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鲲《顾随的“鲁迅论”》

顾随，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一位杰出的文学批评家、文论家。其文学批评虽大体不出古典文学范围，但在其课堂讲录中，我们发现：他时常论及新文学，尤其是鲁迅，平生以鲁迅私淑弟子自居。在课堂上、在著述中，对鲁迅的宣讲和评说贯穿了顾随的一生——这对于鲁迅研究，以及顾随研究来说，都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

《顾随全集》中涉及鲁迅的文字，有散见于《驼庵传诗录》、《驼庵传文录》、《<文选>选讲》、《＜文赋＞十一讲》等篇章的片段，也有专论鲁迅的文章，如《小说家之鲁迅》《鲁迅小说中之诗的描写》《论阿Q的精神文明及精神胜利法——读＜阿Q正传＞札记之一》《<彷徨>与<离骚>》等。这些言论，主要集中于对鲁迅的文笔、文风，及其人格境界的评价。顾随对鲁迅作品显然很熟悉，且有自己的独到见解。

目前，涉及顾随与鲁迅的论文有：赵良臣《顾随论鲁迅及其小说》、顾农《顾随与鲁迅》、刘玉凯《顾随与鲁迅》、《顾随与鲁迅述评》、《再说顾随与鲁迅——顾随的鲁迅研究》、陈均《“顾随与鲁迅”补说——顾随佚文<鲁迅小说中诗之描写>读后》。这几篇文章主要从顾随对鲁迅的推崇、顾随作为宣传鲁迅的先行者、顾随对鲁迅小说的评价、顾随论鲁迅的诗人本质、顾随论鲁迅的文章美等方面发掘了顾随与鲁迅之间的关系及顾随的鲁迅论。可是，就顾随对鲁迅的评论而言，这几篇文章触及的文献还不够完备；另外，其对于顾随的鲁迅论也有待进一步的综合与深入。故此，兹以《顾随全集》中顾随对鲁迅的所有评论为依据，对顾随的鲁迅论做一番详细的梳理和分析，以求证于方家。

一、顾随对鲁迅的总体评价

顾随对鲁迅的总体评价，涉及鲁迅的历史地位、鲁迅的文化属性、鲁迅的人格与文学作风的整体特点等方面。

1947年初，顾随在中法大学文史学会做了一个演讲，题为《小说家之鲁迅》，其开头部分的一段话为我们展示了顾随对鲁迅的总体评价：

鲁迅，在学术和文艺上说起来，同时是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考据学家，史学家，诗人又是小说家，集许多“家”于一身，简直无以名之，也许就是博学而无所成名，与大而化之之为圣吧。在这一点上看来，在中国可以说是空前，而且假如我们后人不努力，一定要成为绝后的。这，鲁迅先生并不希望其如此。我个人也并不希望其如此。但又时时恐怕其如此的。

顾随作这次讲演时，鲁迅去世已11载，且被国人推为大文豪，毛泽东甚至称鲁迅为“空前的民族英雄”，但顾随没有说鲁迅是“革命家”、“民族英雄”。顾随把鲁迅看成是一个伟大的“文人”（集许多“家”于一身）。“博学而无所成名”、“大而化之之为圣”是古人评价孔子的话，顾随将其用在鲁迅身上，可见他是着眼于鲁迅的文化造诣和人格境界。这是顾随观看鲁迅的一贯眼光——即文化的眼光，而较少政治意识形态色彩。

在写于1959年的《<彷徨>与<离骚>》一文中，顾随从鲁迅《彷徨》扉页上所题《离骚》中的八句诗（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悬圃。欲少留此灵锁兮，日忽忽其将暮。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出发，来谈鲁迅与屈原的异同。早在四十年代的课堂中，顾随就说起过鲁迅的这八句《离骚》题辞。他说：“鲁迅先生受了此八句的启发，由此八句而在自己心中生出一种东西，是兴，是物格，用以象征近代人生观之进取、努力，而非哀乐、颓废。”《<彷徨>与<离骚>》对这一见解进行了新的补充：

是的，在“漫漫其修远”的道路上，要前进，要“求索”，这是鲁迅同乎屈原的。但先生的“求索”，正如古语所说的“求而得之”，西洋谚语所说的“寻求的，就找到”。这是不同乎屈原的。先生找到了。他从一个进化论者成为一个阶级论者；从一个民主革命“闯将”，成为一个无产阶级战士。这一点，先生和屈原有着天壤之别。我们不说有幸、有不幸。这是因为两代人所处的历史阶段有所不同。先生生存的时代，在国际，已经有了苏联的十月革命；在国内，已经有了中国共产党。

……我们除了跟着党走，听党的话以外，还能有其它别的什么路和其他别的什么“求索”吗？

显然，时隔十几年后，顾随给鲁迅的“上下求索”增添了鲜明的政治意义。所谓“他从一个进化论者成为一个阶级论者；从一个民主革命‘闯将’，成为一个无产阶级战士”，是当时的套话、对鲁迅的定评。顾随还引用了毛泽东对鲁迅的极富政治高度的所谓“民族英雄”之类的评语。那么，鲁迅苦苦“求索”的理想找到了吗？顾随以为找到了——那就是无产阶级的中国共产党。然而，今天我们都知道，鲁迅并未找到他理想的寄托，他至死都在疑虑和彷徨中。彷徨，恰恰是鲁迅与屈原共同的宿命。无论其所“求索”者是什么，辉耀与感动人心的乃是那上下求索，虽九死其犹未悔的伟大精神。然而，鲁迅尚且有同志，屈原则是真正的“荷戟独彷徨”。这便是鲁迅与屈原的同与异。顾随对鲁迅的这段评语，可谓充满政治遵命意味，但这恐怕是顾随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的特殊年代的一种从众表现，而不是他对鲁迅最真实的看法。我们不必太过苛求——在那样的年代，你能完全独立于集体话语之外吗？就21世纪的我辈看来，政治翻覆，革命不再，鲁迅在中国历史中最恒久的意义应当是在文化领域，顾随所见不虚。

然而，更重要的是顾随的担忧——鲁迅式的人物，将来恐难再出现。这种担忧的依据是什么？是因鲁迅的才力后人难以企及？抑或时势难测？顾随没有说。总之，他不希望如此——因为鲁迅式人物的不出现，就标志着我们文明的堕落。

顾随是一个大文人，他的政治意识不强，故其观察鲁迅自然多以文化眼光视之，且极富定见和高度。在讲《文选》中沈约《恩幸列传》一文时，顾随联系到鲁迅，他这样说：

“现实了理想，理想了现实。”鲁迅先生确实将其现实了，故其作品骨子里之精神是西洋的、近代的道德观念，而非中国的、古代的道德观念（文学家、哲学家皆是寻觅、追求、发现真理，此真理即道德观念），而他的文章绝对是中国的，故鲁迅先生绝对是中国的土产，不是外国之移植。如《阿Q正传》中他揭穿中国社会之弱点，全用西洋之攻击法；而行文之美如《左传》，真美。故鲁迅之思想受了西洋影响，而在作风上仍然是中国的传统。

这段话涉及对鲁迅的思想精神以及文章作风的文化定位。顾随认为鲁迅骨子里的精神是西洋的、近代的道德观念。这里特地用“道德观念”一词，颇有深意。因为顾随认为“文学家、哲学家皆是寻觅、追求、发现真理，此真理即道德观念”。文学、哲学都离不开人的道德伦理观念。顾随认为鲁迅的道德观的根本是注重现实，他说：“余为理想派——不是不注重现实；鲁迅是写实派。”鲁迅曾说他的理想是让人能够“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按理说，这一理想应当是政治家的任务，文人大多无法通过政治途经实现改造民生的理想，“鲁迅先生什么也不能做，不使其做，但看别人做得又不好，只好言。”所以鲁迅的文学是“为人生”的文学，是“写实派”。就道德而言，鲁迅激烈抨击的诸多问题，如中国人的奴性、因循、虚伪、麻木等，都是中国传统道德的弊病，因而鲁迅的道德观真是西洋的、近代的——鲁迅的现代性的根本即在于此。

顾随说《阿Q正传》“全用西洋之攻击法”，此即鲁迅的批判精神、反抗精神，这是鲁迅精神的核心，体现于鲁迅的所有作品中。顾随也承认鲁迅是战士。他说：“文学最能表现作者，文学最能代表人格。所以余常拿人生讲文学。鲁迅先生是文人也是战士。”又说：“中国有见道的、自得的陶渊明，却少有挑战精神，总以为帝王将相惹不起，贩夫走卒又犯不上。鲁迅先生则不然，有此种反抗精神，不论何人皆可反抗，猫子、狗子也饶不过。鲁迅先生虽看不起诗人，而鲁迅先生实是诗人。”可见，顾随所谓鲁迅是“战士”，没有什么政治或阶级论的味道，而是指一种根本的反抗精神，而且是从中国文人的精神传统着眼的，更见出了鲁迅挑战精神的珍贵。那么，鲁迅反抗的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看顾随对鲁迅与嵇康的比较，他说：“鲁迅先生有与嵇康相同处，他们专拿西瓜皮打秃子的脸，所以到处是仇敌。……愤世疾邪的人是世上不可少的……然像鲁迅、嵇康他们，说真话是社会的良医，世人欲杀，哀哉！”他认为鲁迅和嵇康一样，都是“愤世疾邪的人”，即反抗社会黑暗，而这样的人是世上不可少的。“专拿西瓜皮打秃子的脸”，其意思大约与鲁迅自道的“痛打落水狗”相近，也即揭露、攻击黑暗与虚伪，鲁迅所反抗的就是集体性的中国的黑暗与虚伪。其实，若论愤世疾邪，刚不可摧，嵇康比鲁迅还要倔强。而顾随虽算不上“愤世疾邪”，却也是清明贞刚之士。鲁迅激烈，故悍辣；顾随内敛，故苦涩。顾随说鲁迅是诗人，亦是指诗人的反抗精神，反抗精神应当是诗人的根本，鲁迅的《摩罗诗力说》即持此观点。

值得注意的是，顾随虽然毕生敬仰鲁迅、评说鲁迅，但他并未像后来一些鲁迅崇拜者、研究者那样膜拜鲁迅、神话鲁迅，譬如他曾说：“鲁迅先生不是天才作家，的确是近代之大作家，列于世界文学家中也无愧色。他的成功完全是用功得到的，如其《中国小说史》，考证文章，思想皆平日积累而成。其文稿都是自己抄写的；写信，邮票非自己抄不可。战士也罢，伟大作家也罢，顾随并没有将其绝对化、妖魔化，他也能看到鲁迅平常的一面，甚至幽默自在的一面。他说：“然而归根结底先生也是人，而且是中国人。”这种既敬仰，又平视的心态，才是批评家对批评对象所应持的态度。

二、顾随论鲁迅的文章

在顾随对鲁迅所有的评论中，言说最多的是作为白话文大师的鲁迅的文章与文笔，即鲁迅的“文章美”。他这样说：

我在好久以前，就有意写一篇东西，述说鲁迅先生作品的文章美。关于他的思想，已经有人说明过，介绍过，甚至于批评过了。独有他的文字，大家好像不曾注意过似的。现在有许多新作家，对于使用文字的技术太不经心。鲁迅是一个例外，他的文章烹炼得很精醇；每逢读他的作品，常常使我想起陆士衡《文赋》上的两句话：“考殿最于锱铢，定去留于毫芒。”

这段话是顾随《鲁迅小说中之诗的描写》一文的开场白，其所谓鲁迅的“文章美”是弥漫于鲁迅所有文学作品中的一个特点，并不拘于文体之分。以下，先分析顾随对鲁迅文章——即散文的评论；复次，在论及顾随对鲁迅小说的评论时，探讨鲁迅小说中“诗的描写”的话题。

鲁迅的文章好在哪里呢？顾随认为其优点大致有善于开合、顿挫、简洁、凝练而有生气、富有诗意等。

首先，就文章结构、思路而言，顾随认为：“开合在诗里最重要，诗最忌平铺直叙。鲁迅先生白话文上下左右龙跳虎卧，声东击西，指南打北。他人则如虫之蠕动。叙事文除《史记》外推《水浒传》，他小说皆似蠕动。”这是说鲁迅的文章善于开合。“开合”指文思能放能收，跳脱、灵转。“他人则如虫之蠕动”，这是一个尖锐而又形象的比喻。换句话说：鲁迅的文章是跳，他人的文章则是爬。开合，是因为始终有“大局观”，意思富足，思维撒得开而又目标明确，有如放风筝，能放出去，又始终在掌控之中。最能体现鲁迅文章开合功夫的是其论战文和讽刺文，如《流氓的变迁》《二丑》《隐士》等，无不指南打北，言在此而意在彼。鲁迅是一个不喜欢在一种意思或情景中细细推演、铺张的人（这是否决定了鲁迅不适合做长篇小说？），他是那种手握三尺，直刺要害，然后扬长而去的刺客。他天生倾向于删繁就简，喜欢直抵本质——而这就意味着速度。鲁迅是快速度的，他的慢也是快的慢动作。鲁迅的凌厉带来了文章之开合，开合带来了飞动。仅善于开合一点，鲁迅就高出许多现代作家。

而与文思的“开合”相关的是鲁迅文笔的“顿挫”。顾随说：“鲁迅先生一字一转，一句一转，没有一个转处不是活蹦的。”又说：“我们说老杜、鲁迅的诗文有顿挫，我们知道了，但何以我们写时不能成为老杜的诗鲁迅的文？便因我们没有他们那样的心。”先说鲁迅的文笔善于“转”，一句一转，甚至一字一转，新意不停地冒出来——顾随形容得好，曰“活蹦”。这种善于“转”的文思、语言，只有思维敏捷而又懂得节制、经济的人才写得出。我们常说杜甫的诗“顿挫”，顾随以为鲁迅文章亦然。何谓“顿挫”？就表面而言，顿挫指文字和音节上的曲折跌宕；其深层是思想与情感的曲折，“老杜之诗、鲁迅之文，他的思想与生活打成一片，他的思想上有了曲折顿挫，他的诗文自然曲折顿挫。”譬如，鲁迅《这也是生活》一文，便貌似平缓，其实顿挫有致。诗文的顿挫，表面是文笔之致，终究与生活及内心状态有关，功夫在诗外也。

对于鲁迅文章的顿挫、曲折，顾随还用了一个概念“拗”，他说：“鲁迅先生之文亦拗，颇似荆公，其文之转折反复处甚多。”此见甚确。似乎很少有人提及鲁迅与王荆公文风之相似。鲁迅与荆公的相似，其实大于他与杜甫的相似，正如他和嵇康的相通大于其与屈原的相类。鲁迅和王荆公一样，都有一种极其坚定的反传统的精神，勇猛刚毅，“虽千万人，吾往矣”。其文风的凌厉、拗折，即源于此种个性与心态。

鲁迅的文章，还有一难以企及处，即简洁、凝练，他的很多杂文都不足千字，但却言简意深，犀利、泼辣，所以我们把鲁迅的文章比之为“匕首”。顾随对鲁迅文章凝练之风的评论很生动，他说：“鲁迅之文如铁板钉钉，叮叮当当，都生了根。”然而，如此谨严的文风也有一危险——僵硬。可是鲁迅的文章并不死板，“鲁迅先生的文章既整齐、凝练又有弹性、有生气。譬如他时而文言，时而白话，时而严正，时而嘲谑，甚至有时自造新语，便是既严谨又灵转的表现，鲁迅文章的弹性、生气即从此来。

那么，鲁迅如此谨严、凝练而又富有弹性的文风从何而来？顾随以为，除特殊的生活、思想之外，鲁迅文章的特有风格，首先与其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有关，其文章“绝对是中国的土产”。鲁迅在古文方面下过大工夫，且毕生用力于此，包括他阅读、整理旧小说，也是对古文的浸润。窃以为，鲁迅对古文的浸润超过其对古诗的窥染。而中国古文，先秦、魏晋与唐宋、晚明，散体或骈文，不同时代与文体，气象风格，各有不同。鲁迅的古文根底主要在那里？顾随说：“余对史、汉、庄子只是理智上觉得好，理智、感情都觉得好的是曹子桓、鲁迅，清峻峭厉。而鲁迅走的也是古典派。韩退之革新是复古；鲁迅先生是跳过‘八家’回到《文选》，是‘白话’而不是活的语言。”即认为鲁迅所崇尚、习染的古文主要是魏晋六朝之文。此观点，王瑶等学人后来亦阐之甚详。魏晋文的要点在于思想深刻、个性张扬，而又沉痛悲苦，此即清峻峭厉之所由来，其代表为嵇康、陶潜。鲁迅毕生钟爱嵇康。前云鲁迅与王安石有相似处，但其差异在于——鲁迅无意做政治家，因此他更亲近像嵇康这样愤世疾邪的文人思想家。

不过，仅凭深厚的古典文学造诣，没有渊深的西学修养，尚不足以形成鲁迅的文风。顾随说：“鲁迅先生是先有古典文学基础，后来受西洋文学洗礼，所以写出那样看着很啰嗦其实很简洁、看着很曲折其实很冲的作品。现在一般青年，对古典文学既无根基，对西洋文学也不了解，美其名曰欧化，其实糊涂化。”即古典文学是鲁迅的底子，后来鲁迅又吸收了大量西方近现代文学、哲学、乃至艺术的营养，才形成了其笔下古今中西文学融合之后的思想特色，以及文字风格。刘半农曾以“托尼思想，魏晋文章”评价鲁迅，鲁迅亦坦然受之。顾随的观察很准——鲁迅文章之简洁、曲折不用说，其所谓“啰嗦”指欧化的句式，以及喋喋的议论，此种作风来自西洋文学和哲学的影响。而所谓“冲”，即指锋芒——思想以及情感的直率、冲击力。中国古典文学多是含蓄中庸的，鲁迅整个打破了中庸的作风，所以他很“冲”。鲁迅的文风是简洁与繁复、含蓄与直率的奇妙混合。五四一代的文学大家，大抵都是先有古典的底子，后来又融摄了大量的西学，可他们的文章却风格各异——鲁迅几乎是独此一家。文化背景尚不是决定性的，决定文风的是个性气质。譬如，与同样为白话文大家，学贯中西的周作人比，鲁迅的简洁、凝练、冲，就衬出了周作人的臃散和寡淡，真是气之所禀，“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然而，虽然鲁迅激烈地反传统，深富现代意识，甚至有进化论思想，但细绎顾随所谓“鲁迅先生是跳过‘八家’回到《文选》，是‘白话’而不是活的语言”一语，其中不无批评，即认为鲁迅受古典的影响太深了，而古典意味着书面化、典雅化、以及严谨之风，这与活的白话语言仍有距离。此点大可玩味。按照顾随的说法，理想的现代汉语应当是既精炼雅致，又通俗、具有活气的语言。就偏于古典而不够接近活的语言而言，作风各异的鲁迅、周作人、林语堂、胡适、郁达夫等人，皆是如此。五四时期是现代汉语文学的草创期，鲁迅他们的古典文学修养太深，他们对现代汉语文学的实践才刚刚开始，加之其生活状态多是书斋生活，因而尚未达到古典与活的白话高度的融合。顾随其实是新文学的立场，他对古典文学是有保留、有批评的，所以他对鲁迅的语言仍觉不足。

而语言风格的形成，除了较为普泛的文化共性之外，当然还有个性的作用。譬如，民国时期影响很大的吴稚晖，其文章古典语与通俗语间杂使用，跳荡恣肆，庄谐杂出，便是个性使然。顾随说：“鲁迅白话文都到了古典，古典则须谨严。古典派并非涌上许多典故，对仗工整，而是谨严，无闲字、无废话也。自汉至六朝，文字之清楚、谨严，鲁迅先生即受其影响，特别是魏晋六朝。……人粗心惯了，就忘掉了粗心；细心惯了，也是如此。……鲁迅之文也是如此：越写越谨严，故无活泼之气。所以不希望青年人学其文。”古典文学的特色之一是谨严，一字不苟下。即便不写律诗，为文亦多法度。譬如，顾随说：“鲁迅、周作人的白话文都有骈句，而他们并非有意之所以如此，一写便如此，且便该如此。”。在白话文中使用骈句，可使文章不散漫，是深受古典文学严谨作风的影响使然。严谨是好的，但散文（包括小说语言）毕竟不是论文，顾随对鲁迅的严谨有所保留，他认为：首先严谨是鲁迅的一种个性；其次，细心、严谨久了，就会越来越严谨细心，此种心理习惯深到一定程度，便会产生一个弊端——如顾随指出的：越写越谨严，无活泼之气。因为，严谨是收，活泼需要放。我们不论是读鲁迅晚年的文章，还是读其《中国小说史略》等著作，大约都不难感受到其严谨有余而奔放不足。文学上的道理，大抵有如棱镜，很难一概而论，横看成岭侧成峰，顾随所见可谓细密圆融。鲁迅的严谨，导致活泼不足，是一种遗憾，而更重要是，青年人本须活泼，学鲁迅之文，易伤其活泼之气。这是顾随对鲁迅严谨作风批评的着眼点，真是严而慈的心肠。

古典作风有其好处，且犹在于风格，“鲁迅先生对旧文学有很深之修养，故写出之文明净崇高，如《阿Q正传》。他希望青年自由地发展，不要如他似的改造。“明净崇高”是古典文学最可贵的品格。“明净是崇高的原因，崇高是明净的结果。”。但中国古典文学也有其缺点、局限，譬如，古典派的谨严的表征之一是炼字炼句，此本不算缺点，然过分讲究，即会带来弊端，而且在急剧变化的现代社会文化环境中，过于字斟句酌，会妨碍我们对磅礴、复杂的现实的充分观照与表现。顾随说：“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说文学起首是事不是字。如《浮士德》、《神曲》是事。《浮士德》写的是神与魔之争，文学与肉体之争。而我们中国文学只剩字没事了。此即使非中国文学堕落主因也是最大元凶或最大原因之一。所以我们想学文学不能只注意字，应注意到事。鲁迅先生也是从旧的阵营里走出来的，字上太讲究，受传统因袭影响。鲁迅先生是字斟句酌，所以好者，幸而里面还有事。”又说：“鲁迅事的创作到家，字的考究也到家。究竟用功以何者为先？余以为仍当先有事的创作，从此下手。”顾随不说“内容、形式”，而说“事”与“字”，或“言中之物”、“物外之言”——这是他特有的批评术语。他认为作为文学，“事”比“字”更重要，即主张“不作言之无物的文章。”顾随认为鲁迅“事”与“字”都好，但受传统因袭，太讲究字了——太讲究了，不好。字斟句酌，恐怕是危险的——危险者何？以辞害意也。但幸而鲁迅的文字里还有“事”，即内容不空。古典文学在古代是自洽的，但在现代则失去其自洽，其原有的一些优势在新的环境中逐渐褪色。鲁迅其实也深明此理，他知道自己是从旧阵营里改造出来的（历史的中间物），身上有很多传统的“鬼”，故他时常劝青年自由发展，不要学他，要多读外国书。

那么，作为文章大师的鲁迅，其最突出的作风是什么呢？顾随认为是“辣”。他说：“文章华丽易，苦辣难。……甜则易俗，然甜俗易为世人所喜。《史记》是辣……《汉书》是苦……近代人文章，周作人是甜，鲁迅先生是辣，而《彷徨》中的《伤逝》一篇则近于苦矣。”以“味”论文，乃中国传统。酸、甜、苦、辣，皆可以形容文风。顾随将“甜”与“苦辣”之文相对，甜是软、媚、俗，辣是硬、倔强、反抗，如《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纪念刘和珍君》等文，而苦则有难以言说的痛苦在其中了。真正的“辣”与“苦”相连，因为痛苦、不平，才反抗、批判，批判终究是苦涩的，所以“辣”中有“苦”，辣从苦来。古人文章，司马迁、阮籍、嵇康有苦辣之风。“辣”是一种比喻，它与批判的力度、深度成正比，鲁迅文章最难得、最突出者，就在于其强烈、深刻的批判性，表现于文风，即为“辣”。顾随说：“辣不是神韵，辣是深刻”。

和很多人一样，顾随也认为鲁迅文风“刻峭”，但他有自己的说法——“绘画的，神品；雕刻的，能品。《水浒》近于前者，《红楼》近于后者。鲁迅先生受西洋作品影响，加以本人之刻峭，且曾学医，故下笔如解剖刀。”按其意，顾随大概意谓鲁迅的描写属于“雕刻型”，是能品，尚非神品（然近代以来，谁是神品？）。“绘画的”比“雕刻的”更无意、自然、飘洒，如《史记》、《水浒》，鲁迅尚未及此。“下笔如解剖刀”，指鲁迅下笔重、尖锐，甚至凶狠。这既与鲁迅受西洋文学影响，不再恪守中国传统的“温柔敦厚”之旨有关，同时也是其刚锐性格的产物。

不但刚锐，鲁迅还尖刻，有时尖刻至刻薄的地步，情绪强烈到激烈的程度。顾随说：“鲁迅先生一写文章就骂人，他骂人是没办法，身有病，脾气与病互为因果。”又说：“鲁迅先生文章骂人真是痛快淋漓；周作人先生文章是蕴藉。鲁迅先生文章虽非保养品，而是防腐剂。”往好说，鲁迅是嬉笑怒骂，皆成文章，骂人骂到了艺术的程度。可是，用文章来骂人实是不得已之事。假如天下太平，岁月静好，鲁迅也犯不着骂人。骂人的艺术当然不是第一义。顾随说：“鲁迅先生文章是病态的，胡适说理文章条达畅茂，而抒情写景不成，胡先生功不掩过。”周作人、胡适的文章，都是顾随不太欣赏的，但他其实也明白他们文章的好处——周作人之散淡蕴藉、胡适之条达畅茂，而鲁迅的文章终究是病态的。真理原本是没有瑕疵的，但当我们挥舞着披荆斩棘的镰刀痛苦地向真理走去时，这镰刀便非“营养品”，而是“防腐剂”——顾随这比喻极妙。鲁迅的病态，主要是精神的病态——他那蕴含着爱与真理的光辉的仇恨意志，而顾随也指出，鲁迅好骂人与其身体疾病有关——鲁迅大概肝火旺盛。

就白话文写作而言，除鲁迅外，顾随可说是目无余子。他说：“近代白话文鲁迅收拾得头紧脚紧，一笔一个花。即使打倒别人，打一百个跟头要有一百个花样，重复算我栽了。”即谓鲁迅文章精悍，无弱笔，犹如拳击高手，浑身肌肉，出拳时拳拳到肉，而且其文章的写法花样百出，机杼常新。这大非易事，到此地步，可算是顶尖文章高手了。顾随又说：“今日白话文写成功者仅鲁迅一人。不是能用现代语言就好，而是要把现代语言提高了才行。某人论普希金曰：他的修辞并不高于别人，而他有一天才，即是把俄国语言从传统习惯中解放出来，另创一种新的语言。Father of Russian Language。一方面是解放，一方面是创造。鲁迅先生就是把中国旧的语言文字解放了，许多前人装不进去的东西他装进去了。”这是从文学语言的角度评价鲁迅的文学史地位，这是更大的层面，是考量文学成就的重要指标，因为文学毕竟是建立在语言艺术之上的艺术。顾随之所以对鲁迅推崇甚高，是因为他认为鲁迅把现代汉语这一工具提高了，而且推陈出新了。现代作家中，鲁迅之杰出，首先在于其是出类拔萃的文章大师，语言大师。“许多前人装不进去的东西他装进去了”，此洵非易事也。但顾随又说：“‘袭故而弥新’，这真难。只有鲁迅先生偶尔有之。”“袭故而弥新”出自陆机《文赋》，形容理想的文学境界。“袭故”即继承传统。仅继承传统还不够，还要能出新，这才是最高境界。能“袭故”已极不易，“袭故而弥新”——难上加难。因而，顾随说鲁迅于此也是“偶尔有之”。注意“偶尔”二字——在顾随心目中，现代文学第一人鲁迅也未达到“袭故而弥新”的境地。那么，顾随意中鲁迅与“袭故而弥新”的差距在哪里？大约“袭故”、“ 弥新”两方面都不无欠缺吧。然而，所谓“今日白话文写成功者仅鲁迅一人”或有些绝对了，可是就三、四十年代的文学看，此说亦不无道理。

然而，所谓鲁迅白话文的“成功”，顾随于此又有保留，他说：“伟大之作品包罗万象，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深者见深，浅者见浅。鲁迅先生文章虽好而人有极不喜之者，是犹未到此地步。虽然，无损乎先生文章之价值也。”

三、顾随论鲁迅的小说

顾随论鲁迅小说的文章有《鲁迅小说之诗的描写》《小说家之鲁迅》《论阿Q的精神文明及精神胜利法——读<阿Q正传>札记之一》《<彷徨>与<离骚>》。其中，《小说家之鲁迅》这篇文章谈鲁迅的小说，单举《呐喊》《彷徨》为例。然而，顾随此番演讲的重点是由小说所体现出的作为“诗人”的鲁迅，即鲁迅小说的诗性。他分别举了《肥皂》《兄弟》《高老夫子》《示众》等四篇小说中的几处描写性的片断（不是讽刺性情节），以为很有诗意，并且认为有的是旧诗的境界，有的则已具象征意味，打破了中国诗的传统精神。他说：“先生的小说里面，到处吹着诗的风，弥漫着诗的气息，真是陆机《文赋》中所谓‘彼琼敷与玉藻，若中原之有菽’。”可以说，《小说家之鲁迅》是对写于1936年的《鲁迅小说之诗的描写》的扩展与深化。就基本观点而言，顾随在鲁迅的小说家身份外，更愿意、更注重鲁迅的诗人身份，即鲁迅作品的诗性。就拓展而言，《鲁迅小说之诗的描写》主要举了鲁迅小说中自然描写方面的例子，《小说家之鲁迅》还举出了人文方面的诗意描写之例。另外，《小说家之鲁迅》还对鲁迅小说“诗之描写”分为“旧诗的境界”、“是诗，而又非旧诗的境界”两种，更加深入。

富有诗意的写景片段，鲁迅很多小说中都有，顾随举《祝福》《在酒楼上》《肥皂》《社戏》等作品为例。譬如，曾选入中学课本的《社戏》中的一段：“两岸的豆麦和河底的水草所发散出来的清香，夹杂在水气中扑面的吹来；月色便朦胧在这水气里。淡黑的起伏的连山，仿佛是踊跃的铁的兽脊似的，都远远的向船尾跑去了……渐望见依稀的赵庄，而且似乎听到歌吹了，还有几点火，料想便是戏台，但或者也许是渔火。”这真是极优美的诗意的散文，即便是中小学生阅读此类文字，也会被感染吧。在小说中写景，并力求诗情画意，这是传统小说中的惯技，其根基在于人与自然密不可分的哲学。小说家在小说中描写自然时，往往会沉浸于富于美感的诗意境界。鲁迅小说中的自然描写，应当主要源于外国文学的影响。顾随对鲁迅和高尔基的自然描写进行了比较。要论对自然的描写，顾随以为鲁迅是不及高尔基的。他说：“在描写大自然而具有诗的美这一点上，高尔基是自由一点；但先生就显得非常之冷峭与谨严。”可贵的是，顾随就此进行了更深的思考，他说：

但两位高尔基——东方的与西方的——对于大自然的诗的表现于描写，在动机上，在方法上，在作风上，也许大异其趣，而在其作品中有着诗的表现于描写这事实，则是共同的。也就是他们两位的作品中的“多余的附加”，虽然那么有诗意，那么富于艺术性，但我总觉得那“多余”几几乎成为过剩，严格地讲起来，几几乎成为不必要”。

为什么这样说呢？顾随的理论是：“小说是人生的表现，无论是什么派，传奇，写实，自然，新传奇，新写实，其前题总是表现人生。在其中，大自然的诗的描写与表现，虽然有时可以增加文章美，而在帮助表现小说中人物的情感，思想，甚至于行为的时候，纵然不是完全无用，也总有偏于静的方面的嫌疑。而人生呢？可完全是动的。因此，那静的描写与表现也就不免减低了小说中人物的动力，并且冲淡了小说中人物的人生的色彩。”接着，他举例道：“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第五章生计问题，写阿Q因求食而走出未庄之后，那些诗的写法，据我的愚见，也就几几乎成为过剩，几几乎成为不必要了。”小说终究是讲人的故事的——正如电影的本质一样，小说不是风光片，小说中的一切都须围绕人物的生活行为。

那么，应当怎样写呢？顾随说：“在小说中，诗的描写与表现是必要的，然而却不是对于大自然。是要将那人生与动力一齐诗化了，而加以诗的描写与表现，无需乎借了大自然的帮忙与陪衬的。”这是很高明的见解。小说中的景物描写有其必要与作用。后现代小说有的完全抽去自然描写，只写人事，但那恐怕会丧失一部分真实感，并且其叙述节奏会紧张得让人喘不过气来。小说中好的景物描写不是客观的，而是可以象征、衬托人事的意蕴，此即顾随所谓“将那人生与动力一齐诗化了，而加以诗的描写与表现”，即小说中的诗意是一种总体的诗意，当以人生的诗意为主，景物的诗意为辅，并与人生的诗意相配合。

小说中人生的诗意是什么样的呢？顾随举了《水浒》中鲁智深三拳打死镇关西之后如何回转收拾东西逃走；林冲在沧州听李小二说高太尉差陆虞侯前来于他不利之后，如何带了解腕尖刀在前街后巷里团团转着寻人的动作；宋公明得知何涛来到郓城捉拿晁天王之后，先稳住何涛，然后如何牵马慌忙出城泼喇喇赶到晁盖庄上去等三段极富动作性的描写为例，以为“诸如此类的文笔才是《水浒传》作者的绝活。”为何这些行动描述是诗意的呢？因为通过这些叙述，展现了鲁智深的义气与细心、林冲的仇痛与勇毅、宋江的沉稳与精明，人物的心理、个性、情感极为饱满地包含其中，并且蕴涵着人物命运转折的深意——如此丰富的意蕴便是“诗意”。这种诗意的确比景物中的诗意更有内涵、更动人。顾随举出鲁迅《示众》中的人物行动的诗意的例子，“胖孩子，细了眼睛，歪着脖子，裂了嘴，在喊热的包子……”，因为这段话由一个示众旁观者与示众疏离的日常动作表现出了人们对于示众的麻木，以及被杀者的悲哀。这种含蓄的反衬，深度的暗示，便是诗意。

顾随以为鲁迅小说“有偏于静的倾向之嫌疑。若单就这一点而论，先生的文笔，还是逊于《水浒》。”我以为此说有理。鲁迅先生文笔“活蹦”，但他的小说还是不及《水浒》的文笔活蹦。且不说《水浒》叙事的生龙活虎，即是写景，如“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一回中“那雪正下得紧”一句，便简练之极而又与人物行动、心理融合无间，极有活气。顾随称《水浒》为神品，即因其文笔飘洒。

为什么鲁迅小说中自然的描写时有多余，且有偏于静的嫌疑呢？顾随以为原因在于“先生的旧文人的习气还未洗刷净尽的缘故。”但顾随对此能够同情地理解，他认为鲁迅先生作《呐喊》《彷徨》这两部小说的1918至1925年，正是时代的“暮气、死气、尸气”格外浓重的时候，“与他自心的寂寞与悲哀，就逼迫着先生在创作中流露出静的气氛了。”此说可谓“设身处地”的理解。鲁迅从来不是热闹之人，他的愤慨、悲哀、热心、斗争，无不笼罩在大寂寞的心境中，《野草》便是此种心情的最浓烈的表达。

因此，顾随之所以认为鲁迅是诗人，根本上即在于鲁迅的寂寞的爱，他说：“鲁迅先生有的是一颗诗的心：爱不得，所以憎；热烈不得，所以冷酷；生活不得，所以寂寞；死不得，所以仍旧在‘呐喊’。”诗心、诗的本质是热爱与悲凉两种情感的结晶。鲁迅的情感动力即来自爱与不得所爱之间的挣扎。真正的诗人，必有这样一番挣扎。顾随认为鲁迅终生没有像高尔基那样从压迫、痛苦中逃出来。他说：“先生是太也深爱人生了。爱人生，这又是中外古今的大诗人大文人的共同之点。先生爱人生，是将人生抓住了不撒手，叼住了不撒嘴的。……逃吗？他根本就不想。真是姜桂之性，老而愈辣。为了这，先生是步步为营，变成了战士，扎硬寨，打死仗，直至于死的。所以先生与高尔基比较起来，那气象之阔大，表现之自然，是不可相提并论的；然而那意志之坚强，先生较之高尔基是有过之，无不及。英雄造时势，时势亦造英雄。中国的时势，是将先生造成那么样的一个英雄了。”如此认知鲁迅，真是入骨，感人肺腑。且不说鲁迅能不能逃，他根本就不想逃。他有种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甚至知道自己的肺病已入膏肓连生命都在所不惜索性豁出去的紧迫感、献身意识。鲁迅是在与社会黑暗苦斗，也与自己的命运苦斗，他之成为战士，是在生活的淬炼中一步步演化成的。

鲁迅这样“头紧脚紧”，姜桂之性的战士心境，让他的小说、文章呈现出独特的情感作风。顾随以为鲁迅的作品是冷酷的。他说：

人称鲁迅是中国的契诃夫（A.Chekhov），他契骂人时都是诗，但Chekhov无论何时其作品中皆有温情。鲁迅先生不然，他作品中没有温情。《呐喊》不能代表鲁迅先生的作风，可以代表的是《彷徨》。如《在酒楼上》，真是砍头扛伽，死不饶人，一凉到底。因为他是在压迫中活起来，所以有此作风，不但无温情，而且简直是冷酷，但他能写成诗，《伤逝》一篇最冷酷，最诗味。

鲁迅作品没有温情吗？应该说有，如《朝花夕拾》中的部分篇什，但其作品大多是无温情的，如《彷徨》、如他匕首般的杂文，不但无温情，而且是冷酷的，冷酷而又能写成诗。《在酒楼上》《伤逝》等篇的确一凉到底，把人生严酷的一面彻底撕开来，不做一丝自作多情的粉饰。但这并不代表鲁迅人格的冷酷。鲁迅其实是相当厚道之人，他只是爱憎分明而已。之所以出之以冷酷，乃是出乎对人世真相的高度清醒，不自欺，亦不欺人，鲁迅要让黑暗和丑陋以最真实的面相呈现出来。“最会说笑话的人是最不爱笑的人，如鲁迅先生最会说笑话，而说时脸上可刮下霜来。抱有一颗寂寞心的人，并不是事事冷淡，并不是不能写富有热情的作品。”冷酷的背后，其实是寂寞，而寂寞是热情的冷遇。天地不仁，唯悲天者才示人以冷酷。我读苏联作家巴别尔的小说，便深觉其冷酷——比鲁迅更冷酷，但那冷酷其实都是心痛和眼泪。

冷酷终究是悲凉的，顾随说：“鲁迅先生文章若不如炮亦如锥，而本人满面是寂寞。鲁迅先生寂寞心情寂寞得阴森森的，怕人。天机最敏、生机最旺时读此种作品是否合适？可惜的是鲁迅先生不早十年写《呐喊》、《彷徨》，如今只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如菊花，虽好，终不免凄凉。”所以鲁迅的作品，只有内心深怀寂寞的人才能体会。

其实，鲁迅时常流露伤感，而伤感是柔情的。有时，众所周知，他愤世疾邪，金刚怒目，愤怒其实是热情的一种表现。顾随说：“所谓性灵、空灵，那不成。鲁迅先生写阿Q偷萝卜一章真好。鲁迅先生盖有sentimentalist（伤感主义者，感情用事者），如其《故乡》，几乎他一伤感，一愤慨，文章便写好了。对于写考据，有条理，排比也写得好，但那不是创作。在创作上是一伤感、一愤慨便写得好。”顾随本不赞成中国文学中的伤感主义，对鲁迅初期作品的“伤感愤慨”似也不满，但他又说：“几乎他一伤感，一愤慨，文章便写好了。”这好像有点矛盾，其实不然，顾随反对的伤感是那种无思想的过分的情绪，鲁迅初期作品虽亦不免伤感，但他有硬头货——思想，所以并不显空洞。鲁迅进入成熟期后，有时也伤感，但这种伤感被拿捏得很好，如《故乡》《伤逝》，与其说是伤感，毋宁说是哀伤，含隐而深沉的哀伤。鲁迅一愤慨，也写得好，如《纪念刘和珍君》。每当此时，我们就可看出鲁迅实在是一个非常情绪化的人，即顾随所谓“感情用事者”。李长之说：“鲁迅的笔是抒情的，大凡他抒情的文章特别好”，也是有见于此。因为每当人伤感愤慨之时，感情都格外真挚饱满，倘再加上高超的表现手段，自然易成妙文。

对鲁迅的中篇小说，顾随更重视的是《阿Q正传》。他曾说：“余近来常谈《阿Q正传》，二十余岁时即看到鲁迅欲揭示中国民族之传统上的毛病：麻木、不认真、糊涂……《阿Q正传》但挑这些，如大夫之割疮，实是大夫之慈悲。否则，虽有皮包着，里面就烂了，甚至于传布全身。”鲁迅说他对孔乙己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其实这也是他对阿Q，对他所批判的病态的中国人的态度——提不起，放不下。顾随洞察了鲁迅的“慈悲”。

顾随《论阿Q的精神文明及精神胜利法——读＜阿Q正传＞札记之一》一文，是1955年写给天津师范学院学生的，侧重于讲解《阿Q正传》的思想意蕴，并且引入了历史唯物论的哲学。我们知道，“精神胜利法”是阿Q的核心精神，它是鲁迅为病态的国民所绘的精神肖像。顾随眼中的阿Q的精神胜利法包括欺软怕硬；自以为见识高、祖宗阔、癞疮疤也非平常而且别人不配；自命为“第一个自轻自贱的人”；忘却；自己打自己嘴巴。顾随将这些特性统称为阿Q的“精神文明”。“他之所以能够活下去，是因为他毕竟有所有。他有他的看家的本事。或可说是法宝：精神文明。”为什么要单独提出阿Q的“精神文明”呢？因为阿Q 的“精神文明”是比其“精神胜利法”更大、更深的病根。顾随说：“精神的产生倘不源出于物质，而且那产生了的精神倘不能成为物质的力量和行动的指南，则那精神就是建筑在沙石的塔，愈高也会就愈倒塌的快，或者是空中的楼阁，永远不能使之实现。阿Q纵不明白这一原因，他可是清楚地感觉到这事实。物质的失败，往往泰山压卵似地压碎了阿Q的精神胜利。于是乎阿Q的这一所有也就等于零。”如果说，所谓“精神胜利法”是对阿Q精神的现象性描述，那么这段话则是对阿Q所有精神病状的本质的透析。顾随所谓阿Q的“精神文明”是一个贬义词，它意味着缺失物质，甚至无视现实，因此顾随所谓富于精神文明的阿Q 的另一侧面是“忘却”。“所有富于‘精神文明’的人都是无视现实者。……他是无视现实的‘集大成’的‘大而化之为圣’的典型人物。”“无视现实”四字，是对阿Q的精神文明的高度精炼的概括。无视现实，即是麻木、逃避、甚至自轻自贱，自欺欺人。于是顾随又得出一个结论：“逃避现实、无视现实、忘却现实的结果就使得阿Q不能成为一个唯物论者，而成为一个唯心论者。”这一说法，有种简单化的套公式的意味，我们今天是难以认同的。但顾随此篇文章作于1957年，受到历史唯物论的影响在所难免。就顾随的“阿Q观”而言，这种影响的痕迹并不重。

关于《阿Q正传》的艺术特点，顾随瞩目于阿Q的典型性，但他未用“典型”这一概念，他这样说：“鲁迅先生颇能以一茎草作丈六金身用，如《阿Q正传》。《礼记》所谓：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以一茎草作丈六金身用”，出自唐代从谂禅师《赵州禅师》语“有时将丈六金身（佛身）作一茎草用，一茎草作丈六金身用。”“以一茎草作丈六金身用”，即以小喻大，以少指多，顾随引《礼记》“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一语解释此意，极当。可以印证这一评论的是《小说家之鲁迅》中的一段话：“《阿Q正传》中的阿Q是典型人物；并且正传中所有的人物无一不是阿Q式。小D，王胡，赵太爷，赵白眼，赵司晨，邹七嫂，吴妈，酒店主人……无一不是。真是聚而为一，集中于阿Q；散而为无数，分播为全传中的任何人物。”这不正是西方文论所谓“典型”吗？

但是顾随对阿Q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也有不满，他说：“鲁迅先生是诗人，故能有物外之言；是哲人，故能有言中之物。《阿Q正传》所写不只是中国人劣根性，是全世界人类劣根性。鲁迅先生写小说个性不清楚（莎士比亚写戏剧年龄不清楚），然可以原谅。”我读鲁迅小说多少总有些“主题先行”的感觉，譬如《风波》。《阿Q正传》中的“阿Q”，有一定的概括性、抽象性，是鲁迅在理性中提炼出了中国人的某种性格之后的形象演示。类型性强，个性可能就会减弱。但顾随以为此点无伤大雅。

顾随关于《阿Q正传》还有一个很妙的发现，即他由1926年3月18日，“段祺瑞政府使卫兵用步枪大刀，在国务院门前包围虐杀徒手情愿，意在援助外交之青年男女”（《华盖集续编》）联想到了《阿Q正传》中“把总老爷指挥兵和团丁、警察和侦探，架了机关枪，去捉手无寸铁的阿Q”的情节，认为前者是后者的“实例说明”。顾随是在讲艺术夸张的文章（《论艺术夸张——从王充、刘勰、刘知几道布什明、那查连科》中谈及此点的，他说：“鲁迅先生写成《阿Q正传》，在一九二一年。段政府国务院门前的大屠杀，则在一九二六年。那么，鲁迅先生那样写，岂止是生活的逼真，而且简直是“占先一步”的语言，绝对没有半星而夸张。若说夸张，那只能是艺术的夸张。”

顾随在《小说家之鲁迅》的末尾说到，他还想“再谈一谈文体家的鲁迅和古典派的鲁迅”，可见他对此胸有成竹，可惜没有作。

顾随真是鲁迅的知音，他对鲁迅的欣赏和批评，皆是从求真之心出发。而我以为顾随对鲁迅的批评（或者毋宁说是“遗憾”），尤为难得，发人深省。譬如，顾随在讲到王绩诗时，说王绩由隋入唐，故其诗带点凄怆的意味。鲁迅先生作品亦然，凝练结果真成一种寂寞，不但冷淡是如此，写热烈亦然，终不能阔大、发皇。”意思是鲁迅作品的气象还不够大，此点顾随在把鲁迅与高尔基比较时也指出了。顾随又说：“鲁迅先生文章技术、情绪、见解都好，然而仍是小我，未能扩大，故其小说不及西洋人伟大。”除了高尔基之外，我们若将鲁迅与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巴尔扎克、雨果等小说家比，鲁迅小说的伟大程度就相形见绌了。

四、余论

另，还有一事，值得一提，即顾随对鲁迅的翻译的评价。他有这样两句话，其一，“我们近代与翻译界甚有关者，鲁迅与严复。”这是大判断。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与翻译有绝大关系。五四一代学人，皆极重翻译，鲁迅即其代表之一。他一生用于翻译的心血甚至在创作之上。鲁迅翻译最多的是日、俄两国的作品。顾随说他不喜欢日本，但却喜欢日本现代作家的作品，尤其是鲁迅所译出的。顾随也曾翻译过一些英语文学作品，惜留存者不多；其二，“文章要易诵读。鲁迅先生虽反对文章好念，但他的文章好的也是易诵读。只是晚年硬译有点使人头痛。”可见，顾随对鲁迅晚年翻译水平评价不高。而鲁迅晚年翻译水平到底如何？为什么？这就有待于翻译家的解答了。不过，顾随承认他做翻译深受鲁迅影响——“余做散文及翻译皆学鲁迅，翻译用直译，保存原来之音节。”

要之，纵观顾随的“鲁迅论”，真可谓丰富，但顾随与鲁迅其实并无交往。然而，显然在精神上，顾随属“鲁迅党”一员。顾随对鲁迅的了解，他所受鲁迅的影响，绝不亚于直接亲炙于鲁迅的晚辈。顾随对鲁迅的作品简直精熟，而且可贵的是，他是在讲授古典文学时随时援引鲁迅，且讲得头头是道，精见迭出。顾随是从整个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视野来观照鲁迅的。不过，顾随对鲁迅虽则崇敬，却不失批评的眼光，他对鲁迅的批评，出于其对文学、学术一贯的诚恳。顾随反对“将鲁迅供起来，天天三炷香、九叩首。”他之所以毕生学习、宣讲鲁迅，是希望我们“在鲁迅开辟的园地之外开辟新园地。”诚哉斯言！如果所有的鲁迅研究，都以继承并超越鲁迅为旨归，那才是真正有意义的鲁迅研究，并有可能为激发中国的文艺复兴做出贡献。

2009年3月初稿，2018年11月二稿

载《鲁迅与中国现代文艺复兴思潮》（人民教育出版社，2023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