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瑟·史密斯《中国人的性格》节选
前言：100多年前，史密斯首次对中国社会进行了全景式描绘，这种描绘即使在今天也仍旧令我羞愧难当。我冒昧地把这一事件的意义夸大为：中国社会内部的肮脏第一次全面曝光给了世界历史。这本书给100多年前的留日中国留学生很大的震撼，其中便包括鲁迅。鲁迅在中年之后的写作生涯中，孜孜不倦地批判中国人的“国民性”，很可能就与这本书的刺激有关。
原书太长，这里只分享其中部分文字。
第一章 面子问题
在西方人看来，中国人的面子就象南洋诸岛上的禁忌，是一种不容否定的潜在力量。所不同的是：面子不可琢磨，不讲规则，废除或替换全由人们的常识来定。中国人的思考方式是戏剧性的，作为一个民族，中国人天生富有(且需要)很强的表演才能。面子很多时候事关形式，与事实无关。
在中国调解争端时，和事佬也要务必仔细考虑双方面子。调节之举只是为平衡有关各方相应的面子。这一原则在法律裁决中也常常得到运用，其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一场不分胜负的游戏。
有个仆人失职，还拒绝履行自己的职务。他知道这下要被辞退，便把犯过的错误再犯一次，然后主动辞职，以此保持面子。有时官员被杀头，但得到特殊的关照允许他穿着官服上刑场。这也就是给了他一个面子。
第二章 节约持家
中国人的饮食极为简单，但烹调食物和招待方面不愧是艺术大师。样样东西都可以成为他们的盘中餐，就连病死的狗、马、骡、蛇等都不例外。
每个普通家庭上顿吃剩的饭菜下次往往还要端上来享用。中国的猫狗吃的是人类的残羹冷炙，他们活的实在艰难，可以说是苟延残喘。
中国人节约习惯的表现极致，甚至不惜反映在必不可少的饮食上。他们为了省下几个铜板往往可以不吃饭，哪怕要重负而远行。
毫无疑问，中国人会把普通外国人看成浪费肥皂的人。就像意大利人眼中的英国人。中国人的衣服洗是洗了，所用的肥皂少之又少，拿我们所说的标准来衡量，简直没洗过。
第三章 勤劳刻苦
中国的教育模式很难博得西方人的好感，其种种弊端不容忽视，各省纷纷抱怨。合格的候补生员远多于实缺，可是人们仍然热衷于功名。从最低的到最高的科举考场从来都是人满为患。每一职位都有一万人竞争。很多考生高达90多岁。
如果说中国读书人过的是数十年如一日的勤奋生活，那么农民更胜一筹。干农活辛苦，专门从事体力活的劳工更加如此。他们始终摆脱不了极端贫苦境况，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大清皇帝早朝时欧洲各国的宫廷尚在梦乡之中。令人惊奇的是，中国最繁重的阶层数当官的。他们事必躬亲，有一位内阁大臣每天早上两点离家，在宫里值勤的时间是三点到六点。六点到九点要在朝中议事。九点到十一点他要待在兵部。十二点到下午二时在刑部办事。下午两点到五点，甚至七点要在衙门度过。
如果中国人能在诸多美德中得到平衡，来弥补一些基本素质的明显缺乏(尽管这些素质被称为恒德，但他们始终缺乏的就是这些)，那么他们一定能兴旺发达起来。不管采用什么方式，只要诚实和诚信在中国的道德理论中占有一席之地，那么此后就会获得由他们无与伦比的勤劳所带来的丰硕回报。
第四章 礼节
中国的古代典籍中就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之说。有了这么多礼节约束，一个民族想要得到繁衍发展，似乎是不可能的。礼节，就像所有技艺表演一样，也属于技艺上的仪式，之所以重要，并非心态或情感的需要，而是复杂整体的某些部分的需要。中国人所确立和使用的全套尊称，在西方人的眼里简直不可思议，甚至令人发疯。
这些称呼只是维护既定的尊卑关系，是保障社会稳定必不可少的因素，而且可用作润滑剂，起到调节人际关系的作用。尊卑有序，上下有别，各得其所，才天下太平。礼节有如气垫，里面空无一物，但妙就妙在能减轻震荡。
第五章 缺乏时间观念
最令人生气的是中国人在社交访问时不守时。
中国人缺乏时间观念还在他们劳作过程中，他们干活总是姗姗来迟，早早而去，动辄歇息喝茶。相比之下，出席中国的宴会还要可怕，时间拖的很长，菜肴数量既多，品种又繁，凡是赴过这种宴席的外国人无不望而生畏，但中国人还觉得意犹未尽。
第六章 忽视精确
中国人不明白，为什么外国人热衷于事事都要一丝不苟，搞的准确无误。中国满街都有制秤的人，可以按照顾客的要求在秤杆上镶上点点，买秤的人往往都有两种秤，一种是卖东西用的，另一种是用来买东西。秤的标准只能根据每个购买者自己来定。
中国人在数字上缺乏精确性，也是他们的一个特点，甚至在文字的书写和印刷上都有所表现。在中国很难找到一本廉价书没有错别字。
我们在研究中国历史记录时，要多留余地。利用中国人提供的数字和数量很容易使我们误入歧途，因为这些数字和数量往往不确切。其次，对中国粉饰性的人口普查要小心谨慎。
第七章 天性爱钻空子
与你打交道的不管是中国的读书人，还是没有文化的苦力，都一样，无不天生就会钻空子。他们就像一月里的北风，无孔不入，也像流水，见缝就钻，轻轻松松，身手敏捷。
第八章 拐弯抹角
外国人只凭听中国人讲话，不可能明白他到底是什么意思。不管你汉语水平多高，也不能了解对方的意思。也许他能字字句句听懂，也能写下来，仅此而已。要与中国人交往，除了有完备的汉语知识，还得具备很强的推理能力，这可是必不可少的条件。
中国人就是不愿讲真话，官方生活便是最完美的例证，讲究形式和矫揉造作发挥的淋漓尽致。即便是最没有文化的中国人也会随机应变，即兴想出种种牵强的借口，这种非凡的能耐无不令人吃惊。
中国人拐弯摸角还有一个例子，中国的礼仪规定很复杂，常常使人得罪了他人。这些礼仪在我们看来是非常荒唐可笑的。如，信纸的折法也有讲究，稍不留意就会被看作故意冒犯人。
中国人把坏消息告诉他人时，也要粉饰一番。但他们采取的好方式虚假至极，在我们看来，简直令人吃惊，感到毫无意义。
第九章 柔顺固执
在执行命令方面，中国的各级官员间，或多或少也盛行阳奉阴违的现象，连高层的官员也如此。他们不执行命令有的是个人懈怠，有的是碍于情面，最重要的是金钱的诱惑。政府各部门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外国人要长期不断地观察就能发现。
中国的判决是一回事，执行又是另一码事。
之所以说他们柔顺,因为他们有着与骡子一样固执的性格的同时，还有独特的屈从能力。中国人不失风度的接受责难，这是一个说明柔顺天性的更好的例子。
中国人好比竹子，优雅，用途广泛，柔软易折，且中空，东风吹来，它弯向西。西风吹来，它弯向东。没有风时，它挺立不动。
第十章 心智混乱
中国的教育并不让受教育者全面掌握一门学科，并付诸实践。中国人普遍有个习惯：把事实直接当做原因，这是心智混乱明显的表现。“你为什么不在面包里放盐?”你问中国的厨子，“我们向来不在面包里放盐”，他解释道。
心智不清的另一种表现就是一般人不能理清自己的思路，并原原本本的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别人。叫甲去告诉乙，让某丙约束自己的行动，在中国是非常愚蠢的做法。要么这话压根就没有传递过去，因为有关几个人根本就不明白这话的重要性，要么传到某丙时，已走了样，他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
中国千千万万的人贫穷潦倒，愚昧无知，这样的命运使得他们眼界自然狭窄，心智必然混乱。他们的生存环境无异于井底之蛙，看到的确只有方寸黑暗的天空。
第十一章 麻木不仁
中国学生的生活圈子很狭窄，功课单调重复，没有休息，没有变化，换了是西方国家的学生，一定会很快被逼得发疯。中国的婴儿整日安安静静的躺着，一动不动，就象泥菩萨。中国儿童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不是立着就是坐着，要么蹲着。
西方人要求睡眠时环境安静，特别是生病时，但中国人不同。生病的消息一传开，各种各样的人就从四面八方蜂拥而来，从没想到安静之说。
中国人难免官司缠身，即使你是无辜者，也可能会落得倾家荡产的下场。中国人生存的社会条件异常恶劣，有一些地区有相当比例的人挣扎在死亡线上。雨水稍有不足，意味着千千万万人遭受饥荒。而雨量稍稍过多，就意味着他们的家园将毁于洪涝。中国人面对灾难时，认为这些是不可以避免的，所以能眼睁睁地忍受。但凡亲眼目睹过数百万人默默饿死的惨状的人，就懂得这话的含义。
第十二章 蔑视外国人
长期来中国周边国家明显不如他们，所以一直受到其周边民族的奉承。其后果虽非常危险，却貌似合理，效果十分好。直到北京被占领，这种思想才有所改变。
外国人不能适应中国的一些观念、礼仪和其他一些重要的规矩，使得中国人毫不掩饰看不起我们这个民族。中国人也许喜欢西方的一些进步产品，但决不是全部，然而，他们不愿意采用西方的方法。
我们已经深切的意识到，中国的学界把外国人视做仇敌：虽然外国人掌握种种机械奥秘，却完全无力欣赏中国道德之博大精深，这种既嫉妒又轻蔑的情感，在典型的中国儒家身上有所体现，正所谓“宋代的思想，今天的脚”。正是这样的一班人撰写了大量的排外文章，广为传播，像滔滔洪水，最近几年淹没了中原地区。
想让中国人对西方民族这个整体保持稳定持久的尊重，最可靠的办法就是用事实向他们说明：基督文明带来的种种成果是中国现有文明所无法企及的。
第十三章 缺乏公心
我们经常听说，中国政府本身是家长式的，要求其臣民顺从听命。政府作为家长，忙的是家长自己的事，管不了家里其他成员。民众的态度与政府遥相呼应。普通民众无不认为，只要个人的利益没受损失，公共财产用不着关心，也没有责任关心。“江山”一说指的是大清帝国，属于当今皇上。
我们常常看见，有人把车停在路中央装卸货物。中国城市街道被侵占，简直成了乡间道路，随便来往不讲规则。各种各样手工作坊、流动摊贩都充斥大街小巷。中国人不仅对属于公众的东西不感兴趣，而且凡是防范不严、容易到手的东西都要被占为私有。
中国知识阶层有强烈的民族感情，所表现出来的仇视外国人和外来的创造发明有迹可寻。最近几年湖南充斥着大量恶意诽谤的排外文字，蓄意挑起混乱。这场运动的出现，部分原因是由于误解，部分原因是出于对西方民族的仇恨。这些中国人的动机是为了报效自己的国家，还是想从中捞到好处，还需要更多证据。
在中国历史的关键时刻，尤其是改朝换代之际，总有一批忠诚而果敢之士挺身而出，勇敢献身所信奉的事业，他们得到最高的褒扬，这证明了中国人在具有公共精神的领导人带领下，完全有可能激发出英勇的气概。
第十四章 因循守旧
中国的黄金时代已是明日黄花。我们常常听中国人说，“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今不如昔”。古代经典不仅铸就了中国民族，而且中国政府体制也是按此模式构成的。一种统治形式经历了史无先例漫长的年代仍然行之有效，像对儒家经典一样，倍受推崇，也就不足为怪了。
中国政府说什么也不会被吹倒，因为它是个立方体，即使翻倒了，也只是换了个面，其外貌和内容仍然如故，始终不变。中国长期保持下来的习俗无异成了暴君，无数人适应了某一习惯后，再也不追根溯源了。他们的责任是遵守，于是就老实的遵守起来。中国政府及其人民的保守影响到了与外国人的关系。
19世纪最后25年注定是中国历史的关键时期，已有大量新酒为中国人准备好，而他们没有别的容器，只能用旧瓶来装。
中国对西方采取的是拖延态度，一方面他们对新事物不很愿意接受，另一方面不愿意甚至根本不想放弃旧的。就像我们看到一所古老的泥房子，早该拆掉化成一滩烂泥了，可还是用摇摇欲坠的泥柱子硬撑着，眼看着迟早要倒塌的，那些旧风俗、旧迷信、旧信仰已经不合时代潮流，可他们还是墨守成规，抱残守缺。正如前文所述，由于天性保守，中国人过分重视先人的旧规。
第十五章 不讲究舒适和方便
中国人向来以自己是个文明古国而自豪。但看到一个伟大民族的人民顺从这样反自然的恶习，甘愿把脑袋前一半剃的精光，让这部分原本要好好保护起来的地方暴露出来，我们肯定觉得奇怪。但中国人在刀剑威逼下，接受了这一习惯，而且正如我们已提到的，这已成了忠诚的标记和尺度。
中国所有的城市都存在流浪狗骚扰，中国人却听之任之。不管你在中国生活多久，始终回答不了这样一个问题：这个帝国哪个城市最脏?
中华民族虽然处于任人宰割的境地，看来还自得其乐。这只能说明：中国人的舒适和方便的标准与我们所习惯的标准迥然不同，这就是我们论点的前提。中国人已经学会了适应自己的环境。他们对遇到的种种不便，会用典型的耐心忍受下来，深知这些不便是不可避免的。
第十六章 生命力
中国人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在这幅员辽阔的帝国，无不证实我们的“人口过剩”的第一个印象。不管破坏力多大，只要有几十个太平和丰收年景，中国的几乎所有地方都能从接连不断的灾难中复员过来。换言之，极端的贫苦也不能使中国人口有明显减少。惟有嗜吸鸦片才会持久而有效地遏制中国人口增长。鸦片和战争、饥荒、瘟疫一样，是中华民族致命的敌人。
中国外出移民适应能力很强，很完美，他们吃苦耐劳和勤俭节约的精神是当地人所不及的，他们的团结和凝聚力非同一般。
外国的观察者始终有个不解的问题：由于无知和轻视自然规律而招致的各种疾病为什么就没有使中国人灭绝?每年都有大量的中国人死于完全可以预防的疾病，而患病的人还要多，这一事实雄辩的说明，中国人的抗病和康复能力之高非常惊人。
第十七章 忍耐和执着
中华民族人口之多，民众生活水平极低，低到只能用“为生存而挣扎”来形容了。为了取得生存手段就得尽其所能。有人说的好：“中国人已把贫穷化成科学”。他们学会了把最文明民族的积极勤劳和北美印第安人消极的忍耐集于一身。
中国人的韧性是举世无双的。一名中国生员，正是凭着默默坚持的精神，年复一年进出考场，即使到了九十岁仍初衷不改，不取得功名死不罢休。
在我们看来，中国人的耐心最引人注目地表现在能毫无怨言地默默等待，泰然自若地忍受。这个帝国所有地方经常要发生大规模灾难，这时候中国人表现出的忍耐精神给外国人留下很深印象。1877年到1888年祸及数百万人的那场饥荒，目睹其惨状的无不印象深刻。
中国人的无边忍耐力，才导致出现可悲的景象：成千上万的人默默地挨饿，而堆积如山的粮食近在咫尺，伸手可及。问他们为何不能抱成一团向受灾地区官员告助，回答是：“不敢”。
信灵魂不灭的人手中握着一个强有力的论据，那就是:“但凡英雄往往一生都不得志”。即使这一说法成立，我们是否有理由说：中华民族的这种无可比拟的忍耐精神肯定能用于崇高的目的，决不是去忍受一般生活之苦和经常不断的饥荒苦难?
第十八章 知足常乐
我们在谈到他们的因循守旧时提到中国人的知足，而在我们论及他们所生活的体制时，知足的心态体现得越发明显了。知足这种观念已在全体民众中根深蒂固，代代相传，源远流长，强有力地压制了任何命运安排不满情绪的发泄。他们当然感到种种邪恶的存在，但视之为无法回避的必然。
中华民族是个相信宿命的民族。在中国的经典“四书五经”中有不少关于天命的论述。这般迷信命运的民族，肯定不愿意去与自己深信不疑的命运拼死抗争。对于仍抱有早已覆没了的前朝观念，并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来说，改善人的生活条件并非是他们面临的课题。只有目睹别人优点的人，才会产生改良的冲动。大多数中国人就没有亲眼看见过，还有别的地方条件要比自己的好。
虽然大众对这种局面已感到不满，但不满的情绪刚一露头，就被有效的压制下去了。所以从社会立场来看，中国人的知足成了社会进步的对立面,阻碍了进步。中国人认为造成苦难的原因是不可知的。通常，他们乐天知命，不容易激动，象驼鸟一样轻而易举就消解苦难。
我们再重复一次：如果说历史教导我们“适者生存”的话是真理，那么，中华民族的未来一定是光辉灿烂的。
第十九章 孝道
《孝经》说：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人们还认为“百善孝为先”。中国人特别受到这样的教育：但凡道德沦丧，其根源均为缺乏孝心。违背礼节者、为官不忠者、对朋友不忠诚者、临阵不勇者都因为缺乏孝心。
孔子说的“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孟子说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反映中国孝道的一个极重要方面。
为父母办丧事被认为是做儿子一生中应尽的最重大义务。有的人为了像样地举办丧事，不惜卖掉最后一亩土地，甚至拆掉房子出卖木料。
在中国谈父母的责任被认为是多余的。神的使徒保罗说：“做丈夫的，你们要爱自己的妻子，要善待她们”;“做妻子的，要顺从自己的丈夫，如同上帝”;“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生气，免得他们灰心丧气”;“做儿女的，你们要方方面面听从自己的父母，因为这样能得到主的欢欣”。孔子的所有道德说教中，有哪条的实际智慧能与这些影响深远的原则相提并论?
中国人的教诲里没有一条是替女儿说话，处处都护着做儿子的。千百年来如果中国人没有患上色盲而看不清这个问题，那么就不会看不到，这是对人性的粗暴侵犯。
祖先崇拜正是上文提到过的那些死气沉沉的保守思想的最佳状态和保证。只有保守思想遭到致命性的重创，否则中国怎么可能调整自己，去适应本世纪最后25年的全新环境呢?只要逝去的几代人仍然被中国人奉若神明，中国怎么可能真正向前迈出一步呢?
第二十章 仁慈行善
中国人的善举常见的有以下几种：为穷人施舍棺材;收埋无主死尸;为敬惜字纸，收集并焚烧乱丢的字纸;买回鱼鸟放生;有的地方为病人赠送有神奇功效的膏药;免费接种疫苗(理论上的);提供廉价的或免费赠送劝人行善的书籍。而据我们观察，针对人的善行反而占次要地位。这些善举千篇一律，行善者不会有什么麻烦，费不了多少心思。
在中国有“善门难开”之说，而一旦打开就更难关上了。谁也预料不到，自己的好心好意日后会有什么结果，而所承担责任的风险倒是清楚的，所以行事特别小心谨慎。
政府的赈灾活动规模往往不大，而且行动不一，仿佛这并不是频发而急需救济的灾祸，似乎过去从未发生过，今后也不会发生，于是只采取些权宜之计。每年的十二月初八施“腊八粥”的热闹场面，也是这种慈善精神的体现，这一典型的事例恰恰反映了中国人行善往往流于形式。这些粥往往难以下咽，而又花不了多少钱。从这些事例可以看出，救济的目的不是让受惠人得益，而是使行善者有利可图。
中国慈善事业的不足，还要补充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一件事不论有多好，有多急，都逃不过层层机构的压榨盘剥，这些部门就像组织严密的衙门。中国正常的慈善机构不可能独立行使自己的职责。
中国人了解西方文明时接受到的只是最坏的一面，那么当他们看到基督世界处处布满慈善机构，这是非基督国家所不能比拟的，肯定会觉得这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
中国的善举往往无诚心可言，其普遍的结果必然不出我们所料。从事慈善事业应该是出自一个人的本能，中国要培养这种心态，那就要经历出现在西方国家的那些过程，使之成为人的生活中的一部分。
第二十一章 缺乏同情心
中华帝国广大民众陷入极度贫困生活之中，他们始终为求生存而奋斗，因而对种种可想而知而令人同情的苦难早已熟视无睹。
中国人对残疾人的态度很能说明缺乏同情心，人们对盲人、聋子、秃子、跛子、斜眼都要避之惟恐不及。中国人对精神上有缺陷的人也口无遮拦。中国人缺乏同情心同样也表现在迎亲时对待新嫁娘的方式上。新娘年纪往往都很轻，腼腆害羞，突然落在一群陌生人中间难免非常恐惧。尽管各地风俗不同，但这可怜的小女孩突然在众目睽睽之下有什么感受，却无人理会。
中国缺乏同情心也表现在家庭生活中。中国家庭关系总体是不好的。之所以不幸福，究其原因是缺少感情上的和谐。中国的女孩子一出生就在不同程度上受人嫌弃。这种遭遇对他们一生的命运都会产生重大影响。有关中国儿媳妇蒙受的苦难写起来可以独立成章。买卖妇女和儿童的现象在中国不限于只有灾荒严重的年份，只是遇到这种年份更是司空见惯罢了。
除非有特殊的原因，谁也不愿帮助他人。这一特点普遍存在于中国社会关系的方方面面。在中国一般对落水的人都是见死不救的，这使外国人感到很吃惊。应该理解，尽管中国人认为人命关天，其实有的情况下人命一钱不值。太平天国时期，陌生人一旦受到怀疑，就要被抓，受到严刑拷问。回答不能令抓他的人满意，就要遭殃。
中国人缺乏同情心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残酷，中国人对别人的苦难往往漠不关心，这是任何其他文明国家难以见到的现象。孩子受到家长和老师的体罚比比皆是。中国人缺乏同情心还表现刑罚制度上。根据大清帝国刑典很不容易确定哪是合法，哪是违法。中国有些地方还有强迫寡妇殉夫的陋习。
中国有许多急需解决的问题，但中国最需要的恰恰是要有更多的同情，对儿童的同情，对妻子和母亲的同情，对残疾人的同情，对嫌疑犯的同情等。
第二十二章 社会风暴
中国人爱大喊大叫发号施令或责难他人，积习难改。中国人骂人的工夫已炉火纯青，争吵时一张口，污言秽语就如污秽的流水，滔滔不绝，在这方面英语甘拜下风。中国人骂到激烈时就会动起手来，扭打到高潮时，最拿手的就是揪住对方的辫子，尽量多拔下对手的头发。中国人骂起来有个古怪的特点，他们认为直接咒骂对方本人的过错不算是真功夫，要骂就要骂他的卑鄙出身和他的祖宗八代。
像中国这样复杂的社会机器，随时都会发出刺耳的嘎嘎声，有时在某种压力下，还要弯曲。就像人体，中国的整体有一些小小的容器，里面装着润滑液，在紧要的时间和地点滴下一滴。
中国人尊重法律，即使法律不值得尊重。在所有亚洲民族中，中国人也许是最容易统治的，只要统治得让他们习惯了，就万无一失了。
第二十三章 相互责任和遵制守法
在中国年长者对年幼者有直接的也是绝对的影响。邻里间的责任仅次于家庭成员间。其理论基础就是，善恶会相互感染。“孟母三迁”就是为了找个称心合意的好邻居。除了邻里，村里的保甲也要承担责任。知县是中国最重要的官吏了，他是治下百姓的老虎，又是上级的老鼠。
地方官员有不端行为可能获罪，也可能逍遥法外。但要是自己辖区内出了无法避免的大事，免不了要丢乌纱帽的。
中国一级一级相对负责。至于这种责任制度如何在各级官员中运行，就不必细说了。高高在上的天子也逃脱不了承担应负的责任。常常有皇帝下发诏书，向上天坦承自己的过失，把发生洪水、饥荒、暴乱等天灾人祸的责任承担下来，乞求上苍宽恕。
中国共同责任的论说中有一个方面，那就是一人犯罪，满门抄斩。这与西方思想标准最为抵触。中国人天生就守规矩，究竟是受社会制度的影响形成的，还是制度本身造成的，不得而知。
第二十四章 相互猜疑
中国长期盛行猜疑。首先引起外人注意的例子便是各地城市周围的那些高耸的城墙。这个帝国之所以构筑那么多的城墙，完全是政府出于对人民的不信任。尽管从理论上来说，皇帝是百姓之父，皇帝下属叫父母官，但彼此都很清楚，这些像加减法一样，纯属书面用语，统治者和百姓的关系实际是孩子与继父的关系。
中国人的房屋也围着高墙，这也说明中国人的猜疑心理。
据说中国人互不信任有两大原因，一是因为不了解，二是因为太了解。有句谚语：“一人不入庙，两人不窥井”。因为庙里的和尚见你孤单一人会趁机谋财害命。两个人一起打水时，要是其中一个人欠另一个人的债，或者看中你的某样东西，可能趁机把你推入井里。中国还有谚语:“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寡妇门前是非多”。这些充满智慧的格言反映了一个普遍的真理。
从中国人的商业活动中可以找出许多各种各样的相互猜疑的例子。中国政府的结构同样不乏缺乏相互信任的例证。当征服者和被征服者这两种不可调和的力量同时在高层的政府机构里合作时，必然会产生互不信任的现象。
相互猜疑在官方生活中也有所反映。上级官员嫉妒下级官员，这是中国人的天性。因为下级是对手。下级对上级也猜疑，因为他们随时都可能被调走。政府采取普遍的怀疑态度来否定一切社团，认为所有的秘密社团都是谋反的。
这种强大的相互猜疑习性，强化了中国人先天的保守，阻碍了新事物的应用。中国人对外国人抱有很深的猜疑。中国是个谣言泛滥的国家，人人自危。无穷的轻信和猜疑是这些可怕谣言产生和滋长的土壤。避免这些事发生的最好办法是，用无可争辩的事实，让中国人相信，外国人真诚地祝福中国人。
第二十五章 诚信的缺失
“信”被中国人列为“五常”之末(仁义礼智信)。事实上，“信”在中国的美德中可能确实位列末尾。中国人不论在公开场合还是私下里的表现，往往与诚信背道而驰。那些细心研读过《四书五经》的人，都能从字里行间看出其隐晦曲折、含糊其词、虚情假意的含义来。
《论语·阳货》记载，孺悲想见孔子，孔子借口自己生病，拒绝接待。传话的人刚走到门口，孔子便把琴拿下来，边弹边唱，好让孺悲听到。孔子的目的是避免引起不愉快，他不想见这类人，便采取了非常典型的中国做法。《孟子·公孙丑下》也记载孟子学孔子的样。后代的儒家们从不谈这几件事。
我们提到这些，只是要人们记住：不尊重史实，这种缺陷不仅在儒家学说注释上存在，孔子本人也有所表现。《春秋》这部编年史写的非常简洁，不但如此，还闪烁其辞，容易使人误解。《春秋》问世100年后，公羊评论它说“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真实性即儒家所说的“诚”是孔子经常要求弟子坚持的一大原则，但《春秋》还是对他的同胞和他人隐瞒了真相。
中国人日常的言谈中，缺乏真诚，虽然还不能说落到虚情假意，令人愤慨的地步，但也足以让人感到真假难辨了。在中国最难的是获得真相。很少有中国人守约。这与他们误解的天性和缺乏时间观念有关。
中国人对小孩子的所作所为，最能看出他们天生就缺乏诚信这一特点。家长和学校教导孩子虚伪，但他们自己没有意识到。中国人的礼节流于形式，失之虚伪。在中国与虚假的谦让相对应的是虚假的同情。
一个人只要有必备的知识，就可以写出一大卷有关中国人敲诈勒索贪污的十分有趣的书。在这个帝国，上自坐龙椅的皇帝，下至最卑贱的乞丐，敲诈勒索之风，人人遍及。这个体系极为恶毒，极为堕落，很难想出个根除它的办法，除非对整个帝国做彻底的改造。
据我们所知，清廷无疑是我们所讨论的弄虚作假这一特点的最大的范例。从整部外国的对华关系史，以及中国官员与百姓的全部关系中，可以说，都能找到这方面的例子。各级官员源源不断地颁布的告示就是一个简单的例证。在这些处处可见的冠冕堂皇的告示中，内容包罗万象，措词滴水不漏，缺的就是真实。因为这些命令原本就不想付之实施。中国政治家的生活和国事文件，就象卢梭的《忏悔录》，不乏极崇高的情感和最卑鄙的行为。
中国人聪明能干，他们的知识足以满足种种需要，中国不缺各类人才，若是没有相互的信任，缺了以真诚的目的为基础的信任，振兴帝国就成了空谈。
第二十六章 多神论、泛神论和无神论
西方人在阅读儒家经典时，免不了觉得这些学说空洞幼稚。但凡致力于研究历史的人，但凡富有洞察力而了解人性的人，一想到中国的道德从古至今对民众产生的神奇约束力，无不肃然起敬。逐年的科举考试要求生员写文章引经据典，这样可使民众的思想划一，达到令人叹服的程度，给人带来强大的动力，让每位考生都把政府的稳定看做是自己成功的前提条件。毫无疑问，这正是中国人之所以能延续至今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所有的神可以说都是死了的人，从而或许可以从祖先崇拜进一步推断出：在某种意义上，中国所有的死人都是神。就整体而言，中国人是多神论者。任何一种神，只要能在某个特定方面起到有利于人的影响，无不得到人们的青睐。中国人从不对自己所信奉的神刨根问底。
佛教吞了道教，道教吞了佛教，最后都被儒教吞了，结果成了三教合一。天界里的权威不是固定不变的，显得很混乱，孔子、老子、如来，相安无事，但中国人怎么也不明白，两种信仰怎么就会相互排斥呢?他们根本不知道逻辑矛盾的说法，更不太理会。他们本能地学会了调和两个互不相容命题各异的艺术，可以不顾两者的差别，硬拉到一起。
这种机械结合起来的结果，首先是违背了中国人讲秩序的天性(虽然官员等级森严，人也分为十等)。另外，就是把人的道德本性贬的很低，这种现象很符合劣币驱逐良币这条规律(经济术语，原意指人们都把好的钱币藏起来，把坏的拿出来用，这样市场上流通的就都是坏的了)。
中国人崇拜神又忽视神。孔子劝人“敬鬼神而远之”，“祭神如神在，不祭也无碍。拜神如神来，不拜也不怪”。中国人心目中缺乏庄严感，不懂得得体就谈不上庄严。
中国人祭神，要么是常规的仪式，要么就是交易。供奉多少也得得到多少。如同西方的保险制度，祭神也是一种较好的保平安的方法。“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即使没有神，也没有什么害处。
中国人做买卖时一心想着从对方身上得到好处，他们同样也想与另一个世界的神交易时得到好处，也就是祈求神赐福。
灶神爷每年末都要上天报告这家人的所作所为，但是大家事先用很粘的糖黏住了他的嘴巴，防止他上天告状。这是中国人所说的人定胜天的典型事例。
儒家学说的种种不足，使之还不能成为中国应有的宗教。我们仅举几例，儒学对人的灵魂没有任何明确的说法。这使得外国人十分困惑;儒学认可多神论;允许并容忍一夫多妻;孔子对古代制度的立场反复无常，把伦理和外在的仪式混为一谈，使之成为专制政治的得心应手的手段;个人榜样的影响被夸大了，孔子本人就是极好的例子。
儒家学说中，社会生活是种暴政体制，妇女是奴隶，孩子在与父母的关系中处于臣属地位。祖先崇拜没有任何伦理价值，也缺乏关于永恒的明确概念。
第二十七章 现状与需要
我们愿意相信，儒学造成了许多道德高尚的人。既然有那么出色的道德体系，这样的期望是理所当然的。但是，真的会有大规模造就出具有同样道德高尚的人来吗?从以下三个问题中可以看出人的真实品德来：他与自己的关系怎么样?他与同伴的关系怎么样?他与自己所崇拜的对象关系怎么样?通过这三个问题就可以对他的性格作出正确界定。至此，那些沿着我们的思路进行思考的读者对这三个问题的答案已了然于心了：中国人对人、对己都缺乏真诚，对别人缺乏利他主义，他们对崇拜对象的关系是多神论、泛神论和不可知论。
中国社会就象中国的一些风景区，远看风光迷人，近看则破破烂烂，颇多可憎之处，且臭气熏天。根本找不到一张能客观反映中国景色的照片，因为垃圾和臭味被有意不照上去。
我们很清楚，中国社会存在的许多上述弊端在西方同样存在，但每个西方国家面对着的是未来黎明前的曙光，而中国时时处处面对着的是遥远的过去的黑暗。
中国人并不缺智慧，不缺忍耐、务实和乐天的性格，他们真正缺少的是人格和良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