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勒内·凡尔纳与物质的顽固性

让-勒内·凡尔纳与物质的顽固性

作者：Maya B. Kronic

原文链接：http://readthis.wtf/writing/jean-rene-vernes-and-the-obduracy-of-matter/

关于甘丹·梅亚苏之偶然性思考的史前史的笔记

让-勒内·凡尔纳的《帕斯卡-休谟原理与物理科学的基础》

我们可以从对 "相关主义 "的批判中一个似乎已被普遍认同的面向开始：它完全无法解释世界诸物的 "抵抗"，不仅是它们彼此之间的抵抗，也是对我们思想的抵抗（见下文，"对象的幻象"）。按我的理解，凡尔纳正是将这种抵抗本身识别为 “物质”，并在他的著作中详细描述了休谟未能在理性哲学中为“物质”留出适当位置的后果。凡尔纳将现代哲学对科学的排斥的根源，定位在休谟对“他的”因果关系问题的解决方案中。显然，休谟的方案揭示了我们对物质的假设缺乏理性基础，故随即导致哲学将自己的角色重定义为解释知觉的联结——无论是在 "现象学 "还是 "经验主义 "的名义下——从而致使哲学不可避免地偏离了关于 "真实事物 “的科学，后者与“唯物主义假设”不可分割。这种偏离被认为是现代哲学理性的建构性胜利，这对可能反对相关主义的人来说是个苦恼的问题——毕竟，他们难道不是必须同意休谟已经证明了因果关系缺乏理性基础吗？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摆脱其致命的后果？凡尔纳此书最强大之处在于，他认为这一问题无法通过否认休谟的推理来解决，我们必须重新配置我们关于“理性”的模型本身。

凡尔纳这本书的基本论点不仅在于我们的“常识”观念（与物理科学工作的假设相同，即存在某种与人的意识相独立的物质）最终是正确的，还在于这种观念能够以理性作为基础。凡尔纳认为，物质不存在或可能不存在的信念在哲学中的存在乃至于主导地位之所以令人不安，与其说是因为它与常识相悖，不如说是它与科学的世界观不相容。凡尔纳展示了休谟和康德是如何对常识实在论，以及这种实在论对物质存在之信念，展开富有思辨性和创造力的批判，又是如何在一个关键问题上陷入困境，从而未能建立起正确的“思辨实在论”——在思辨实在论中，物质被问题化了，但却毋庸置疑地存在。凡尔纳着手弥补论证中缺失的积极部分。他并非打算反驳休谟的论证，而是要说明休谟本人从他的论证中得出了毫无根据的禁止性结论，而康德又深刻地强化了这一结论。

事实上，凡尔纳声称，正是在康德解决休谟问题的过程中，“以摒弃物质为特征的现代哲学诞生了。它恰恰诞生于 1781 年，也就是康德发表《纯粹理性批判》的那一刻。”在哥白尼之前，人们相信地球和人类处于宇宙的中心。哥白尼革命的伟大之处在于，他用’客观概念’取代了这一信念。而在康德之前，我们认为是物质客体的属性决定了我们感知的秩序，而康德却采纳了休谟对他自己关于因果性之批判的错误理解，从而最终“把规律的必然性从客体转移到了主体身上”，结果，我们经历了“两个世纪的与科学在形式上分庭抗礼的奇怪哲学”。

用一种理性唯物主义取代常识实在论和哲学怀疑论，意味着对理性本身进行重构。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剔除逻辑、因果性和必然性之间所谓的基本联系：“我们必须摒弃古典思想以几何学为模型所形成的僵化的理性概念——这种概念将我们引向顽固的决定论——而要相反地引入一种与演绎理性并行不悖的偶然理性”。凡尔纳的主张是：”物质的实存并非如休谟非常正确地指出的那样，从因果性原理中导出。但借由同休谟凭以摧毁因果性原则的那种信念相当的确定性，我们可以重建物质的实存。”

想象一下，你，一位聪敏的苏格兰哲学家，穿越到了 17 世纪的法国，渴望沉浸在巴黎赌馆的阴影世界中。你到赌馆后四处闲逛着，有人正在玩一种使用小方块物体（骰子）的游戏。由于不熟悉这种游戏，你趁人不注意，偷偷地检查了其中的一个骰子；观察了它的六个等边、等大的面。你认为没有任何理由相信它会落在某一面而不是另一面，于是你根据经验判断，这六个数字中的任何一个都是同样可能的。在获得这个知识后，你信心满满地加入了游戏，但二十个回合过去了，你的骰子每次都掷出了“1”，这显然让同局的老手们感到好笑。你于是面临着两个选择：（a）大声抗议，宣称这里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在作祟，并要求把骰子解剖开以确定它是否被“增重”；（b）得出结论，既然你的假设已被证明是无用的，而且人们显然无法先验地知道这种游戏的结果，那么你仅有的选项就是要么全身心地投入，一丝不苟地记录你看到的每一次投掷结果，要么带着你的钱包溜之大吉。

凡尔纳这本著作的基本论点是，这道选择题处在对理性本质的误判的根源，这一次误判的结果统治了我们数百年，并且遗留下了后-康德主义对物质实存的所有怀疑。简言之：如果休谟玩的是骰子而不是桌球，他就不会从“他的”问题中得出利于经验主义的结论，因为这一问题完全是理性的问题。

这个著名的问题在《人类理智研究》中被宣诸于世，休谟采用的例子是桌球。我们无法先验地判断一个球被另一个球击打后会发生什么。任何数目的不同结果都是同等地可以设想的。而由于除了可设想性之外，没有什么东西能合乎理性地限制可能性，因此，我们就无法为因果律提供一个合乎理性的基础。这就是说，因果律必须只能从经验中得到。

凡尔纳观察到，在论述因果律的理性不合法性时，休谟不仅打破了潜藏于知觉的不断结合背后的先验因果关系，还拒绝将知觉自身归附于某个被隐设的物质。休谟的解决方案扭转了受因果律（现在被认为是非法的）支配的独立物质与我们的知觉之间的演绎链。至此，可能给予我们那些潜藏的、被因果地连接起来的物质之观念的，只有经由经验的知觉的串联。这些观念永远无法被理性地建立起来。

至少可以说，凡尔纳对休谟方案之后果的描述是戏剧性的。事实上，他将它描述为“哲学史上最重要的革命之一”。如果我们逻辑地考虑，而不是历史地考虑，那么这一方案会立刻导向科学对“超越”的谴责：“超越”假设了一种不论是理性还是现象学都无法支持的物质。哲学正是从此刻开始将物理科学的理论部分视为非法的，也因此，科学理论被认为只能在一个实用主义的、工具性的立场上代表这些科学：这正是海德格尔对技术和科学霸权的“批判”的根源，它基于哲学与世界更深入的接触。然而，如我们所知，哲学同样被剥夺了解释事物“如何”行为的方法，哲学和哲学的表现必须回撤到一种仅是“对我们”的沉思——这是统治了二十世纪哲学大部分哲学的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式的沉思。

凡尔纳肯定了休谟这一对因果性的判决（它毋庸置疑是理性的，但同时也是灾难性的）的不可撤销性。相反，凡尔纳希望能回到这一判决所发生的场景，从概率论中寻觅一种原理来补充休谟的论证，从而提出一个拓展的理性概念。因此他建议，我们不仅要消解理性和物理世界之间令人恼火的关系问题，同时也要让科学和哲学重归于好——唯物主义假设是科学的必要条件，但哲学却不信任任何超越了直接表象或是理性力量的事物。

休谟的操作首先是把因果性化约为直接的证据：始终跟随于某些特定知觉其后的特定知觉。因此，对因果性的分析就得从这些“意识的所予”开始。这种操作的结论就是，我们没有任何理性基础去期望这些始终跟随的现象会一直持续到未来，根据理性，对被击中的桌球而言，一切可思的结果都是同等可能的。休谟最后承认了理性和经验之间的本质矛盾，将因果性的领地（因而也包括物质的领地）割让给了经验：关于那些曾被我们视作是实在物质的东西，它们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和我们的知觉之间的关系，都不再是先验的了。

于是我们能看到休谟的独特站位：他在我们对世界的理性理解上取得了深刻的突破，同时也是经验主义，或许还包括现象学，的先驱者。但这一站位也是悲剧性的：他在意识所予的基础上进行了完美的理性演绎，以表明我们对世界秩序的理性理解中，最重要的那个原则是站不住脚的。是什么出了问题？

凡尔纳的回答是，休谟把分析的第一个时刻——一切可想象的结果都是等可能的——理解为一种消极结论，理解为一个向经验屈服的信号。但事实上，这一时刻是一个十分关键的、积极的理性觉知。当然，对休谟来说，一切在此刻也都是悬而未决的：如果在被击中的台球的所有可能结果当中，有任何一个是比其他先验地更可思的，那么这一“问题”也就不复存在了：这种情况下，事物的物理秩序可以被理性识别。但是，在确定了这一个重要事实后，休谟却消极地理解了它，以至于没能从他的问题里得到正确的结论。

康德让问题变得更严重了。他肯定了休谟的批判，但似乎却依旧找到了因果性的坚实基础。后来的哲学家们热情地采用了康德方案，而没有考虑到其内含的重大代价：因果关系只有属于认知主体、从而剥夺了任何独立实在的物质对象之后，才能挽救自身。实际上康德——再次以无可挑剔的理性——普遍化和无限化了休谟的“消极”观察：我们不仅没有理由认定被击中的桌球会有何种结果，我们甚至也没有理由相信被击中的桌球在下一秒还会继续是桌球。从休谟的例子到康德的例子中，这一激进化的过程再明显不过了：后者提出了著名的朱砂论证，“朱砂有时是黑的，有时是红的，有时是轻盈的，有时是沉重的”，人们“这一时刻变成一种动物，下一时刻又变成另一种动物”。康德把一切物理情况下，所有可能的、可思的结果域拓展到无限。这一操作似乎在更强烈地召回一种因果性原则，来弥合可思性和实在之间的沟壑，但却从未否定休谟的论证——不可能在纯粹逻辑的基础上提供关于因果性的证明。

如此，将事物的可变性延伸到其客观性，康德推论出了实体和因果性之间的互惠关系：如果没有因果性原则，也就不会存在任何实体，经验把握不了任何东西。众所周知，康德随后使用了两路先验演绎来论证因果律的必然性，论证因为连贯的经验显然是可能的，从而因果性原则应该在事实上（而非出于理性）被定位在意识的构成当中。它是先验的，因为它对一切经验来说都是必要的。

即便休谟已然摆脱了他的原始理性主义，并承认因为理性无力对因果性原则作出先验规定，我们必须只依靠经验——这是经验和理性之间的疏远。但对康德而言，经验本身必须和可思之物相符合，因此他拒绝回退到“习惯”，而是引入了一种人类学先验，在不背叛休谟的论证的前提下，满足了因果性原则的要求。

凡尔纳对康德之伟大才华的敬意不亚于休谟，也正是凡尔纳对康德之贡献所做的褒扬，将我们带向了这本书的核心论题。正如《纯粹理性批判》出版后几乎立即有人指出的，康德的方案犯了乞题谬误，或者仅仅只是给出了一个问题的反向陈述（一个令人难忘的时刻，是尼采如何讽刺康德主义的这一倾向：“通过一种官能”进行病态的发泄来解释理性的所有能力）。这或许是对的。但凡尔纳认为，康德所意识到的，以及使康德方案得以超越休谟的决定性的一步，是：尽管休谟也在追问为什么可思之物（纯粹的思考）和实在的经验（纯粹知觉）之间存在矛盾，但休谟已经向诉诸于纯粹知觉的经验主义臣服了，而康德却从中认识到，没有纯粹的知觉——就其已经具备了秩序而言，就其已然从纯粹思考的“理性混沌”中偏离而言，经验总是已经被能解释这一偏离的“其他什么”所渗透了。

但现在，康德已经被休谟对独立物质之假设的拆解所深深影响，以至于他没有认可这种“其他什么”实际上就是物质，相反，他拒斥了这一常识信念，并不得不将这一“其他什么”降格为理解力。因此，尽管康德设法进一步探究这个问题，他在认知中所植入的因果性，仅仅只是和其他现代哲学一道构成了休谟的失败。

休谟曾在他的方法中拥有一种“新理性”，本可在不承认理性的失败且不坍缩为经验主义的前提下建立因果性原则；同样的，此种“新理性”的发展本可以阻止康德内化因果性原则，进而阻止他否定独立物质对象的假设，阻止他强化相关主义立场并走向使得科学、哲学分叉的灾难性道路。在此，我认为凡尔纳和梅亚苏是同路人：休谟的“虚拟理性主义”只是通过它的放弃而成为我们所熟知的经验主义，但在整个现代哲学中回响的、我们可以称之为思辨实在论的“奠基失败”的东西，却具有一个纯粹偶然的前提。按凡尔纳的说法，阻止休谟看到这一点的纯粹只是它使用了错误的例子，他未能用赌徒的心理来解决“他的”问题。

那个最老套的物理实验为凡尔纳的方案提供了开头：如果我们，像阿基米德那样，有两个外观完全相同的皇冠，并希望找到哪一个是纯金打造的，哪一个是用镀金包装的，我们只需要进行称重。称重操作使我们发现它们具有不同的重量，使我们面临着超越我们的知觉的一些“什么东西”，这个“什么东西”是需要被解释的。根据凡尔纳，这本身就驳斥了康德主义的解释：差异不是在我们的理解力中被寻到的，因为对这两个皇冠的知觉完全一致；差异属于一个仍有待被问题化的“其他什么东西”。如果我们愿意，我们就可以切开这两个皇冠，在它们里面就有一个明显的差异被揭示出来，这一差异能够解释重量的差异——但当然，我们可以继续询问为什么金和铅这两种物质具有不同的重量，从而继续这一过程。这个看似平庸的程序为凡尔纳提供了一个唯物主义探究的典型例子，也显示了在其中遭遇一个问题化的“其他什么东西”的本质重要性，这个“其他什么东西”无法简单地被知觉或理性，以及如充足理由律（要求一个那个“什么东西”的原因）之类的东西所解释；它们的结合导向了朝向物质的思辨性飞跃。

而凡尔纳指出，对一个严格的休谟主义者而言，这种经历——两个知觉上完全一致的对象却表现得截然不同——足以引发经验论者的怒火，他们会在一切物理科学开始前就终止所有物理科学——可思物无法和实在相一致，因而也就不能作为通向实在的指南。我们能做的一切，就是无休止地对皇冠称重。

但是，凡尔纳问，“怎样的关键实验能消除此证明中的所有可能质疑？”——换言之，使我们相信物质存在假设的理性必然性？

现在，凡尔纳转向了帕斯卡的概率论。理论最初是在类似于阿基米德皇冠的实验中发展起来的，并最终将揭示休谟方案中第一个时刻的积极意义。

一位赌徒朋友请求帕斯卡计算他赢得骰子游戏的概率。帕斯卡推论道，如果是一个恰当制作出来的骰子，其每一面朝上的概率都是相等的。凡尔纳认为，这本质上代表了一种与经验无涉的先验信念（帕斯卡本人不是玩家），是一个关于骰子的非显性物质结构的积极声明。帕斯卡的原则是，一切同等可思的都是同等可能的。并且，在大量抛掷骰子后，这一假设可以被经验所证实，因为骰子的每一面确实出现了相同的次数。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投掷另一个骰子——它表面上和前一个骰子是相同的——同样多次数，但大部分情况下却是“1”朝上，我们就会遭遇到可思之物和实在之物之间的差异，并因此设定一个超出我们对骰子的直觉之外的“什么东西”——可思之物和实在之间的矛盾，迫使我们怀疑骰子是“负重”的。

对凡尔纳而言，这个实验代表了真正的“物理理论基础”，因为在“展示了此种情况下（一种经验法则自然地从事物被假定是已知的本质中产生），它强化了一种信念，即即便我们不知道此种事物的本质，我们也能做到。”也就是说，经验中遇到的事情，可以通过概率运算来先验地识别。换言之，尽管我们之前对因果律，因而也是对实体、对独立物质本身的信念可能来自经验、习惯或进化的必要性，但按照帕斯卡的原则，这种信念头一回可以被理性地奠基。让休谟对此视而不见的，是他未能如赌徒那般思考——就给定结果被获得的可能性而言，也就是就概率空间而言——他仍然以经典理性的方式进行思考，假设唯一可行的理性是必然性而不是概率性。

正是因为帕斯卡选择了赌徒的例子，他没有得出一个消极的先验陈述（没有办法从众多结果中选出某一个来），而是有能力得到一个完全积极的陈述（所有结果都是同等可思的，因而也是同等可能的）。因此，他挫止了向经验主义或先验主义的衰退，而是凭着先验概率原则建立了理性物理学的可能性。

秩序是可思性的障碍：经验，只要是有序的，就可以说是如同被“负重”的骰子一般——有着超越可思之物的“其他什么东西”，以使得实在偏离了可思之物。但对休谟来说，这种表面上是莫名其妙的经验的“负重”，如同骰子的负重一样，是放弃理性的信号，且直接将本质和经验单独联系起来（译注：此处疑为作者笔误，将本质和经验单独联系起来的应为休谟）；而对康德而言，他明白经验从来不是“单独”的，但却无力重新激活对物质的常识信念，而是相反地将“负重”归于认知主体。对帕斯卡来说，不可决定性首次成为一个积极的理性命题，是概率运算的奠基性命题，通过它，我们首次能够先验地获得一些宝贵知识，关乎那些顽固地独立于我们的“物质”。

这个定律对物理实验是必要的：如若我们把物体自由落体实验结果的“负重”归结到我们理解力的构造上，那这就立刻排除了任何物理理论的可能性。然后，这样一种物理理论，经过宏伟的阐述后，足以让科学家预测同一物体在月球上的自由落体速度——这一预测甚至发生在经验可验证之前。简言之，如果凡尔纳能说服我们这一原则的有效性，那么基于帕斯卡原则（这一原则是他的思辨性努力）的物理理论的奠基就可以避免我们所熟知的所有“相关主义”的灾难性后果。但如若不然，我们就无法理解在我们经验无法触及之处，科学预测的准确性从何而来（当然包括“前先祖现象”）：

“如果我们拒绝所有物质的实存，我们就既不能给出对我们观测到的事件的任何解释，也不能给出对未来事件的任何预测。”

似乎这一切仍处于要求的领域（因而也就是充足理由律的领域）。但凡尔纳的最终目标是重新配置因果性、充足理由律和先验推理之间的关系，以便最终说服我们相信帕斯卡-休谟原则的有效性。

在假设因果推理符合几何必要性时，是“经典理性”向其中注入了必然性的要素。因此，我们有了一个先验原则：不可思之物是不可能的（例如有四条边的三角形）。几何的必然性，移植到物理世界中变成了因果性原则，这是笛卡尔理性动力学中的首要议题，这种动力学中必须要设定一个神秘的“动量”。这种神秘的动量在充足理由律中，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升华”成了对理由的要求；并且，仍然以几何为模型，此种要求能被满足的唯一途径显然是经由一种必然性。因此，物理决定论的设定直接来源于“经典理性”的配置：充足理由律是最首要的；类似于在思想中被几何定律所满足，它在物理现实中被因果性原则所满足。休谟将这一三位一体掷入混沌，因为他意识到因果性原则远非不言而喻的或是由神圣意愿所保证的，它只是一个假设，并因此无法满足充足理由律的要求。康德通过倒转关系项来消解这一危机时刻，以至于最后是充足理由律为因果性原则辩护，从而将必然性的根源安置在理解力的法则当中。

凡尔纳认为，先验概率原则——即同样可思的就是同样可能的——本应取代充足理由律，前者作为至高的理性原则，应能同等地适用于思想和物理现实。充足理由不会在必然性（如我们所知，在休谟之后这种必然性便无迹可循了）中被找到，而是只能在先验的概然性中被觅得，这就打开了合理理性的可能性了。

但是，这个先验概率原则是合法的吗？对理性主义者而言，它是合法的，因为我们可以从骰子游戏里看到，这一原则就是直接证据的表达。而对这一公理的理性确证可以从如下观察中找到：我们没有其他方法能解释随机事实了。

这就是说，如果有几个事件，它们同等地先验可思，那么就不存在任何一种合乎理性的方法能质疑他们的同等可能性。不过，反复的经验有可能会向我们表明它们不是同等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发现了超出我们对事件的知觉本身的“其他什么东西”，我们必须对此进行解释（但经验不会教会我们这个原则本身；它纯粹是一个理性思考的先验原则）。

凡尔纳的重配置可以更加激进，他表明甚至几何原则也臣服于先验概率原则：我们需要几何证明，是因为任何如勾股定理这样的几何定理，对我们似乎都不太可能。我们可以思考到其他许多可能性。充足理由律——在经典理性中，通过必然性模型来支配逻辑和实在理由——在这一新的理性模型中被证明为先验概率原则的衍生物。同样，逻辑必要性背后的基本假设，即不可思之物是不可能的，也被化约为这一更加有力的原则的一个特定形式。

凡尔纳分析的一个最后但仍很重要的结论是，这个重新配置过的理性模型在解释量子不确定性上没有任何困难：这是一个使规则显现出来的例外。实际上，凡尔纳认为，物理学在哲学上是可质疑的这一事实是物理学自身蓄意保持的：作为物理科学的典范实验，如休谟的台球，它们遮蔽了而非显现了先验概率原则的真正本质，因为它们是非-随机事件：这是构想帕斯卡原理的想象障碍。因此，我再一次强调，如果休谟选择了赌博而不是桌球，那么西方哲学史就会变得截然不同：休谟的失败主义代表着一种想象力的失败：他无法从概率的事项上进行思考；他未能找到他的问题所要求的那个“思想形象”。因此，他没有实现理性的再配置，即没能用先验概率原则的概然性要求取代充足理由律的必然性要求。只有前者才为物质的被发现提供了合理基础，使得我们超越“经验是负重的”这一纯粹观察，而发现这一“负重”背后的无限复杂本质：

“于是我们得出以下结论：物质存在的确认是先验概率原则的结果，而不是我们长期一直相信的因果性原则的结果。不承认帕斯卡原则是理性的基本原则，无疑是我们对物质存在之怀疑的罪魁祸首之一。”

我相信这里也同时设定了一个理性主义论点，即认为问题化-思辨论者和唯物主义者之间是不可分割的；此外，凡尔纳认为，这种方法不仅修复了哲学和科学之间的裂痕，还特别适用于当代的、不确定的科学。

上述所有在我看来，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梅亚苏在《潜能与虚拟》中的论证的新的视角。梅亚苏的这篇文章实际上是和凡尔纳针锋相对的一个论证。凡尔纳认为，将所有物理理性化约为必然性无法解释任何机会性；后者要求一个关于一系列“掷骰子”的因果独立性的解释（译注：即骰子投掷结果不被必然决定，而是在因果上是独立的，服从于先验概率原则）；这是只有帕斯卡原则才能满足的：帕斯卡原则因此以“偶然理性”补充了“必然理性”，从而使理性完善了。但对梅亚苏来说，帕斯卡的演算无异于背叛了休谟方案所为我们打开的混沌。梅亚苏认为，虽然概率推理可以应用于现实世界，但就休谟问题而言，一切实在状况的所有可能结果都是超-有限的，这禁止了概率推理的使用。简单来说，梅亚苏破坏了休谟和帕斯卡原则之间的一致性，他认为后者所提出的概率演算，只能适用于已经总体化为一个情况集合（骰子的六个面）的现象，而不适用于所有可能宇宙的可思集合（确切的说是不可思的）。因此，根据梅亚苏，休谟并没有如此误认为他的方案未达到其最激进的结果：梅亚苏指出，从休谟认为仅仅是消极的和限制性的方案中，我们能够获得一个积极的理性结论，使我们得以不同于凡尔纳那样地来补全理性：凡尔纳认为对休谟/帕斯卡的重新配置能为物理科学建立新的合法性，并修复哲学和科学之间的分裂，而梅亚苏则认为休谟的方案解决了哲学唯物主义中的后-伽利略分裂（即“万物有灵”和“取消主义”的分裂），并理性地合法化“虚无的入侵”。

这里有两个问题：我们不仅要检证梅亚苏的推理是否成立（在考虑过凡尔纳的工作之后，我们更有能力这样做），也要检验其动机：当概率被提出作为物理科学的理性基础之后，梅亚苏还要坚持保留一个“真正的机会性”的“超自然”地位吗？还要寻觅一个超越了概率的混沌吗？

作为结尾，我认为我们必须辨识出梅亚苏和凡尔纳之间的根本差异：事实上，无论梅亚苏的论点如何在思辨上是大胆的，它似乎并不出于为物理科学奠基的承诺，也不是为了思辨实在论的图景，而是关乎一种道德秩序的预感。只需说，在不服从于任何计算的“真正危险”的意义上来说，梅亚苏对帕斯卡赌注的拒斥可能是巴迪欧的保罗主义的一部分（巴迪欧是侯麦的两个对立角色的扬弃：一面是发现了帕斯卡概率性之基督性的“空无”的天主教数学家（译注：或许典出耶稣清空自身），一面是发现赌注对革命是不可或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

如果哲学中关于反-实在论的这整场剧目，是英国人不怀疑他人体育精神的命定结果，又如果唯一确定的补救方式是将更多的卡牌游戏引入哲学，那么，我们应该对凡尔纳的存在倍感高兴：他不仅是一位哲学家，也是一位世界著名的桥牌专家（以其发现的总技巧数定律而闻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