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保罗·索鲁已经82岁了，他是在世作家中旅行时间最长的那一位，也是产量最高的旅行作家之一。他旅行写作的开始几乎是命中注定。在1970年代初，年轻的他出版了几部小说后，发现自己才思枯竭，迫于无奈才抓住了旅行文学这根救命稻草。当时他决定坐火车横跨欧亚大陆，先从他旅居的伦敦出发，穿越中东一直来到东南亚，最后取道西伯利亚大铁路返回伦敦。索鲁基于这段令人疲惫的旅程写下了《火车大巴扎》（The Great Railway Bazaar），其销量已超过150万册。此后的几十年间，他的足迹便从未停下。《蛇之平原》（On the Plain of Snakes）记叙了他孤身自驾穿越墨西哥的经历；在《美国深南之旅》（Deep South）中，他探索了美国最贫穷的一些地区，观察黑人和白人共处的现实和历史；而在《前往非洲丛林的最后一趟列车》（The Last Train to Zona Verde）里，他故地重游，回到了自己在1960年代作为和平队志愿者去过的地方；《老巴塔哥尼亚快车》（The Old Patagonian）记录了他乘火车从美国马萨诸塞州紧邻波士顿大城的梅德福，辗转来到阿根廷巴塔哥尼亚高原的埃斯克尔小镇的旅程；就着环绕地中海的旅行，他写下了《赫拉克勒斯之柱》（The Pillars of Hercules），借助火车、长途汽车、渡轮，偶尔搭出租车或骑自行车，参与当地的各种活动，和当地人一起看斗牛、逛市集、参观古村落和各地遗迹；他还曾经开启《英国环岛之旅》（The Kingdom by the Sea），他徒步于海滨步道或搭乘铁路慢车，跟每个人说话，仔细观察一切，跳出陈词滥调，从中探知这老牌帝国的真正风貌……直到今天，他旅行的兴味不减当年，他爱上了在美国公路自驾之旅。与其说我们在他的眼中看到了世界之大，不如说，我们在纷繁的世界里看到一个人内心的敏感、幽默、宽宏和机智。能够盛放世界的心灵，远比世界本身更为博大。我有幸与他在纸上交谈，了解他如今的回忆和感悟。如今，他居住在马塞诸塞州科德角一栋海边的房子里。他经常用船桨划着他的皮筏艇，或者驾驶他的小船。他喜欢烹饪、种植蔬菜和花卉。他梦想着建造一座园林，如在他在苏州看到的网师园中的集虚斋。他也正在完成一部小说，这是一个基于乔治·奥威尔的青年时代所写的故事。年轻时的乔治·奥威尔名字叫做埃里克·布莱尔，1922年到1927年在缅甸当警察，是一位实行殖民统治的官员。他痛恨这个工作，五年后，他辞职了，在巴黎当一名洗碗工。索鲁就坐在松树环绕的房子里，尝试想象一位20世纪20年代的警察在缅甸的生活。这本名为《缅甸萨希卜》的书即将在明年出版。索鲁仍然想念中国，在采访的最后，他与我约定在中国会面，他要喝自己最爱的龙井茶，吃面条和樟茶鸭。中国当下的变化，以及激活他的回忆的部分，仍然让他心驰神往。
Q：您相信真正的中国存在于不起眼的小地方，您发现这些小地方有什么秘诀？保罗·索鲁：1980年11月，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旅行。当时的中国和后来的乃至于今天的中国有很大的不同。1980年，路上没有私家汽车。实际上，马路很空旷。我乘坐“昆仑号”游船往长江中下游旅行，看到小小的村庄和城镇。武汉还是一个小规模的城市，没有高楼大厦，只有一些工厂。那时，我热爱那些沿河的村庄，热爱那些渴望看见外国朋友的人们，他们很好客。文化大革命的记忆仍然在人们的脑海中根深蒂固——恐惧和不确定感。我当时浑然不觉，中国即将现代化，很快，中国如龙一般开始腾飞！1986年、1987年以及之后，我回到中国，我看到惊人的变化。但是，我仍然铭记的是，1980年住在道路泥泞的小村庄里的人们对我致以的欢迎。Q：您写中国出了名的尖酸刻薄，我却认为这种刻薄裹在幽默的糖衣之下，是有分寸感的，敏感而宽宏的，是愿意理解的，您对此怎么想的？保罗·索鲁：是的，我听说别人说我冷嘲热讽，但是讽刺的同时，我对中国人怀着极大的热忱和倾慕，因为他们面对着历史中极大的不确定性，也经历过战争和外国侵略。中国人在过去四十多年所成就的（我所见证的）似乎是一个奇迹。相比之下，印度一成不变，非洲没有进步这么多。Q：这么多年过去了，您现在对中国的感受和当年有何不同？保罗·索鲁：1980年我在中国看到了勇敢、强健、勤劳的人们，他们是节俭的，同时保持了骄傲。但这在我看来似乎是“最高阶段的贫穷”，即是一种自尊和朴素，他们还未经历现代化和革新。当然，我错了。我没有想到，中国会如此之快地发展和现代化——世界上没有人料到这一点。当我驾驶着一辆小车去西藏。我想，永远不会有铁路通往拉萨。但我也错了，青藏铁路建成了。所有外国人对于中国的预言都错了！Q：您的游记里充满了观察，好像是即兴记录下来的一样，您怎么看待即兴的感受和事后的反刍之间的关系？保罗·索鲁：好问题。我想，我是一路把深刻的印象书写下来，也就是“即兴的观察”，它们是不科学的，基于感受和直觉的。我经常出错。但是，我在旅行写作上所尝试的是倾听萍水相逢的人的故事，并且写下来，因为他们都是见证者。我对听中国人讲话饶有兴趣，尤其是老年人，他们保留了许多对中国过去的历史的记忆。Q：您觉得您与故事是偶遇的还是计划的？保罗·索鲁：我的旅行都是随机的，不是计划好的。我喜欢乘上火车，找到座位坐下，与坐在旁边的人们交谈。Q：在长达几十年的旅途中保持旺盛的好奇心和思考力，有什么秘诀？保罗·索鲁：世界正在变化，引起我的好奇心。60年（中国人所说的“一个甲子”）前，我开始旅行，那时我在非洲中部开始做学校老师，持续了6年时间。随后，我在新加坡的一所大学任教三年，之后我住在英国（对于美国人来说是一种奇怪的体验，我是个异类）。之后，我在印度、非洲、太平洋、美国南部等等地方旅行。这些年我试图记录的是巨大的变化，不论这种变化是好是坏。Q：语言是否是旅行中的阻碍？为什么？保罗·索鲁：语言始终是一个关键因素。我在新加坡学普通话三年。我也会说西瓦西里语，西班牙语。我的英语非常棒。Q：您去了很多文化风俗迥异的地方，一般会做哪些准备工作？保罗·索鲁：我阅读这个国家的文学，而不是地理书、小说书、诗歌、戏剧。任何国家的作家都能大大帮助我理解这个国度。Q：您最想重游哪个地方？重游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保罗·索鲁：好棒的问题。我热爱故地重游，去看他们如何发生了改变。上世纪60年代我在非洲，35年之后我重返那里，进行了两次长途旅行，就着我的印象写了两本书《暗星薩伐旅》（Dark Star Safari）《前往非洲丛林的最后一趟列车》（The Last Train to Zona Verde）。故地重游总是充满了启迪。Q：随着交通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化，现在有质量的旅行变得更容易了，还是更难了？为什么？保罗·索鲁：最好的旅行是缓慢的，不乘飞机，也不乘巴士、火车或者汽车。理想中最棒的旅行是步行。Q：您书中说过路上萍水相逢的旅伴，以后不会再见面，如今还有谁会浮现在您的脑海里？保罗·索鲁：许多路上的旅人停留在我的脑海里，但是印象最深刻的是我在缅甸遇到的佛教僧人，我在《通往东方之星的幽灵列车》（Ghost Train to the Eastern Star）中写过他。他的名字是Tapa Snim，他正在一座座寺庙之间旅行。他内心纯净，聪明，善良。他拥有的所有东西都放在肩上背着的一捆小小布包里。我遇到他的前一天，一些缅甸强盗企图抢劫他。但是，当然，他什么有价值的东西都没有。他只是付之一笑。Q：您提到过，旅行是关于误解和偏见的体验，您如何看待旅行感受的主观性和客观性？保罗·索鲁：治愈偏见最好的方法就是游览一个国家，和个体交谈，理解我们作为人类之间的共性。Q：哪次旅行是最令您感到遗憾的？为什么？保罗·索鲁：我从未为一次旅行感到遗憾。如果遇到危险、困难或者艰苦，可写的就更多了。旅行不应该是一场晚宴派对……Q：您现在还想去哪里？现在的旅行会和以前有什么不同？保罗·索鲁：近来，我开始喜欢开自己的车旅行，就是公路旅行。我已经进行了两次这样的旅行，一次是在美国南部的“深南之旅”，一次是“在蛇的平原上”的墨西哥之旅。我还想继续开车。Q：每次旅行结束，你会带什么东西回家？保罗·索鲁：我带回家的是记忆、灵感，尤其我希望我带回的是关于友谊的记忆。Q：您说过，旅行是关于遗忘的，那留下的是什么？保罗·索鲁：我想我总是一个乐观的旅人，持续在寻找新的经历。Q：如果不旅行，您还想干些什么？保罗·索鲁：学生时代，我想成为一名医生，这是最棒的职业。但是，当时美国对越南发起战争，我反对战争，因此我离开美国，避免服兵役，参加殖民战争。在非洲旅行和教书六年后，我发现我做作家很开心。因此，我放弃了原先的计划。我希望这两者我都可以做。伟大的俄罗斯作家契科夫也是医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