种惰性的东西，我们中国人的惰性更深。惰性表现的形式不一，而最普通的，第一就是听天任命，第二就是中庸。”[1]几天后，鲁迅便在公开发表的回信里，阐述他的更深入的思考，把这位年青人的思路向前推进了一步。鲁迅说，“我以为这两种态度的根柢，怕不可仅以惰性了之，其实乃是卑怯。遇见强者，不敢反抗，便以‘中庸’这些话来粉饰，聊以自慰。所以中国人倘有权力，看见别人奈何他不得，或者有‘多数’作他的护符的时候，多是凶残横恣，宛然一个暴君，做事并不中庸；待到满口‘中庸’时，乃是势力已失，早非‘中庸’不可的时候了。”[2]
同一年的5月9日，武者君在《京报副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温良》的文章。文章记述了鲁迅曾经在课堂里说过的“同学们是温良”的话来。他不以鲁迅所说的话为然，因为他在大道上发现了两样东西，凶兽和羊。鲁迅在读到这篇文章的第二天，便写文章提出了与武者群不同的看法。鲁迅说，“大道上的东西还没有这样简单，还得附加一句，是，凶兽样的羊，羊样的凶兽。”[3]鲁迅的思考的落脚点，仍旧是国人的性格——“中国人但对于羊显凶兽相，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所以即使显着凶兽相，也还是卑怯的国民。”
鲁迅如此苦心孤诣与意味深长地与年青人讨论中国人的“卑怯”。偏偏这“卑怯”却以更极端的方式在鲁迅所熟悉的女学生的身上肆虐。在《记念刘和珍君》一文里，鲁迅用一整段文字记录了这“卑怯”的手段的真实情形——
我没有亲见；听说，她，刘和珍君，那时是欣然前往的。自然，请愿而已，稍有人心者，谁也不会料到有这样的罗网。但竟在执政府前中弹了，从背部入，斜穿心肺，已是至命伤，只是没有便死，立仆；同去的张静淑君想扶起她，中了四弹，其一是手枪，立仆；同去的杨德群君又想去扶起她，也被击，弹从左肩入，穿胸偏右出，也立仆。但她还能坐起来，一个兵在她头部及胸部猛击两棍，于是死掉了。[14]
这一次鲁迅没有用“卑怯”一词，用来代替的词语是“下劣与凶残”[8][19]。也是重复用了两次。往常鲁迅与年轻的学生或朋友讨论国人的性格，列举的证据都是历史上或者目睹的大街上的事情。而这一次，却是“始终微笑的和蔼的刘和珍君”的“尸骸”为证，以及“沉勇而友爱的杨德群君”的“尸骸”为证。[15]
在写于《记念刘和珍君》的几天之前的《“死地”》一文里，鲁迅引用了罗曼罗兰的剧本《爱与死的搏斗》里的人物加尔的一段话。加尔说，他们却不愿意杀死不同政见的库尔跋齐，因为共和国不喜欢在臂膊上抱着他的死尸，因为这过于沉重。鲁迅以为，“会觉得死尸的沉重，不愿抱持的民族里，先烈的‘死’是后人的‘生’的唯一的灵药，但倘在不再觉得沉重的民族里，却不过是压得一同沦灭的东西。”[4]
也正如此，三一八惨案以后，鲁迅所写《“死地”》与《空谈》两篇文章，其主旨便在告诫青年学生——前者说，“死地确乎已在前面。为中国计，觉悟的青年应该不肯轻死了罢。”[5]后者则坦言，“但愿这样的请愿，从此停止就好。”[6]而这些句子的背后，潜藏着鲁迅的多大程度的愤怒与忧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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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念刘和珍君》里头，还一个为大家所熟记的句子——“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4]“猛士”一词也在文中重复了两次。[21]从句式与语调我们可以读出鲁迅的赞扬、期许与号召了。而实质上，也展示了鲁迅内心里所坚持的一种基本的人生态度。
也是一年前，鲁迅在给一位年轻的朋友的回信里说，他不愿做青年的导师。原因是，他自己也站在歧路上。对于他自己，鲁迅说，他是“什么也不怕的，生命是我自己的东西，所以我不妨大步走去，向着我自以为可以走去的路；即使前面是深渊，荆棘，狭谷，火坑，都由我负责。”但是对于青年，鲁迅却“终于还不想劝青年一同走我所走的路”，因为年龄、境遇都不相同，思想的归宿总不能一致。[7]
而且，鲁迅并不认为世上有所谓的“导师”在。就在写作上述信件之后的第三天，鲁迅专门撰写了《导师》一文来详述他的进一步的意见。鲁迅说，“假如真识路，自己就早进向他的目标，何至于还在做导师。”鲁迅又举了“说佛法的和尚”与“卖仙药的道士”的例。鲁迅以为，这些人将来都与白骨是“一丘之貉”，人们现在却向他听生西的大法，求上升的真传，岂不可笑！在文章的结尾，鲁迅说——
青年又何须寻那挂着金字招牌的导师呢？不如寻朋友，联合起来，同向着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你们所多的是生力，遇见深林，可以辟成平地的，遇见旷野，可以栽种树木的，遇见沙漠，可以开掘井泉的。问什么荆棘塞途的老路，寻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8]
可见，无论是对于自己，还是对于青年，鲁迅一直在呼唤着一种勇猛而无畏的人生态度。
所以讲办刊物的宗旨，鲁迅强调，还是几年以前《新青年》上已经说过的“思想革命”。因为有些人的论调，甚至包括青年，简直和“戊戌政变”时候的反对改革者的论调一样。鲁迅也鼓励办各种小周刊——“虽然量少力微，却是小集团或单身的短兵战，在黑暗中，时见匕首的闪光，使同类者知道也还有谁还在袭击古老坚固的堡垒。”[9]谈北大的传统，鲁迅认为，“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同时，“北大是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即使只有自己。”与顽固的守旧势力斗争，锐意创新，改革进取，这正是鲁迅所期待于年轻人与青年学生的所应该拥有的性格与气魄。[10]
然而刘和珍们却倒在了血泊中。“中国只任虎狼侵食，谁也不管。管的只有几个年青的学生，他们本应该安心读书的，而时局漂摇得他们安心不下。假如当局者稍有良心，应如何反躬自责，激发一点天良？/然而竟将他们虐杀了！”[11]
这便是《记念刘和珍君》开头第一节所写的鲁迅的心理世界了——“四十多个青年的血，洋溢在我的周围，使我艰于呼吸视听，那里还能有什么言语。”[3]然而青年们留下了血痕。在鲁迅眼里，这血痕当然要扩大。至少会浸渍了亲族，师友，爱人的心。“纵使时光流驶，洗成绯红，也会在微漠的悲哀中永存微笑的和蔼的旧影。”[18]这血痕里，映照出的正是属于中国女性的勇毅的身影。[20]这压抑至数千年的还没有消亡的中国女子的勇毅，以淡红的血色为媒介，让苟活者“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让真的猛士，“更奋然而前行”。[21]
[1]鲁迅：《通讯》，《鲁迅全集》第三卷，第22页。
[2]同上，第26页。
[3]鲁迅：《忽然想到》，《鲁迅全集》第三卷，第60-61页。
[4]鲁迅：《“死地”》，《鲁迅全集》第三卷，第267页。
[5]同上。
[6]鲁迅：《空谈》，《鲁迅全集》第三卷，第281页。
[7]鲁迅：《北京通信》，《鲁迅全集》第三卷，第51页。
[8]鲁迅：《导师》，《鲁迅全集》第三卷，第55-56页。
[9]鲁迅：《通讯》，《鲁迅全集》第三卷，第24页。
[10]鲁迅：《我观北大》，《鲁迅全集》第三卷，第158页。
[11]鲁迅：《无花的蔷薇之二》，《鲁迅全集》第三卷，第263页。
【原载曹清华著《鲁迅课文七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22）第222-22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