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学——意义的分形兼析电影符号学之阙瑕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祝东教授英年早逝，年仅41岁，令人心痛。他是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赵毅衡先生的高足之一，师生共治符号学，孜孜矻矻，孳孳不倦，从符号学的渊源、流派到本义、辐射无不触及，更力图以符号之舟畅游古今中外思想浩海。符号学的旗手与拥趸，笃信世间万物皆符号，从文字、语言、图形、图像到艺术与传媒，无一不是符号。

一分为二。 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在《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 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把“语言”(Langue)和“言语”（Parole）区别开来，把语言符号划分为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两部分：能指是符号的音与形，所指是符号的意义，由这两部分组成的一个整体，称为符号。不过，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具有任意性，是人为约定，无逻辑必然性。可见，索绪尔是明显的二元论者，与柏拉图的“感性世界-理性世界（The Sensible World and the Intelligible World）二元论”一样，与笛卡儿的“思维性的（Thinking）实体-物质性的（Extended）实体”二元论一样，与康德的“现象即经验及可能经验的事物与物自体不可知二元论”一样，与缠斗两千年哲学史的唯心唯物二元论一样，与物质-意识、主体-客体、人-神、存在-虚无、时间-空间、理性-非理性、逻辑-混沌、矛盾、有无、是非、好坏、善恶、美丑、身心、体用、阴阳、东西、中外、古今等各种二元论一样，是我们人类思维最基本、最常见的范式，根源是人脑之左右半球二分论。

三分天下。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皮尔斯（C.S.S.Peirce，1839-1914）认为，根据与对象的关系，符号可以分成三种：像似符号（Icon）、指示符号（Index）、规约符号（Symbol），前两种是具有理据性的符号。像似符号指向对象靠的是“像似性”（Inconicity）。指示符号的最根本性质是把解释者的注意力引向符号对象。靠社会约定符号与意义的关系，这种符号被称为规约符号，它是与对象之间没有理据连接的符号，也就是索绪尔所说的“任意/武断”符号。皮尔斯1870年发表的《The Fixation of Belief / 信念的确立》与《How to Make Our Ideas Clear / 如何使我们的观念清晰》标志着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开端。他指出，思想的实际过程就是去探索，从实实在在的怀疑开始，通过出现问题，提出假说，尝试行动，解决问题，从而建立信念，循环往复，逐渐养成习惯，到再出现新的问题，再提出新的假说，我们实际的思想过程就是这样一个遇到问题、解决问题，又遇到新的问题、再解决问题的循环往复过程。用皮尔斯的话说，由生活中的问题引出的对以往行为习惯的怀疑才是“真的和活生生的怀疑”，科学的过程并非静态的逻辑分析和推论过程，而是一种在实际探索中的演进，这充分表露出人类思想的本质，这就是“信念的确立”（Fixation of belief）。怀疑是对某个具体的、曾经相信的信念的怀疑，所以，思想作为行动的探索过程，总是从以“心灵的习惯作为引导（Habit of mind as a guiding principle）”的相信开始的。科学思想最根本的核心是探究和不断的探究，从已有信念开始，遇阻−出现问题和怀疑−提出解决问题的假说−解决问题−建立新的信念−再遇阻−出现新的怀疑−再提出新的假说−再试错−解决问题−建立更新的信念。皮尔斯提炼出人类出思想探究或确定信念的四种方法，（1）固执法”（the method of tenacity）；（2）威权法（the method of authority）；（3）先天方法（the method of a priori）；（4）科学方法（the method of science）。两篇论文提出四种方法，衍生一个概念的三个分类，皮尔斯从哲学到符号学根源于人脑之大脑、小脑、间脑、脑干四分论以及脑干之延髓、脑桥、中脑、网状神经四分说。

四面出击。符号学产生了四种发展模式，或曰思想路径。一是索绪尔的语言学模式，在1960年代汇聚为结构主义符号学潮流，但难以冲破封闭性。二是皮尔斯的逻辑修辞学模式，使符号向无限衍义开放，终迷陷于逻辑无底洞而逐渐边缘。三是卡西尔（Ernst Cassirer，1874-1945）的文化符号论，从文艺美学探寻符号的历史遗迹，“渐行渐远渐无书”（北宋·欧阳修句）。四是苏俄文论家巴赫金（Бахтин，Михаил МихаЙлович，1895-1975）从形式主义到结构主义对符号学的拓新。李幼蒸、杨远婴、姚晓濛、王志敏、赵毅衡等中国符号论者放眼世界，归纳出符号学这四种模式，根源于人脑的前脑之视丘、下视丘、边缘系统、大脑皮质四分法。

八八六十四。法国的麦茨（Christian Metz，1931-1993）在《Film Language: A Semiotics of the Cinema / 电影：语言系统还是语言》中，为了分析影片的叙事结构，提出了八大组合段(Syntagmatique)说：非时序性组合段、顺时序性组合段、平行组合段、插入组合段、描述组合段、叙事组合段、交替叙事组合段、线性叙事组合段，其充满理想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理论戛然而止于他饮弹自尽，随着他的自杀而黯然销魂。意大利的艾柯（Umberto Eco，1932-2016）在论文《Trattato di semiotica generale / 电影代码的分节方式》中强调电影影像与普通语言存在区别，电影影像应三分为图像、符号、意素以及动态影素、动态图像、动素，并且从“影像即符码”这一激进的观念出发制定了影像的十大符号系统：感知符码、认识符码、传输符码(如新闻图片的斑点和电影图像的线条)、情调符码、形似符码(包括图像、符号与意素)、图式符码、体验与情感符码、修辞符码(包括视觉修辞格、视觉修辞提示、视觉修辞证明)、风格符码和无意识符码。英国的彼得·沃伦（Peter Wollen，1928-2019）在其《Signs and Meaning in the Cinema / 电影中的记号和意义》一书中借用皮尔斯的“三分法”，把电影符号分为象形(如照片、地图)、标示(如指纹、印迹)和象征(复杂的隐喻)三大类，把不同的影片归入不同的符号体系。前苏联的洛特曼（Yuri Mikhailovich Lotman，1922-1993）从文化符号学的思路出发，区分了第一语言（包括自然语言和人工语言）和第二语言（艺术属于第二语言），反对套用自然语言的符号概念来探讨艺术语言中的符号问题，指出电影语言作为一种艺术语言，是一个向现实和观众开放的符号系统和交际系统。因被诟病教条与机械，麦茨转而臣服于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和拉康（Jacques Lacan，1901-1981），用精神分析学修正其电影符号学，以《Le signifiant imaginaire / 想象的能指：精神分析与电影》抛出“第二电影符号学”，这种操作与人脑中枢神经系统接入计算机外部设备藉以辅助、增强、修复人体感觉运动功能无异，几十种脑机接口及数十种接法必将令符号学在人工智能的催动下百舸争流，千帆竞发。

个十百千万。符号学业已涌现《文学符号学》（赵毅衡，1900）、音乐符号学（Musical semiotics、Jean-Jacques Nattiez+Eero Tarasti）、电影符号学、《广告符号学》（饶广祥，2014）、《游戏符号学》（宗争、董明来 ，2020）、《传播符号学》（余志鸿，2008）、传媒符号学（Media Semiotics，Jonathan Bignell）、《艺术符号学》（冯钢，2013+赵毅衡，2022）、《文化符号学》（龚鹏程，2001），还有性别符号学（Semiotics of Gender，D. M. Juschka）、 《社会符号学》（Social Semiotics, Robert Hodge & Gunter Kress），又有《生命符号学: 塔尔图的进路》（Kalevi Kull，2014）、《存在符号学》（Existential Semiotics，Eero Tarasti）、认知符号学（G.ran, Sonesson）、主体符号学（Subjective semiotics），另有符号美学与符号心理学，直至符号哲学—— 《哲学符号学》（赵毅衡，2017）。这些论著或学科，林林总总，蔚为壮观。一招鲜，吃遍天；符号是个筐，万物往里装；符号如星空，如宇宙，无边无际，无穷无尽。在符号的世界里，追问“什么不是符号”被认为是最幼稚的提问，最愚蠢的质疑，无异于白痴；在符号学的王国里，永远飘荡着那句傲视天下、睥睨寰宇、不可一世、所向无敌的“还有谁——”。在符号学杀疯的年代，她从美国加州、英国伦敦到中国北京七进七出如入无人之地于千军万马中取学界首魁如探囊取物，脚踏中国语言文学上下五千年，拳打新闻传播学中外三百载，肘怼艺术学上吐下泻满地找牙，膝顶社会学如坐针毡坐卧不宁。至于以电影学、广播电视艺术学为主的戏剧影视学，因其只是艺术学的徒子徒孙，根本没有资格与符号学过招。一记扇在英国语言文学脸上响亮的耳光更令汉语翻译界土鳖们胆战心惊颤颤巍巍，符号学胸前佩戴的无数欧美思想先贤的夺目光晕更是亮瞎了国人的双眼。在1980年代初国内学术界尚未缓过神的懵懂迷瞪间，符合学俨然已把儒道释等土老帽赶下圣坛，端坐在中国思想史的大殿，君临天下，指点江山，洋为中用、中西合璧两面大旗分列符号学左右，呼呼猎猎，遮天蔽日。只见符号学一声令下，一骑飚出，挥斥方遒，笔走龙蛇，鸾翔凤翥，致上庭震动，惮其西韵洋骨，喜其贯通勾连，龙颜大悦，赐其扛鼎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又拨国家出版基金从旁加持，此番殊荣无异于进士及第，不亚于金科登榜，顷刻引致朝野哗然，门客云集，子弟三千，从此名满天下，闻名遐迩，香火旺盛，门庭若市。功勋既建，一战封神，符号学遂开始攻城略地，虹吸倒灌，果然所向披靡，无坚不摧。符号学的野心在于东突西进，吞古吐今，把中国学术改天换地，为中国思想开天辟地，以符号一统江山，独霸天下。毫无节制的扩张，无限放大的边缘，符号学随意宠幸任何学科的娇纵根源于人脑神经元桥接的随意性与偶然性，符号学这只无穷大的“如来神掌”根源于人脑与宇宙的自相似。

一尊难定。何谓符号，什么是符号学？从Symbol / Symbolum / Símbolo / Символ / סֵמֶל / Σύμβολο到Semiotics / Sémiotique / Semiótica / Semiotik / نشانه شناسی/ סמיוטיקה / Σημειωτική，再到Sensifics、Significs，还有赵元任造出来的Symbolics、Symbology、Symbolology，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赵毅衡认为，符号是被认为携带意义的感知，符号学是关于意义活动的学说，仍显冗赘，弗如“携带意义的形式”，“感知”更不如“认知”。数学向来以缜密著称，数学是人类思维最精密的符号体现，符号学这番粗疏竟然自诩为“文科的数学”，实在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受之有愧。遍察符号学的豪情壮志与赫赫战功，委身于“文科”畛域实在是大材小用，虎落平阳，况数学并非人类思想之登峰造极，何不冠以“文科的哲学”或“哲学的数学”或“数学的数学”？数学，博大精深，与任何学科不无关联，根本就没有什么“文科的数学”与“理科的数学”之别，试问微积分在文科的社会科学的经济学中与它在理科的物理学的力学中有何不同，试问欧拉公式、拉格朗日定理、高斯正态分布函数、黎曼猜想在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中又有何区别？数学充满符号，离不开符号，但自古断无专门服务于文科的数学，恰恰相反，数学要研究的是所有学科、各个学科的数量规律，数学天生的精密性与普遍性使其先天具有跨学科性（Trans-subjektivität）、超学科性（Super-subjektivität）与去学科性（De-subjectivity）禀赋，这不也是符号学的归宿吗？

世间万物，难逃分形（Fractal），总是自相似，常常自复制。分形，是自然界普遍而隐蔽的规律，是一种多维甚至高维特征。分形意味着一个事物可以被分成无数个部分，且每一部分都与原形相似，局部总是与整体相似，一分为多，多又似一，一多难辨。归根到底，分形仍是“一”，只有“一”，并无“多”，所谓“多”只不过是人眼的认知缺陷，是人脑的障眼法。不论符号学繁衍出多少个二级学科、三级学科，交叉出多少个边缘学科，其实都是符号的分形，而符号只是佛法中的“小乘佛法”，只可自度，无法度人，更难度众生。电影符号学从来都不是电影理论的主干与主流，更非电影理论的全部。符号学，只是人文社会科学的一支，一脉，一翼，一路，一方，一种，一角，一幕，一层，一畦，一念，一说，绝非主流，更非全部。

什么不是符号？符不是符号，号不是符号。原来，这世间居然有两个事物不是符号，够多的了，符号学知否？

二〇二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