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作为问题意识的日常生活世界：女性主义社会学（1987）
导读：史密斯作品的一个独特之处是她如何将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民俗方法论交织在一起。史密斯强调了，从日常生活的立场和实践开始研究、如何标志着对于更传统的社会科学的程序（或她称之为“知识的客体化形式”）之偏离。她强调了人们凭借其具体的日常经历所拥有的知识是最简单的“意会知识”——对于我们做什么、如何做事、如何完成的了解，比如去哪里购物、如何乘上一辆巴士、如何洗碗、弯腰清扫地面等。她认为，这种知识很少作为话语讲出来使用，因为它被视为无趣的、无关紧要的或例行公事罢了。
史密斯分析性地区分了“超地方（extralocal）”世界与“日常生活”世界。后者是从属的、被压制的和被忽视的，尽管它是其上级的社会地基——被当作理所当然的社会背景。如果我们从妇女的日常生活出发，就可以看到她们是如何被分配了照顾男人、孩子、老人身体以及她们自己的身体的工作的。她们还被指派为这些活动发生的地方——即家庭——而负责。妇女的日常工作不仅将男性从这些任务中解放出来，而且妇女在这项具体工作中越成功、它作为独特的社会劳动对于男性而言就越发成为不可见的。男性创造的传统知识形式既不能理解妇女的立场，也不能理解日常生活的世界。史密斯将她的工作称为制度族群学\民俗学，因为它研究了日常生活的场景是如何编织成更广泛的社会组织之形式的——从家庭的日常实践，到当地社区与学校的日常实践，再到更大的官僚机构与国家。
由于立场理论和后现代认识论经常被混淆，贯穿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立场理论方法的一条共同主线是它们对后现代认识论中判断相对主义的批判。在《在后现代主义之后讲述真理[Truth]》（1996）和《文本大陆中的正午》（1993），多萝西·史密斯嘲笑了后现代相对主义在政治上的无能。她认为，如果知识要对政治产生影响，就必须存在一种叙述能使另一种叙述无效化的实际可能性。
From the everyday world as problematic：A feminist sociology
作为问题意识的日常生活世界：女性主义社会学
The standpoint of women is outside the extralocal relations of ruling
女性的立场在超地方的统治关系之外
当我们站在女性的立场时，我们已站在统治性的框架（作为社会意识之建制）之外。从这样一个立场开始，并不意味着女性之间有一个共同的观点。我们的共同之处在于使我们被贱斥的社会关系建制。对于采取此种社会学位置的主体来说，批判是什么？批判不仅仅是一种负面陈述，更是一种定义“替代选项”的尝试。
我们在此探讨了我们所实践的那种社会学，并认识到此种社会学如何阻止了我们从自己作为女性的经验开始工作。女性的经验是一座富矿，却没有成为对社会和社会关系做系统研究的社会学的发展基点。
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分析了主仆关系。这个分析成为马克思分析统治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关系的模型，包括了关系变革的动态过程。在此，我们只需要黑格尔的“寓言”中的一部分，即主人意识与奴仆劳动之间的关系。黑格尔描述了对于主人来说，他的欲望对象以一种简单而明显的方式对他可得，以至于他可以直接从欲望跃至对象，从食欲到满足，而不需要中间的劳动。对他而言，该对象以一种简单和直接的方式呈现给他。然而，这种呈现是奴仆劳动的结果或产物。奴仆为主人生产了那个对象。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奴仆遵循主人的意愿，他的工作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主人的意识。与主人相比，奴仆在关系中并不构成一个独立的主体、一种清晰而真实地存在的意识，它回应并反映主人的意志，没有自主的存在。奴仆的劳动存在于主人与他的欲望对象、意识对象之间的关系中。从主人的角度来看，这种关系的不可见性是主仆关系这一建制的产物。从主人的角度来看，建制\政制本身是不可见的。在主人的意识中，有他自己和对象，还有一个仅仅是手段的奴仆。而对于奴仆来说，有主人、奴仆的劳动所产生的对象，以及主人与对象之间的简明关系——整个关系集合是可见的。
当黑格尔关于主仆关系的寓言，被用来阐释马克思“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统治阶级的思维，和以工人阶级的立场为基点创造出的政治经济学之间的关系”的观点时，马克思对意识形态和知识其不同基础的分析，也可以应用于女性的立场。我们所处的社会形式，其意识形态是由建制里超地方的天龙人所创造的。话语、思维方式、理论和社会学都默认了统治的现状。使统治成为可能的实际实践是看不见的。女性处于那些超地方的统治关系之外，大部分位于对此种统治关系之存在和维系至关重要的生产过程之中。进而，马克思提出的以阶级为知识基础（这种阶级的劳动生产了统治阶级的生存条件与生产关系）的主张，与从女性立场认识社会的主张是同构相似的。
已有解释如此理解马克思：意识形态是由其社会基础、尤其是由其阶级基础所决定的，而所有的社会形态其意识形态都是如此被决定的。因此，根据这种解释，这一推理也适用于从劳工立场出发的科学理论主张，从而否定了它关于知识的主张，因此也否定了马克思自己的工作。然而，如果我们将黑格尔的范式应用于马克思的推理，论证将会有所不同。在统治经验中产生的意识形态，与在创造统治条件的劳动经验中产生的意识形态之间存在差异。意识形态是关于思考社会的明确实践，其反映了统治（阶级）的经验。从统治的立场来看，使统治阶级及其统治存在成为可能的实际实践、劳动、劳动组织都是不可见的。只有从统治阶级之外的立场，以及在这个分工中负责生产自己统治条件和统治阶级之存在的阶级中，才能看清整个事物是如何组合在一起的。
根据马克思，从劳动者立场出发的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正是它根植于实际个体在明确物质条件下创造其存在的工作和活动之中。因此，劳动者的立场为知识提供了基础，与黑格尔寓言中奴仆的立场相对应。从奴仆的角度来看，整个过程的运作原则上是可见的，因为他的实际实践使自我和对象之间的关系成为可能（虽然从表象上看，这种关系是主人的视角）。从统治阶级的角度来看，实际实践与物质条件——这种物质条件形成、组织并提供了直接行为的表象——是不可视的。他们的活动、工作和意识似乎是简单而完整的，其社会关系悬而未决，因其作为劳工阶级劳动的产物而被决定。持有统治阶级特定意识形态的社会组织无法从统治阶级的立场被考察，因为这种组织在该视角或行动方式下是看不见的。因此，当马克思提到费尔巴哈的唯心主义哲学如何忽视它对哲学家生存状态之生产的关键依赖、进而他的意识如何依赖于“创造了他所居住的世界及其特征，包括他窗前的作为贸易关系的历史产物而存在的樱桃树”的劳动之物质过程时，他并不是在进行廉价的嘲弄。相反，他在引起人们对一种唯心主义（观念论）的注意，这种唯心主义认为社会形式的转变是“在”并“通过”概念变革之中发生的（因此是简单的），并进而看见这些理想化（主义）（在实际中）是如何由生产关系和劳动活动组织\提供的、由工人阶级的劳动（处在与统治阶级的具体关系中）所产出的，这种产出不仅供养了统治阶级的生计，还生产出了统治性意识形态的基本形式，使统治阶级以为这一形式是理所当然的。劳动的立场因此建立了一个知者的位置，从这个位置可以使这些关系和建制可见，正如它们在个体的实际活动中真正出现的那样。
从女性的角度来看，社会学也可以提出类似的主张。在社会分工中，将具体、个别的行动者之存在表述为统治的抽象概念模式，这一工作通常由女性完成。统治的抽象概念模式存在并依赖于一个，以身体即时\直接地予以感知的世界。这种抽象概念的存在模式作为一种焦点与主题，其压抑依赖于一种生产了背后的压抑条件的社会形式（校对：这作者有时不说人话的程度不亚于她批评的抽象概念模式……）。作为主体存在并以这种抽象的模式行动，依赖于一种具体的他者的工作和工作形式，后者将具体、特定和身体的元素作为其工作的主题，同时也使这种工作不可见。任何人能够进入、成为并保持沉浸在该概念化的行动模式中的条件是：ta不需要将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的劳动或自己的身体存在上。在管理和专业领域中，这种工作和工作预期形式，既构成，又依赖于这一阶级成员与自己的身体和实际存在的疏离（异化）。这种模式下的工作和职业结构假定个体能够维持一种意识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对身体维护的例行方面的兴趣从不是焦点、并通常可以被抑制。在这种工作形式中，人们默认这些事情已经得到了妥善安排，概念上不会干扰行动和参与。
社会学家在进行社会学的工作时进入了概念的行动模式。她是其中的一名成员，同时也是其研究者。她观察、分析、解释和审查，对这个世界如何呈现给她没有好奇。她在各建制、政府流程、官僚机构等等的事务中穿梭，如鱼得水（无比自然）。这个世界本身的性质，她对它的认知方式，以及她与它的关系或它的存在条件都没有质疑。她观察与质询这个世界的方式作为一种过程，与引发她所关心的现象的过程原因相同，或者是同样在这因素的管辖之下。她的视角和兴趣可能不同，但本质是相同的。她使用的来自于现实的事实和信息，呈现为文件档案，而这些文件本身是建制过程的产物，不论是她自己的还是由她管理或其他机构管理的。她在她默认的已知的实体和组织过程的框架中理解她得到的信息，而不问她是如何认识它们的，或者是通过何种社会过程、使得那些对应着经验事件、行为、决策等的现象可能得到识别。她超越了她始终身处的特定而直接的环境（她的办公室、她拜访的图书馆、她旅行的街道、她返回的家），而没有任何转变（transition）之感。她在同质的媒介中研究与工作。
然而，像每个人一样，她也存在于身体中，存在于身体所处之地。因此，这也是她对即时经验进行感知组织的地方：她的此时此地的坐标，过去和未来，都以她自己作为中心进行组织；这是她物理地与人们面对面交往的地方，在这里，她表达自己，他人也以物理的方式回应她，彼此之间不仅仅是言语。这里有质地和气味。窗前的无关紧要的鸟儿飞走了。在这里，她感冒了。在这里，她生下孩子。这是一个她会死去的地方。任何实际的事件，不论是言语的声音，构成文件的纸面上的划痕，还是她对世界了解的任何直接事物，都必须以某种方式发生在这里，如果她要体验它的话。
一旦进入我们这种社会的统治性行为模式，行动者从她身体所在的直接局部和特定地点中被抬离出来。她将在“此地”出现的东西用作超越它并进入概念秩序的手段。这种行动模式创建了一种意识的分叉，当然，对于所有参与这种行动模式的人来说，这种分叉都是存在的。它建立了两种知识、经验和行动的模式——一个位于身体中以及它所占据和进入的空间中，另一个则超越了它。虽然我通常使用女性代词，但这种模式中仍主要是男性活跃。
一个人能够进入并沉浸于概念模式的状态，要求他/她对肉体的专注保持如Schutz所说的“水平（horizonal）”状态，而不是聚焦或主题化状态。Schutz——作为“智识”世界的伟大民族志学家，提供了一个关于这种压抑的解释，定位了至少一种形式的妇女在建构其自身的压抑方面的工作。他写道：
我们同时生活在多种现实或意义中的事实，意味着我们必然以不同程度发挥我们的个性... 我们的个性中只有非常浅薄的层面参与了下列这些行为中，比如我们习惯性甚至近乎自动的“家务琐事”，或吃饭、穿衣，以及（对于正常的成年人）阅读和执行简单的算术运算。当然，当我们转向这种例行工作时，与之相关的活动会构成为主题，在这一瞬间，我们对它全神贯注。
先搁置Schutz对个性各种程度的一般描述，也先不关心它们的建制和工作世界的关系，我们仍可以认识到：这种建制使例行常规的事务、家务琐事都“不成问题”，不会成为人的工作的中心焦点，或至少仅仅是“瞬间的”。一旦我们注意到女性的工作如何为这种意识的建制提供支持，我们就可以看到在现实情境中这一结构如何依赖于那些“为哲学家的生活提供后勤支持的人”的工作关系——对于这些人来说，家务琐事并非“水平”的，而是主题性的，其工作使另一些人能够忽略意识的身体位置。
如果男性要充分参与抽象的行动模式，他们必须摆脱不得不关注具体和特定事务的束缚。将社会建构成抽象的概念秩序，通过符号介质调和，必须与社会之中具体的和在地的现实不可避免地联系起来。必须存在一项工作，这个联系必须是劳动的产物。在很大程度上，从亚里士多德的时间和空间范畴中解放男性、使其进入抽象的那种直接工作，正如Bierstedt所说，一直以来、而且仍然是女性的工作。
因此，女性在这种行动模式中的位置，就是为促进男性进入概念的行动模式而工作。女性负责家务，生育并照顾孩子，在男性生病时照顾他们，总之，为男性的生活提供后勤支持。但这种婚姻方面的女性工作只是更广泛关系的一面。女性以类似的方式在职业领域内外工作。她们做那些赋予概念活动以具体形式的事情。她们从事文员工作，将老板的话语或思想赋予实际形式。她们从事例行的电脑工作，进行调查访谈，护理工作，秘书工作。几乎在每一点上，女性为男性介导了抽象的行动模式与其所依赖的实际具体形式之间的关系。女性的工作置于抽象模式和它们必然锚定的当下和具体现实之间。此外，女性的工作也隐藏了两者之间的这种锚定本身。
在医疗领域，例如，将“那些介导着直接体验的世界的相关事务”完成为符合抽象之概念形式（在专业上或“科学上”可以被知晓的形式）的日常实践，这些工作主要由女性完成。精神病患者确实以“完整的人”出现在精神科医生面前，但限制精神科医生与患者关系的例行事务，给出他专业的关注方面以明确定义的工作，很大程度上由女性执行，包括护士、实验室技术人员、社会工作者、文员等。在很大程度上，女性在不同地方与患者的实际生活有直接和即时的接触，在一切复杂细节被清理整理之前——就像任何人的生活状况总是复杂的，根植于其他人的生活，并总是多方面的。通过那些将患者的生活重构为病例历史的人的工作，患者原本的经历和生活方式被抹去了。当患者来到精神科医生面前时，她已经是一个抽象的对象。她已经与她所说和所做的背后语境分离开来。因此，精神科医生遇到的患者已经被社会建构成了一个抽象的对象。对于他来说，在他工作环境中的直接经验与他用来命名、解释和整理所观察到的事物的意识形态之间，不存在冲突或张力。在他的精神病学程序的性质和患者生活的”实际情况“之间，他不会出现脱节。在他的专业实践中，他没有接触到在接待员、护士、秘书、护理助手、社会工作者之前的世界。她们的工作构建了使他所做、所思和所说变得普通有意义的形式。他在抽象的概念模式中完成工作的能力依赖于她们的工作，而她们的工作本身却是看不见的。
从女性的立场出发，可以定位出一个从具体物质和当下世界起始的主体。它展示了构建我们现实的不同认知领域，——不像Schutz所描述的那样，非此即彼，一方面是至高无上的现实，另一方面是科学领域——而是作为意识的分叉，一方面是从自己作为中心（在身体内部）直接经验的世界；另一方面是以抽象的概念模式建制的世界，处于身体存在的当下和特定场所之外。科学领域的抽象模式，其实都是位于本地和物质现实之中。参与“智识”世界是在实际的具体情景中、利用明确的物质手段完成的。在这种环境中对兴趣的压抑来自一种劳动分工，根据这种分工，某一些人负责总体过程的物质方面的生产和维护。对于那些从事这项工作的人来说，抽象模式的局部、具体情景是主题性的。将两者区别分工的建制在这个地基上变得可视，而从某一内部而言则不可视。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之前提到的女性的沉默不仅压制了女性本身，还压制了她们工作的展现以及存在的维度，其中包括Schurz所认为的基本焦虑——对死亡的恐惧。对死亡的恐惧是对思考者的终极提醒——他对分叉意识之概念模式的占据必然是暂时性的。他被投入到时间河流之中。女性没有发言权，她们被排除在创造传统、制定话语的那些人的圈子之外，这意味着抑制了具体和物质的工作，也压制了她们“关于当下、特定的和物质的意识”。概念模式下的行动方式依赖于这种沉默。
我们学科的理论、概念和方法声称能够解释和分析与我们直接经验的这个世界。但这些理论、概念和方法是基于一种认识世界的方式构建的，这种方式默认了构建它的媒介的经验边界。它默认并包容了自身存在的条件，却没有加以审查。对于它来说，它的对象似乎与之直接且简单地相互关联，就像对于黑格尔的主人一样。它无法分析它自己与它的条件的关系，也无法在构成其存在的社会关系中定位它自己。作为一个真实的人，身处真实的具体环境中，社会学家作为一个社会学知识的主体，他的认识行动已经被一种“将他客体化并使其与他的知识分离的过程”中“取消”了。首要的线索——提示其认识条件的关键联系，在此缺失了。
遵循这一分析线索并以女性经验为社会学工作的出发点，并不会使我们局限于一种确定立场或某一类人群、使我们不得不从这些人在世界中的各种典型位置作为讨论的起点。女性在社会中有各种各样的位置。她们的情况远比我们讨论的那些以为普遍的刻板的女性话题更为多样。她们的社会地位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阶级的影响。即使是家庭主妇，她们看起来似乎共享了同一种命运，她们之间也存在着在家务劳动的条件、实践和组织以及嵌入其中的社会关系等方面的巨大差异，这些远远超出了我们的研究和所采用的方式所能覆盖的范围。辨识出双重意识对于知识分子或与社会建制统治机构有关联的妇女来说，是一种潜在的经验。这显然不是每个女性对世界的经验。问题不在于此。在这一点上，关键是要开发一种社会学的工作方法，使我们能够从普遍女性所处位置出发，从事使我们的性别被看见的工作类型。从一个基于具体物质和特定位置的主体立场发展出来的社会学，并不只是涉及将一个概念框架转移到另一个框架，例如从帕森斯到马克思主义框架。它做的事情有点不同。马克思主义框架可以很容易地融入到社会学话语的模式中，这些话语视概念范畴和思维形式为核心，将世界的真实情况从它们的控制下剥离出来。而答案也不在于放弃理性、概念性、科学严谨的方法或程序——这是将双重意识的两面平等看待，将独特的“女性”定位于主观的、情感的一侧，以此来消除所谓社会学的异化智力实践、而不是进行变革。也有人说，现象学的社会学是一种女性主义社会学，就依凭它以知者的意识为起点，因此是“主观的”，但现象学的观点仍然停留在概念抽象的世界内，并从那里出发，默许了双重意识的物质和社会建制，没有使其存在条件\组织形式变得可审查。
分叉的双重意识的两个方面并不是平等的。正如Schurz明确表明的，甚至对我们在世界中的实际运作给予最低限度的关注，也可以明确表明（您可以在阅读时停下来，关注您阅读的物质属性：椅子、纸张、墨迹、您自己的身体存在等），不经过和利用具体无知和直接经验就无法进入抽象的概念工作模式。构成我们行动方式的符号结构在超越物质性的同时必然也是物质的——我们听到的声音，我们将其作为语言的声音，纸上的划痕，提供了我们的意识如何在这种模式下被主题化的物质组织，以及维持我们在其中的社会分工。这些不仅仅是必备条件；它们是抽象概念模式的建制和存在的一部分。它们之所以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恰恰是因为它们不会成为主题，它们保持在地平线上。而分叉意识的另一方面，不位于身体的主体性之中，因此也不位于明确和特定的时空存在之中，而是定位于Schurz所述的“工作世界”。在此，知者得以被定位，这是知识必然的起点。
如果我们要解决直接经验的条件、感知形式以及建制的问题，我们应该看向事件的“实际发生”，或者我们和他人遇到的实际的物质世界。当我们审查这些事件，当我们审查我们日常经验的实际物质建制时，我们会发现，有许多关于这些事情怎么样以及如何发生的方面，作为社会学家，我们几乎无话可说。我们甚至不知道从何开始。我们有一种感觉，我们经验中的事件起源于人类的意图，但我们无法追溯到其源头，无法找出它是如何产生的，以及它是如何从那里到达这里的。拿我工作的这个房间或你正在阅读的那个房间来说，将其视为一个问题。如果我们考虑我们在这里活动的条件，我们可以追溯到为什么有椅子、桌子、墙壁、我们的衣物、我们的存在；这些地方（你的和我的）是如何清洁和维护的等等。人类活动、意图和关系并不像我们的工作物质条件这样明显。环境背后的社会建制形式并没有向我们完整呈现。对于我们来说，这里的东西是社会分工的产物。如果我们能够在我们所使用的物品中——打字机、纸张、椅子、桌子、墙壁——听到制造它们的人的声音，我们将听到整个社会乃至更广泛的人们的众多声音。如果没有涉及的时间差，我们自己的声音也会是其中的一部分。将我们作为知识分子的工作定位在双重意识的第一个和基本术语中，也将我们定位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即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开始的位置。从妇女的立场开始，并不是直接从劳动的立场开始，但一旦我们迈出这重要一步，我们就可以开始探讨马克思所发掘的社会关系。它以最原本的方式呈现给我们，即其前提不再是概念的、抽象的，而是位于实际的个体、其工作、其实际生产活动以及这些活动产生的物质条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