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古代中国话
一
2022年10月，美国密歇根大学白一平（W. H. Baxter）、法国科研中心沙加尔（L. Sagart）两位教授所撰《上古汉语新构拟》（Old Chinese: A New Reconstruction，以下简称“《新构拟》”）
的中文繁体版，作为“饶宗颐国学院汉学译丛之一”在香港中华书局出版。《新构拟》英文原版于2014年由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印行，旋即获得2016年度美国图书馆学会所颁“布龙菲尔德奖”。该奖项为纪念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大师布隆菲尔德（L. Bloomfield）而设，用以奖掖在语言学领域具有较高学术价值与较大学术影响的著作。此前曾荣获该奖的著作，国内学界较为熟悉的，还有美国社会语言学家拉波夫（W. Labov）的《语言变化原理：内部因素》（Principle of Language Change: Inter Factors，1994）等。
《新构拟》英文版问世不久，当时任教于美国佛罗里达大学的来国龙教授便与笔者联系，拟一同翻译该书。2015年10月，由程少轩、[韩]朴慧莉两位年轻学者组织的“古文字与汉语历史比较音韵学工作坊”在复旦大学召开。在这次会议上，国龙兄、王弘治兄与笔者拟定了分工翻译的初步方案，并计划将该书译成中文后，分别交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和香港中华书局，以简体与繁体中文两个版本出版。经过近五年的努力，作为“上古汉语研究丛书”之一的上教版终于和国内广大读者见面了。
《新构拟》可以说是近年来最重要的一部试图全面“追寻”与“重建”古代中国话面貌的力作。两位作者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后，在中国音韵学、汉藏历史比较语言学方面有着较为突出成绩的西方汉学家。白一平教授有数学专业的知识背景，擅长用数理统计分析和假设-演绎方法（hypothetico-deductive method）研究汉语历史音韵的问题。在上古重纽与介音、韵部分类及汉语与藏缅语系属关系等方面，均贡献卓著。白氏《汉语上古音手册》（A Handbook of Old Chinese Phonology，1992）
继高本汉（B. Karlgren ）《修订汉文典》（Grammata Serica Recensa，1957）之后、汉语历史音韵学方面最好用的工具书之一。沙加尔教授于1990年首先提出汉语与南岛语之间存在同源关系，引起邢公畹、郑张尚芳、王敬骝、何九盈等国内前辈学者的积极回应，“汉藏澳泰语系”“华澳语系”“华夏语系”等新名词相继被提出。沙氏还出版了专书《上古汉语词根》（The Roots of Old Chinese，1999），
侧重于上古音韵与形态研究。这两部书的中文译本，均属“国际汉藏语研究译丛”（上教社刊行）系列。
《新构拟》“译者序”（由来国龙兄执笔）说：“中国现代学术中，语言学一直是在比较前沿的研究领域。这不但是因为有清代以来传统语文学家、文献学家的卓越成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是因为有高本汉、蒲立本、雅洪托夫、罗杰瑞等海外汉学家、语言学家的积极参与与贡献，更是因为‘五四’以来有赵元任、李方桂、王力、董同龢等几代中西兼通的学者的开阔胸怀和开放心态，不断推进这一学科的发展。”除此之外，陆志韦、严学宭、周达甫、方孝岳、俞敏、金有景、李永燧、何九盈、龚煌城、郑张尚芳等国内学者在上古音领域也都曾作出过重要贡献。
二
追寻先秦中国话，不能胡编乱猜（“画鬼魅”），而应该根据可靠的证据，运用合理的方法，重视材料的归纳和逻辑的推演（“画犬马”）。《新构拟》在谈及方法论时说：“语言的构拟是对一种语言的历史所作的一系列的假设。假设并不仅仅是对观察到现象的概括；更重要的是，它们一面基于已有的观察，另一面也对未来的观察提出可验证的预测。”（第15页）
相较而言，材料远比方法重要。可用以探讨先秦汉语的材料，诸如《诗经》《楚辞》等韵文、通假字、谐声字、异文、词族等，都是极其要紧的内部材料。代表隋唐音的《切韵》系韵书，虽然时代较晚，但因其具有完整系统性和承上启下、丝贯绳联的特殊地位，故而可以作为重构先秦音系的参考。
只知道先秦汉语音系的“类”（category）是不够的（即传统音韵学所说的“声类”“韵类”“调类”），还得搞清楚音系的“值”（value）。顾炎武、江永、戴震、钱大昕、段玉裁、孔广森、江有诰、王念孙等学者，代表了清代考据学、古音学的最高水平，他们在先秦古声、古韵的音类划分上，充分体现出了“前修未密、后出转精”的学术脉络，考古、审音两方面的工作都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但是，由于缺少近代语言学的工具和方法，无法像十九世纪以来西方的历史比较语言学那样，从表音性的语言文字材料中获取具体的音值。段玉裁《答江晋三论韵》说：“能确知所以支、脂、之分为三之本源乎？何以陈、隋以前支韵必独用，千万中不一误乎？足下沉潜好学，当必能窥其机倪，仆老耄，倘得闻而死，岂非大幸也！”（《经韵楼集》，134页）这段话生动地表达了段氏对探求新知的渴望，对后辈江有诰的殷殷期望，也流露出了对自身不足的慨叹。
文献材料有表音与非表音不同性质的差别。上文所提到的，都是属于非表音的文献，自然无法从中求得具体的读音。所以仅凭借此，也断断不能一窥孔夫子如何说话的究竟。民国以后，在欧风美雨的影响下，汉语史研究也呼吸到了新鲜的学术空气。其中起到关键性作用的，应为出生于爱沙尼亚的钢和泰（A. von Staël-Holstein）爵士和胡适两位。钢氏于1900年凭借《〈羯磨灯〉（Karmapradipa）第二分研究》一文获得博士学位。1918年，胡适邀请钢氏到北京大学教授梵文、藏文与古印度宗教史等课程。钢氏于1921年秋季学期开设的课程，胡适先生还亲自担任翻译（《钢和泰学术年谱简编》，2008年，3-16页）。胡适1922年4月4日记：“在旅馆里看钢先生的《陀罗尼与中国古音》一文。钢先生引法天的梵咒译音来考证当然的音读，很多可惊的发现”（《胡适全集·日记》卷29，565页）。接下来，胡适着手将钢氏该文翻译成中文，次年发表在《国学季刊》创刊号，改题为《音译梵书与中国古音》。该文独辟蹊径，利用梵汉对译资料探究早期汉语的音值。
严格来说，钢氏还没有将眼光投入先秦中国话，但随后汪荣宝《歌戈鱼虞模古读考》（《国学季刊》1卷2期），则是真正地涉入了拟测上古音的领域。罗常培先生曾这样评价钢氏的这一研究，“这篇文章虽然引起了古音学上空前的大辩论，可是对于拟测汉字的古音确实开辟了一条新途径”（《唐五代西北方音·自序》，1933年）。李思纯、林语堂、钱玄同、唐钺、徐震、魏建功、章太炎等学者都曾加入讨论，真可谓是盛况空前。
为上古音作音值拟测，在充分利用汉语内部证据的前提下，只能依靠外部证据，包括早期域外汉字译音（如梵汉对音）、民族语汉借词、现代汉语方言等，其重要程度又以时代相对明确的外语译音为最。俞敏《后汉三国梵汉对音谱》是这方面的成功范例。俞先生利用早期梵汉对音资料，有诸多重要的发现，例如《切韵》三等韵[i]介音后起、入声塞韵尾为浊音[b,d,g]、歌鱼部主元音为[a]、脂部字收[r]尾等。俞先生还曾经形象地指出了中国传统音韵学和西方现代语言学之间“闭门造车、出门合辙”的妙处，“章黄不愧是乾嘉学派浇灌出来的‘奇葩’。他们虽然用弓箭射，可比戴着折光的眼镜片，握着现代步枪瞄准的人，打得离靶心还近哪！”
发端于十八世纪末的印欧历史比较语言学，提出通过在现代语言或方言之间寻求语音对应规律，从而重建原始语（proto-language），这和中国传统学术所谓“礼失求诸野”的研究理念颇有异曲同工之妙，也与明代陈第“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这一认识遥相呼应。汉语方言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呈现出地域性与不平衡性。大致说来，南方闽、客、粤方言最为存古，保留了先秦、隋唐时期汉语的诸多特点；吴、湘、赣方言次之，它们与历代北方方言的接触交往相对密切，尽管也保留了一些南北朝以后汉语的面貌，但总体上官话的痕迹比较明显。包拟古（N. Bodman）、斯塔罗斯金（S. A. Starostin）、罗杰瑞（J. Norman）等欧美汉学家较为重视利用闽方言来构拟先秦古音，《新构拟》也沿袭了这一做法，同时还提出“至少有两种方言也保留了在中古汉语中已经消失的特征，因此也可以为上古汉语的构拟提供各自的证据：它们是中国东南的客家方言和湖南的瓦乡或叫乡话方言”（第57页）。
三
《新构拟》指出，该书的研究对象是“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之前的各种形式的汉语。汉语最早的文字记录是约公元前1250年的商代晚期甲骨文（周克商在公元前1045年）。所以我们讨论的也就是这一千年里的汉语”（第10页）。古代中国在时间跨度上横亘数千年，在《诗经》时代之前，汉字已是成熟的文字体系。清儒段玉裁《六书音均表》说的“一声可谐万字，万字而必同部”，提醒我们应发挥形声字在先秦音系研究中的价值。比如“纳讷芮内”声符相同，暗示了“纳讷”在造字时代具有[-b]韵尾，但在《诗经》韵文中已无非如此，可见“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古音”的道理。
《新构拟》对周秦汉语的地域性质，未作明确交代。倒是高本汉很早地给出了确切的定义，“从《诗经》（公元前800年至前600年左右）韵脚中能够得出系统而固定的上古韵部。尽管周代初期和中叶存在许多方言，许多歌谣是从不同的诸侯国采集来的，但它们已被加工过，被标准化为周代首都的语言，故整部《诗经》大体说来（当然有某些例外）是同一性质的语音材料”（《修订汉文典·导言》，1957年）。
《新构拟》在材料和观点方面的特色之一，是认为“上古汉语的构拟已经发展到了可以有效地利用内部构拟的方法来重现上古汉语的形态”（第14页）。此外，白一平《汉语上古音手册》的“汉译本序”（2020年12月）说：“我和沙加尔2014年的Old Chinese：A New Reconstruction，这本书的中文译本《上古汉语新构拟》已经出版了。本书和新书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新构拟》的‘新’内容主要是关于声母的一些新假设。”
在利用出土文献构拟古音方面，《新构拟》也有可圈可点之处。如大徐本《说文・彳部》：“𢓴，卻也。从彳日夊。一曰：行遲。他內切。𢓇，𢓴或从內。退，古文從辵。”《新构拟》将“退”字先秦古音拟作清化的[n]，并援引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的异文作为佐证，由此也证明传世文献以“𢓇”为“退”字或体的看法是可靠的。
《新构拟》与高本汉《汉文典》（1940）、蒲立本《上古汉语的辅音系统》（1962）、李方桂《上古音研究》（1971）、雅洪托夫《汉语史论集》（1986）等同类的海外经典论著相比，其学术价值尚待时间的考验。虽说“外国人读中国书，始终隔了一层”这句话略带民族主义偏见，但汉语作为我们的母语，国人无疑应在追寻古代中国话的道路上，留下更为坚实的足印。
本文原载《中华读书报》2023年12月20日第10版
作者：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 郑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