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苏州杀降之真相

那么为什么郜永宽等人还是被杀了？据李鸿章的说法，主要是条件没谈妥：

官军入城查探，降众实有二十余万，其精壮者不下十万。郜云官（即永宽）等歃血为盟，誓同生死。献城后，遂占住阊、胥、盘、齐四门，于街巷各口堆石置卡，隐然树敌。又添招苏城附近贼党陆续进城，坚求准立二十营，并乞奏保总兵、副将官职，指明何省何任。……传令该酋等八人来营谒见，詎郜云官并未剃发。维时忠逆李秀成尚在望亭，距苏甚近，郜云官等皆系忠逆党羽，诚恐复生他变，不如立断当机，登时将该伪王、天将等并诛。

如果真实情况如上所述，毫无疑问，郜永宽等人是在逼着李、程杀降。虽说杀降不详，但是受降如受敌，稍有疏忽，受降者也不无遭受突然袭击的危险。郜永宽等人献城而不缴械，且“堆石置卡”，似乎做好了巷战的准备，明显欠缺诚意。郜永宽不曾“剃发”，继续保留“长毛”的造型，似乎为再度回归太平军留了条后路，也算是诚意不够的表现。尤为过分的是“坚求准立二十营，并乞奏保总兵、副将官职，指明何省何任”这两条。根军淮军军制，二十营当有一万多人，上引明谕规定如何处理降众，说的是由“该大臣等酌留所部”，而非由该降人决定留用多少、遣散多少。总兵、副将是正二、从二品，且要“指明何省何任”，那就是要求补实缺。要知道，当日的情况是缺少衔多，湘军、淮军大部分有功将士也就一个虚衔，享受不到相应实缺的福利待遇。郜永宽等人不但索要高衔实缺，还指明何地任职，仓促间在指定省市安排七八个警备司令，别说李鸿章答应不下，军机处也安插不了。投降、受降就如公司兼并，兼并方和被兼并方之间固然要谈条件，但是由被兼并方指定高级职位、规定裁员比例，是不是过分了？到底谁兼并谁，谁投降谁？提出这种条件，能算“诚心归顺”？所以，我说他们是在逼李、程杀降。

兼并谈不拢，最多继续恶意收购；受降谈不拢，那就只好杀人了。郜永宽等人固然不读书不看报，没有文化，但还不至于故意提出不可能的条件，逼着人家来杀吧？逻辑上行不通，那么李鸿章的报告岂不大有问题？

当日诸降人如何开的条件，除了李鸿章一人的记载，没有其他旁证，不好直接判断真伪。但是，一个重要人物不在场的事实，透漏了几分消息。戈登是此案的保人，受降谈判的关键时刻，他怎么不在场呢？李鸿章的报告里是这么说的：

戈登先期调回昆山，事在仓猝，未及商量。盖一商询则彼必极力沮格，此事遂无了局矣。

郜永宽等人二十四日中午杀谭绍光，二十五日来营投降。其时，戈登身在苏州军中。二十六日，戈登离苏赴昆，当日“未刻”（下午两点）左右，程学启“骈诛八降酋”。据此可知，受降的那一刻，戈登不但在场，而且双方已经解决了谈判的关键问题，并不像李鸿章所说，出现了立营、授职这两个无法解决的难题。否则，戈登会继续留在现场进行调停。倘若降人敢于坚持过分的条件，制造无解的僵局，戈登必不会姑息养奸，“极力沮格”，而且会赞同并参与杀降。因为前不久，就亲身经历了一场诈降。是年三月，攻打太仓，太平军守将蔡无隆诈降，淮军受降时被诱杀一千多人。倘若郜永宽等人故伎重演，戈登能不吸取教训？由此可见，戈登离开苏州之时，投降、受降两方已经谈妥条件，做好交接。他刚一离开，李、程就大开杀戒，是不是一开始他们就定下了杀降的计划，而自始至终对戈登都有所隐瞒，只有调虎离山，方能畅行其志？

我曾细看《李鸿章全集》中的奏稿、函稿以及相关笔记，想从中寻绎线索，终于不得要领。笔记中，尤以刘体智的《异辞录》最为重要。他父亲刘秉璋当日就在淮军任职，对此事必有所闻。但《异辞录》中并未详述此事起因，唯有“降人相煎”一条，记八王被诛后，程学启部下大肆杀掠，李鸿章责其律下不严，斥之曰：“君亦降人也，奈何遽至于此！”从口气上揣摩，似乎杀降一事的主持者为程学启，而李鸿章并非完全赞同。然终无实据，不敢断定。从朝廷法令、历史经验、因果报应、英国保人乃至二十五日三方参与的受降会，都看不出一点杀人的痕迹，而终竟杀了，岂不怪哉！

直到某日翻看徐珂《清稗类钞》第二册“武略类”之“程忠逆用兵能相地势得士心”一条，才恍然大悟：

（郜、汪等人）约降。往来其间者，提督郑国魁也。寇必欲要忠烈面议，忠烈慨然往。要以三事，亦允之，降计始定。李文忠公期以五日后纳忠烈所部龚副将营中，至期，忠烈密布方烈，逮寇魁六人至营，文忠接以温语，将入宴矣，左右报：“有廷寄。”文忠起，曰：“速请程军门陪客。”文忠起，忠烈入，麾勇士直前擒斩。……忠烈旋鸣鼓统师入城，驻守各门，派诸卒分走街衢，大呼曰：“逆首诈降，已伏诛。胁从无罪，各闭门守，出即杀！”令下，无一人探首出声者。旋呼男子投器械，分门出，各以将士监之。留营者入伍，归籍者资遣，悉听其便。未逾三日，城中无一寇踪，所余者妇女五六万而己。当寇魁五人之伏诛也，计甚秘，国魁亦不知。……谋斩苏城降寇，文忠踟躇三昼夜，不能决。忠烈以去要之，始定。惟性嗜杀，论者少之。然苏城降寇所约三事，曰留半城屯其众，曰编定百营照给饷、曰受翎不剃发，此何可从？盖寇自有取死之道也。

“忠烈”是程学启的谥号。此文叙述“擒斩”降人及此后的戒严、清场甚详，但这不是重点。我所注意者，独在此句：“寇必欲要忠烈面议，忠烈慨然往。要以三事，亦允之，降计始定。”这一句为什么重要呢？因为，这一句揭示了程学启这个“骗降”的真面目。阳澄湖谈判到底谈定了什么条件，李鸿章的报告里根本没说，而是含糊其辞，一笔带过：

该伪王汪安均、郜云官先后密约程学启，单骑相见于城北洋（阳）澄湖，情词恳顺，求勿开炮轰打。

“求勿开炮轰打”肯定不是谈判条款，具体密约了什么，李鸿章此处避而不谈。《清稗类钞》引文则说得很明白：“要以三事，亦允之，降计始定。”然则当日谈判包括两个部分：郜永宽等人献城，杀谭绍光；李、程则在其降后满足“三事”。所谓“三事”，即“留半城屯其余众”“编定百营照给饷”和“受翎不剃发”。这三件事和李鸿章报告中所谓降人的非分之请略有出入，报告中说：“献城后，遂占住阊、胥、盘、齐四门，于街巷各口堆石置卡，隐然树敌。又添招苏城附近贼党陆续进城，坚求准立二十营，并乞奏保总兵、副将官职，指明何省何任。”我们可以比较一下。

“编定百营照给饷”和“坚求准立二十营”，区别在于营数。“百营”必是误记，因为淮军营制规定：包括营官在内，每营限额五百零五人，百营就是五万多人，而当日淮军人数总共不到三万人。必不可能保留差不多是己军人数两倍的降军。李鸿章所云“二十营”之数，即一万多人，更符情理。但不管是一万还是五万，对于只有两万多人的淮军来说，都是一个不可能消化的数字。

“留半城屯其余众”和“献城后，遂占住阊、胥、盘、齐四门，于街巷各口堆石置卡，隐然树敌”是一个意思，即苏州并非全部由淮军控制，而是两军共管。降军要保留的二十营并非要编入淮军，而是用来屯守苏州“半城”。

“受翎不剃发”和“詎郜云官并未剃发”——郜之保持“长毛”发型，乃经阳澄湖会议商定，早有成议，并非违约。

“三事”以外，李鸿章的报告还多出一条，就是“奏保总兵、副将官职，指明何省何任”，此或《清稗类钞》漏记，或是李鸿章捏增，不过这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乃是这些条件根本就是阳澄湖谈判确定并经戈登担保的“成议”，而不是降人开门迎师后临时增添的“动议”。

限于国体（如“受翎不剃发”）、政体（如“奏何总兵、副将”），程学启早就知道这些条件不可能得到履行，而“亦允之”，原因只有一个，就是要早日拿下苏州。当时战局实有利于淮军，假以时日，必能力取。但如前所述，军机处和曾国藩正在催调黄翼升水师，并已发下最后通牒：再不应调，即兴参办。果真参办，水师势必调离；水师调离，城围势必松懈；城围松懈，克复必成虚愿。程、李当日并不能预知苗沛霖即将覆灭，而是以为黄翼升水师必在短期内离开江苏，赴淮协剿。那么，如何在水师离开前最大限度地发挥水师的作用，则成为淮军战略考量的首要甚至是唯一因素。水师在，可以继续攻城，但不能保证如期攻下；水师不在，则遑论攻城，并因此减轻了敌军的压力，得随时提防敌军的反攻倒算，江苏攻守大局、敌我消长之势，将为之大变。为避免出现此种局势，其战略决策必须遵守如下原则：招降较之克城，用力较省，用时较短，故攻城不如招降。投降、受降须进行谈判，水师随时可能调离，则谈判必须速战速决，否则水师撤离，敌方压力骤减，便会拒绝投降。谈判要快，唯一的办法就是不纠缠细节，有求必应，甚至主动牺牲权益。于是，程学启在阳澄湖谈判中，答应了所有不合理、无法履行的条款。于是，郜永宽等人五日内履行了合同义务。而李、程因无法执行合同，遂悍然违约，杀人灭口。

李鸿章、程学启鉴于水师不日离苏的现实困难，以招降代替攻城；鉴于谈判条款不可执行的法理局限，以杀降代替抚降，这就是杀降事件的真相。

谈判初始，程学启欺骗了郜永宽等降人以及戈登这个保人，随即向李鸿章汇报，并告知事成后杀降的“方略”。李鸿章“踟躇三昼夜，不能决”。所以如此之故，无非三个原因。首先，谈判条款过于离奇。李鸿章知道朝廷不仅不会同意，甚至会因此进行责罚（胜保于本年初被杀，罪状之一就是“养痈贻患”）。其次，倘若因此不得不杀降的话，前所列举杀降之祸及舆论压力，必将集矢于作为统帅的己身，自己应否承受？能否承受？最后，戈登作为保人，杀降势必玷污他的名誉。彼人一怒之下，是否会引发常胜军和淮军交恶乃至“开仗”，甚至导致中、英两国的外交危机？场面若闹大，能否“驾驭在我”，实无把握。

李鸿章“三昼夜，不能决”，程学启可没心思看他“踟躇”，故“以（离）去要（挟）之”。但求成功，不择手段，即所谓“小人无忌惮”的狠忍之心终于占了上风。就这样，他半推半就就参与到杀降事件中，并着手布置善后事宜。程学启对降人可以一杀了之，李鸿章作为一军统帅，乃是最终责任人，需考虑到事后的危机公关。

一个是道德、舆论层面的公关。鄙人作为历史爱好者，可以将这个先骗降后杀降的故事原原本本、清清楚楚地讲一遍，李鸿章却不能。因此，杀降不过是“暴虐”，依照雷锋同志所说“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的名言，过分一点而已，尚无伤大雅；倘若此前还有骗降的勾当，那么他就不但破坏了“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招降谈判中，李、程实为政府代表）的政治原则，也触犯了“人而无信，不知其可”的圣门家法。较之“暴虐”的恶名，这才是真正的生命中难以承受之轻，他务必要文过饰非，尽行撇清。因此，他在报告中混淆次序，调换因果，将敌我谈判确定的“成议”置换成敌方临时倡发的“动议”，将有组织有预谋的杀降解释为仓促应变的“立断当机”，借此信息不对称之故，外界看到他的第一手材料后，尽管对杀降不无微辞，但也能体谅他那份不得不如此的无可奈何。如此公关的结果就是：朝廷没有一丝指责，并讥讽“夷人”的抗议是“不明事理”，同侪不仅不谴责，甚而设身处地，予以褒扬；洋商以及英国外交官们在经过初期条件反射式的愤怒之后，惭惭“淡然”，甚而“以杀伪酋为是”。

摘自谭伯牛《战天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