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部费”的“正当性”与“合法性”

京官不知外事，外官不谙体制，历来是中央、地方聚讼纷纭的根源。六部制度，有则有例，构成一套严密繁琐的操作章程，不要说一般的外官，就连本部堂官也不一定明白其中关键。真正掌握这套章程的人多是部中胥吏，他们地位低，工资少，不避繁冗，就怕清闲。因为，非如此不能凸显业务才能，非如此不能借事生财。借事所生之财，名曰“部费”，尤为胥吏“喜事”的根本动力。“部费”是什么呢？一言以蔽之，就是贿赂。举个报销的案例，就能知道，不容于法的“部费”实具有内在的“合法性”，而舞文弄法的胥吏亦具有程序“正当性”。

战事完毕，统帅照例须向户部报销军费，而户部胥吏则借此索要“部费”。打仗是公事，报销也是公事，军方出具费用明细，财政部门加以审计，公事公办，多退少补，其中何有贿赂一说？可分为两种情况加以考察：一、将领有贪污之嫌，帐目经不起推敲。胥吏要求将领分一杯羹，则审计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船过得舵也过得，大家按比例分赃，公私两便。二、将领清廉，帐目清楚。胥吏利用熟悉部门则例的优势，大到报表格式、报销标准，小到银钱成色、库存实数，绞尽脑汁加以刁难，或无中生有造成冤案，或迁延时日造成耽搁，将领不胜其烦，只好散财消灾。这就在“部费”内在的“合法性”。胥吏索要部费，众生平等，从不欺软怕硬，一概雁过拔毛，这就是胥吏的程序“正当性”。

福康安征西藏，军功显赫，回京后照例往户部递交会计帐册，报销军费。他依仗军功，且自忖深得帝心，故悍然不提部费。胥吏基于前述“合法性”与“正当性”，登门造访，“贺喜请赏”（“赏”即部费）。福康安大怒：“幺麽小胥，敢向大帅索贿赂乎！”胥吏不卑不亢，说：

索费非所敢，但用款多至数千万，册籍太多，必多添书手，日夜迅办，数月之间，全行具奏，上方赏功成，必一喜而定。若无巨资，仅就本有之人，分案陆续题达，非三数年不能了事。今日所奏乃西军报销，明日所奏又西军报销，上意倦厌，必于诘责，物议而乘之，必兴大狱。此乃为中堂计，非为各胥计也。

部费是陋规，所以胥吏要为此另立名目。数额太大，报表太多，只有“多添书手，日夜迅办”，才能速报速结，部费即增添人手和加班的实际费用，名正言顺，绝无“贿赂”之意。倘无此项费用，那么几个月的财务审计可能要“三数年”方可毕功。本来，大军凯旋，龙颜大悦，打铁趁热，报销之事“必一喜而定”。倘若迁延数年，“今日所奏乃西军报销，明日所奏又西军报销”，喜闻战胜攻取之情逐渐冷却，警惕中饱干没之意油然而生，于是上意倦厌，必定嘱咐部吏对帐目严加审核。稍有差池，“必干诘责”，而“物议”四起，纪检监察部门必闻风而动，帐务方面的技术错误就可能上纲上线，成为原则错误，乃至成为犯罪证据，“必兴大狱”。所以，用于雇人加班之“部费”，实为保护“中堂”的政治生命，并非满足“各胥”的私欲。说辞堂堂正正，情理俱当，所暗示的后果极能撼动人心。所以福康安“闻之，大为激赏，遽饬粮台以二百万予之”。

通过“部费”的这种极端案例，我们可以知道中央、地方之间存在着合作与竞争、公务与私情并济的微妙关系，并由此想见日常办公等各项事宜，无不暗蕴风波和机险。军费报销等事可以公然索取部费，保举人才、奏减地税等事不便于借事生财，那么就会借机生事，在制度条文间上下其手，时刻对外官晓以颜色，示以趋向。秉公办事尚不免于被矫驳，倘有实在把柄被胥吏掌握，情形必更危险。王公亲贵不免于被敲诈，倘身份地位远不及此，情形必更加难堪。很多地方上、军营中习以为常的措施，本未能尽符各部则例，规避之法无非是多做少说，略不与闻，作奏之人如何取舍、如何叙述，以求避开风险，便是极高深的学问。

摘自谭伯牛 《战天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