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倬云｜美国的外交政策，是中美关系中最主要的一剂“药”
美国的外交政策，是中美关系中最主要的一剂“药”，也是为了维护西方文化的霸权思想、“围堵”思想。这才是我们理解二战以来的世界这个复杂的大棋局，很重要的一个原则。——许倬云
1840年以来的中国与美国（中）◈ | 许倬云
01 “围堵政策”下的国际格局
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
这一段时期，美国曾有深入的检讨，也确定其国策所在：如何防堵苏联和中国联合战线？所谓“自由世界”，也就是英美领导的欧洲和美国，该如何面对社会主义阵容？主张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国家，与奉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国家，二者之间是和平相处，还是处处对抗？
这是当时美国政府非常挂心的事情。
1947年，杜鲁门总统就以上问题征求马歇尔、艾森豪威尔和麦克阿瑟的意见后，采纳围堵政策。
1946年2月22日，驻守莫斯科的美国大使馆代办凯南（George F. Kennan），向国务院发送了著名的“长电报”。凯南的建议，定下了美国对战后世界的规划：“围堵政策”（Strategy of Containment）。
从杜鲁门时代一直延伸到尼克松时代，都在这个方向做种种的外交措施。而在尼克松时代，基辛格规划了“联系”（Engagement）政策。但是，从整体原则而言，“联系”也只是手段，是想在“围堵”之中，设法闯出一个缺口。
所以，“围堵政策”可以说是几十年来，美国处理世界事务的最高原则。直到最近，这一政策演化成手忙脚乱的局面，这是当时没有预料到的。
回顾1947年至今，七十多年来，西方世界大多是在这个“围堵政策”的统治下：美国自我期许，应该担起“自由世界”“自由经济”的“防卫者”这个责任。
所有可能出现的“缺口”，都要尽量堵上——从北海延伸到鄂霍次克海，从柏林延伸到库页岛。这一条漫长的战线，中间以苏联为主，而中国作为没有指明的“伙伴”——中国的“伙伴”身份，究竟是靠向哪一边，这个电文里没有叙述。
关于这一政策的落实，美国决定以前述三个重要人物作为主要执行者。
第一步是马歇尔以国务卿的身份，主持旨在推动欧洲复兴的“马歇尔计划”（官方名称为“欧洲复兴计划”European Recovery Program），同时以美元援助希腊、土耳其——这两个国家，是苏联舰队由里海、黑海进入地中海的要道。
在东方，日本投降以后，麦克阿瑟要将日本与韩国打造为“东方的民主堡垒”，亲自主持东线的防守。
杜鲁门退任以后，接任的是艾森豪威尔，三者维持了这个局面几十年。其中的插曲是杜鲁门无法忍受麦克阿瑟“将在外不受君命”，从南韩召回这一悍将。但是，马歇尔与艾森豪威尔忠诚地执行了这一政策。
这个政策在东方的第一步，是美国第七舰队开始巡防台湾海峡，使得孤悬在中国大陆海边的金门、马祖——这两个国民党台湾当局仅存的基地得以保全。
青岛本来是美军驻华的海军基地，美国人却在真正卷入中国本土战场前撤离了。否则，驻守青岛的美军，将会与驻韩美军形成呼应。
这个决定，引发一连串东亚的变局。
美国强化菲律宾的基地，将日本和琉球作为美国东方防线的重要据点，加上台湾，构成围堵中国大陆的“第一岛链”。这个政策维持之长久、执行之着力、影响之深远一直到今天。
从那时开始，美国拒绝与中国大陆来往。即使1971年，“中华民国”已经被迫退出联合国，美国与其之间的关系还是维持到1978年，直到北京与华府正式建交为止。
冷战开始后，防守台湾成为美国的任务之一。
对于台湾当局而论，假如没有美国这颗“定心丸”——美国将防线划在台湾海峡——的话，台湾这个基地的建设不可能展开。
台湾和海峡另一边本土之间的恩恩怨怨，到今天还无法解除。将来怎么解决这些纠纷？如何才能“破镜重圆”？如何能让台湾建设的成果、台湾的人才、台湾的经济基础，与大陆的经济建设可以互相支持？
这要靠我们华人的智慧，思考如何能够顾及中华血脉。当然，关于“中华血脉”这四字，民进党与我的想法不一样。
事实上，两岸在经济建设方面曾经互相支持，从1970年代至今没有停止。
大陆的经济建设，比台湾晚了大约二十年，因为中间经历了三十年尝试种种政策导致的颠簸。
从邓小平主政时期开始，到今天双方的合作和沟通，由两边的海峡事务委员会当“桥梁”，由外国的领导人如李光耀等作为“中间人”。港澳还未回归以前，是两岸很自然的接触点。
第二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蒋经国开启的台湾体制改革。他宣告：“我们蒋家人不再介入政治。”后来，李登辉改变了台湾的基本大法。
但吊诡的是，美国政府继续承诺“要以全力保卫台湾”，这个说法成为国际关系史上前所罕见的一个例子。
熟悉国际事务的人士，曾经用“有心的模糊”形容如此安排。
在中国历史上，从春秋转入战国的时代，晋国曾是“五霸”里实质上的领袖。晋国占有其盟国卫国的干邑。晋国的霸权在那时也已日薄西山，内部终为韩、赵、魏三家瓜分，中国历史进入战国的“七雄”时代。
那时真正有实力竞争霸主的，是秦、楚两个边缘的大国——夹缝里出现的吴、越两个霸主，都只是昙花一现。秦、楚这两个边缘大国竞争，最终秦国统一了神州大陆，成为“中华帝国”的前身。
而秦国统一中原的过程及其所建立的制度，实际上约束了中华帝国两千年的形式，到1911年方才改变。
在此，我以中国历史上的这个例子，来预见美国几十年来的霸权日后可能的变化。
美国的霸权建立至今，东亚遭遇了诸多危机：一次朝鲜战争、两次越南战争——日本和韩国则沦为美国实际上的“属地”，冲绳的地位变得不明不白。
而这些，都是“围堵政策”的后果。
美国如此称霸，它在别国之内可以像晋国取得卫国的干邑一样——干邑在当时中原的东半边是个据点，晋国在北半边指挥不动。这个情势，就很像东亚“岛链”情形。
吊诡的是，晋国分出来的赵国最后将干邑夺走了。将来美国会不会将台湾转变成日本、韩国的“延伸”，我们无法预测。
再看欧洲的局面。
“马歇尔计划”以后，美国以组建北约、欧盟的方式，以英、法、德三国——过去的敌人德国作为重点，扼守在欧洲中心地带。
数十年过来，如今欧盟已经感觉到：当年的美国是为了保护他们，如今的美国却成为他们的主人。美国为了保卫欧洲，花费了极大力气。“马歇尔计划”真是从断壁残垣之中，重新建立了一个花团锦簇的世界。
如今的德国，其繁荣的经济基础，与今天我们看到的美国不一样——英、法败下阵来了，德国上来了。
美国在战后，将德国一分为二：一半由西方占领，一半由苏联占领——如同朝鲜与南韩、南越和北越的划分一样。
柏林是独立市，又在中间建了一道“柏林墙”。1948年第一次柏林危机，苏联封锁柏林，美国长达数月空投粮食、汉堡、热狗、牛奶、鸡蛋乃至纸张等生活物资，飞机在跑道上没有停过。那一笔开支相当惊人。
1963年6月25日，肯尼迪在柏林讲演——“作为一个自由人，我无比自豪地说：我是一个柏林人。”
肯尼迪担任总统以后，还曾经讲过：我们不要忘记丘吉尔与我们的老总统罗斯福曾经提出，人类应当有“四大自由”。（罗斯福与丘吉尔签订的《大西洋宪章》其实有两个“版本”：一个是长的“条约”，一个是短的“四大自由”的口号——免于恐惧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我们责无旁贷，要做世界的卫兵，维护这“四大自由”。
当年的肯尼迪，就以“四大自由”为理由宣誓：我们的任务，任重而道远。不要问国家能为我们做什么，要问我们能为国家做什么。当年罗斯福总统实行新政以后，国家对国民尽责任，维持其起码的生活水平——我们政府的责任，就是在美国的领土上实现“四大自由”。
这些宣示非常动听，而且美国人的实践确实也非常努力。当初所划定的界线，今天还依然存在——最近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冲突，还是因为美国“围堵政策”所导致的。
前面我所讲的，是为了说明凯南“围堵政策”的文化背景、美国对自己的期许，以及做出的努力。从那时到现在，七十多年了，美国的霸权都在“围堵政策”的话语体系下呈现。
中间还发生过古巴导弹危机。
苏联想要在古巴设立一个导弹基地，美国坚决不允许。肯尼迪和赫鲁晓夫对抗，彼此不相让——最终苏联让步，将部署在古巴的导弹撤回。
而美国至今还占着古巴的关塔那摩监狱，死也不肯让出来：这是一个没有法律管束的牢狱，美国在此审问的间谍、俘虏的囚犯，没有任何人权法保护，被施以灌水、鞭打、电击等酷刑，死了就将尸体扔掉。
如此行径，我常常用“吊诡”这两个字形容：美国号称要维护“四大自由”，实际上始终存在这样一个“疮疤”，却视若无睹。
1957年，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由苏联发射成功。
美国花钱费力，力图保持太空的均势，终于在1969年的尼克松时代，美国航天员首次登上月球。此前一年，美、苏、英等59个国家，共同签署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限制新的国家发展核武器，这对于世界而言是好事——至于已经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会不会有人首先使用核弹，就是未知之数了。一直到里根时代，美国与苏联的军备竞争始终在进行，甚至发展到可以用卫星将核弹运载到太空——美国以巨量的太空军备竞赛，压垮了苏联的经济。
前面讲述美国历史上的外交政策作为背景，是为了说明：美国的外交政策，是中美关系中最主要的一剂“药”，也是为了维护西方文化的霸权思想、“围堵”思想。
这才是我们理解二战以来的世界这个复杂的大棋局，很重要的一个原则。
02 “麦卡锡主义”下的留美华人
二战以来，众多中国留学生在美国深造，包括我在内。
我们到这儿来求学，是因为美国学校的课程、设备居全球之冠。这一阶段，美国确实也在大量招收外国学生，我们趁此机会来学本事。
当然，中国人喜欢落叶归根。早期通过“庚款”来到美国的成百上千留学生，大多数都回到中国，主要的工作岗位不是在教育界，就是在实业界。那个时期，中国的科技发展还不是主流，科技人才也就大致分配在上面两个范围。
等到战后，国共内战，中国一分为二，海峡封锁，这就成了大问题：中国大陆出来的留学生，在“围堵政策”的立场之下，美国不让他们回大陆。最重要的一个例子，就是钱学森。
当时美国的物理学是世界前哨，假如中国要发展现代科技的武器，钱学森的参与必定有其贡献。我相信钱学森在发明导弹这件事上尽了力。
“铁幕”开始降落时，美国开始疑忌在美的“左倾”人士。
这一事件发生在杜鲁门任上，“麦卡锡主义”不仅要挡住那些选择回到中国或东欧国家的知识分子，而且要铲除国内的“左倾”分子。
所谓“左倾”，其定义就变成“自由分子”——凡是不“右”的，就给他们戴上“左”的帽子。
主要负责此事的，是太平洋国际学会。
他们的监视网非常宽广，笼罩在所有中国研究的基地上——匹兹堡还好，因为不是大基地。如此情况，使得全美的华人都心惊胆战，不知道哪天联邦调查局或中央情报局的探员，会查阅你的来往信件，会检查你的纳税数目。大家杯弓蛇影，心怀恐惧。
1970年我来匹兹堡的时候，还看见了这种现象的遗留。一位姓余的老华侨——到这里他改名换姓为“林盼”，因为他买了林家的“出生纸”；我们家现在的牙医就是余家的。老先生到我的办公室来谈话，进来先把门关好，然后轻轻地和我谈他们的恐惧，低声问我：“这个局面何时可以终了？”
因为他们有很多家乡子弟想要出来，但“铁幕”已垂下；还有那些死在异域的几十个同乡，只好先火化，等到有一天带回故乡去。最近犬子还访问了存放骨灰的地点，确实有几十个坛子在那里。
到后来“麦卡锡主义”平复了，台湾恢复与美国的来往。1962年我回到台湾，此后两三年间在母校台湾大学历史系服务，按照现代的规模、方向安排课程；余外的工作，就是奉命与美国的学术单位及汉学家联络。我的上司是“中研院”院长王世杰先生，以及史语所所长李济先生。
这个工作非常艰难，有很多人质疑我的立场：我们如果到台湾去，会不会加重美国对我本人的猜疑？我说：“我不能回答你的问题，但是我回去了，我没问题啊。”
一直到1971年，尼克松与中国大陆开展“乒乓外交”以后，才有大量的华侨青年和留学生回大陆；随后同样有大量的留学生从大陆过来，比从台湾来的多十倍都不止。
1956年，杨振宁、李政道二位先生提出“宇称不守恒定律”；随后，吴健雄女士以试验证明了这一理论——这三位都是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家。杨先生因其父亲还在大陆，中美关系一松动他就回去了，从此没有断绝过与大陆的来往。他也很努力地将美国现代物理学的研究情形引介到国内，帮助国内的学者。
数十年来，他本其初衷，帮助了许多学生留学，为大陆物理学的发展尽了自己的力。
我曾有幸与他以及刘遵义一起，帮助余纪忠先生在中国大陆设立“华英文教基金会”，目的是帮助大学的教员出国，做短则半年、长则一年的进修。只要他们提出访问单位、目标、计划、时间，以及美国的邀请函或接收的承诺，还有校内给出的推荐信，我们就尽力在专业的方向评定其次序。
看见如此多优秀的学者排着队，准备作更进一步的努力，于我而言是件非常愉快的工作。遗憾的是僧多粥少，我们无法满足每个人的愿望。因为这一项工作，杨先生与我们每年碰面一次。除了我们对各校讲演以外，我也有机会向他请教。
后来，我们同时在香港中文大学做访问，经常会一起喝茶聊天。如此交谊，我对他钦佩有加：老而不失童心，聪明而没有凌人之势。他将专门的学问做到了巅峰，而且对一般事务非常了解。
最可佩处：对像我这种年纪的后辈，他完全是坦诚相交，使我与他谈话感觉如坐春风。
（本文首发于2023年10月24日《南方周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