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0018 来，跟曾国藩学习汇报的艺术
如果您逛过地摊书市，一定知道，曾国藩、胡雪岩、卡耐基是那里的“常青树”（近年来，又新增了鬼谷子、王阳明、陈春花）。成功学作者和出版社编辑恨不得榨干他们的每一滴利用价值，不仅推出了各种版本的《合集》《大全》，甚至还搞出了“为官须看曾国藩，经商必读胡雪岩”这种口号，着实收割了一波红利。
曾国藩被誉为“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首，生前功业显赫，身后备受赞誉，他在修身、处世、为官、治军方面的经验也确实值得后人借鉴。但是，上面提到的那些《合集》《大全》毕竟是成功学作者和出版社编辑“赚快钱”的产物，过于粗制滥造。
而中华书局的《曾国藩全集》虽然编辑严谨、点校精妙。但是，12卷、8300页的体量，阅读门槛过高，显然不适合大多数人茶余饭后随手翻阅。
不过，近来，我发现了一本好书，它既不像《合集》《大全》那样粗制滥造，又不像《曾国藩全集》那样令人生畏。而且，切入点选得极为巧妙，值得推荐给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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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就是知名清史作家谭伯牛的《战天京》。
这个书名有一定的误导性，乍一看，你可能以为这是一本记录太平天国战争时期天京围城战的书。其实，这本书真正的内容藏在它的副标题里——《晚清军政传信录》。
是的，这本书是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晚清军政要员的奏折、公文、家信为切入点。通过剖析这些文字材料，一方面，还原了太平天国战争时期一系列历史公案的真相，另一方面，梳理了他们在修身、处世、为官、治军方面的经验。
阅读这本书，既感慨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的政治智慧，也叹服于谭伯牛先生抽丝剥茧的学术研究能力。因此，我决定写三篇文章，对这三位晚清军政要员的“道”与“术”进行系统梳理，本文是第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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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军元老胡林翼曾经不无得意地说过，“天下奏牍，仅三把手，而均在洞庭以南”。“洞庭以南”自然就是湖南，而“三把手”说的是曾国藩、左宗棠和他自己。
确实，曾国藩是正牌进士出身，又在翰林院进修过，而且长期担任道光皇帝的侍读、侍讲，文字功底是不必怀疑的。太平天国战争时期，他需要经常向咸丰皇帝汇报前方战况，和相关部门、邻近省份协调粮饷供给，与同僚、下属沟通作战部署。长期的实战历练，更让他的文字水平炉火纯青，这也正是胡林翼将他奉为“奏牍三把手”之首的原因所在。
今天，我们就从曾国藩指导曾国荃如何写奏折，聊聊曾国藩的汇报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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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荃是曾国藩的四弟，比曾国藩小13岁。由于在家族中排行第九，因此，后来的湘军下属都称他为“九帅”。
曾国藩的科举之路非常顺畅，道光十三年（1833年）中秀才，道光十四年（1834年）中举人，道光十八年（1838年）中进士，平均两年一个台阶。
相比之下，曾国荃的科举之路就很坎坷，连个举人都中不了，直到咸丰二年（1852年），才被录为优贡。在那个讲究出身的时代，相比进士、举人，这不属于“正途”（关于“正途”与“异途”，参见之前的文章《古代衙门里的“临时工”是什么样的？》），不仅受到歧视，还没什么做官的机会。
咸丰二年（1852年），太平天国进军湖南。因母亲去世而在家丁忧的曾国藩受命办理团练。此后，他在家乡湖南，依靠亲戚、朋友、师生、同乡关系，组织起了湘军。从那时起，曾国荃就一直协助哥哥办理军务。
咸丰六年（1856年），为了救援被困江西的曾国藩，曾国荃招兵买马，组建“吉字营”。这支队伍成为曾国荃的嫡系部队，而曾国荃也成为湘军的一线将领。在此后的数年中，曾国荃凭借军功陆续获得知府、道台、按察使、布政使等虚衔。
同治元年（1862年），曾国荃攻克天京周边的无为、巢县、和州、芜湖，进驻雨花台，兵临天京城下。此后，又靠着“结硬寨，打呆仗”击退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的几次反击，基本上站稳了脚跟，开始围困天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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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二年（1863年），曾国荃被“补授”为浙江巡抚。不过，这个浙江巡抚依旧只是虚衔，可以理解为“名誉巡抚”。浙江的政务，照旧由闽浙总督左宗棠负责。曾国荃的主要任务，依然是围攻天京。
但是，无论如何，作为从二品的封疆大吏，曾国荃终于获得了“单衔奏事”的资格，可以以自己的名义直接给皇帝写奏折了，不再需要事事都由哥哥曾国藩代为禀奏。
小孩子穿上新买的雨鞋，总要到水坑里踩踩水。年轻人刚走上领导岗位，也总要“烧几把火”刷刷存在感。曾国荃也是这个心理，既然获得了“单衔奏事”的资格，当然要写几篇奏折，向垂帘听政的两宫太后显示一下自己的水平。
知弟莫若兄，曾国藩很快就写信给曾国荃，嘱咐他：
“左季帅”即左宗棠，字季高，“雪琴”即彭玉麟，字雪琴，一个是楚军主帅，一个是湘军名将，曾国藩要求曾国荃效仿他们二人，不要急于上奏。
曾国藩这么要求，确有他的道理。
第一，曾国荃目前还在围城阶段，尚未攻克天京。因此，除了收复名城、诛灭贼首这种能够请功的好消息以及丢失要地、损兵折将这种不敢瞒报的坏消息以外，诸如军事部署、小型战斗之类的琐事，本身就是前线将领职权范围内的事情，自行处理即可，不必事事上奏，以免多说多错、节外生枝。
第二，六部衙门，虽然有尚书、侍郎，其实，具体政务是操于胥吏、书办之手的。这些人没有官职、工资也低，但是掌握国家政策、熟悉行政程序，专靠给地方、军队制造各种办事障碍来获取好处。
比如，地方恳请赈灾、申请减税，将领报销军费、保举部下，他们就会以“材料不齐全”“手续不完善”之类的理由，索取好处（当时称为“陋规”“部费”）。而军队、地方为了办成事，也不得不满足他们的要求（关于胥吏、书办是如何上下其手、雁过拔毛的，参见之前的文章《古代衙门里的“临时工”是什么样的？》）。
曾国荃没有做过京官，对这套“潜规则”并不熟悉，偏偏手里又有兵、有钱，就像一头待宰的肥猪。如果频繁上奏，必然会和六部衙门发生公务来往，极有可能被这些胥吏、书办抓住漏洞，借机敲一竹杠。
因此，在玩转这套“潜规则”之前，只有少说多看，才是自保之道（关于晚清官场的“潜规则”，参见之前的文章《介休县令举报钦差大臣——当年的山西官场众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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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曾国藩开始手把手地教曾国荃如何写奏折。他指出：
这番话真可谓是推心置腹、谆谆善诱，也就只有父子、兄弟之间才会这样毫无保留地悉心指点。
“眼界不必太高”是要求曾国荃戒掉飞扬浮躁的毛病，不要总是想着一飞冲天、一鸣惊人，想靠一两份奏折就获得两宫太后的垂青。“自谦不必太甚”是为了避免曾国荃产生妄自菲薄的心态，让他明白，无论是胡林翼，还是左宗棠，抑或是自己，都是肉体凡胎，只要肯努力，就能写好奏折。“左、李、郭”和“官、骆、沈、严、僧、吴、都、冯”是为曾国荃指明了学习对象。而“弟皆视如学生之文……”则为曾国荃提供了学习方法。
其中，“每折看二次，一次看其办事之主意、大局之结构，一次看其造句下字之稳否”必然源于曾国藩的实践经验。对此，相信经常写材料的读者一定都有共鸣。
公文是公务的载体，是为了请示、汇报、沟通、协调的事项而存在的。所以，把事情说清楚最重要，其他都只是锦上添花。因此，逻辑清晰、重点突出是第一位的，而语句通顺、用词得当是第二位的。
故而，要先留心其“办事之主意、大局之结构”，再留心其“造句下字之稳否”。通俗地说，就是写材料前就要做到“胸有成竹”，首先明确主题，接着列好各级标题，最后往里填充内容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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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手把手地教了曾国荃如何写奏折，曾国藩还是不放心，不久之后，干脆替曾国荃写了一份模板。想着攻克天京之后，曾国荃只需要做个“完形填空”就行，确保万无一失。模板是这样写的：
这份模板不长，但是一字一句都值得深入剖析。
“金陵如果克复，当会同彭（玉麟）、杨（岳斌）三人前衔，将大略情形飞速入告”，彭玉麟、杨岳斌是湘军水师统帅，曾国荃是围困天京的湘军陆军统帅。攻克天京，功劳自然主要是在陆军。但是，水师截断敌军援兵、运送己方补给，同样有功。曾国藩要求曾国荃与彭玉麟、杨岳斌联名，是在湘军内部搞平衡，避免其他“山头”因为曾国荃独占全功而心生不满。
“为官军克复金陵，谨将大概情形先行驰奏，以慰宸廑，仰祈圣鉴”，这句相当于公文的标题或新闻的导语，目的是以开门见山的方式、用极为凝练的语言呈现主题（即官军克复金陵），确保两宫太后能够第一时间把握重点信息。
“臣等前接曾国藩密函：金陵如果克复，嘱臣等三人先将大概情形会奏，早到京一日，圣怀早得宽慰一日”，曾国荃相当于天京围城战的前敌总指挥，曾国藩则是天京围城战的全军总司令，天京围城战这种最终决战的战报自然应该由曾国藩来上报。但是，消息先从南京报到安庆，再从安庆报到北京，必然耽搁时日。可是，如果由曾国荃直接上报，又有“越级汇报”的嫌疑。因此，强调此举是曾国藩嘱咐的，目的是“早到京一日，圣怀早得宽慰一日”。既然是为了“宽慰圣怀”，“越级汇报”也就变得合情合理、无可指摘了。
“其详细情形，仍咨由官文、曾国藩会奏”，当时，官文任湖广总督，而曾国藩任两江总督。曾国藩有太子太保衔，而且奉旨督办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军务。因此，无论是虚位，还是实权，曾国藩都要高于官文。但是，为什么曾国藩还要强调由官文领衔呢？
因为，太平天国战争期间，八旗、绿营的腐朽无能暴露无遗，清廷全靠湘军、淮军、楚军这样的团练武装来对抗天平天国。与之相伴随的，则是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为代表的汉族官僚集团的崛起。对于这些手握重兵的汉族官僚，清廷其实并不信任。当时，太平天国即将平定，清廷担心他们尾大不掉，形成军阀割据势力甚至颠覆满人统治。官文是满人，而曾国藩是汉人。曾国藩此举，是为了向清廷表明态度，打消清廷的疑虑。
“其折愈短愈妙。洪秀全之下落，银钱之多寡，不可不说大概，此外皆宜略也”，洪秀全、洪仁玕、李秀成等是钦定的“贼首”，他们一日不除，两宫太后心中一日不得安定。因此，他们的下落，必须汇报明白，活要见人，死要见尸，逃跑要有下落，抓获要有记录。“银钱”是钦定的“贼赃”，数量必须清楚，免得将来朝廷怀疑湘军有私分“贼赃”的行为。除此以外，无论是保举有功将士，还是请示善后事宜，都需要综合考虑各方势力之间的平衡，不是仓促间就能决定的，没有想好，不如不说，所以，“此外皆宜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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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战争结束之后，曾国藩又忙里偷闲，在两年时间里，选取贾谊、诸葛亮、苏轼、孙嘉淦等历代名臣的奏章共17篇，逐字圈点、逐句批注，编撰了一部《鸣原堂论文》，作为给曾国荃的“奏折学”教材，这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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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曾国荃在天京围城战期间遭遇了怎样的两难境地，李鸿章又是如何通过巧妙的表态加以化解的，我们下期再聊。
参考文献
[1] 谭伯牛.战天京——晚清军政传信录[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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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王艳娟.湘军将领曾国荃及其所部湘军述论[J].军事历史研究.2008,(02):140-145.
[5] 夏剑钦.《鸣原堂论文》前言[J].书屋.2019,(06):9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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