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答客问
12月15日晚，在成都线下做了一场「儒家思想史上的《中庸》」分享，分享结束后，回答了现场听众的一些问题，个别问题现场没有回答，现在整理成文字稿，一并回答。
问：日常生活中，如何实践「中庸之道」、如何在某一件事情当中把我「中道」的分寸感？
答：关于「中庸之道」，我前面已经讲了，二程、朱熹的解释基本上是没问题的。「中」就是不偏不倚、无过不及，「庸」就是平常、日常。所谓的「中庸之道」，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实践「不偏不倚、无过不及」的道。这件事听起来简单，其实很难。怎么说呢？孔子说，「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颜回这么好的仁，也只能做到三个月不违仁德，其他学生，也就只能做到几天或个把月而已。孔子的道，是要求学生「颠沛必于是，造次必于是」，也就是时时刻刻、终其一生都在努力的。这当然很难了。其实，毛泽东也说过类似的话，做好事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
至于你说的一件事情中如何把握「中道」的分寸感，我觉得这件事在今天很难。有几个原因，第一，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今天社会的复杂程度，已经远远超过古代社会。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的大儒经常说一个词，叫做「见道分明」，什么叫「见道分明」？就是遇到事情，立刻知道分寸感在哪里，立刻能判断这件事情的是非曲直。但是今天，这个社会的复杂程度已经远远超过了古代社会。比如在美国以及广义的现代社会，关于是否能够持枪、女性是否有堕胎的自由、同性是否可以结婚、是否可以有偿代孕，都具有巨大的伦理争议。这些事情并非「见道分明」可以立刻判断是非对错的。这些事情经过政治哲学家、伦理学家、宗教学者，以及广泛的公众参与、辩论，都没有形成统一的共识。在缺少共识的情况下，你说不偏不倚、无过不及的「中道」在哪里呢？
第二，古代社会，无论中西，基本上是以小共同体或大共同体为本位的，而现代社会是以个人为本位的。这是个非常重要的区别。所以，发端于小共同体本位、贵族社会晚期的儒家，有些说法的确和现代社会是不兼容的，比如孟子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个话放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会特别刺耳。现代社会，生育是个人的事情，生不生孩子、跟谁生孩子、什么时候生孩子，都应该由夫妇本人决定，而不是他们的父母给他们施加道德压力，更别说由上面决定你只能生一个或者号召你多生。人是目的，不是手段，但更不是韭菜。儒家要适应现代社会，有些观念的确需要调整。
关于生育问题，有一个现象非常值得深思。那就是广义的中华文化圈，包括中、日、韩、新加坡，以及香港地区、台湾地区，他们都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很深，儒家文化特别强调生育、强调家族的延续，但这些地区是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地方，这是为什么？这些地方有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宗教信仰、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究竟是什么力量压制了人们的生育欲望？你说有些地方是人权洼地，所以年轻人不愿意生，但日本、韩国也是人权洼地么，他们的生育率为什么这么低？你说经济发展水平高了，人们就降低了生育意愿，但同样经济发展水平高的欧洲和美国，生育率并没有东亚这么低，这怎么解释？
我的看法，东亚社会，尤其是受传统儒家影响的地方，整个社会存在压榨年轻人的倾向，要求年轻人承担太多的家庭责任、社会责任、公司责任，年轻人的压力太大，所以他们不想生。其实，地球历史上，如果生存条件太恶劣，动物都会减少种群繁殖，何况人类呢。
第三，回到「中道」，我觉得每个人的具体境遇不一样，约束条件不一样，很难有统一的「中道」。比如门口有个乞丐，该去救助吗？假如一个人各方面条件都允许，他可以去救助；假如一个认在互联网大厂上班，有一套1000万的房产，令人羡慕，但在互联网公司整顿的过程中，他下岗失业了，每个月面临六七万的月供无处着落，即便这样他情况比乞丐还是好不少，他该去救助吗？假如一个人经济条件挺好，但有严重的抑郁症，可能明天就去了断自己了，他该去救助吗？现实情况千差万别，我觉得很难有统一的所谓的「中道」。每个人按照自己的实际情况，做到问心无愧就好了。
而且，我觉得儒家最精彩、最可贵的，并不是什么「中庸之道」，只是《中庸》文本开篇第一段话做了形而上建构，所以被后来抬高到了隐秘精微、不传之秘的地步，儒家义理哲学化，幸与不幸，都在其中。
问：《中庸》如何和日常生活發生聯繫？
答：这是非常有水平的一个问题，也非常值得深思和探讨。我先讲一个例子，来自于我的老师颜世安教授。他说曾经他的一个学生去美国读书，适逢小布什发动伊拉克战争，美国校园里的争论也非常激烈，课堂上老师援引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进行讨论，他大受震撼，并不是他认为论证是正确的，而是这表明美国人觉得自己不是一个文化沙漠，美国是和欧洲两千年文化、宗教传统接在一起的。历史上的典籍，对美国人今天的思考，仍然有影响。
反观我们，我们的典籍对我们的现实生活还有影响吗？几乎完全没有。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有谁引用「圣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进行批评吗？我们跟很多国家交恶，有人引用「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来评价外部关系吗？今天的在在、种种，有人引用「天方荐瘥，丧乱弘多」予以谴责吗？几个月不允许出家门，有人批评「不仁」吗？
当然了，就像伊拉克战争可以从国际法的角度进行讨论一样，上面这些事情也完全可以从国内法治的角度进行探讨。但是正如伊拉克战争可以援引《上帝之城》进行分析，国内的社会事件也可以从古典文化的角度进行回应。问题是，我们的古典、传统文化、精神价值，是不是已经丧失了对现实问题回应的能力？更进一步说，如果真的丧失了这种回应现实问题的能力，那么古典所具有的精神价值，又怎么能使面临各种现实问题的人生找到安顿呢？那些想从古典中寻找力量的人，解决精神空虚的人，最后又能找到什么呢？仅仅是「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借助古典满足自己的特定喜好吗？要知道，儒家的学问，《中庸》要成己、成物，《大学》更是「身心性命」和「家国天下」连为一体的，张载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何等的气魄和雄心！
正如西方文艺复兴，从古希腊罗马的典籍中，重新找回理性、找回人性一样，我觉得古典中也蕴含着再次重生的力量，也完全有价值资源对现实问题进行回应。这里我想说，对现实问题进行回应、批评，并不代表儒家有对现实问题有完美的解决方案。就如现代社会有左右派一样，尽管他们都没有完美的解决方案，但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可以对自由与福利问题发表见解，儒家即便没有完美的解决方案，对于不合理的事情，一样可以站在古典的角度进行批评。现在的儒家，这方面基本上是缺席的。自愿的退出公共生活，你怎么展示力量呢？你怎么证明你很有价值呢？当然了，如果你看「儒家网」，他们还是积极介入公共生活的，比如他们号召年轻人早点结婚、多生孩子，这样的介入，大概只会有相反的效果。有人说，今天的儒家基本上就剩下修身养性了，其实我觉得，连修身养性都不是，「诗之教，温柔敦厚」，我在现实中没有见到一个「温柔敦厚」的谦谦君子，那些口口声声赞同儒家价值的人，也没几个人认真实践儒家价值。大多数人，只是把儒家变成符号，满足自己特定价值观而已。
在儒家价值观方面，我基本赞同余英时先生的看法，即中国文化取精用弘，调整好和现代社会的关系后，依然可以焕发出魅力和新生。
问：小學生要讀《大學》嗎？
答：不需要。我反对小学生的盲目读经。我认为小学生最要的是懂的一些基本的道理，比如「人是目的，不是手段」，要有基本的是非判断。以及国内学校几乎完全空白的，相当多中国人都缺乏的形式逻辑训练。初中以后，如果确实对中国古典感兴趣，可以以兴趣为引导，逐步深入阅读。当下社会上给小学生搞的儒校，从小开始背「四书五经」，更有甚者完全脱离现行教育体制，另搞一套，我觉得完全是胡来的。小学生当然是不懂的，但他们的父母把他们送去这样的地方，真是见识短浅，也将让这些无辜的子女付出代价，我指的是完全脱离现代教育体系，去学「国学」的那些人。
顺便说一下，我觉得「国学圈」很乱，而市场又很大。一方面的确是当代中国人精神空虚，另一方面各种等而下之、妖妄怪诞的事也往往有之。那些搞所谓「儒校」要求小学生背「四书五经」的那些人，以及那些家长，他们自己都是不信的，自己在生活中就没有坚持儒家的价值，让自己的子女背，这会造成「伪」，说一套、做一套，也就是秦晖老师讲的，典籍与行为不一致的文化史悖论。这一点，不光局限于儒家。你往往发现，一些没有任何道德底线的人，要求别人拥有道德；一些自己搞法家一套的人，要求别人背「四书五经」提倡如家价值；一些自己本身就是文化流氓的人，在著书讲《论语》。这有一个非常重大的恶果，那就是，中国人逐渐不把「道理」当一回事，语言文字和社会事实脱离，书本上的道理和真实行为脱离。这种现象，时间长了，对一个民族的文化损害，是极其深远和恶劣的。
而儒家从一开始，至少从先秦开始，就特别看重「诚」这个观念。《中庸》所谓「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不诚无物」，就是如此。到了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致良知」，都是要求人们道理和行动统一，这就是最大的「诚」。
问：小学生需要背诵一些经典吗？古人说，读书百遍其义自见。
答：我觉得小学生适当读一些简单的典籍是可以的，甚至背诵一些经典段落也是可以的。但是大范围的读经典、乃至背诵经典，尤其是儒家的经典，我觉得实无必要。第一，时代不同了。章太炎不仅《十三经》可以全文背诵，甚至「注」都可以全背下来，只是「疏」不尽记得。郭沫若据说七八岁读《尚书》的时候，就发现某个地方可能有问题。这种旧学功底，现代人是完全不能想象了。但是现代人有现代人做学问的新方法，比如大数据语料库，这种东西传统时代就不可想象。廖名春用先秦大数据语料库，统计虚词的出现和演变，从而论证《周易》经文的确产生于殷周之际，我觉得是有说服力的。这种技术，古人也是不可想象的。第二，我觉得古人说「读书百遍其义自见」是有道理的，小学生背一些经典段落，我是赞成的，但不主张大规模背诵。尤其不赞成增加小学生课业负担的情况下，再去背那些儒家经典。现在经常能听到小学生自杀的消息，十分令人悲痛。真的不要再给他们增加额外的负担。前面说到，儒家文化圈倾向于压榨年轻人，我们真的应该善待年轻人，从小善待，不要对他们要求太多、期待太高。陶渊明说，人生实难，死如之何。那些面临艰难的人生，从而选择一死了之的小学生，真的太让人心痛了。
问：你对儒家的态度是什么？
答：我对儒家的态度，受到两方面甚至三方面的反对。这点跟秦晖老师有点像。秦老师因为提倡自由，所以左派朋友反对；因为提倡福利，所以右派朋友反对；因为提倡「共同的底线」、既要福利也要自由，所以上面不待见；也是因为辨析什么是「共同的底线」，在民间社会也遭到「铅笔社」这种人渣群体的恶毒人身攻击。但是，正是因为秦老师道理讲的清楚，所以既有右边的朋友、也有左边的朋友，既有体制内的认可，也有民间社会的广大支持。
我对儒家的态度，既不觉得中国所有一切不好的事情都要归到儒家头上，也不觉得全世界最好的东西都在儒家里面。前者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有相当一部分人继承了五四以来对儒家的批判态度，比如邓晓芒、李新宇，他们都认为儒家是很糟糕的，自由知识分子相当一部分人是反传统的；另一方面，大陆当代的所谓儒家，不管真假，都觉得儒家价值天下第一，甚至有要求建立儒教的。像许倬云先生，就不仅觉得儒家能拯救中国，儒家还能拯救世界。许先生是学界前辈，现在也名满天下，他的学术成就大家有目共睹，但他晚年这些看法，我觉得已经超出了一个严肃学者的实证研究，更像是一位历经沧桑的老人，对世界的感悟。
我对儒家的立场，与余英时比较接近。就是现代社会是多元的，儒家调整好和现代社会的关系后，比如尊重个体权利，是可以作为多元社会的一元而存在的。儒家能否重新焕发活力，重新介入公共生活，重新对普通人的身心性命发生影响，我觉得不在于新儒家这样借重康德或是黑格尔搞形而上的建构。要我看，牟宗三和唐君毅先生，他们是面对中西冲击无以为对、家国世变痛心疾首之时，借助西方哲学体系，重新阐释中国古典的一种尝试。当时天地易主，风雨如晦，他们乘桴浮海，花果飘零，真有「中国不绝如线」之感，因此也值得充分尊重和肯定。但是，如果时段拉长，就可以明显看到，儒家的形而上学，那些大儒都是没有兴趣的。张载的《正蒙》就有宇宙论、形而上学的倾向，到二程就批评他，说其「有苦心极力之象，而无宽裕温和之气。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从孔子、孟子、二程、王阳明，到后来的顾炎武提出「行己有耻」，基本上对形而上建构都没什么兴趣。孔孟、二程、王阳明，他们没有什么形而上的体系，但他们有相当大的吸引力，新儒家形而上建构一套一套的，但对普通人却没什么吸引力，这是为什么？非常值得深思。
我觉得有两点。第一是新儒家对社会问题缺少回应。可能港台新儒家对当地的社会问题还有所回应，大陆的新老儒家，基本上没什么回应。或者回应还不如不回应，什么「早点结婚、多生孩子」，只会适得其反。第二，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新儒家把传统儒家修身这一块没有很好的继承下来。修身就是个人道德修养，修身才有道德感召力，这块丢掉了，儒家和非儒家，还有什么区别？仅仅是口头宣传的词汇不一样罢了。余英时晚年接受采访，以及他的文字中，都提到当年中文大学改制风波，新儒家一部分人个人德行不过关。彭国翔在最新一期《二十一世纪》上撰长文，力图弥合唐君毅和余英时之间的裂痕，我觉得这种努力是不成功的。他在文章中引用唐君毅弟子后来的说法，当时并没有受唐先生的指使如何如何，因此跟唐先生无关，可是他同样引用了徐复观当时对余英时的说法，「你要小心，他们要搞你了」，以及余英时本人晚年的回忆，到底意难平。新儒家的大师，个人德行方面都不免有亏，遑论他人。修身这件事，真不是说说而已。
很有趣的一件事，钱穆去世后，余英时撰文，说钱穆是儒家、但并非新儒家，把钱穆划出新儒家范围，但钱穆仍然保持了传统儒家的风骨，因此余英时说他是儒家、并非新儒家；而新儒家的一位学者刘述先，写文章又一定要把余英时拉入新儒家的阵营。这就好比当年保守主义阵营，一定要把哈耶克拉进来，搞得哈耶克赶紧写了篇文章《为什么我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一样，真是应了那句老话，「东海西海，心理攸同」，真的相映成趣。与其热衷拉人头，新儒家认真回应社会问题，踏踏实实践行修身，我觉得要靠谱的多。
跟我网上文字往来的王曦先生，当面温文尔雅，表示感谢、要给你茶叶，十多人的饭局上谈笑风生，仁义礼智信讲的头头是道，一转脸，写起文章，满口污言秽语，恶毒人身攻击，正所谓字无书香，文有恶臭，一股地痞流氓气，你能想象出，这是在北京组织读书会，号称读了16年《论语》的老者写的文章？当面一套，做给人看，背后一套，就原形毕露，不要说什么解读经典，什么「慎独」、「诚明」的大道理，读《论语》的人如果基本道德素养都不具备，就等于白读。这都不是禽兽几希能概括的，而是孔子所谓的今之人愚而诈的品性。古人读《论语》，所谓「念一句受用一句，得到一句就是一句」，《论语》不是知识，读《论语》要改变自己，否则道理讲了一大堆，终究不过是别人的道理。
这里我还想讲一下，我跟秦晖老师在儒家上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大家知道，秦老师认为中国社会是「儒表法里」，周秦之变中对立最严重的就是儒法两家。秦老师的说法是，「西儒会融，解构法道互补」，我当然赞同这个看法，并且觉得这个看法极其深刻。佛教有「三法印」，判定佛说还是魔说，三法印印证一下便知。我觉得对儒家来说，是不是反对秦制，就是判定真儒家的试金石。从古至今，手持四书五经，满口仁义道德，一边祭孔，一边歌颂秦始皇，这样的「儒生」，滔滔者，天下皆是！这样的人，在今天儒家阵营当中，几乎是常态。所以，如果说港台新儒家缺少对现实问题的回应，搞文字游戏去了，那么大陆的儒家，就是有没有「真儒家」的问题。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秦老师认为「西儒会融，解构法道互补」，秦老师强调的是儒家反秦制的「工具价值」，而我觉得在儒家在「工具价值」之外，还有「人文价值」。当然了，秦老师强调「工具价值」，并没有否认「人文价值」，就像我强调「人文价值」并没有否定「工具价值」是一样的，只是学问取向的侧重点不同。
问：我认为王曦解释「中庸」的「庸」為「鏞」，就是大鐘，「中庸」就是「中 zhòng镛」，就是敲中了大钟，是很有道理的。我个人是练杨氏太极的，老师给我们传授的功法中，练到某一阶段，就感觉身体里「嗡」的一声，特别像敲大钟的感觉。所以我觉得他解释的很有道理。我们中国古人，讲究「文武双修」，后来这种渐渐失传了。《中庸》是重实学的。
【按，这个问题我现场没有回答。我在分享中，批评王曦的《论语绎读》P607页将「庸」解释为「镛」，大钟，是不读书的结果。因为《中庸》文本本身，就提供了很多反驳的证据。比如「庸德之行、庸言之谨」，比如「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等等，「中庸」是一个名词，「庸」当日常、平常讲。现在做一个简单的回答。】
答：太极拳大约产生于明代，距今五六百年，《中庸》的文本产生于战国，大约距今至少2200年。如果将「中庸」解释为「撞钟」，可以印证杨氏太极的功法，那么至少有1500年左右的时间，没有太极拳的日子里，解释为「撞钟」就不太合适了。
其次，中国古代「文武双修」，其实是贵族社会的某种遗存，比如「礼乐射御书数」，骑马、打仗是贵族的特权，所以当时学习射箭和骑马，这是「武」的一面，贵族社会消失后，这种技能的学习，在一般读书人中，也就基本消失了。
第三，王曦这本书虽然写的很糟糕，但他自认为是两千年来关于《论语》最好的书，他自认为「我花开后百花杀」，「大师小师都可以洗洗睡了」，也就是他觉得他是在解释《论语》，他把「庸」解释成「大钟」是发明孔子微言大义的，他本来是想在思想史、经学史领域有所建树的，没想到意外成了武功秘籍，我不清楚他本人是否乐意。
问：我很反感西方的东西，我觉得我们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东西很好的，以前我在自己推广传统文化，现在看到国家提倡「文化自信」，我就安心了很多，交给国家好了，我可以不管这事儿了。
答：我觉得应当有「文化自信」，但是我觉得要看你「文化自信」究竟怎么「自信」。比如一个男生追求一个女生，对她说，你只能喜欢我，因为我们都是中国人，你要有「自信」，你要是喜欢别人，就是不自信。我觉得这不合适。在相互竞争的条件下，才有所谓的自信不自信。比如这个女生有很多选择，可以选择男生A，也可以选择男生B，也可以选择男生C，可以选择中国男生，也可以选择英国男生，也可以选择法国男生，这个时候，一个男生就是觉得自己非常优秀，女孩子会选择自己，这叫自信，自信的前提是自由选择。在非自由的状态下，没有什么自信不自信的问题，只有允许你信什么、不信什么的问题。
一种文化有价值，不在于国家提倡还是民间提倡，也不在于一些「大师」给听众开光，或者讲一些自己都不信的东西。一种文化如果很有价值，肯定会有人认真践行，尽管人数可能不多，但肯定会有人；有些东西没有价值，或者成为口号，尽管天天讲，也没什么人相信。
所以，只有让大家自由选择，真正有价值，大家真心愿意相信的东西，才会显现出来，才会有「文化自信」的问题。
其次，如果一定要说儒家文化中，有什么是我比较看重的，我还真的觉得有一点对现代社会很有意义。那就是儒家强调「反求诸己」。现代社会的人，或者各种宗教，非常喜欢干的一件事，就是在道德上批评别人，这一点我觉得儒家挺好的，就是多要求自己、少批评别人。好的东西是实践出来、做出来的，不是对别人指手画脚、指指点点给别人宣贯的。好的东西大家都看得到，不需要你来反复讲。儒家这方面讲了很多，比如提倡「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躬自厚而薄责于人」，比如孟子批评「所求于人者重，所以自任者轻」等等。道德感召力是通过实践出来的，而不是说出来的。
真正的自信，就是要允许相互竞争，好的东西，自然有人实践，才会有生命力。
问：了解传统文化，了解儒家，从哪里开始？
答：我觉得了解传统文化、了解儒家，从读书开始。传统文化，或者儒家，叶公好龙者多，愿意读书的少。很多人是在传统文化中找印证自己想法的东西，满足自己的情绪需求。说好听点是「六经注我」，说不好听就是自以为是、狂妄浅薄。
我觉得这牵涉到了解传统文化或者了解儒家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是满足自己的情绪需求，或者精神信仰，必须意识到一件事。那就是信仰的基础必须坚实，如果基础不坚实，最后某个时点可能就是信仰的崩塌。成都有朋友读《船山易学》，就拒绝接受其他易学，很简单，因为你把《船山易学》当最高信仰，那你当然很难协调不同的易学流派，自然就拒绝接受或者阅读其他学派的著作。有哪一种哲学或宗教体系是完全自洽的？我不清楚。如果基础不坚实，楼盖得越高，最后崩溃可能越惨。从坚定信仰，到毫无信仰，不过是一线之间。
有人说，有信仰是好事。这话我不同意，我见过不少有信仰但偏执的人，也见过不少没有信仰但价值关怀很强的人。我并不觉得有宗教信仰的人比没有信仰的人高出一等。我觉得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他的价值观成熟的标志，有基本的是非观念，能够自洽，能对应对世界的善意和不善，以及，如果算是奢求的话，能分清什么是事实、什么是观点。
秦晖老师在讲座中回答问题的环节，曾经说过，他对于基督教在中国传播是乐见其成的。我的看法略有不同，我对这件事是不置可否的。没有基督教之前，中国人并非没有道德，有了基督教，也没有看到中国人道德水平的显著提高。最后，圣徒可能没等来，身份政治到是如约而至。基督教对中国的影响，估计还需要更长的时间来评价。
我对古典文化、对儒家，更多的是知识的兴趣，而非信仰的兴趣。我觉得儒家有好的东西，但也并非包治百病。儒家的要求很高，有些价值对我有感召力、甚至让我感动，但是我并非儒家。
古典文化是有门槛儿的，今天的欧美年轻学生，也不是人人都能沉浸在古希腊古罗马的经典里面，中国古典也是有门槛儿的。这个门槛，决定了古典文化不可能在现代社会大规模的传播，只能靠个人的兴趣和努力，一点点的阅读，接通这些古往今来的伟大人物，以及他们的精神世界。
对今天的朋友来讲，找一些好一点的读本，读一点古典，体验一下文言文的韵律和美感，感受一下古人对人生的思索和展开，我觉得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古典的魅力也正在于此。
最后要说一下，读书这件事，学术界并不比普通人好多少。王引之《经义述闻》是清代乾嘉顶峰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的著作，1936年商务印书馆列入「国学基本丛书」予以排版点校出版，不过商务用的并非是今天通行的标点符号，而是统一的句点「·」。这对当时人来说，已经足够了，尤其是相对于影印版来说，新式排版与标点已经足够好。
时间到了2012年，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了朱维铮领衔的《中国经学史基本丛书系列》，其中就包含了王引之《经义述闻》，并且本书由钱文忠、虞万里、杨蓉蓉、傅杰负责具体点校，朱维铮负责审定。
然后就出现了给不该加书名号的地方加书名号的问题：
点校《经学史基本丛书》，但是这些人一看就是不怎么读经的。即便对《周礼》不熟悉，本着认真负责的学术态度，也应该核对一下原文，简单的查一下《十三经注疏》版本的《周礼注疏》就会知道，大祭祀指的是祭祀宗庙，而内小臣指的是官职。怎么能加书名号呢？上面那些负责点校的人，都是当今复旦的一时之选，尚且如此，整个中国学界就可想而知了。
时间到了201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坐不住了，召集了一批学者，也将王引之《经义述闻》点校出版，因为清朝人的书，也没有版权，说印就印，印了就卖，卖了就赚钱，一本万利的生意。这几位学者是：虞思徵、马涛、徐炜君。这一版是繁体竖排，他们也充分借鉴了前人的点校成果，比如上海书店2012年版，可是估计不仅仅是借鉴，直接将上海书店版错的地方，《大祭祀》《内小臣》加了书名号原封不动的抄了过来。毕竟都在上海嘛，离得都很近，相互借鉴一下也很正常。孔子怎么说的来着，鲁卫之政，兄弟也！
不仅如此，这本书的点校错误，俯仰即是，不忍卒读，大家看豆瓣书评就好了。同一个系列的陈澧《东塾读书记》的点校，也是很多错误，都是不读书、不细心、不负责的结果，这种点校，对古人诚实吗？对自己诚实吗？对出版社诚实吗？对读者诚实吗？
总而言之，我觉得普通人这一点应该更有自信，只要开始认真读书，就已经超越了50%人文社科领域的专家学者。大师们都忙着拍抖音赚流量呢，哪有功夫读书？再说了，读书，这是读书人该干的事情，大师们哪里需要读书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