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孙述宇《水浒传的诞生》
★ 读孙述宇《水浒传的诞生》
早就听说这本书研究的是水浒故事的发生，一直没机会读。这次终得拜读，感觉整体论点有点牵强，有放大历史相似性或者某点来源的嫌疑。本书核心论点在书前的导言已给出，大致意思是水浒是强盗讲给强盗的故事，换言之是强盗的内宣材料。这些强盗主要是两宋之际的抗金人士，他们编造和讲述水浒故事以强化强盗的“意识形态”。作者不厌其烦的给出论据，主要是水浒中不同于后来一般武侠侠义小说的价值观，以及书中大义和某些人物、情节能在两宋之际抗金史实找到关联和相似之处。
一、迥异的价值观
所谓不同于一般武侠侠义小说的价值观，作者主要列举了以下几点：
1.水浒中的义不是正义，不在于扶贫救弱，好汉劫财也并非为济贫，主要是己用，所以这里的义是江湖义气，是对落魄好汉的帮扶，强调骨肉同心，倚靠兄弟，目的在于团结队伍。
2.水浒极度仇视女性，女人是祸水，许多好汉都是被女性牵连或者怕被女性牵连。这是因为强人认为女性容易造成队伍松懈，不利于团结，降低战斗力，因此在宣传中时刻强调注意提防女性。
3.水浒中充斥着嗜杀、复仇、残虐的情节，这与一般的侠盗故事不同。作者认为这也是强人不以杀虐为意的表现。
案：这里提到的劫财、嗜杀、复仇、仇女、残虐等情节确实是水浒一书与众不同之处，但我想不能简单地用强人思维解释。
首先，从文化背景来看，明代是一个文化多元的时代，比如社会上充斥着很多艳情狭邪故事，这当然是一个极端，反过来说对这些东西猛烈批判的另一个极端，即禁欲、仇视女性的作品就不会作为一种强势文化与之并存吗？再比如，嗜杀在元杂剧中已经出现，如《马丹阳》一剧中嗜杀为道。这些到底是强人独有的思维，还是当时社会文化多元化中的一支？这还有赖于对明代社会史的进一步探究。
其次，从创作构思的角度来说，水浒主体是好汉的故事，江湖义气比较容易引出江湖故事，更容易贯穿于好汉故事之中，呈现和强调的自然会多一些，实际上水浒中也有很多帮扶贫弱的情节，典型的便是鲁提辖打镇关西，只不过这些扶弱济贫的故事在讲述江湖好汉故事时起到的作用相对单薄一些，也容易给人以重复感。
最后，从侠义小说对比来看，这是一个源和流的问题，作者问的是源为什么大异于流，而没有从流是由源发展而来的角度看问题。后世的侠义小说或者西方侠盗小说是不同情境下的产物，在价值观上存在差异是很正常的。
二、与史实的关联
所谓关联两宋之际抗金史实，作者主要指出以下几点：
1.两宋之际因为时乱，出现了三类武装力量：盗贼、溃兵和自卫组织。他们既对当时民生社会造成了负面影响，也多被官军收编或者联合官军成为抗金的重要力量。这与水浒主线方向是高度吻合的。水浒中也有很多表达忠君报国思想的诗词。
2.岳飞等忠良之死与水浒好汉特别是宋江的结局很相似。水浒末的诗甚至直接袭自悼念岳飞的诗。
3.水浒中许多正反两面人物都能在两宋之际找到对应的历史“原型”，其中梁山好汉大多与抗金武装人士相关。
4.作者还把一些水浒中的一些情节、问题与抗金保君联系起来释读。比如梁山受招安反映了南宋民间武装忠君报国的史实；曾头市是金人，晁赵音近，晁盖的死是对靖康耻的暗喻；诸多民间武装故事中之所以独选宋江为故事背景是因为宋暗示着宋朝；梁山并不险峻，而故事却以之为好汉聚义点是因为梁山为诸多抗金武装活动的重要地带；水浒中充斥着崇道排佛的现象，是因为宋以道为国教，金以佛为国教；好汉中官军、闲汉、百业、盗贼出身者混在一起也只有两宋时乱时会出现。
进一步，作者认为水浒故事大多成型于南宋高、孝两朝，就是当时保聚武装内部创作的口头文学，反映和表达的核心就是抗金保君。
案：水浒与两宋之际的抗金有关，已经不是一种新说，不少研究者，如王利器、严敦易、侯会等人早已给出了不少内证、外证，甚至新发现的吴读本直接写明抗金背景，我也曾在明代六十种曲中发现梁山好汉与抗金故事的直接关联。然而本书作者工作做得更细，剖析了许多抗金史料引为外证来索隐水浒，但我内心并不同意这些释读，它们更像一种附会。
首先，人物与两宋之际原型的对应不能说没有，余嘉锡早就做了很多考证，但绝大多数都像是同名巧合，本书作者也没有根本上的突破。
其次，被招安看似与民间武装被收编或联合抗金能对应得上，但从创作角度出发，一定要给起义写一个未来，无外乎被镇压、招安，或者独立三种。从好汉立场出发，不会选择被镇压，再稍微兼顾一点历史，不会选择独立，那么只有招安，这是创作者很自然的选择，而不是写抗金武装所独有的。
再次，今本的结局确实与岳飞等人结局相似，但作者只是强调相似性，并没有对这种相似的原因进行剖析，到底是因岳飞而写水浒，还是写水浒附会岳飞，二者是不一样的。目前我们能见到的明以前的水浒故事都没有类似的结局，我们并不能简单地说是因岳飞而写水浒。
最后，从水浒故事演化的文献材料看，故事中的抗金痕迹在南宋以后的《宣和遗事》《龚开三十六人赞》，甚至元代水浒戏曲中基本看不见？独明代吴读本、戏曲中偶有发现，而稍后的今本又不见了，甚至全改作辽国？作者也只是以不同分支来解释，比如太行山林故事与梁山水泊故事是两个不同的分支，此外在不同地域还有其他分支，分支各自演化又相互交融最后才有了今本。而那个带有抗金主旨的分支却在民间口头传了三四百年没有消失走样，被明代人记录了下来。这种解释显然过于粗糙。
就我个人认识而言，不否认水浒曾与抗金有关联，但这种关联未必是原生的，更可能是后发的。水浒尚处于单元故事状态时，并不需要这些背景。哪怕涉及到招安，也仅仅是尾声，而非故事重点。等到各个故事串连起来，发展成大书的阶段，招安的重要性才需要突出。此时，需要为招安引入一个理由，强化人物的忠君报国意识，引入抗金因素成了很好的选择。但是粗通历史的人也知道，宋江是北宋人，抗金主要是南宋事，北宋对金没有胜利，相反灭于金。编者便尽可能去掉金国因素，以征辽代抗金。所以说抗金也好，征辽也好，都是讲故事的手段，为招安找的理由。
三、总结
总的来说，本书给出了一种水浒发生学的索隐解释。材料很丰富，类比也很到位，很容易叫水浒初研者相信，但细推敲很多观点是值得商榷的。作者过度强化相似性，聚焦相似点，既没有关照差异性，也没有对相似原因做外部剖析，更没有对相似性在时代变迁中何以存留数百年基本不变做出解释。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宋明相隔数百年，我觉得要研究水浒故事反映的各种与众不同的价值理念还是要从明代社会文化着手，而非简单地与前朝历史附会类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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