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诚的合作，难忘的岁月》——曹道衡先生追忆沈玉成先生

沈玉成，1932年生，江苏江阴人，我国著名古典文学学者，中国古典文献学家。195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1958年至1969年任中华书局编辑，参与《文史》创刊。1969年至1974年，在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劳动。1974 年至1980年，任文物出版社《文物》编辑。1980年至1995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历任副研究员、研究员。曾任文学所古代文学室主任，《文学评论》编委，《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副主编等。沈玉成先生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国古典文献学领域有着卓越贡献。沈玉成先生的主要成果有：《左传译文》《左传选译》《韩非子选译》《容斋随笔全书类编译注》等，与曹道衡先生合作的成果有：《文选李注义疏》《先秦六子散文选》《韩非子译注》《南北朝文学史》《中国古代文学家大辞典（先秦汉魏晋南北朝卷）》《中古文学家丛考》等，另外还著有《春秋左传学史稿》（与刘宁合著）等。

我与玉成虽然都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但因我比他高三班，在校时我们并不相识。我1952年毕业后先是被分配到中央文学研究所（今鲁迅研究院的前身），十个月后又转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1954年上半年到了古代组，担任了《文学遗产》编委会秘书。当时任主编的陈翔鹤先生很重视培养年轻人，正在读大三的玉成被选为《文学遗产》的通讯员，负责编辑部与北大之间的联络。我与玉成从那时开始熟悉起来。玉成那个班人才济济，我在编辑部时与程毅中、金开诚、傅璇琮都很熟，他们才华出众，学生时代就在《文学遗产》上发表文章，当时，有谁能想到，在他们风华正茂、正满怀信心地准备踏上学术之路的时候，竟被打成了右派，从此开始了艰难坎坷的二十多年岁月！

我与玉成都曾受业于游国恩先生的门下。上大四时，我们开始做毕业论文，我请游先生做指导老师。游先生在系的资料室开辟了一块地方做研究室，并且开了书目，让我把书目上的书都找来放在研究室，希望我们在里面读书学习。这是多么好的机会，然而我没有福气，刚刚按照先生的书目找齐了图书，系里就叫我下去参加土改。玉成比我有福气，他1955年大学毕业后成为游先生的研究生，一年后改为助教，游先生对玉成很欣赏，也用心培养，l957年上半年，游先生带玉成一同到青岛参加有关文学史的会议。这次会议云集了众多学界大师，而且讨论持续了一个多月，玉成逢此盛会，无疑深得请益问学之乐。如果没有反右那一场灾难，玉成一定会跟游先生一直学下去，也会更多地继承游先生博大精深的学问，然而这在一夜之间就成为他永远的奢望了。

玉成被打成右派后，先是离开北大去了中华书局，从中华下放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回到北京后在文物出版社编辑《文物》月刊，1981年调到了社科院文学所。我当时也是经历了文革中一次次的颠沛流离才刚刚安定下来。所里参加《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编纂，我和玉成参加汉魏六朝部分辞条的撰写，这是我们一同工作的开始。从那时到玉成1995年去世，我们一起真诚合作了十五年，在魏晋南北朝文学这块领域里做了一些工作。这是一段难忘的岁月，今天，玉成已经走了十年了，可我一想起那段岁月，还是历历如在目前。

我和玉成早先都不主攻魏晋南北朝文学，我早年就学于无锡国专，曾受教于童书业等先生，受此影响，我一直对先秦的文史极感兴趣，下的工夫也比较多，写的文章也多集中于此，1959年文学所在何其芳先生的主持下编写三卷本文学史，我参与了魏晋南北朝部分，对这一段文学有所接触，但涉猎尚浅，谈不到有多少体会。玉成才思敏捷，写文章范围较广，但他受业于游国恩先生门下，自然也多留意于先秦文学，此外，他对宋以后的文学也有深入的理解。我们之所以选择魏晋南北朝文学来研究，主要是考虑到这段文学较受冷落。解放前先秦文学比较受关注，而解放后唐与元明清的研究比较热，而魏晋南北朝一段始终冷冷清清，许多基本的问题都没有搞清楚。我和玉成都历经磨难，很珍惜来之不易的安定时光，同时我们都亲身经历了各种政治风潮中政治挂帅、不讲科学实际的恶劣风气，对一味追风逐浪、赶时髦的学风都很厌倦，对浮名虚利也能看得比较淡了，都觉得应该在学术上踏实沉潜，做有价值的工作，在八十年代初那个百废待兴，学术界也日见活跃的环境里，我们一起扎进一个不受关注的冷门，而且从资料整理与考辨这些最枯燥的工作做起，正是基于这样的愿望。从1981年到1982年，我们一同参加《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汉魏六朝部分辞条的撰写。此后，我们又一同点校了高步瀛先生的《文选李注义疏》，由中华书局出版。这部书的底本藏于中华书局，此前我们对《文选》都没有很深入的了解，高先生学问很大，通过点校，我们开了眼界，对《文选》的理解也加深了。

后来在我们关于南北朝的研究更加深入的基础上，我们对《文选》的有关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集中发表在《有关〈文选〉编纂中几个问题的拟测》（《昭明文选研究论文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读〈文选〉札记》（《文选学论集》，时代文艺出版社1992年）两篇文章中。其中的观点，尤其是前一篇对《文选》编纂问题的拟测，虽然遇到了一些反对的意见，但我至今仍自信是有说服力的。这篇《拟测》也是我们合作撰写的第一篇论文。1984年，友人傅璇琮和许逸民约我们两人为中华书局撰写《中国古代文学家大辞典》的先秦至隋这一部分。这一时期作家的数量比唐以后要少得多，所以我们决定每一条都自己动手，而且要求自己尽可能对原始资料搜集得齐备一些，不直抄史传材料。工作着手以后，我们深感这一时期的文学史料问题很多，不经细致的考辨，很难据以立论，于是我们希望对相关史料做全面的考辨，并将考辨的成果在出版时作为“附录”放在书后，供读者参考。傅、许二位先生很痛快地答应了。具体的考证很艰苦，解决的问题多很琐碎，但我们对这一段文学的史料做了一番清理，为今后的研究做了一些基础性的工作。《大辞典》到1998年才出版，而史料的考辨部分，则是经历了一些出版波折，到2003年才问世，即《中古文学史料丛考》。

与此同时，我们又在合作撰写《南北朝文学史》，自1986年底开始全力以赴，到1988年秋天脱稿。文学史该怎么写，我们的看法很一致，就是感到要从基本的文学史实出发，一点点地搞起，从发现小规律，到发现中规律，最后才能上升到大规律。光凭脑子想出来的大规律往往是有问题的。为撰写《大辞典》而做的“丛考”，也对我们有极大的帮助，书中的许多注释，都是来自“丛考”中的内容。这部文学史出版后，受到了学界前辈和同行的肯定，我们也很感欣慰，说心里话，在写书的过程中，我们一直都憋着一股劲儿，要把这部书写好，要把这种从文献与史料中发现和提炼规律的文学史写出点名堂来，我们同心协力，从最艰苦的工作做起，一点也不敢轻忽松懈。如今，这部书虽然受到了一些肯定，但能不能在历史上站住脚，还要接受时间的检验。将来的事，玉成看不到，我也看不到，不过我们曾经对学术共同抱有的信念是不会改变的。

我与玉成这些年的合作是非常愉快的，特别是八十年代，我们两家住得很近，虽不能说朝夕过从，但见面晤谈讨论的机会非常多，玉成认为我比他年长，且他家在六楼，不想让我受跑动爬楼之苦，所以经常是他来寒舍晤谈。我们在一起或论学，或闲谈，乐而忘倦，不觉时光之移。八十年代末，我们都搬了新家，见面不如以前那么方便，可联系还是很多。古人说“二人同心，其利断金”。现在想来，我们合作的日子，也是我们彼此学术上大发展，大有收获的日子。我自己八十年代初在学术上很不成熟，八十年代后期到九十年代初，进入上升阶段，而这一时期，恰是我们合作最愉快的阶段。玉成去世后，我们再也不能合作了，这些年，我虽然还在不断读书写作，可成就是比不上那段时期的。不少学界的朋友也感叹我们竟能合作这么长的时间，而且有这么多的收获。我也很怀念这段岁月。现在想来，我们的合作是因为有共同的学术信念，同时又能极好地取长补短。由于求学阶段都比较努力，我们在专业上都有比较扎实的基础，当然这是就同辈而言，老一辈学者的广博精深是我们不敢望其项背的。而且我们是同学兼同门，都曾受教于游国恩先生的门下，可以算得上是师兄弟。

游先生的治学方法对我们都有很大影响，记得有一次我向游先生请教《诗经》的问题，游先生完全凭记忆为我讲了三个钟点，介绍了从汉至隋一百多部有关《诗经》的著作，告诉我这些书的版本与卷数，其中不少《诗经》的注本，他甚至能一一指出这一本子哪几首诗讲得好，哪几首诗讲得不好，我回去后一一翻阅，竟然无一不合，这件事留给我很深的印象，让我知道了什么叫学问。游先生对《楚辞》的文献也极为精熟，有关《楚辞》的重要著作的版本都了然于心，这也给我很大触动。游先生真是不可及的，但他为学必基于广博与通达，必扎实有据的研究路数，给我极深的影响。玉成在游先生身边的时间更长，朝夕承教，更能体会游先生为学的精髓。我们二人性格有异，气质不同，但在治学的基本观念上十分一致，这也是我们能够长期合作的最重要的基础。

最好的合作应该是互补的，我和玉成在这一点上配合得十分愉快。他曾经对我说，我们两人气质不同，我只有学人气质，而没有文人气质，而他则是学人与文人气质兼具。我很赞同。在合作中，我们也充分地相互取长补短，遇到问题一起讨论，玉成文笔畅达，而且善于提炼和概括问题，对我有很多帮助。写文章时常常是我先起草初稿，他做大力的修改，然后再进行讨论。我们合作的那些文章和著作，完全是共同努力的结果，我招的博士生、硕士生他也倾心培养，在合作的道路上，我们难分彼此，也不曾想过要分什么彼此，完全是没有机心的。经常有学界的朋友对我说，像我们这样的合作，再也找不出第二个。这话是过誉了，但我内心真是很怀念那段真诚合作的岁月。我们两人都饱受流离坎坷之苦，改革开放后才能坐下来安静地读书，所以都对工作充满希望与信心。那段时间，我们的收入都很低，许多必备的书籍资料都无力购置，我的一些书是借来手抄的。后来进行史料考辨，条件也十分艰苦。这样的境况，很容易让人耐不住寂寞。然而我们没有却步，没有去追求浮名浮利，而我们彼此的相互支持与勉励，显然是很重要的，而这也许是许多单单看到我们的文章的朋友所不能体会的。

玉成去世后，我失去了真诚的伙伴，虽然对魏晋南北朝的文学思考了许多年，还是有许多问题让我困惑，可是，现在我只能一个人来想了，再也不能和玉成去商量，我是多么希望再和他讨论啊，然而这只有等来世了。愿老天让我们下辈子再碰头，再让我们合作，再谈谈那些我们曾经反复讨论的问题。

原文来源：沈玉成著《沈玉成文存》，第531-536页，北京：中华书局，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