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意志和理性的关系

我认为讨论自由意志和理性的关系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人类一思考，理性便诞生。但理性生成的理论具有规定性，它在很多时候僭越了我们作为人的主体性，对人类行为产生了约束。这是人的自由意志所不能容忍的。所以，富有激情的诗歌就自然而然产生了。

我们可以把诗歌看成是一种有条理的情绪宣泄，它与理性同样是人类思考的结果。正如哲学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所以又产生了诸多科学，而诗歌也不能抚平自由意志的愤怒，所以又产生了诸多艺术。

诗与哲学之争，本质上就是人类的自由意志与理性之争。文明是一段痛苦之旅，所有的理性都是人类的自我升华，所有的艺术都是人类的自我疗养。

作为人，我们理性的一面总是认为自由意志需要约束和限制，但自由意志本身是不受理性限制的，也限制不了，不然也不能称之为自由意志了。自由意志是盲目冲动的，何来需要？需要是理性语境下的词语。

事实上尼采哲学就是这种反抗的体现，所谓的酒神精神也可以看成是自由意志的化身。这也是为什么尼采骂理性主义者这么狠的原因，因为尼采认为以往的哲学家，从苏格拉底开始就一直在用的理性压制人的自由意志、激情、精神等。

当然，在我看来，酒神精神也不是单指自由意志，而是指一种具有原始爆发力的创造力。而这种创造力，就不是仅靠盲目冲动的自由意志能够涌现的，而是自由意志与理性的完美结合才会爆发出来。所以对自由意志而言，它是不受这些约束和限制的，相反，它会本能地反抗这些人为的理性限制。人的自由意志如果接受了理性的约束和限制，那就不可能爆发出创造力，也不会有诗和艺术诞生了。

康德说，人之所以有主观能动性，就是因为人有“应该”这个观念。这里的“应该”就是指一种自由的选择，而非我们平常所说的基于理性分析后的“应该”，前者是一种自由意志的显现，而后者则是一种理性语境下的应然。正是因为“应该”使人拥有了一种先验的和消极的自由，也是一种无法认识和规定的自由。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因为不可知，自由才是可能的。如果自由是可知的，那它就是必然的，而不是自由的。

康德说自由不可知，不是说自由不可认识，而是自由不可预测和规定，如果可预测可规定，那就应该叫必然，而必然则是因果律的的范畴。但自由恰恰就是因为跳出了因果律，所以才显得特殊。

当我们在说自由意志需要被约束，需要被划定界限时，事实上是我们的人格当中理性的那一面在思考这个问题。此时的自由意志其实是被压制不能发声的，此时的“我”并不能代表整个人格。事实上，人的自由意志大部分时间都是隐而未现的，或者说显露得不完整。只有在一些特殊或紧急的时候，自由意志才会完全显露，或者说体现得更加生动。

比如一个人不会游泳，但在情急之下，他可能跳下河去救了一个陌生人。这里有两个特殊的地方，一是他不会游泳，证明他脱离了动物的趋利避害的本能。二是他救的是一个陌生人，证明他不是出于亲情或者利益去救人，而是基于道德的正确，除此之外再无其它因素。

而这两个特殊的地方就能有力地证明这个人的行为已经超出了自然界的因果律。用康德的话来说，他就成了一个自由因，即他的这个行为可能会导致了一系列后果，如他的死亡、家人的悲伤及家庭的破碎、被救者的生命因此再续几十年等等。他的这个行为成为这些后续一系列可能事件的原因，但没有其它事件成为他这个行为的原因，因为这是他的自由选择，没人能预测得到，也没人规定他必须这么做。即便他心中充满正义和道德感，但他在那一瞬间也完全可能不跳下河，也就是说，这个行为出于他心中的“应该”观念，但完全是自由随机的。

康德说，人获得的自由都是消极的，只有一种自由是积极的，那就是为道德而道德。也就是说，当你认为道德正确并愿意去做道德的事情时，当你不是因为他人的要求或奖励去做一件道德的事情时，你已经脱离了趋利避害的动物本能，你已经能够在自己的自由意志驱使下做出的自由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