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异秉》

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用它解读汪曾祺的《异秉》（这个故事汪曾祺写了两遍，这里说的是1980年重写的版本）有些不伦不类。但我还是不由自主地想到了这句话。

小说的主题是写市井人生。一开头花了大量的笔墨叙述了王二的生意，以及保全堂药店各色人等，最后写百事通张汉讲故事，讲人生有命，穷达之机在乎“异秉”。这其实已经将市井人生由外到内写了个透彻。完了是汪曾祺式的“卒章显志”法，用一段小小的情节来点题：生意发达的王二言说，自己的“异秉”就是大小解分得清，处境困顿的陶先生和学徒陈相公听后，不约而同去上厕所。

原来陈相公在厕所里。这是陶先生发现的。他一头走进厕所，发现陈相公已经蹲在那里。本来，这时候都不是他们俩解大手的时候。

这篇小说给人第一印象很不好。尤其是结尾，把故事带到了厕所去，更是让人产生生理不适。

然而，再一想，王二经营的是卤味，保全堂经营的是药铺，都是广义上的“吃食”。有吃就得有拉。若说后者粗鄙，那么，前者也文明不到那里去。因此，好歹要克服一点洁癖来思考。

小说始于吃、结于拉，不离人的肉身生活。这正是市井烟火的本质——在市井中，人是肉身生存者。不能说他们的生活中没有文化的成分。不过，这文化的成分是缥缈的。这些文化的东西与他们的肉身生活之间的关联是极间接的。发达了的王二，有条件去享受一些文化，他发展出的爱好也不外乎听书和赌博。他所听的书多是历史演义，跟百事通张汉讲的那些鬼怪传奇一样，这些故事也并不能让他的经验得到成长，并不能增长他对生活的认识。这些故事里，主宰世界的要么是帝王将相，要么是鬼怪神仙，普通百姓不过是被命运播弄的可怜虫。他们在这些故事里能得到什么滋养？不过是像看戏那样，瞧个热闹。

另外，王二玩的赌博游戏，跟张汉讲的那些人生有命的“掌故”，都在说明，在他们的意识里，自己的命运是无常的。面对这种无常，走了好运不能张扬，最好像王二那样安守本分；走了背运的，像陶先生、陈相公，则被迫着去钻营，结果不免闹出笑话。小说最后写陶、陈二人的怪诞行为，正是从这种市井文化生态中产生的。

汪曾祺自言，这篇小说的动机，是“由于对命运的无可奈何转化出一种带有苦味的嘲谑”（《汪曾祺自选集》自序）。关键就是这个“无可奈何”！不仅是人生痛苦的无可奈何，也是生活本身的“不知其可如何”。

市井人生是社会生活的独特层面。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存在市井生活。在这里，人们以肉身生存者的形态汇集一处，形成一种很松散的、被烟火气笼罩着的共同体样态。小说的空间就在这条街上，以王二的卤味摊为中心，他家的卤味香气飘在周围的空气里（张汉的故事也是这烟火气的一部分）。这是一种肉身生活的共同体，人们吃穿住行在一起，婚丧嫁娶在一处。人们的情感和思想也是群体性的。他们就是靠聚在一起而活着的。单个人在这种群体里，是没有面目的。只不过在他们彼此的眼里，他们是这个、不是那个，但是“烩”到一起看，都一样。

也正是在这样的共同体内部，贫富穷达的不均等构成了常态。因为，人的肉身存在就是不一样的。男女不同、丑俊各异、贤愚有别，因此，命运的穷达也如肉身一样，纯然天生，怨不得谁，也没有什么道理可讲。市井人生压根没有什么规律。他们单个人的欢乐和愁苦，其实是这个“肉身共同体”的欢乐和愁苦，这个身体吃五谷杂粮，生出百病，乃至老死，都是自然规律，其中的痛苦和烦恼都是自然而然，不构成问题。因此，像陈相公、陶先生等人的困顿，说不上什么苦难或悲剧，他们是市井人生的一个本然面目。

市井生活的无规律、“无问题性”让个体理性变得可有可无。人只管按照大家的生活规则生活就行了。个人思想没有意义。

然而，谁让人各长了一颗脑袋呢？困顿总是能激发人思考。所以，像陶先生、陈相公这样的人，就非常好奇那无常命运背后的秘密，他们总是要去探究一下，同样是人，为嘛别人就发达了？他们盯着那发达的人看，猜想他背后有什么“异秉”。

有什么异秉？什么也没有！

生活的真理不过这么会事——有吃就有拉。被隐藏的秘密，就像不可示人的厕所，里面是屎尿、是排泄，是荒诞、非理性、无意义……

米兰·昆德拉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发笑的不只上帝，还有市井中的人自己。这后一种笑，不是掌握真理者对愚蠢者的嘲笑，而是人对他们生活的肉身真理本身的笑。这是一种反思想的笑，人被胳肢了，或者不小心放了屁的时候，发出的纯粹肉体的笑。

过得好的人总是体面的。过得不好的人不免要闹笑话，因为他们总要去钻营，去动用了那颗不太灵光的、终究也没什么用的脑袋。

悲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