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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录】十八岁的夏天

三色堇吴幼坚 2023-12-01 10:03:51 广东

题图 76岁阿坚2023年11月23日傍晚远摄广州东山湖公园九曲桥。

1964年发生的时政大事中，让我这样的高中生兴奋的，首先是1964年6月11日至29日，中国共青团九大在北京召开。广雅中学团委书记李宝辉出席盛会，回校后传达九大精神。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在工作报告中提出，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是全国青年所面临的历史任务。1964年12月20日到1965年1月4日，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举行，周恩来在会上向全国人民宣布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任务。从此我们脑中有了“四化”这词汇，但未能直接建设祖国，在迎接高考阶段，要“一颗红心两种准备”。

那几年，知识青年的典型名扬全国。

1958年，天津的邢燕子17岁初中毕业。她父亲在天津某厂当副厂长，而她回到老家宝坻县农村，带领女团员组成“燕子突击队”。突击队白天砸厚冰结网打鱼，晚上打苇帘子，增加集体收入，还种下高产麦，向荒洼要粮。1960年《人民画报》第20期封面是邢燕子彩照。同年人民日报发表长篇通讯《邢燕子发愤图强建设农村》。

1961年，江苏的董加耕高考每科都超过96分，原本是可以去北京大学深造的，可他却回乡务农。1962年8月的《新华日报》刊登了董家耕事迹，之后，全国多个媒体转载。1964年3月20日《人民日报》社论号召，学习董加耕，“一颗红心、两种准备“。

邢燕子、董加耕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1964年12月26日是毛主席71周岁诞辰，在周总理主持下，用毛主席的稿费在人民大会堂设便宴祝贺。“三届人大”的十几位知名人士应邀出席，邢燕子、董加耕也在其中。周总理把他们安排在毛主席的左右两侧。席间，毛主席与他俩亲切交谈，为他俩夹菜助餐。此殊荣见诸报端，人们认为知青受尊重，上山下乡是光荣的。

广东也有本地知青典型。陈国基祖籍顺德，祖辈去非洲一个法属殖民地国家创业，生活条件优裕。1955年陈国基回国，入读广东华侨中学。1961年高中毕业时响应国家号召，到珠江农场锻炼。虽然现在上网查不到陈国基资讯，但当年他的事迹传遍大江南北，成为爱国知识青年的模范。

我升高三前已做好考不上大学就当知青的准备。自己各科成绩中上，文科较突出，估计能考上大学。万一失手考砸了，就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呗。我怕进厂与机械打交道，不想当工人而愿当农民。离开城市到农村劳动，一定有种种不适应。不过风华正茂，满腔热血，什么也难不倒。我想，如果考上大学，今后有寒暑假，若考不上，工作后恐怕难请长假。大姐曾在寒假里上北京看望读北航的未婚夫，我恳求父母也让我去趟北京。他俩与方方苏惠夫妇联系后同意了。

我十八年来第一次出远门。买的是硬座票，夹在两位男乘客中间很不自在，离对面的三人又近，眼光不知落到何处。幸好那时社会风气挺淳朴，与人相处没那么多戒心。乘客们在谈天说地，我时而看书，时而望风景。每逢停站时间稍长，就有乘客下月台走动，洗脸、刷牙，买食物，而我生怕耽误上车，一次也没下去，也没去过餐车，只买推车送来的饭菜。夜里，车厢安静下来，左右的男人不知不觉靠在我肩上，对面也响起鼾声。我尽量挺直腰杆，断断续续地打瞌睡。两天两夜旅程结束时，腿脚都肿了。偏偏不凑巧来月经，裤子染红一块，临下车匆匆去厕所套条裤子遮挡。

婴儿时期的我曾在香港方方苏惠家寄养两三年，那时方伯伯任中共华南分局负责人，苏惠阿姨也是老革命，培养我母亲入党。夫妇俩对我父母、对我都很好，我去北京如同看望家人。方伯伯派人在出站口接我，白纸上写着：“接广州来的吴幼坚”。方家大小还在香山度假，晚饭前才能回来。我到家痛快洗澡，吃完一大碗面条，酣睡了一下午。“姐姐！姐姐！”朦胧中有人叫道，我睁眼便问：“做乜嘢（粤语：干什么）？”床前的小妹笑了。我压根忘了自己已从广州来到北京。灯下，方伯伯苏阿姨小妹小弟等围坐一桌，正等我这广东小老乡入席。

晚饭后，我和方家人在客厅聊一阵。二哥从北京戏曲学校回家，初见来自广州的我。他坐在我旁边，用水果刀灵巧地削苹果皮，再用刀尖插着苹果递到我手边。我第一次受男生如此款待，不禁对二哥多看两眼。已婚的大哥也回家看望父母，顺便认识一下老战友的二女儿。当晚我迫不及待要去天安门，读初一的小妹带路。我俩从北新桥坐公交车来到天安门广场，那儿灯光不亮，游人不多，十分安静。夜幕下，天安门城楼凸显出沉雄的轮廓。

第二天清晨，二哥在院内吊嗓子，练功，我出去看了一会。他练完进我和小妹睡的房间，从书架抽出一本小说，问：“这书名怎么读？”我逐字清晰地念道：“三辈儿。”“不，儿字应读成儿化音。”他做了示范，我跟读两遍。我们在广州讲粤语，普通话不标准，卷舌不卷舌，儿化不儿化，都弄不清。他父母原籍潮汕，能听会说粤语，儿女在北京长大，普通话标准，粤语反倒不会，我在北京只能讲普通话。

上午小妹和二哥陪我再到天安门广场，拍了几幅照片。碧空如洗，阳光灿烂，宽阔的广场宁静安详。白天，天安门城楼的中国风格特别明显，正如小学课文所描写的“红墙黄瓦，高大美丽”。我抚摸着金水桥，仰视着华表，还瞻仰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参观了历史博物馆和军事博物馆。展品中有一面五星红旗，毛主席曾在开国大典上按动电钮，让它缓缓升起。我久久地凝视这面国旗，想着，是烈士们的鲜血染红了它，染红了红领巾，染红了团徽……

那时候脑里没有旅游这概念，上北京主要是汲取政治养分。我每天上午参观，下午做功课，晚上写日记。颐和园、天坛、地坛、天文馆、农展馆……逐一去看。方伯伯任中央侨务委员会副主任，苏惠阿姨是中侨委某司司长，方家住的院子离中侨委很近，苏惠阿姨带我去廖承志主任家做客，看望他母亲何香凝老太太，端详她画老虎的原作真迹。阿姨还购票让我跟随港澳旅行团，数天内参观了几个景点。在人民大会堂会议厅内，仰望穹顶，只见盏盏明灯环绕正中巨大的红星，我知道红星象征中国共产党。我十八岁生日那天，请李宝辉老师做入党介绍人，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今后要接受组织考验。旅行团安排登长城，港澳同胞远眺壮丽河山，我内心和他们一样激动。可是我谁也不认识，团友不知道我的身份，没人敢和我说话，我也没请谁帮我照一张相，只好把感想全留到晚上，写进日记里。

方家院里有高大的枣树，勤务员用竹竿打青枣下来，吃着爽脆清甜。厨师在院内种了豆角，除了炒豆角做菜，方家还用蒜蓉炒豆角叶，或豆角叶滚肉片汤，据说在潮汕乡下常这样吃。另外我爱吃的是子姜泡在醋里，酸甜带辣很开胃。方伯伯工作忙，没太多时间和我说话，苏惠阿姨很慈爱，常问我吃得习惯吗？玩得开心吗？她夸我：“幼坚，你带一个提包来北京，替换的衣服倒不少，很好看。”我说：“夏天衣料薄少占地方，带六七件就能一周不重样。”她还说我生活有规律，参观游览、看书做作业、写日记都安排好，难怪父母放心让我在北京待二十天。她提议我和二哥一帮一、一对红，“你们先通信交流，等你明年考上北京的大学，放假就回来吃住，像自家孩子一样。”我说好。

离开方家那天早上，我向方伯伯苏惠阿姨告辞，带着一竹筐新鲜青枣，提着挎包走向院门。“幼坚，等等！”苏惠阿姨喊住我，不舍地端详，双手抚摸我的脸，叮嘱：“努力学习，争取考到北京的大学啊！”我十八岁了，妈妈早已不再这样表达柔情，阿姨的动作、眼神、话语，我都记住了。“苏惠阿姨，再见！”小妹送我去火车站，我俩都相信，1966年秋我会再来她家。

在北京住了二十天，写足二十篇日记，直到坐上返穗的列车，我仍在总结此行的收获。乘客见我一个年轻姑娘，在小桌上摊开本子写着，都感慨说你真用功，旅行也不忘做作业！我答不是作业，是写日记。一位男生走过来，问我是哪个学校的，我说是广雅的，开学就高三了。他自我介绍是中山大学的，还征得我同意，翻阅了几篇日记。

列车到达广九车站，我出站去坐三轮车，车夫问：“去边度？（粤语：去哪里）”我竟愣了一阵，才用粤语答：“去法政路。”整整二十天没说粤语，刚把普通话说得流畅些，又要生硬起来，等明年去北京才重新熟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