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该如何面对衰老和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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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芙丽尔对自己的身体深感厌恶，也对自己那么尿频恼怒不已。但她更愿意实事求是，而不是顾影自怜。“我的身体听任我使唤已经80多年了。但现在，突然之间，所有方面再也不听使唤了，保修期也早就过了。”
作者：凯蒂·恩格尔哈特（记者和纪录片制片人）
前言
事实证明，自杀比想象中困难得多。
资深记者凯蒂·恩格尔哈特历时四年，跟踪访谈数百位不想活下去的人，写成了这本《《不愿活下去的人：关于生死的特别报道》》。他们或因疾病、或因衰老、或因难以忍受的精神痛苦……当生命注定无法好好地活，他们但求得一好死（善终）。
然而重病之人往往很难独立终结自己的生命，有人冒险订购非法的致死药物；有人倾尽家产远赴“死亡诊所”；还有人甚至已经无法自主选择，只能依靠亲属做出可能符合自己心愿的决定……种种自杀困境使辅助自杀合法化的呼声日渐高涨，支持者强调免遭病痛折磨的渴望，认为这关系到自主权，关系到尊严。反对者担心允许协助死亡的法律只要存在，就会给道德伦理带来滑坡，最终将所有病患囊括其中，滥用在穷人、自身并不情愿的人、妥协了的人、感到害怕的人身上。
1
2016年4月，在埃芙丽尔·亨利（AvrilHenry）计划去死的那天上午，她准备去楼下的浴室里把毒药拿出来。她走过芥末黄的窗帘和起居室的磨砂玻璃门，走过带软垫的摇椅。
有时候，她会在那把摇椅上坐好几个小时，腿脚伸出去，抬得比头顶还高—她说，这是为了让肿胀的脚踝没那么痛。走进浴室，她靠着台面站稳后，然后才伸手去架子顶摸她藏在那里的几个玻璃瓶，就在洁厕剂和婴儿爽身粉后面。其中两个瓶子很小，标签上写着西班牙文，里面装着毒药。第三个瓶子装着橙味利口酒。
埃芙丽尔看的自杀手册警告说，戊巴比妥比较苦，最好跟烈酒一起服用。
说起自己的药是怎么来的，埃芙丽尔说：“这是非法进口的，非常容易，但风险也很大。”
这里是英格兰西南部德文郡的一个小村庄，叫作布兰福德斯皮克，她的家就在这里。村子里住了大概300人，有一个叫作“癞蛤蟆”的酒吧、一个英格兰教会的教区教堂，还有个议会，埃芙丽尔在那儿当过议员，赢得了绝顶聪明、立场坚定，但有时也会毫无必要地发牢骚的名声。
埃芙丽尔已经80多岁了，她的审美没有什么体系：柔软的浅棕色毛衣、浅棕色皮肤、塑料拖鞋、助行器。她经常戴一副银耳环，有时还会涂涂口红。到她计划一死了之的时候，她的满头白发应该已经很长，差不多到腰那儿了。有些东西会缠在头发里，比如一些毛絮，或是花园里的小树枝什么的。每天早上，埃芙丽尔都要费好大劲把头发梳到后面，用皮筋和发夹把头发收拾得利索一点。但往往上午还没过完，就会有几缕头发挣脱束缚，从她的前额垂落下来。
埃芙丽尔像往常一样，弯着腰，紧紧抓着扶手，慢慢上楼。她几乎是在爬着走，这样就算摔了，也不会摔得很重。她的助行器在楼梯最上面，但她不需要用到。她只需要走到浴室就行了。她早就打算好了，死的时候要躺在浴缸里，衣衫整齐地死去。
这几个星期，她一直在担心，她会不会在临死前拉肚子，把自己弄得污秽不堪，在房子里留下几个星期都散不掉的臭味。她想着，死在浴缸里，应该多少能让局面没那么不可收拾。以防万一，她还在毛巾架下面放了一瓶滴露清洁液，如果有人需要在她死后拖地的话也许能用到。这些安排她都写进了遗书。
遗书上写道：我即将结束自己的生命。我孤身一人，自杀完全是我自己的决定……也经过了精心策划。
万事俱备之后，埃芙丽尔给她的网络服务商打了个电话解释，虽然她计划在晚上7点自杀，但她希望自己的网络之后也一直能用，以便遗产执行人有足够时间把跟房子有关的零碎事情都处理完。与她长期合作的律师威廉·米歇尔莫尔后来也承认，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这么做都还是太欠考虑了。
不过那个时候，埃芙丽尔已经把这件事告诉了她的朋友、勤杂工、护工、园丁夫妇以及在村里的游泳池认识的人。她在一些网络论坛上读到，最好提前告诉人们你的死亡计划，这样大家才不会因为你自杀而觉得深受打击。而且也能让大家知道，这并不是你在一个感觉特别糟糕的日子里的一时冲动，而是真的想好了要去死，也只求一死。
律师对埃芙丽尔的个性非常了解，所以在埃芙丽尔告知她想死时，他并不惊讶。后来他对我说：“她的尊严被一种伤害她神经系统的疾病破坏殆尽。”就仿佛尊严是一种能被身体破坏的东西一样。
埃芙丽尔说，大部分人对这个消息的反应都还算好，但也有少数人反应很大。她以前在大学里的同事，甚至还跟她争辩了一番。他问埃芙丽尔：“你考虑过这么做对你家人的影响吗？”
“这件事情的影响，我当然已经考虑得非常清楚了。”埃芙丽尔说。她接着告诉这位同事自己如何病痛缠身，病情恶化，大小便失禁也非常严重。随后，她兴高采烈地说：“他吓坏了！看到他被吓成那个样子，我可开心了。”
埃芙丽尔的勤杂工杰夫注意到，最近几年，埃芙丽尔在花园里消磨的时间比以前少多了。埃芙丽尔和他聊起自己的打算时，他觉得整个谈话都有点“超现实主义”。他一边喝茶一边告诉埃芙丽尔，自己原则上不反对她的这个决定。
他说：“对此我没有任何道德上的疑虑。”尽管如此，他还是问道：“疼得真有那么厉害吗？整件事是不是有点儿过激了？”埃芙丽尔没有理睬他。埃芙丽尔说，她要自杀的这番话是认真的，也是最后的结论，不是用来博取同情的，也不是想让谁来阻止她。
莫娜对此处理得更好一些。当时她们正在社区中心游泳池旁边的女淋浴间里，埃芙丽尔突然说，她很快就要自杀了。莫娜是个慈祥的德国老太太，听到这个消息，她失声痛哭。不过，最后她还是想明白了。埃芙丽尔解释说，她已经活够了，也已经做好了离去的准备。在她的桑榆暮景中，病痛让快乐黯然失色。这事儿真的就这么简单。她这把老骨头，已经被生活磨得精疲力竭，了无生趣了。
3月的时候，埃芙丽尔和莫娜一起吃了顿午饭，讨论自杀计划的细节。埃芙丽尔盘问道：“你不是打算来跟我辩论一番，然后跟我说，‘别这么想了行不行’，对吧？”她俩坐在克雷迪顿社区中心的咖啡馆里，吃着用棕色纸盒装着的肉饼。她们每周会在这里见两次面。
莫娜摇了摇头，说：“我觉得我要是也一直这么疼着，我会跟你做一样的事情。我也会这么做。我要用自己的方式去自杀。”
“小女孩儿才那么想！”埃芙丽尔说。她把脑袋往一边偏了偏。
“你说要用自己的方式去自杀。你知不知道，大部分自杀都是以失败告终的？”莫娜耸了耸肩。埃芙丽尔说：“不，你不知道，因为就没有人知道。人们不知道的是，那些因自杀未遂而变得失神、无助、四肢瘫痪的人，他们可不会把自杀失败的事情到处说。”
“但是我可以过量服药啊。”莫娜反对道。“你做不到的。”
“我当然能做到。”
“你打算吃什么药？”
莫娜犹豫了一下，说：“对乙酰氨基酚？”
埃芙丽尔说：“那个药吃不死人。吃过量的对乙酰氨基酚，只会把你的肝脏毁了。”
她继续说道：“人们以为上吊很容易，可能只需要3分钟就死了。但是如果你很不走运，只弄断了部分颈椎，最后你会高位截瘫。自杀非常困难，尤其如果你还是个残疾人的话。非常非常困难。实际上，我还列过一张单子，把我能在家里杀死自己的所有方式都列出来了。”埃芙丽尔告诉莫娜，这些方法各有各的缺陷。她如果从屋顶上跳下去，可能会摔不死。她如果把屋子里配电箱上的盖板拆下来去摸电门，最后可能会被活活烧死。有一阵，埃芙丽尔还正儿八经地考虑过吃长在她花园里的毒蘑菇。这个办法好的一面是目前还没有已知的解毒剂，但不好的一面是吃毒蘑菇可能会死得很慢、很凌乱、很痛苦。耐波他的效果会好一些。埃芙丽尔告诉莫娜，她在网上看到一个概念，叫作“人生圆满”。
“就是你的人生已经定型、已经完成了的时候会有的那种感觉。而且在那之后的人生路向也都已经注定了。我的人生确实很圆满。这是一段精彩的人生。”
“我明白。”
“我不想那么消极。”
“那疼痛……”
“每天早上我都害怕醒来。”埃芙丽尔说，“那才是最糟糕的事情。”
莫娜放下叉子，说，埃芙丽尔服药的时候，她也想在场。这样她至少可以握着好朋友的手。“我会陪着你的。”
埃芙丽尔笑了，她把手放在莫娜的胳膊上，说：“我可不想你坐牢。”
“太叫人难过了。”
“莫娜，这不是会让人难过的事儿。”
“我就想让你活着！”
“太自私啦！”埃芙丽尔咯咯笑了起来。已经到了该走的时候。
“我想谢谢你做我的好朋友。你一直给我最大的帮助。”
莫娜看向一边，哭了起来。
“别……”
2
我和同事们是在为我们那部纪录片做功课的时候发现埃芙丽尔这个人的，于是我们准备2016年2月坐火车从伦敦往西去找她。她告诉我们怎么找到她的家，那段介绍又长又复杂，然后还告诉我们要带拖鞋。
“我会要求客人都把鞋脱了，因为我的地毯太破旧了。希望你们不会介意。”她穿着灰色高领毛衣，一边开门一边问道：“您几位喝咖啡还是茶，还是白兰地？”
在埃芙丽尔自己看来，她不会死于特定的某个因素，而是会在所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死去，也就是我们委婉地称之为“寿终正寝”的死法，也是现代临床医学之父威廉·奥斯勒在其经典著作《医学原则与实务》中提及的“渐渐衰败冷寂”。
几周前，埃芙丽尔写了篇文章，详细描述了自己身上的很多症状。她想把这篇文章当成一份“身体咨文”演讲稿，并要大声朗读出来，还提醒大家会很“枯燥”“恶心”。随后她推了下鼻梁上的塑料框架眼镜，开始朗读起来。
她读道：“我活了82年。现在，我的脊柱、脚、臀、周围神经系统、肠、膀胱、肘和手，都有些功能障碍。它们让我疼痛，还都不听使唤了。前途黯淡无光。”
埃芙丽尔患有肩袖损伤、关节炎，背也一碰就疼。她的脚因为周围神经系统的问题火辣辣地疼。有位医生说自己能做手术解决这些问题，但手术难度很大，而且埃芙丽尔会一连好几周都不能下地。那样的话又有什么意义呢？
“不切实际。”埃芙丽尔说。
自己要想站直越来越困难了，要看清楚别人、听清楚别人说话也越来越困难了。很奇怪，她听元音还是能听得很清晰，但是辅音越来越不清楚。
她说：“叫我听啊，‘粉红墙上画凤凰’就是‘呜哇汪汪哇汪汪’。”
她的性格也变了。她变得不那么爱笑了，更加死板，心情不再大起大落。她心里操心的事也变得特别多。在勤杂工杰夫干活儿的时候，她会在旁边转来转去一直唠叨他，给他分派的荒唐可笑的工作也越来越多：把吸尘器塑料软管上一个打结的地方解开，把壁炉后面几乎看不见的裂缝填上。她也老去烦园丁。
她读道：“我变得牢骚满腹、故步自封、怒气冲冲，又好像总在害怕什么东西。以前我完全不是这个样子。”以前她是一名艺术家，一名知识分子，一个开开心心的人。
最糟糕的时候是晚上。
因为身体各处都疼，几乎没法找到一个足够舒服的姿势让她入睡。她试过平躺，用橙色被子紧紧裹住她玫瑰色的睡衣。她试过用泡沫枕头把脖子垫起来。由于呼吸困难，埃芙丽尔睡觉时还得戴着氧气面罩。她可以这样躺上好几个小时，浑身上下痛苦满溢。她会想到，自己也许永远都得不到解脱。
她的时间太多了，多到消磨时间仿佛都成了一种刑罚。
埃芙丽尔说，有时候她一晚上会因为“肚子闹别扭”和“要命的大小便失禁”醒来三四回。她走起路来摇摇晃晃的，所以很害怕在黑暗中走路，于是她在床下放了个白色便壶，就在便壶里解手。但这样到了早上，她的力气不够把沉重的便壶搬到厕所倒掉，于是她只能拿着便壶穿过房间，用一个长柄汤勺把尿舀进马桶。
埃芙丽尔的护工对她非常好，护工每周过来两次，周二和周六，把埃芙丽尔白天穿的棉质尿布洗干净。然而，在护工没来的时候，一堆堆浸透了尿液的布还是会在卧室里堆积成山，让人掩鼻。她的身体就像是很容易变质的水果，已经酸了。也可以说身体是一台有了故障的机器，破破烂烂，不堪其苦。
埃芙丽尔对自己的身体深感厌恶，也对自己那么尿频恼怒不已。但她更愿意实事求是，而不是顾影自怜。“我的身体听任我使唤已经80多年了。但现在，突然之间，所有方面再也不听使唤了，保修期也早就过了。”
朗读完这篇文章后，埃芙丽尔说：“很抱歉，这篇文章会让人这么不舒服。但事情就是这个样子的。”她得意地笑了笑，又补充道，她打算把文章也寄给议员，“尤其是那些叫人难受的片段”。
2015年，有一项旨在让一种要求很严格的协助死亡在英国合法化的法律被提交到了议会，尽管全国民调显示，绝大部分英国人都支持这项法律，但最后还是未予通过，这事儿到现在还是气得她不行。
埃芙丽尔曾那么热切地盼着这项法律能够通过，虽然她也知道，按照那么严苛的标准，她并不符合协助死亡的要求—因为毕竟，并没有什么因素会让她马上死掉。她只不过是老了，而且一天比一天老。
埃芙丽尔说：“得了绝症的人多幸运，我想我要是被诊断出癌症就好了。”
美国医学史作家、耶鲁大学医学教授舍温·努兰在1994年出版的畅销书《死亡之书》中指出，按照医院管理层的逻辑，以及卫生与公共服务部的指导原则，“死于年老的说法不合规则”。
实际上，“所有死者都要有一个指定的真实死因”：癌症、心脏病发作、脑卒中或创伤性损伤。只是年老而寿终正寝—身体系统自然磨损，细胞寿命走到尽头，体内的平衡不能维持，等等—不能算成死亡原因，也从来都不是官方文件上可以勾选的选项。
努兰写道：“对于那些坚持要用在实验室里培育出来的微观病理学特征来满足他们从生物医学角度提出的强制要求的人，我跟他们并没有真正的分歧。我只不过觉得他们没抓住重点。”
最后置人于死地的，还是年纪。
在努兰看来，医学把重点放在特定的病理学特征上，等于“合法规避更伟大的自然规律”。医生“绝对不能让病人失去希望，就算他们很明显已经马上就要死了也不行”，这是到了20世纪才有的观念，只不过传了几代人而已。如果人们不会因为上了年纪死掉，总是还有更多的治疗方法可以尝试。
内科医生、作家阿图·葛文德最近写道：“年老并不是一种诊断结论。总会有一些最直接的死因被写在死亡证明上—呼吸衰竭、心脏停搏之类。但实际上，死亡并不是一种疾病就能导致的结果；在药物到处修修补补进行维修工作时，身体系统不断崩溃，才是致命元凶。”
……
在个人恐惧、社会动力和营利性医疗保健行业的推动下，战胜年老的斗争已经成为社会传统。
今天，大概有1/5的美国老人在生命的最后一个月里到医院做过外科手术，通常也是在亲朋好友的支持下，因为他们会竭尽全力，也认为只要还没有竭尽全力，就算是遗弃老人的行为，也会令人齿冷。
3
在感觉到自己快要死了之前，埃芙丽尔一直对自己很有信心。她高傲，不可战胜。她是家里的独生女，1935年生于林肯郡，妈妈艾琳有些喜怒无常，爸爸罗伯特比妈妈年长，是个军人，埃芙丽尔很崇拜他。
埃芙丽尔勤奋好学，也很严肃，她知道不能问为什么妈妈时不时地会离家出走好几天甚至好几个星期。刚开始爸爸会告诉她，妈妈去拜访住在林肯的姨妈们了，但过了一段时间，他就不再这样闪烁其词了。他说，妈妈有些“心神不安”，所以有时候需要去精神病院住一段时间。
埃芙丽尔8岁时，就决定终身不嫁。她觉得自己很自私，不可能去照顾别的什么人。而且，她更喜欢成年人的陪伴。她一直有自己是个老处女的感觉。
15岁的时候，埃芙丽尔有了上帝。她接触到上帝是通过一位耶稣会牧师，这个牧师给了埃芙丽尔一本《圣经》，让她通读一遍。埃芙丽尔细读了经文，被经文的力量迷住了。她告诉父母，她想信天主教，但父母并不赞成。
埃芙丽尔说：“他们大发雷霆。”他俩都没有特别信什么教，肯定都不是天主教徒。埃芙丽尔一意孤行，背着他们信了教。16岁时，温布尔登的一家教会接纳了她。
埃芙丽尔的父母发现后勃然大怒，但她并没有跟他们起争执，而是选择深更半夜离家出走，开始漂泊在外的新生活。
她说：“我有4年没回家了。”她在一所全是男生的预备学校找了份工作，除了数学，什么科目都教。随后，她学了艺术，开始当插画师，也开始跟一位小有名气的雕塑家同居，不过后来她声称自己不记得这个人的名字了。在学习艺术的过程中，埃芙丽尔对颜色有了新的感受力，于是开始用身体去感受自己对色彩、色调和阴影的反应。漂亮的颜色会让她颤抖。她也开始注意到以前从来没注意过的色彩，比如在一面以前她只能看出白色的墙上，现在能看出不同种类的米黄色。
埃芙丽尔走在花园里，不时会停下来，对着兰花目瞪口呆。到了20岁，她不再信上帝，还告诉父母她很抱歉离家出走。他们重归于好。后来的日子里，她会说自己是坚定的无神论者。
埃芙丽尔静不下心来，于是决定去学校念书。她先读了个文科文凭，随后在牛津获得了学士和博士学位。她并不在意自己比其他学生年长，因为这意味着男人和各种刺激没那么容易让她分心。
她唯一觉得遗憾的事情—她说，这也是她这辈子最遗憾的事情之一—就是没有好好探索一下牛津这座城市。她在那里生活了那么多年，却只是埋头工作而已。她说：“这是缺乏冒险精神的表现。我很有毅力，锲而不舍，也努力让自己有条不紊，但就是没有冒险精神。”她的生活一直挺好，但从没有欣喜若狂的时候。
1985年，埃芙丽尔的父亲去世了。她对自己说，不会有什么事情比父亲离世更糟糕了，因为父亲是她最爱的人。
“那是最糟糕的一天。永远不会再有这么一天。只会出现一次。”这个念头里，也有一点儿令人安慰的味道。埃芙丽尔把父亲火化了。拿到父亲的骨灰后没几天，她便开车上山，站在山顶打开骨灰盒托举出去，这样父亲就能消散在风中了。她一边这么做，一边想着这里面有什么浪漫之处。
她回忆道：“但是风又吹了回来，扑了我一身！爸爸要是看到，肯定会乐不可支的。”
埃芙丽尔在牛津和剑桥的多个学院担任过讲师，后来还在埃克塞特大学当过教授，专业方向是中世纪英语研究及基督教肖像学。她翻译了一些中世纪英文散文，就这些文章的格局和关联写了一些文章。
她发现乔叟的一首诗第五节的韵律和押韵方式都不规则，有一篇文章就是描述这个发现的。在文章中，埃芙丽尔的思考即使算不上特别大胆，至少也可以说准确通透。对美学、形式以及美学和形式所揭示的事物的意义，她都饶有兴致。关于学术写作应该是什么样子，她也有极为严苛的想法。在她看来，学术文章应该返璞归真—朴实无华—她只要发现同事们的文章“废话连篇”，就会毫不犹豫地一一指出。
在工作之外，埃芙丽尔就平易近人多了。她跟一位名叫卡伦·爱德华的美国教授交好。这位教授教文艺复兴文学，觉得埃芙丽尔是自己认识的最有意思的人。有时候，她俩会在花园里散步，卡伦一直观察埃芙丽尔。
卡伦对我说：“埃芙丽尔对颜色的反应非常强烈。埃芙丽尔热爱生命。”在天气暖和的那几个月，埃芙丽尔一周会有三次起早，在离家不远的荒野上训练一位朋友的马匹。到了晚上，她会在自家花园里办派对，用一篮篮埃克塞特最好的面包和奶酪招待来宾。
整个一年当中，她都会如饥似渴地读书，去了解万事万物。一年又一年就这样过去了。
埃芙丽尔说，如果父亲还活着，她也不会想自杀，但父亲已经去世很久了。她的妈妈，七大姑八大姨之类的亲人，还有她的两只猫，也都早就去了另一个世界。有一些表亲还在，他们也都有各自的家庭。
她说：“我很爱他们，但这丝毫不影响我的决定。他们跟我的生活，关系没那么大。”他们跟她，相互之间都没有任何依赖关系。埃芙丽尔觉得跟房子道别反而更难一些，虽说这么想会有点儿尴尬。
“房子和花园对我来说比任何人都重要。”她有些惭愧地说。
到2015年的时候，埃芙丽尔的生活圈子已经变得很小了。她说，她最大的乐趣就是每天在本地社区中心游泳。她的医生也很高兴看到她去游泳，因为这能让她的关节放松。埃芙丽尔喜欢游泳是因为，漂浮在泳池里是她身上最不疼的时候。一开始她练仰泳，后来换成了蛙泳。多年以前，埃芙丽尔1个小时还能游25个来回，但后来降到了20个来回（1千米），现在只能游15个来回，有时候连15个都不到。每次划水后，她都要喘一口气。后来，埃芙丽尔开始记不清自己究竟游了多少个来回，注意力没法集中，这让她很恼火。
埃芙丽尔自问：“游泳会让我感觉很好，好到让我想继续活下去吗？”
答案脱口而出：“没这回事儿。我倒希望有这回事儿呢。”
美国小说家菲利普·罗斯说，年老就是“一场大屠杀”。让·阿莫瑞是一名记者，也是大屠杀幸存者，他说年老甚至比奥斯维辛还要可怕。另一些人则觉得年老很无聊。西子捧心能令美人增色，老妪呻吟则只会让人闭目塞听。西子在遭受病痛折磨，老妪不但抱病还咕哝有声，给人的观感完全不同，这也挺有意思的。恻隐之心从来都不会偏向老人。
埃芙丽尔在想到自己的身体状况时，有时也会想起那位让她信天主教的善良的耶稣会牧师，是他让埃芙丽尔知道，“地狱是因为失去而感到的痛苦”：不是一个去处，而是一个条件。
不过，她应该在变老之前死去的念头，是在几年前的一场危机达到最高峰的时候出现在脑海中的。
那天，埃芙丽尔去埃克塞特的一家药店买东西，在自动扶梯上滑了一跤，背朝后摔倒了。她在扶梯上翻了个底朝天，身体往下坠落，然而左腿还在被扶梯带着上行，等于这扶梯想把她撕开，就像破开竹子一样。埃芙丽尔的头倒在金属楼梯上，她听到一声尖叫，那是她自己发出来的声音，随即她觉得这声惨叫十分丑陋，让人无比痛苦。一名工作人员冲过来按了紧急停止按钮，还有人叫了救护车。
等救护车的时候，埃芙丽尔脑子里浮现出艾略特的一句诗：“那压根儿不是我的意思。不是我的意思，压根儿不是。”
（本文选自《不愿活下去的人：关于生死的特别报道》，略有删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