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笔记
生活在群体中的人们不仅仅作为分散的个体以物理的方式共存。他们并不是从一个沉思的心灵本身的抽象层次上面对世界的种种对象，也不是作为孤独的存在来面对世界的。相反，他们在各种有组织的群体中，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对立，而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们的思维也是既互相依存又互相对立的。这些结合在一起形成群体的人们，力求按照他们所属的群体的品性与地位来改变周围的自然和社会，或者使之保持既定的条件。正是这种意在改变或维持这一集体活动的方向，为他们的问题、他们的概念以及他们的思想形式的出现形成了指导线索。——27
人们可以相对准确地指出一些因素，这些因素不可避免地会迫使越来越多的人不仅去反思世界上的事物，而且反思思维过程本身，甚至在这里不是反思真理本身，而是反思这样一个惊人的事实：同一个世界对于不同的观察者可以呈现出不同的样子。——29
在社会稳定性能够支持和保证一种世界观的内在唯一性的时期，多种多样的思维方式的存在是不可能成为问题的。只要从人们的童年时期开始就把一些词语的相同的含义、观念推演的相同方法不断地灌输给群体中的每一个成员，那么，在那样一个社会中歧见纷呈的思想过程就不可能存在。即使思维方式发生逐渐的改变，对于生活在一个稳定情境中群体的成员来说也不可能感受到这种改变，只要这些思维方式适应新问题的节奏非常缓慢以至于要持续好几代人之久。在这种情况下，同一代人在其自身的生命历程中就很难察觉到正在发生的变化。【多种多样的思维方式不是凭空出现的，它们是为了应对不同生存环境下不同的生活难题而产生的思考；当一个社会模式或一个统治局面被证明足够稳定，它就可以确保它大多数天生懒惰的子民不会去思考其他的可能性。】——30
只要一个人的民族的和地区的群体传统没有被打破，那么他就仍然非常执着地依附于该群体的习惯的思维方式，以至于把在其他群体中所见到的思维方式看作是怪异的、错误的、糊涂的或者是异端邪说。在这个阶段，人们既不怀疑他们自己的思想传统的正确性、也不怀疑一般思想的统一性和一致性。——31
在一个非常稳定的社会中，仅仅有较低阶层的思想方向较高阶层的渗透，那是不会有多大作用的，统治集团光是感到思想领域可能出现的变化并不会导致他们在理智上的动摇。只要一个社会的稳定建立在权威的基础上，社会声望只是与上层社会取得成就相一致，那么这个阶级就没有什么理由去怀疑它自身的社会存在及其成就的价值。除非下层阶级的社会地位有相当大的提高，否则，在我们取得普遍的民主化之前，下层阶级的兴起并不会使他们的思维获得公众方面的重要意义。——32
在每个社会中都有一些社会集团，他们的专门任务就是为那个社会提供对世界的解释。我们把这种社会集团称之为“知识界”。一个社会越是稳定，知识阶层越是会获得一种明确的职位和社会等级地位。因此，应当把巫师、婆罗门成员、中世纪的神职人员都看作知识阶层，他们在社会中都对该社会世界观的塑造进行某种垄断性的控制，而且对其他社会阶层自发形成的各种世界观的差异的重构或者调和进行控制。从这个意义上说，布道、忏悔、诵经都是对比较世俗的社会发展层次上出现的不同的世界观进行重构和协调的手段。——34
这种思想类型主要的不是来自为解决具体的生活问题而进行的斗争，，也不是来自反复实验，不是来自政府自然和社会问题的经验，而是更多地来自自身对系统化的需要，这种系统化的需要总是把宗教领域和其他生活领域出现的各种事实退回到既定的传统和理智上不受控制的前提。——35
如果一个社会中的不同群体对上帝、生命和人的意义再也不能取得一致的意见，那么，这个社会也同样不可能一致同意地确定，应当如何理解罪孽、绝望、拯救或者孤独这些概念了。沿着这条路线求助于主题不可能提供真正的帮助。一个人只有专心致志地关注自我而又不破坏那些具有个人意义和个人价值的成分，他才能够为那些涉及意义的问题找到答案。——41
然而，与此同时，由于这种根本性的形式化，科学的心理内省采取了新的形式。……这些在性质上具有丰富内容的赋意性的解释，都已被焦虑感、内心冲突的知觉、孤独的体验以及“力比多”这样一些形式化的实体所代替。后面这些东西都试图把来自力学的各种解释方式，运用于人的内心体验。……在这里，问题并不是一个人如何根据他自己的理想和规范来理解自己，也不是如何以这些规范为背景使自己的功绩和美德被赋予意义，而是一种外部情境怎样才能以可确定的概率机械地引起一种内在的反应。……也许为了能够精确地观察经验的形式序列，确有必要排除各种经验和价值的具体内容。然而，这就有可能造成一种科学的拜物教，即相信一种方法上的纯净化就能够在实际上代替原有经验的丰富内容。【正如美食并不仅仅是在味觉/味蕾层面上给人刺激。】——42
思想在生活中的最重要的作用就在于为行动必须做出决定时提供指导。每一种真正的决定，如一个人对其他人的评价，或者如何组织社团，都包含着有关善恶的判断，或者是有关生活和精神意义的判断。——44
我们之所以属于一个群体，不仅仅是因为我们生于这个群体，不仅仅因为我们明白承认我们属于这个群体，最后也不仅因为我们对这个群体效忠效力，而主要是因为我们以这个群体的方式来看待世界和这个世界中的事物。在每一个概念中，在每一种具体意义中，都包含着某个群体经验的结晶。……然而，在每一个概念中，不仅存在着依照一定的群体及其行动来确定的个体，而且使我们的意义和解释得以产生的每一种来源也作为一种发挥稳定作用的因素按照指导我们的根本的活动目标对可能的经验对象和认知对象发生作用。——47
就社会学研究来说，最重要的是，它结束了把个体与群体分离开来的结构，而个体正是在群体的基体中进行思考和经验各种事物的。——54
更多正确得多的说法是，只是从一开始就是一种群体生活的合作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每一个人都在共同命运、共同活动和克服共同困难的组织结构中来展示他的知识。因此，认识过程的成果至少部分地已经有所分化，因为并不是世界的每一个可能的方面都进入群体的各个成员的视野，而是只有对群体产生困难和问题的那些方面才会进入他们的视野。……在对各种生活问题的理智性把握上，每一个人都按照他们不同的生活兴趣分得了不同得部分加以处理。——55
在城市世界中，参与城市生活的不同群体，无论在什么时候都具有各不相同的认识问题，并且是通过各不相同的途径获得其经验的，即使对完全相同的对象来说，情况也是如此。只有在一开始就把这一观点引入发生学方法（按照这一观点，由2000人组成的群体，并不是2000次地感知同一事物，而是按照他们对群体生活的内在关联，按照各种不同的职能和不同的利益来感知事物），只有在集体地进行思考和活动，既互相支持又互相对立的次级群体开始出现——只有从这个角度看待事物，我们才能理解，在同一个包容广泛的社会里，怎么会由于整体社会中不同成员的不同社会根源而产生多种多样的意义的。——56
作为一种法则，人类思想并不是靠沉思冲动促成的。因为思想需要意志和情感的无意识的潜流，才能保证在群体生活中连续不断的知识取向。恰恰因为认知从根本上说是集体的认知，它要预设一种认知共同体为必要前提，它首先来自潜意识中为之做准备的共同经验体。然而，一旦人们了解绝大部分的思想是建立在集体行动的基础上的，那么，他们就不得不承认集体无意识的力量。随着关于知识的社会学观点的充分展现，不可避免地必然会使人们逐渐解释理性知识的非理性基础。——57
在一个静态的农业社会里，每一种本质性的东西都要借助于启示录所保证的统一的教义系统来解释，当这种统一的教义系统被多种教会所替代时，当许多小的教派在先前只有一种世界宗教的地方兴起的时候，单纯的人们的头脑就受到某种精神紧张的纠缠，这就像知识分子在哲学层次上由于同时存在着多种实在论和知识论而经历到的精神紧张一样。——60
然而，如果没有一种使人信服、使人向往的个体化的社会生活情境，那么没有集体神化的生活方式是使人难以忍受的。商人、企业家、知识分子，每一种人都以自己的方式占据着某种地位，它要求对日常生活提出的人物进行理性巨顶。为了能够做出这些决定，个体总是必须使他的判断摆脱其他人判断的影响，并且从他自己的利益观点出发，以理性的方式透彻地思考某些问题。但对于那些旧式的农民或新近出现的下层白领职工来说情况却不是这样，他们所处的地位并不需要多少自主创新的精神，也不需要什么思辨性的预见。他们的行为方式一定程度上都是在神话、传统或者对某个领袖人物的大众信仰的基础上进行调节。那些在日常生活中没有受到推向个体化的专门训练，总是自己做出决定，从他自己个人的观点出发来了解什么是正确什么是错误的人，那些从这点出发从来没有机会把各种情境分析成它们的组成要素的人，那些未能进一步在自身中发展起一种鉴定的自我意识的人，这样的个体，即使在宗教领域，也不能承受像怀疑主义那样严重的内心危机。如果现代人想要依据启蒙运动倡导的合理性来生活，那么他就必须在个体化的层次上为自己精心制作那些本质上是新颖的成分，也就是能够依据必须不断赢得的内在平衡来生活。如果一个社会在劳动分工和功能分化方面不能为每一个人提供一套能够使他得以充分发挥首创精神和个体判断力的问题和操作领域，那么这个社会也就不可能实现一种彻底个体主义的和理性主义的渴望成为有效社会实现的世界观。——61
在政治和理论之间的这种直接联系中容易产生的主要偏差就是，虽然知识如果希望公正地判断一系列新的事实，就必须保持它的试验性特征，而由政治态度支配的思维过程，却不可能使自己不断地重新适应新的经验。各个政党由于是组织起来的，因而既不可能在他们的思想方法中保持某种灵活性，也不可能随时准备接受可能从他们的探索中产生的任何答案。从结构上来看，它们是一些公众的社团又是战斗的组织。这种情况本身已经迫使它们陷入某种教条主义方向。知识分子成为政党工作人员越多，他们就会越来越多地失去从他们原先的不稳定状态所带来的可接受性和灵活性的美德。【这些人必然是聪明的，然而当他们当上了公务员后，就变得死板了。】——64
政治讨论具有一个与学术讨论根本不同的特征。政治讨论不仅力图成为正确有理的一方，而且还寻求摧毁其对手的政治存在和理智存在的基础。……由于政治斗争从一开始就是为争取社会支配地位的理性化的斗争形式，因而它就要攻击对手的社会地位，还要攻击他的公共声望和他的自信心。……毫不奇怪，尤其是在这个领域，每一种理论上的驳斥都会逐渐转变成对对手的整个生活情境的更为根本的攻击，而且随着给予对手的理论的摧毁，还希望逐渐削弱对手的社会地位。同样不会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在这种冲突中，人们从一开始注意的就不仅仅是一个人说了什么，而且还注意他所代表的那个群体以及他在提出他的那些论断时所考虑的行动。——65
”意识形态“这个概念反映了一个来自政治冲突的发现，那就是那些统治集团在思维过程中强烈的利益制约使他们只关注某种情境而再也不可能进一步看到有可能破坏他们的支配感基础的那些事实。”意识形态“这个词隐含着一种见解，认为在一定条件下，某些群体的集体无意识会对它自身和对其他人遮蔽了真实的社会条件从而使社会得到稳定。”乌托邦式的思维“这个概念反映了对政治斗争的相反的发现：某些受压迫的群体在理智上强烈地关注摧毁和变革某种既定的社会条件，以至于不知不觉地只看到社会情境中那些需要加以否定的成分。他们的思维不可能正确地诊断现存的社会条件。他们全然不关心实际存在的东西；倒是可以说，在他们的思维中，他们早已在寻找改变现存的情境了。他们的思想绝不是对这种情境的诊断，这种思想只能当作某种行动的方向来运用。在乌托邦的思维中，满怀希望的表象和行动的意志引导着的集体无意识掩盖了现实的某些方面。任何可能会动摇它的信念或挫伤它改变事物的愿望的东西，它都一概弃之不顾。——67
我们在别的地方已经表明，现代科学的发展导致某种思想技巧的发展，而运用这种思想技巧，使得所有只能加以有意义地理解的东西都被排除了。行为主义把这种集中注意于完全外部可感知反应的倾向推进到突出的地位，并且力图构造一个只有可度量的材料存在的事实的世界，在那里只有一系列因素之间相关的行为方式在某种情境下的或然性程度才使可以预测的。社会学很可能必须像心理学所经历过的那样，经历一个使其内容机械主义地去人性化和形式化的阶段，所以，在追求狭隘的精确性理想的过程中，除了取得一些统计材料、测试结果和观测鉴定以外，别无所获，而且对问题的任何有意义的表述最终都会受到排斥，在这里我们所能说的只是，这种把一切事物都归结为一种可度量的或者像账目清单似的可描述性的东西的做法，作为一种认真的尝试，来确定可以毫不含糊地加以确定的东西，并全面地思考当我们的心理的和社会的世界限定于纯粹的外部可度量关系时发生的情况，这种认真尝试还是有意义的。当然，毫无疑问，运用这种研究方法，不可能真正深入了解社会实在的本质。让我们以”情境“这个词所表示的相对简单的现象为例。当人们把情境归结为一种由各种相互关联的但只是外部可见的行为模式组成的外在群集时，那么它还剩下什么呢？——70
在生活本身中，似乎难以忍受的东西，也就是持续不断地与毫无掩饰的集体无意识共同生活，这是科学的批判性自觉所需要的历史性先决条件。同样，在个人生活中，只有在我们原来使盲目的生命驱动力碰到障碍，使我们只好依靠自己时，自我控制和自我纠正才会得到发展。在同其他可能的生存方式发生冲突的情况下，我们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才对我们变得清晰起来。即使在我们的个人生活中，只有在先前存在于我们背后的无意识动机突然进入我们的视野，从而可以进行有意识的控制时，我们才会成为我们自己的主人。人并不是通过放弃他的行动意志并且搁置他的评价才对他自己的世界概念达到客观性并且获得自我的，而是在不断地面对自己、考察自己的过程中达到客观性并获得自我的。这样一种自我启示的标准不仅仅是要把客体，而且要把我们自己放进我们的视野中。我们要能够清楚地看到自己，不仅仅把自己作为一个认知的主体本身进行模糊的认识，而且是以某种一直对我们隐蔽着的角色，在我们一直未能领悟的情境中，利用我们一直未曾意识到的动机来审视我们自己。在这样的时刻，我们对我们承担的角色、我们的动机、我们体验世界的类型和方式之间的内在联系突然有了明白的了解。因此，出现了一个潜存于这些经验之中的悖论，那就是使人们从社会决定的条件下获得相对解放的机会随着人们对这种社会决定条件的深入了解而不断增加。那些大谈人类自由的人实际上都是最盲从地服从社会决定的人，因为他们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毫不怀疑他们的行为受他们的利益所决定的深刻程度。与此相反，应当注意的是，那些坚持主张社会决定在行为中的无意识影响的人正是那些尽一切可能争取克服这些社会决定的人。他们揭示无意识的动机是为了使那些先前支配着他们的力量越来越多地转变成有意识的理性决定的对象。【他们把隐藏的东西带到台前。】——75
政治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从某一点开始就是不同于形式的和机械性的知识；这种知识不同之处在于它超越了对事实和相关情况的单纯列举，而接近于那种从情境方面决定的知识模型。——77
在历史发展的任何阶段到处都有人对他们的对手表示怀疑和不信任，这可以被看作是意识形态这个概念的直接前身。但是，只有在这种或明或暗地存在于人类历史中的人对人的不信任变得很明显，并且从方法论上加以承认时，我们才有可能确当地谈到别人话语中有意识形态的味道。当我们不再把别人话语中发现的欺骗的责任归于他们个人，也不再把他们所造成的恶都归于蓄意的狡诈时，我们就可以达到这种水平。只有当我们多少是有意识地力图在在某种社会因素中寻找他们不真诚的根源时，我们才会确切地做出意识形态的解释。只有当我们不再把对手的观点看作是他们精心算计的谎言而通过他的整个行为感到某种不可靠性，并且认为这种不可靠性是他所处的社会情境中的一种功能时，我们才开始把他的观点当作意识形态来对待。因此，特殊的意识形态概念是表示介于两极之间的一种现象，也就是一极作为单纯的谎言，另一极是作为一种被歪曲的错误和错误的概念架构结果的错误这两极之间的现象。它指的本质上属于心理范围的错误，这种错误不像蓄意的前篇，它不是有意向性的，而是从某种因果决定因素的必然和无意产生的结果。按照这种解释，培根的假象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现代意识形态概念的先驱。假象就是”幻相“或”偏见“……所有这些假象都是错误之源这些错误有时来自人类本性，有时来自特殊的个体，也可能把它们的产生归于社会或传统。无论如何，它们都是走向真知道路上的障碍。【换言之，意识形态就是集体的人设。】——89
只要互相冲突的各党派都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中并且都试图代表这个世界，或者只要是一个封建集团反对另一个同等的封建集团，即使他们处于对立的两极，这样一种彻底的毁灭也是难以想象的。只有当相互斗争的群体的基本价值属于不同的世界，这种理智统一体的根本瓦解才识可能的。【二战结束了，轴心国战败了，却不意味着纳粹的灭亡和纳粹思想的永久消失。】——93
精神在历史上不断变化的性质主要不是由哲学发现的，而是由于政治的审察深入到这个时期的日常生活而发现的。——96
在19世纪，这种意义上的”意识形态“用语得到广泛的流行。这种情况表明，政治家对现实的感受远远超过并且取代了学者们的那种苦思冥索德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从此以后，意识形态这个用语中隐含德问题——什么才是真正实在德？——再也没有从地平线上消失。……如果我们想要实现分析现代思想的需要向我们提出要求，我们就必须能够使社会学的观念史关注现实的社会思想，而不是仅仅关注在僵化的学术传统中精心制作的以为可以永久长存的自满自足的思想体系。如果在以前对错误知识的检验是通过诉诸永远正确地显示真理与实在的神谕，或者通过纯粹的沉思默想，据说真观念可以由此发现，那么现在，主要是通过来自政治经验的某种本体论来发现实在性的标准。【书斋中的真理已经像托勒密以地球为中心的静态模型一样被抛弃】——102
在意识形态一词的后来的发展阶段中，无产阶级曾利用它作为反对统治集团的武器。……但是，正是由于意识形态手段的这种扩展和蔓延，最终导致一个关节点，这时一种观点和一种解释指责另外的观点和解释是意识形态时，再也不可能使它本身免于同样被指责为意识形态的挑战的地位。就这样，我们就自然而然地在一般的思想分析中达到一个新的方法论阶段。的确，运用意识形态分析来揭露对手的隐蔽的动机，有些时候看来似乎是富有战斗精神的无产阶级特有的权利。公众会很快就忘记我们刚才指出的意识形态这个用语的历史起源，而且这也并非毫无道理，因为人们虽然以前对这种思想的批判手段有所认识，但是最先对它加以强调并且从方法论上加以系统发展的是马克思主义。……因此，意识形态概念通常被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运动整体的组成部分，甚至把它与无产阶级运动等同起来，这就毫不奇怪了。然而，在最近的思想和社会发展过程中，这个阶段已经过去了。追寻资产阶级思想的意识形态基础并使之失去信誉，这已不再是社会主义思想家的独具的特权了。现在持任何一种立场的群体都使用这个武器来反对所有其他群体。所以，我们正在进入一个社会和思想发展的新时代。【仿佛光是指出一个人、一个集团的行动动机本身——即便这一动机本身情有可原或源出正义——都会成为对该人、该组织的攻击行为。而之所以它看起来像是无产阶级特有的武器，大概是因为无产阶级几乎没有可以隐藏的东西；然而 】——103
一切时代的所有政党的思想都具有某种意识形态特征。……随着对总体的意识形态概念的一般表述的出现，单纯的意识形态理论便发展成知识社会学。曾经是一个党派思想武器的东西，也被转变成对社会史和思想史进行一般研究的方法。首先，一个特定的社会群体发现了对它的对手的各种观念的”情境决定“。然而，对这个事实的认识被详细制定为一个无所不包的原则，按照这一原则，任何一个群体的思想都可以被看作是来自它的生活条件。【它看起来是一种“科学地”演绎，但它的不科学之处在于，这种演绎只适用一次，不会再有情境完全相同的第二次条件出现。】——108
一种既定的观点和一套既定的概念由于它们都同某种社会实在有紧密的联系并从这种社会关系中产生，因而也会通过与这种社会实在的紧密接触为揭示其意义提供更充分的机会。——111
如果我们能够表明道德和伦理本身是受到某些确定的情境制约的，而且表明像义务、失德、罪过这样一些概念并不总是永久存在的，而只是作为与某些独特的社会情境相关联而产生的现象，那么我们就能够对这个问题达到更深刻的领悟。——112
我们还必须记住，我们按照价值观谈论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这本身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特有的一种看法。“价值”这个概念来自经济学，并从经济学开始扩展开来，在经济学中，对价值的自觉选择是理念的出发点。后来，这种价值观念被转移到伦理学、美学和宗教领域，在用来描述这些领域中人类的实际行为的过程中，这个概念发生了扭曲。当一位个体根据对价值的自觉选择不假思索地欣赏一部艺术作品时，或者按照从小就反复灌输给他的伦理模式行动时，如果把这说成是对他的真实态度的描述，那么再大的错误也莫过于此了。——112
任何一种规范都不可能拥有形式的有效性，也不可能从不断发生历史性变化的内容中抽象出来成为永久不变的普遍形式。今天，我们的认识已经达到这样一种程度，即能够清楚地看到不仅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思想方式存在着差异，而且在不同文化中的思想文化是也存在着差异。我们逐渐认识到，不仅思想的内容在发生变化，而且思想的范畴结构也在发生变化。只是在最近人们才有可能研究这样一个假设：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当着以支配性的思想方式为特征的群体的社会变迁的冲击下遭到解体或发生变革的时候，这些支配性的思想方式就会被新的范畴所取代。【当你的审美受到主流观点的操控，当你不知道还存在其他审美观的时候，就会无意识地根据主流的审美来定义“好看”和“不好看”，唯有当你遇到其他美学观点时，才能意识到自己审美——也就是当你说“好看”时——的主观性。】——113
现在已经十分清楚，只有在一个迅速而深刻地变化着的理智世界中才会使以前被认为是固定不变的观念和价值，受到真正彻底的批判。在任何其他情境下，人们都不可能有足够的机制去发现各种思想过程中的意识形态成分。当然，在过去人们确实在和他们的对手的观念作斗争，但他们这样做很大程度上只是为了更加顽固地坚持自己的观点才是绝对的观点。现在，有许许多多具有同等价值和威望的观点，每种观点都在表明其他观点的相对性，因而可以容许我们采取任何一种立场，并认为它是不可动摇的和绝对的。……但同样也可能确定的是，正是这种被我们用来表现思想的表达形式，总是会把某种绝对的语调加在思想上。然而，在我们这个时代，历史性研究的功能恰恰就是要分析构成我们的自信和自尊对于在直接、具体情境下的行动是必不可少的各种成分，还要消除可能从我们作为个体当作理所当然的情况所产生的偏见。通过这种努力，我们观点中的片面性就可以得以消除，而相互冲突的思想观点在实际上可能相互补充。——115
在我们这个时代，可以发现有些人试图招摇过市，并向他人兜售他们声称发现了某种“绝对的”灵丹妙药和神奇的妙招，这种情况只是一种迹象，表明不能直接面对生活的广大的人群感到失去了而又迫切需要思想和道德的确定性。也很可能是，为了能在像我们这样的世界上继续生活和工作，人们迫切需要寻求一种摆脱多重选择带来的不确定性的方法；因此，人们很可能趋于接受某种直接的目标，把它当作似乎是绝对的东西，他们希望借此使问题变得具体而真实。但是，寻求这种绝对的和不可改变的事物的主要不是行动着的人，他们想要引诱其他人坚守现状。那些满足于事物的现存秩序的人很可能是为了使某种事物保持稳定并尽量减少生活中的风险因而把暂时出现的偶然情境确定为绝对的和永恒不变的东西。然而，他们如果不求助于各种幻想和观念的神话，就无法做到这一点。因此，我们便面对现代思想中令人震惊的奇怪的倾向，以前曾经被当作与神圣相交流的手段的绝对，现在变成了那些从中获利的人用来歪曲、滥用和掩盖现存事物意义的工具。【这种”价值“具有市场本身就体现了社会需求这么一种靠背……那些打着革命旗号的先锋领袖，当他们成果夺取了政权，也就不再坚持这些理想了，因为他们已经作为统治者阶级；当他们拥有了荣华富贵，那么追求的就不再是变化，而是像他们曾推翻的那些旧贵族一样，追求不变了。因为只有不满意底层生活的人才会时时想着”改变“（乱象），推翻现有。因此，屠龙者往往成为恶龙，神话与故事就像包裹在周身的龙鳞，只有这些坚固的盔甲，才能给予屠龙者（屠龙者）以充足的保护。】——118
对各种事实进行更加周密细致的考察就会表明，尽管从历史过程中不会出现最终明确的结果，但在历史领域中的确会发生具有深刻意义的事情。历史上的每一件事和每一种意义成分都必定有一种时间的、空间的情境的地位，因为，曾经发生过的事不可能永远发生，历史上的事件和意义都是不可逆的，简言之，我们在历史上找不到任何绝对情境，这种情况表明，历史只有对那种不希望从它学得任何东西的人才是沉默无语和无意义的，而且就历史学的情况来说，比其他任何学科更为明显的是，那种像神秘主义者那样认为历史上是”微不足道的历史“的立场，注定是毫无意义的。对思想史的研究可以而且必须以这样一种方式进行：主要是看到连续的和共存的现象，而不只是看到偶然的关系，而且要力求在历史的整体的复合中发现每一组组成成分的作用、价值和意义。——124
当知识不能考虑到适用于一种情境的新的现实时，当它试图以不适当的范畴来思考这些现实从而掩盖它们时，这种适应就是被歪曲了的，成了意识形态性的知识了。——128
在同一个历史时期和同一个社会中可能有几种扭曲的内在思维结构类型，其中有一些是由于直到现在尚未完全成形，而另一些则是由于已经超越了现在。——129
那种避免发生意识形态和乌托邦的歪曲的企图，归根到底，就是寻求实在性。……思想应当包含不多不少正好就是思想以之为中介在其中活动的实在。一种优美的文学风格的真正的美就在于正好确切地表达所要表达的东西——不多不少地传达了所要传达的东西，同样，在我们的知识中的有效成分也是取决于与索要理解的实在相一致而不是相脱离。【有的人生活在现在，他的意识残留在过去；有的人生活在现在，他的意识已处于未来。前者我们称之为右派，后者我们称之为左派。对于前者来说，过往曾经持续存在意味着它的安全、有益、值得学习，而对于后者，过去既不完满，现代也摇摇欲坠，真正的理想在还未抵达的未来。而那些生活在现在的人，或者是狂人，或者是艺术家。】——130
在日常生活过程中，我们都愿意把各种事物和关系当作仅仅在当下的特定环境中的朴素分离的事件来对待。只要我们只是从某种特定的立场来看我们经验中的事物，只要我们的概念工具足以对付一个非常有限的生活领域，我们也许永远不会意识到需要探究现象的总体性相互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最多只会偶尔碰到某些模糊不清难于理解的东西，不过在通常的实践活动中是能够克服它的。因此，日常经验在很长时间内是运用类似魔术一样的解释系统来发挥作用的；而且直到历史发展的某个阶段以前，这些解释系统一直是适合于人们从经验上对待它们所遇到的那些早期的生活情境。【古人某些通过经验总结出来的具有神话意象的”智慧“，其背后也具有科学依据的，只是各自选择相信的解释不同罢了。同样的气象观测结果，如果用现代天文学或气象学的语言讲给古人，他不会相信，而更愿意相信解读神明意图的路径。】——132
各种具体的人文科学如果从它们的特殊性观点来看，也并不比日常的经验知识有更优越之处。这些文化学科在观察知识的对象和表述它们的问题时，也是从它们的具体环境中抽象和分解这些问题的，有时这些学科也会按照它们所遇到的实际的有机联系来对问题进行融贯一致的表述，而不仅仅因为这些问题属于某个学科领域。但是，常常在到达某个阶段时，这种有机的、融贯的秩序往往会突然消失。各种历史问题总是专题记述性的，这种情况或者是因为构想主题的方式受到局限，或者是因为研究的专门化。对于历史来说，这种情况的确是必要的，因为学术分工必然带来某种限制。但是，当经验性的研究者以拒绝超出他的学科传统所规定的专门化观察领域而自豪时，尽管这些学科传统有很大的包容性，他还是在利用某种防护机制以保证他的那些预设的前提免受质疑。【一个事件的发生总是综合性质、可以从不同的方向给予解读和提供视角的。但是当这个问题达到一定程度时，学者必然要避免自己学科的问题被其他学科的理论所占据解读权威。学者必须避免自己的学科、自己从该学科中获得的权威被其他学科僭越，如果一个历史事件被群众相信可以完全通过心理学来解读和预测的话，那历史学和社会学学者就毫无市场、没有社会价值可言了。】——133
只有当我们彻底地认识到每一种观点的有限范围，我们才开始踏上了寻求全面理解整体的正确道路。思想上的危机并不只是影响某种单一的理智立场的危机。而是整个世界在理智发展上已经达到某个阶段的危机。如果能够更清楚地看到我们的社会生活和理智生活已经陷入的混乱状态，那么这意味着我们的认识的丰富而不是缺失。——138
总体性观点既包括吸收各种特殊观点的局限性，也包括超越这些局限性。它显示了知识扩展的连续过程，而且它的目的并不是要达到超越时间的有限性，而是要尽最大可能扩大我们的视野。……一个不断关注自己的日常事务的人就不会对他自己和他的地位采取质疑的态度，然而这样一个人尽管他很自信，但直到他遇到导致他的幻想破灭的危机出现以前，他仍然受到某种特殊性和局部性的观点的制约。直到他第一次认识到他自己是一个更大的具体情境中的一部分的时候，在他的内心中才唤醒了一种冲动，在整体的背景中来看他自己的活动。……一旦这种个体掌握了使自己在这个世界中确定取向的方法，他就必然会超越他自己所在城镇的狭窄的视界，学会把自己当作一个国家情境得到一个部分，后来又当作一个世界情境的一部分。……人们必须学会重新进行思考，因为人是一种必须不断地使自己重新适应变化着的历史的生物。直到现在，我们对待我们的理智过程的态度与那些天真质朴的人没有多大区别。——139
按照舍夫勒的观点，当一个官员在习以为常的生活中按照现有的规章制度处理日常事物时，我们所处的就是”行政“领域，而不是”政治“领域。在这种行政管理领域中，我们可以通过具体例证来理解舍夫勒所说的”国家例行事务“。只要我们是以一种已经定型的方式处理某种新情况，我们所面对的就不是政治，而是社会生活中固定和重复出现的方面。【”任何进入政治领域的人首先准备着拿他的生命去冒险，过于顾惜生命而放弃自由正是奴性的标志。因而勇气是最优越的政治德性，只有拥有它的人才被允许进入一个在内容和目标上都是政治性的伙伴团体。（阿伦特）“”是否‘现在此时此地’要发动总攻击这种巨大的政治决断，不管在如何日常的、如何细微的政治状况中，‘不做不知道结果如何’这种‘赌’的要素皆伴着一个一个的决断。……‘布丁的味道不吃不知道’。这句话的政治的真实即在于把这种个别决断和法则认识间不断再生产的紧张关系公式化。正是因要对于规定无法处理的非理性面向‘赌’一下，这种‘赌’将成为自己必须负责的赌。（丸山真男）“如果不处于一种要拿生命去冒险、拿未来去赌的情形，而只要通过现有的规章制度就能解决的事件，那么就不算进入”政治“的领域，只是行政的执行者。】——146
尽管我们的生活似乎已经理性化了，但是迄今为止发生的所有理性化过程都只是局部性的，因为即使到现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那些最重要的领域仍然停留在非理性之中。……在国家生活和国际生活中，人们通过斗争而获取统治地位，而这种斗争本身是非理性的，机会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社会中的这些非理性力量构成了没有组织化的和非理性化的领域，行为和政治在这种生活领域中变得不可或缺。社会结构中的非理性主义的两个主要来源（不受控制的竞争和强权统治）构成了没有组织化的社会生活领域，在这个领域中，政治必不可少。围绕着这两个中心，其他那些更加深刻的非理性因素聚集起来，我们通常把这些因素叫作情绪。从社会学的立场来看，在不受控制的竞争和强权统治盛行的没有组织化的领域和对各种情绪反应的社会整合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149
在官僚制中，革命被看成是一个井然有序的系统中发生的一件麻烦事，而不是社会赖以生存、维持和发展的各种基本社会力量的鲜活表达。这种与法律有关的行政管理观念只能构造出封闭的、静态的思想体系，因而总是要面对不得不把新的法律纳入其体系的任务。【革命无不伴随着暴力，而对于系统，就其自身而言，它就是为了维护一个体系（制度）的有效运转，暴力与瓦解作为制度的对立面并不包含在系统所认定的运转过程中，除非系统本身处于更高的历史维度下。】——152
一个特定群体的社会利益使这个群体的成员对社会生活的某些方面保持敏感，而那些处于另一种地位的人则对其无动于衷。官僚阶层由于其行政偏见而对情境的政治方面视而不见，贵族阶层则相反，他们从一开始就对这个领域驾轻就熟。从一开始，贵族阶层就把注意力集中到了国内和国际领域中权力斗争的舞台。在这个领域，教科书小册子中提供的知识让我们茫然无措，而解决的办法也不可能从前提中机械地推导出来。因此，解决问题不能凭借个体的智慧，相反，每一个事件都是由那些实际存在的政治力量的合力造成的。【也就是说，你出生在什么圈子，就在成长中不自主地获得了这个圈子利益相关的自觉性，而这种“与成长俱来”的自觉性同教科书式的教学相比又有着时间上的天壤之别，只有另一种“与生俱来”的对该行业的天赋才能使之跻身于这个圈子中。】——155
如今我们认识到，任何一种理论背后都存在代表群体的目的、群体权力和群体利益的集体力量。因此，从最终达到某种客观真理的意义上讲，议会的各种讨论根本不具有任何理论性，因为它们所关注的都是由利益冲突决定的非常现实的问题。……在任何一种理论背后，都存在群体的观点。这种根据利益、社会环境和生存环境展开集团思维的现象，马克思称之为意识形态。【所有看似具有“合理性”的理论背后，都藏着对某一个群体产生利益的现实性。因此对于一个政府的决议来说，无论它选择朝左走还是朝右走，实际都存在着一群既得利益的集团，正是这些集团利益左右着政府的决策，无论左的意识还是右的形态对整体并没有谁对谁错，对左而言正确的，右就会不认同。】——159
应当说明的是，“意识形态”这个概念在这里并不是当作一个具有否定色彩的价值判断使用的，不是暗示它是一种存有故意的政治谎言，而是打算用它来表示某种与一定的历史环境和社会环境、世界观以及与世界观相一致的思想方式不可避免地联系在一起的观点。……它所提供的重要启示是，历史和政治思想的任何一种形式在本质上都取决于思想家及其所属群体的生活状况。我们的任务是，去除包裹着这一真知灼见那的那层片面的政治外壳，并系统而详尽地阐述下列论点：一个人如何看待历史，如何依据一些给定事实来解释总体情境，都依赖于他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先贤的理论并不总是完全正确，甚至对于不同时代的人而言还有诸多不合理之处，但我们仍要学习两千年前思想家的理论，这并非（仅仅）因为他们对待问题上体现出的聪明才智，而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现代社会延续了这些先贤的立场和理想，我们仍然试图完成他们所构想的大同社会和理想国，当然，我们所认为的乌托邦早已不是古代哲学家脑中乌托邦的样子了，而是经过历史发展后的新观念，但唯有如此，我们才能认知和阐释，并且发现不合理和改造道路。】——160
任何一种产生于阶级地位并基于有组织的历史群体而不是基于不稳定的大众的理论，都必然是有远见的。因此，它需要一种彻底理性化的历史观点，以这种历史观为基础，它就能够在任何时刻反问自身：我们现在在哪里，我们的运动本身目前发展到了什么阶段。——166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这种对理论的迫切需要是一个阶级社会的表现，在这个阶级社会中，不是由于地域的到接近，而是由于在广泛的社会领域中有着相似的生活境遇人们维系在一起。情感的纽带只能在有限的空间地带中发挥作用，而理论化的世界观则是一种超越遥远地域的统一的力量。因此，理性化的历史观念对于在空间里相隔甚远的群体来说，是一种社会性的统一因素，同时给予那些在相似的社会条件下不断成长起来的人们提供代际连续性。就各个阶级的形成过程而言，社会秩序中的相似地位和统一的理论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随后产生的情感纽带只不过是对既成情境的反应，并且总是或多或少地受到理论的制约。【原始宗教的维系基于一个地区的人们拥有的共同社会生活经验，但这样的信仰的传播力量是极其有限的，难以适应社会发展后的国家的扩张，譬如某陆地国家吞并了某沿海国家之后，它的原始宗教（高山信仰）理念就无法对海洋信仰的民族产生统治力，因此它开始需要传道型的宗教。传道型的宗教要求所有信徒摆脱自然性地域性的制约，因此它必须在理论上做文章，而与此同时，它又要求其传教的人民具有一定的、能够领悟理性化历史观的智力。因此对于这些宗教（的自我传播）来说，教化教众、提升民（徒）智就成了统治者必须致力于去实践的事。】——167
理智主义在任何一种情况下都绝不会被认为是正确的。恰恰相反，人们似乎必须唤起直觉才能理解如下两种情境。首先，要确定革命性变革的条件是否成熟，总是不可能通过计算，只能求助于政治直觉；其次，历史事件从来都不可能被预先精确确定，因此用行动来改变它们是完全多余的。【人的行动可以通过行为学和心理学预测，群众运动可以通过政治学、社会学预测，但再怎么预测，数字都不会告诉你在哪一刻发起政变最容易成功，数学模型不能模拟出卡利斯马、领袖魅力，最终引导历史推进的总是政治直觉。】——169
法西斯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核心，是对直接行动的神化，对决定性行为以及领导精英首创精神的重要意义的信仰。政治的本质是认识和把握当前的要求。重要的不是纲领，而是对一位领袖的无条件服从。历史既不是由大众创造的，也不是由各种观念，或者那些“默默发挥作用的”力量创造的，而是由时常表现自己的权威的精英创造的。【这些精英——公司老总、阶级贵族们从来不缺有智力的人才，在这些都是名校出身、奖状遍体的如过江之鲫的高材生应聘者中，他需要的只是一条忠诚的狗。】——170
马克思主义试图揭露“编制的谎言”、“神秘化”和“虚构”，并在这个意义上提出了意识形态问题。然而，它并没有把解释历史的每一种尝试都纳入这个范畴，而知识纳入了那些与它对立的尝试。并不是每一种思想类型都被贴上了“意识形态”的标签。只有那些需要伪装的和从其历史、社会情境中不会也不能认识到实际存在的真正的相互关系的阶层，才必然会成为这些欺骗性经验的受害者。但是，每一种观念，甚至是正确的观念，从它能够被构思出来这个事实看，似乎都与某种历史—社会情境联系在一起。这一切思想都与某种历史—社会情境有关这个事实，并不会剥夺思想达到真理的全部可能性。【就“基督徒”、“儒生”、“左派”或者“x门”这些被意识形态化的阶层来说，它们的历史地伪装不止限于宗教领袖、门派宗主所进行的神话化话语和崇拜仪式，包括其阶层中人在日常实践活动中所无意中编织、改进的话语，也具有欺骗性经验。换句话说，意识形态下的民众，他们把自己编进了具有欺骗性的话语中，然后成为历史——即便他们原本就知道这个世界上没有圣诞老人。】——176
有组织的和有机的群体越是遭到瓦解，它们就越容易丧失历史是连贯有序的观念，就越会变得对无法估量的和偶然发生的事情敏感。当那些自发组织起来的盲动主义群体变得更稳定时，它们也会变得比较愿意接受历史是长期的和社会是有序的观点。……一个阶级或类似的有机群体从来不把历史视为由转瞬即逝的和互不联系的偶然事件组成的；只有从它们内部产生的那些自发性群体才会持这种观点。【游牧民族】——179
作为一方的伟大的领袖人物和精英们所具有的热忱与作为另一方的群氓所具有的热忱的对比，揭示了知识分子意识形态特征所具有的各种标志，与其说这些知识分子想要得到来自外部的支持，不如说更想为他们自己进行辩护。……这种自我辩护方法上的差异或许可以表明，那些以领袖—群众两分法来运作的群体都是一些正在上升的精英，他们具有社会独立性，也可以说，还不得不为自己创造某种社会地位。他们的主要兴趣不在于推翻、改革或者维护社会结构，他们所关注的，主要是用另外一些人取代当前处于支配地位的精英。一个群体认为历史是精英复精英的循环，而其他群体则认为历史是历史—社会结构的转化过程，这绝不是偶然的。每一个群体主要关注的，都不过是通过其意图而导向的社会的和历史的整体的那个方面而已。……随着危机过后平衡状态的恢复，有组织的历史—社会力量又变得有效。即使在危机中走上巅峰的精英，也能够使自己很好地适应新的情境，而社会生活的动力仍然以旧的方式重新表现自身。社会结构并没有发生变化，只不过使进行了改组——各种社会阶层在不断发展的社会进程框架内进行人员转换。【资产阶级的局限性，他们并不是站在一个更广泛的阶级去思考群众利益，而只是从自身利益出发，把社会引导向自己理想的、甚至是对自己有利的那个方向。】——180
一个已经上升到社会高层的阶级，往往会根据一些没有联系的孤立事件来设想历史。只有在审视历史事件的同时，还期待从中得到某种东西的阶级，才会把历史事件看成事一个过程。只有这些期望才会一方面导致乌托邦，另一方面又导致过程观。然而，阶级斗争的胜利会消除乌托邦成分，并且将长远观点置于幕后，更加注重将权力用于当前的任务。结果是，以前那种把各种趋势和总体结构都考虑在内的关于整体的观点，被纯粹由直接的事件和不相关联的事实组成的图景所取代。关于“过程”的观念和关于历史结构可以理解的观念，变成了只是一个神话。【对于革命运动来说，乌托邦是一个近在眼前的理想（而因为他们都如此认为，所以）；对于统治阶级来说，维持统治才是当前任务，乌托邦则从近在眼前的口号被放置到长远理想中。】——183
所有政党都不仅努力从党派立场出发，而且努力从世界观方面来塑造群众的思想。政治教学意味着一种对于世界的特殊态度的传播，这种态度渗透于生活的所有方面。今天的政治教育还意味着某种明确的历史观、某种解释事件的方式和一种以明确的方式寻求哲学取向的趋势。……不仅承认各种政治知识必然具有党派特征，而且承认每一种政治类型都有其独特性。如今已经非常清楚且毋庸置疑的是，全部知识，不论是政治的还是涉及世界观的知识，都不可避免地具有党派性。显然，所有知识有片面性的特征。但是，这隐含着把许多相互补充的观点整合为综合性整体的可能性。【国家-政府所组织起来，提供给所有群众的教学资源，不是要教导个体具有独立思想和自我美学的，而是旨在传播该组织的生存哲学和道德。他要培养出具有明确历史观和政治观的群众，因此所有这些知识都不可避免地具有倾向性的塑造特点，它反而会让人觉得：这些知识本身是客观中立的，他们产生的那些具有倾向性的认识和意识形态也不是规训的成果，而是经过自己思考而得出的最合适的结论。】——185
我们发现，各种党派中的任何一个政党，都只看到历史和政治现实的某些有限的方面和领域。官僚把视阈局限于国家生活的稳定部分，历史保守主义则只能看到民族精神仍在悄然发挥作用的那些领域……其余的观点也是如此。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既发展了在社会中以理性手段进行利益冲突的可能性，在现代生活中，只要可能存在阶级冲突的和平方式，这种理性方法就会保持其现实性和功能。资产阶级意识中有一个重要的社会兴趣，那就是以理智主义来掩盖自己的理性化的局限。因此，它所进行的活动似乎表明，只要通过讨论就可以完全解决现实冲突。【现代政党要学习原始宗教聚拢人心的手段，但又要超越古代的宗教。盖因一个现代化国家不仅可能囊括了具有各种地理、自然性生活经验的群众，也要缓和因不同历史文化、肤色与人种而产生差异与斗争的国民。因此文明型的宗教在今天业已逐渐跟不上需求。如果参考轴心文明的儒教、佛教和基督教，那么会发现它们是在多民族、多种群来往不那么密切的基础上实现的，它们的传播用的是加盖，譬如佛教在印度，便与印度神话重合，基督教进入中国，又被中国的神话体系冠名……这一点在日本各种宗教融合中有着鲜明体现，也就是说，文明型宗教并没有与自然型宗教产生正面冲突而是寄生在后者之上，但对于进入现代化的国家而言，一个黑人（肤色）、犹太人（民族）、穆斯林（文化）如何以国籍为凭依皈依政党的政治理念。一个政党、一种组织的意识形态，应当如何超越这些差异将国民组成一个整体。】——187
这样一种对社会的动态性和总体性具有持续敏感的实验性展望，是不可能由一个坚持某种中间立场的阶级来发展的，它只能由一个在社会秩序中并不是特别稳定地居于某种立场、只有相对的阶级性的阶层来发展。……根据这种理论，知识分子即使不能构成一个阶级，至少也附属于一个阶级。这样，这种理论也许能够正确地描述这个独立的社会团体的某些决定因素和组成部分，但却根本不能正确地把握这个整体的基本特性。——193
不同时代的阶级关系的变化，对知识分子中的某些群体产生有利影响，而对其中的另一些群体则产生不利影响。因此，不能认为他们是被同质的东西决定的。虽然它们因为差别太大而不能被视为同一个阶级，但是，所有知识分子群体之间却存在着一种共同的社会学纽带，这就是教育，它以某种显而易见的方式把它们联结到一起。对某种共同教育遗产的分享，往往会抑制出身、社会地位、职业，以及财富方面的差别，并且使受过教育的个体在他们所受教育的基础上结合起来。【关键词：共同教育。正如前面所提到的，任何政党都有它的片面性，“正是所有政治旨趣和知识都必然具有党派性和特殊性这种潜在的倾向，使我们获得了当前这些真正的知识”。由此，政党所组织起来的教学资源和提供的教育机会，也必然都具有传播其意识形态和政治思想的特性。这些受到某种共同教育而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或许因前者对他们产生的有利影响而结成一派，又或者会因它对他们产生的不利影响而凝聚成另外的反对的一派。总之，接受教育，就是他们共同经历的社会现实，名为“学校”的机构通过规训与学生们之间的相互模仿，为后者制造出共同的生活经验，从而短暂地压制了他们身份差异带来的偏见，否则就算孔子和马克思都具有同样的人文理念、都生活在公元前五世纪，他们也不会因之产生交流，教育抑制了身份的差别将他们聚合起来。这就像大合唱给人一种振奋的、团结一心的感觉，“所有的力量都朝一个点上拧”给与他们这种感觉，并使他们产生“我们彼此理解”错觉的，也正是这种短暂的共同经验，但实际上，他们产生团结的，也仅在这一首歌的范围内而已。】——194
现代生活中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一个事实是，与以往的文化不同，现代生活中的知识活动比那个不是由诸如牧师之类被社会严格界定的阶级专门承担的，而是由在很大程度上不归属于任何一个社会阶级，并且从日益广泛的社会生活领域吸收成员的社会阶层进行的。这种社会学方面的事实从根本上决定了现代意识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不是建立在牧师权威的基础上，不是封闭的和完结了的，而是动态的、富有弹性的，处于不断的流动状态，并且永远会面临新的问题。……对于这个阶层，那种仅仅根据阶级进行研究的社会学是不可能理解的。不过，这个阶层特有的社会地位所具有的特征却可以非常确切地加以描述。它虽然处于各阶级之间，但并不构成一个中间阶级。当然，它并不是悬浮在没有渗透进任何社会利益的真空之中，相反，它自身中包含了渗透于社会生活中的所有利益。【在古代社会里知识被严格管控着，因为知识是权力的来源，知识的神秘性产生威严。这一点其实至今没有变化，只不过掌管知识的不再是单一的统治者，而是各种学者，知识的神秘性被祛魅，统治阶级的神秘性则从他出获取。学者通过知识获得了操作人们身体的权力，但根本上，他们无法对人们的意志进行掌控，后者仍然牢牢把握在统治阶层手里。因此学者必须谄媚政治、以知识交易权力，虽然对于政治家来说，学者也是他所忌惮的对象。】——195
历史上各种阵营中都可以找到无附属性的知识分子。这样，他们总是充当保守主义者的理论家，而这些保守主义者由于自身社会地位稳定很难具有理论上的自我意识。他们同样也充当无产阶级的理论家，而无产阶级由于其社会条件有限制，缺乏获得现代政治斗争所必须的知识和先决条件。……知识分子之所以具备使自己归属他们原先并不从属的阶级的能力，是因为他们能够适应任何观点，而且他们，也只有他们，处于一种能够选择从属于谁的地位，而那些直接地属于某一阶级关系的人则只是在极少的例外情况下能够超越其阶级观点的界限。这些自愿做出的、加入某个阶级的政治斗争的决定，的确使他们在斗争中与那些特定的阶级联合起来，但这并不会使他们摆脱这个阶级原有成员对他们的不信任。……这种个体不是把精力集中于他所处情境中的积极潜能，而是变成了这种情境中隐含的各种诱惑的牺牲品。最大错误莫过于基于一个社会阶层的某些成员的背信弃义的行为来判断这个阶层的功能，却没有看到知识分子经常“缺乏信念”只不过是下列事实的反面，即他们独自处于具有知识的信念的地位。……一再尝试得到其他阶级的认同，同时又不断受到其他阶级的拒斥，这种情况最终必然会使知识分子更加清晰地认识到自己在社会秩序中所处地位的意义和价值。【浪人、食客、知识分子……这些“在社会秩序中并不是特别稳定地居于某种立场、只有相对的阶级性的阶层”可以依附于贵族或者农民——具体来说就是持有生产资料和生存必需品的人，但没有人会因他们为自己而死感到惋惜，因为他们始终是外人，“对于自由资产阶级和社会主义领导阶层来说，这些知识分子都是局外人，他们希望利用转型时期不断困扰现代社会的各种危机来获取权力”。这些人可以联手农民对抗强盗或地主，也可以联合统治阶级压榨和奴役人民；可以帮助我国对抗外国，也能够帮助外国侵略我国……这些并不稳定且反复无常的政治力量，也就造成了各阶级对他们的不可摆脱的不信任。从根的来说，知识分子的威胁性不在于他们的身份，而在于知识能成为一种力量，并且这种力量还具有自主意识，它和浪人、雇佣兵所拥有的表象的武装力量同样让人感受到威胁。】——197
我们把现存的各种思潮之间相互渗透和相互理解的可能性归因于这样一种相对而言无所归属的中间阶层，这个阶层对于那些来自最多种多样的社会阶级和社会群体的不断流动的个体保持着开放的状态。只有在这些条件下，我们在上文中所阐述的那种不断更新和扩展的整合才会出现。……只有在今天，当我们已经认识到所有的思潮，并且能够根据从社会学角度来看可以理解的过程去领悟各种政治旨趣和世界观得以存在的整个过程的时候，我们才看到了政治学作为科学而存在的可能性。【“政治学只有在某种有限的意义上作为一门科学才是可能的，也就是说，它只有在为行动扫清道路的意义上才是可能的。……如果政治斗争的进程已明确表明，政治决策和思想观点这二者在本性上存在着密切的关联，那么，似乎可以由此推论，不可能存在一门关于政治的科学。但是，正是在这个难题变得最明显的地方，我们达到了一个转折点。……有一点已经变得很明显，并且还会变得更加明显，即由于当代社会的负责性，那些用以培养后代政治领袖的方法，不再适合于为当今的政治家们提供必要的知识。因此，各个政党都会发现，有必要日益关注和精心设计其党校的发展。”政治的学科化，政治被知识包容。】——200
再也没有什么东西比这更令那些有着公开的阶级利益背景的知识分子心驰神往了，特别是在他们年轻的时候，更应该吸收这种观点和整体观念。即使在这样一种学校中，也不能假定教师们都应当是无党派人士。避免做出各种政治决定并不是这种学校的目标。但是，一位经过谨慎的深入思考后从经过仔细思考得出的某种观点出发向那些思想还未定型的学生传授自己的观点，从而使其能够理解总体情境的老师，与一位仅仅关注向学生灌输已经牢固确定的党派观点的教师，是有深刻区别的。——201
总之，无论你的利益是什么，这些利益都是你作为一个政治人所具有的利益，但是，您拥有这样或那样的利益这个事实也意味着，你为了实现这些利益必须做这样或那样的事情，而且，你必须知道你在整个社会进程中占据的特殊地位。虽然我们相信利益和意图都是无法教授的，但是，对于存在于判断和观点之间，以及存在于社会过程和利益发展之间的结构性关系进行研究和沟通却是可能的。那些要求政治学作为一门科学讲授各种规范和目的的人应当考虑到，这种要求实际上意味着对政治现实的否定。【并非所有人都有一个明确而绝对的“立场”。疫病时期，到处乱跑的人会被众人痛骂；而反过来，开放时期还戴口罩的人却不会太多人感到反感。所有的这些立场，仰赖的都是每个人的“利场”不会受到侵犯：你的乱跑导致所有人都得居家，这种被侵犯的愤恨就会发泄在乱跑者身上——而不是做决策者。但开放时期戴口罩不会对人造成伤害，因此不会产生反感情绪。】——202
由于分析是现代科学的基本倾向，由于只有那些可还原的构成要素才被视为是科学的，那种对于总体的直觉的和直接的兴趣消失了。——206
有些真理或正确的直觉很可能只与特定个人的取向或特定群体利益的明确取向接近。地位不断上升的资产阶级所倡导的民主世界主义，否认这些真知灼见具有存在的价值和权利。因此，在这种真理标准中，显露出一种纯粹的社会学成分，也就是说，民主要求这些真理对所有的人都一视同仁。这种对于普遍有效性的要求，表明了某些伴随知识理论产生的结果。由此产生的结果是，只有那些能够触及和吸引全人类共性的东西的知识形式，才会被认为是合理的。……我们可以假定这些特定对于所有人，无论黑人还是欧洲人，中世纪的人还是现代的人都毫无二致。这种共同意识的基本共同基础，首先是建立在时空观上的，与之密切相关的，是数学的纯形式领域。在这里，人们感到已经建立起了所有的人可以分享的平台。同样，人们还感到，在少数具有公理性的特征的基础上可以塑造出一种与时代和种族无关的经济人、政治人，等等。只有通过运用这些公理而认识的东西，才被认为是可知的。其他一切都被简单地归为反常的“现实事物的多样性”，对此，“纯”理论不必去费心劳神。这种思想方式的最主要的目标是一种普遍有效的纯知识体，它对所有人都是可知的，也是可以向所有的人传授的。【当你渴求一个普世价值的时候，潜在地，这种价值观在推动着你、推动着支持这个意识形态的政府去谋求一个共同的时空观和历史经验。】——207
这个学科的基本态度，代表着鉴赏家、收藏家、文献学家和思想史家的各种个人态度的融合。如果艺术史是艺术家为了艺术家而写的，或者是从鉴赏者的立场出发来写，那么它们就会大相径庭。后一种情形大多只存在于当代艺术评论中。——213
在我们这个时代，就我们习惯于称之为“艺术”的那些领域而言，教育制度自身所具有的那种仅仅局限于使“听者”服从“讲者”的讲授体制来传播和沟通知识的不适当性已经变得极为明显。【缺少交流和互动。当然，旧时代的听-讲制度注重的不是效率，而是权力与传承的结构】在这里，有组织的学院里所进行的培训也取代了旧式的、以工厂为原型的师生合作的形式。然而，较之在学院里进行的培训，工场的这种特殊的合作类型，更加适合于这种基础性的沟通。工场所造成的是一种师傅和学徒之间的共同参与关系。在这里，对于学徒应当“认识到的”东西都没有进行系统的讲解。所有进行沟通的东西都是在具体情境中“随机出现”的，而不仅仅是“讲出来的”【重实践轻理论】。学徒和师傅一起工作，互相帮助，并且共同参与完成那些富有创造性的工作，这些工作有可能是他们之中任何一方创始的。师傅把首创精神传给学徒，并且在学徒那里得到某种回应。伴随着技艺的传播，还传播着观念和风格，不是通过理论的讨论，而是在创造性的合作中澄清目标，连为一体。因此，整个人都受到影响，这种人际关系与讲授体制内的单纯的“获得认知”之间存在着广泛的不同。它不是一个被传播的图式系统，而往往是某种具体的取向。在这里，类似的情境本身也重复出现，但人们都是根据应当重新加以创造的工作的特征及其统一性来理解的。——220
我们常常倾向于把我们自己不知不觉地曲解为我们的经验的范畴结构和终极假设当作“客观的”东西来接受【所谓的“中国胃”】，而对于知识社会学家来说，这些则知识在以后才被当作某个特殊思潮的局部的、受历史和社会制约的原理而被揭示出来。没有比这更不证自明的了，即最难为我们所觉察的，恰恰式我们自己思维方式的局限性，而只有历史和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才能给予我们认识这些方式的特殊性的视角。……我们至今仍生活在一个未能摆脱各种世俗烦扰并超越历史的时期，我们的问题并不是该如何处理那种应当成为“真理本身”的知识，而是以恶个人该如何处理他的认识问题，这个与问题与他的其他问题一样，受其所处时代和社会地位的制约。——228
在我们看来，政治知识的精髓似乎在于下列事实，即增加了的知识并不会消除各种决定，而只能迫使它们不断后退。但是，从各种决定后退中，我们所获得的确实事业的扩展，和对我们的世界的更广泛的把握。……知识社会学为我们提供了某种基础，这个事实并不能使我们摆脱做出决策的责任。然而，它确实扩大了我们必须在其范围内做出决策的视域的界限。那些对进入决策进行并发挥决定性因素的知识的增长怀有恐慌之心，害怕这将会对他们的“自由”构成威胁的人，才会在其行动中拥有最少的自由，其行动也才会最彻底地被这些因素预先决定。无论我们什么时候意识到某种支配我们的决定性因素，我们都会把这种因素从无意识的动机领域转移到可控制的、可计算的和客观化了的领域。因此，选择和决策并没有被消除；相反，先前支配我们的那些动机现在变得受我们支配了；我们被越来越彻底地抛回到真实的自我状态中，尽管之前我们是必然性的奴仆，但我们现在发现，我们有可能自觉地与那些我们完全赞同的力量联结起来。【当我们能够完全地把握住那些足以影响结果的因素时，我们才堪称自由。否则两手一摆、听天由命只是看上去地不受外界因素影响而已，实际上他们已经把主动权交给了别人。】——230
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有把握地断言：只有在非理性的领域仍然存在的情况下（非理性领域一旦消失，“行政”就会取而代之），政治才有可能作为政治而存在。而且，还可以说，正像与“精确的”科学所形成的对照那样，政治知识的特殊本质，就这个领域而言，产生于知识与利益和动机的不可分离性。在政治中，理性的因素与非理性的因素内在地交织在一起；并且，最后，这里存在着一种把非理性因素从社会领域消除掉的倾向，而与此密切相关的结果是，加深了我们对迄今为止一直在不知不觉中支配我们的因素的认识。【政治的存在需要非理性，政治就是永远要踏出未知的第一步。而政治本身也在永不停歇地试图将自己变身成行政——一种系统、一种可以不断对重复问题进行重复应对的装置。为此，政治就不得不求助于醉心“可再现事物”的科学；知识帮助政治制造出一套可循环、可控制的装置，政治则给与知识一定的权力以使他们拥有相对的自由。但是，科学就像载舟之水，它虽然为权力提供了技术，可它自己的进步又包含了激情（非理性）——科学每天也都在踏出未知的一步。所以它又有着被权力所忌惮的反过来颠覆政治的风险。】——232
如果把“乌托邦”这个术语的含义限定为既超越现实、又打破现行秩序束缚的取向，乌托邦式的思想和意识形态的想就有了明确的区别。一个人可以把脱离现实或超越现实存在的目标作为自己的取向——而且仍然能有效地实现并维持现行事物的秩序。在历史进程中，人类为自己确定的目标往往都超越了自身的生存空间，而不是自己的生存中所固有的，尽管如此，社会生活的实际和具体形式则式建立在符合现实的“意识形态”思想基础上的。只有在它试图打破现行秩序的束缚时，这种不协调的取向才成为乌托邦式的。【虽然乌托邦和伊甸园都处于时间线的末端上，但伊甸园不可加速进入，末日审判何时到来是由上帝决定的；而乌托邦则可以借由人的努力而无限接近那个目标，也就是它们的动力源并不一样。】——234
在历史进程中，人类为自己确定的目标往往都超越了自身的生存空间，而不是自己的生存中所固有的，尽管如此，社会生活的实际和具体形式则式建立在符合现实的“意识形态”思想基础上的。【在择偶过程中，人类为自己的目标（对象）往往都确定了超越自身——简单来说就是把对象符号化和物神化——而不是自己生存中应有的标准；尽管如此，生活的实际和具体形式仍不得不建立在符合现实经济的基础之上。于是，在确定的标准与现实的生活之间，产生了不可弥补的空洞（虚），这人和神之间的差距，不下于从白米饭到白月光的距离。越是认不清这一现实，过了恋爱期的二人生活就会愈痛苦，而当这一理想试图打破此时此境占领现实生活，对爱情不切实际的最高幻想——soulmate便会诞生。】——234
从这里可以看出，总体上，进步政党的概念性框架更适合于系统研究——因为它们的社会地位为系统思想提供了较大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强调事件独特性的历史概念更有可能是社会中保守因素的产物。——243
一般总是由与现行秩序完全一致、占主导地位的群体来决定什么应当被看成是乌托邦的；与现存事物有冲突的、处于上升地位的群体是决定什么应当被看成是意识形态的群体。准确界定在某一给定时期内什么是意识形态、什么是乌托邦也是很困难的，因为实际上乌托邦元素与意识形态元素在历史进程中不是分别产生的。处于上升地位的阶级的乌托邦思想往往在很大程度上渗透着意识形态元素。……经常出现的情况是，占主导地位的乌托邦思想最初只是某个个人奇思妙想的愿望，后来才成为一个包容性较强的群体的政治目标，这些目标在不同时期可以根据社会学的方法比较准确的确定。【乌托邦是领导人设计出来、被放置于未来的永不可达成的社会阶段，一个理想之国；而意识形态则更接近现行秩序，是一套高于现状但并不超越现实的生活理念，它有着能被实现的机会。（意识形态就像是组织的“人设”）】——246
认为个人创造力的重要性将被否定，这是对社会学研究成果扩散面最广的误解之一。恰恰相反，如果新事物不是源自那些突破现行秩序束缚的个人所具有的新奇、独特的思想，那又能指望它们源自哪里呢？不过社会学历来的任务就是要证明，新事物最初那种令人激动的东西实际上还是以现行秩序为取向的，而现行秩序本身则根植于社会生活中各种力量的联盟关系与对立关系之中。……根据我们的定义，一个有效的乌托邦思想从长远来看不可能是某个个体努力的结果，因为单凭自己的力量，这个个体是不可能撼动历史—社会形势的。只有当这个个体的乌托邦概念驾驭了社会中已经存在的潮流并赋予它表达方式，只有当它以这种形式回流到整个群体的观念之中，并由这个群体将其转化为行动，只有这时候，现行秩序才有可能受到为争取另一种存在秩序的挑战。——249
我们永远不可能非常清楚地把握一个群体思想的核心结构，这不像我们根据它的希望、渴望和目的来理解它的时间概念那样容易。在这些目的和期望的基础上，一个给定的思想不仅在对未来的事件，而且也在对过去的事件进行排序。用这样的观点来看，一切初看起来像流水账似的事件，就会呈现命运的特点。【一些偶然性的事件会被贴上必然的标签】——252
用“思想史”的观点来理解这些事件最容易产生误导。驱使人们采取革命行动的并不是“思想”。革命行动实际上是在狂热放纵的精力支配下爆发的。意识中超越现实的元素受到激励，产生了积极的乌托邦功能，但这些元素并不是“思想”。在乌托邦思想的自由—人道主义阶段产生了一种无意识的歪曲，那就是认为这一阶段发生的事件都是由“思想”引发的。思想的历史是由“受思想影响的”时代创造的，而这个时代则是根据其自身的主要经验不自觉地对过去了重新诠释。在农民战争期间，驱使人们采取革命行动的也不是“思想”。革命行动爆发的根源在更深层的、重要的、基本的精神层面。【驱使下层阶级拿起武器去夺取政权、去革命的不是思想，而恰恰是非理性；他们的革命行动——也许身处其中的他们自己并不知道这是在革命——不是思想是指导的，而是激情推动的。】——256
对于这种思想而言，各种关于美好世界的承诺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很遥远，就像无法兑现的支票——它们的唯一功能就是在我们所说的“超越事件的世界”固定那个点，而正在期待那个吉祥时刻到来的人可以放心，他肯定已经脱离了那个仍然处于形成阶段的世界。……在世俗乌托邦存在的地方，我们得到的是一个存在于空间的乌托邦，在理性与启蒙时代，封闭的理性推论逐渐渗透到乌托邦的观点中。从某种意义上说，理性的、符合公理的出发点、推论程序的封闭体系以及动机的内部平衡能力一起构成了这个公理，它们能像乌托邦的梦想那样，确保内部凝聚力以及与这个世界的隔绝。仅仅在思想上正确或者有效的东西，在空间和时间上都很遥远，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更有可能导致超越经验的外部领域，而不像那些充满世俗世界物质内容的乌托邦梦想可能希望的那样。没有什么比这个封闭的理性体系离实际情况更加遥远。在某些情况下，也没有什么比一个完全不受外界影响的、唯理智论的世界观所包含的非理性的动力更大。【人们对于乌托邦，就像在跟一个电脑谈恋爱，任何激起人美好幻想的词句，都是无法实现的空头支票。线下发生的一切都无法对这个独立于尘世之外的系统产生影响，即便末日的前一秒，它都能和你如常地谈情说爱。但如果乌托邦不是这样、不像康德的物自体那样高高在上、不可亵渎的话，它也就没有堪称“理想”的价值和凝聚人心的作用了。】——261
自由主义者的基本观点具有积极接受文化、给人类事务以伦理色彩的特点。他最适合担当的角色是批评者，而不是富有创造性的破坏者。他没有中断和现在——现实世界——的联系。每一个事件都有令人鼓舞的思想环境和需要达成的精神目标。……现代自由主义思想进行的是一场双重的斗争，这种思想具有独特性，很高尚，是一种想象的创造。这种理想主义的思想既避免了千禧年主义吁请上帝时对现实的梦幻般的概念，也避免了受尘世与时间制约的世界观对事和人的保守的、往往非常狭隘的控制。这种唯理智论观点的基础在社会的中层，在资产阶级，在知识界。这种观点，根据其代表群体之间的结构关系，事在被压迫阶层的活力、狂热、仇恨，以及愿望与现实完全一致的封建统治阶级的直接正确性中寻求一条动态的中间道路。……任何批评细节的人都因为那样的批评而与现在这个世界绑在了一起。对当前文化发展的最直接趋势的参与，对现行制度优越性及其政治经济形成能力的强烈信念，都是那些不仅对播种者感兴趣、而且希望现在就能进行收获的传统继承者们的特点。但是这个处于上升时期的社会阶层还没有开始认真对付真正的社会问题，在对国家进行自由对抗的时代，它仍然不理解那个占主导地位的社会阶层为绝对价值定位的历史意义，即权力和赤裸裸的暴力的意义。【处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看不惯两者又同时不被二者看得起的小布尔乔亚。它不破旧立新、不摧毁旧事物（一部分也因为它身处的阶段没有这个能力，这些力量总是与无产者联系在一起，所以小布尔乔亚总是得煽动下层阶级才能拥有对抗权威的力量），而是从批判中使世界获得延续的力量。】——264
标准的自由主义思想也包含这种对历史事件的定性区分，此外它还不以为然地以为，任何东西一旦成为过去的一部分或者是现在的一部分，那它就是一种邪恶的现实。——270
如果处于上升阶段的阶级实际上没有提出这些问题，如果他们并没有在各自的反意识形态中提出这些问题，那么保守主义的自我意识倾向就会继续处于潜伏状态，保守主义观点就会继续停留在无意识的行为阶段。但是，代表一个新时代、处于上升阶段的阶级的意识形态攻势，确实是人们意识到在生活和行动中出现出的观点和思想。受到对立理论刺激的保守主义思想，到事后才发现自己的思想。……在新生力量的推动下，原有的力量必须继续改造自己，必须使自己适应新对手的水平。这样，在目前，那些一直在用旧思维方式运作的人，在面对社会学论点的时候，也必须求助于同样这些方法。【只有在进步思想出现的时候，保守主义才会察觉到自身并形成反抗的力量；反过来，当权者将现行制度粉饰成完满无缺，从而将反叛者暴露。黑暗依托于光明显现其自身，光明在黑暗中无处可藏。“因此，认识到保守主义是‘现代的’非常重要，因为它是在自由民主的政治哲学之后提出来的。（弗兰克·特纳）”】——274
在政治生活中人们一般对关系比较密切的对手比对关系较远的对手要厉害得多，因为这样得倾向比较强，会渐渐地进入他的视野，所以尤其必须注意防范内部的诱惑。例如，共产主义反对修正主义要比反对保守主义起劲得多。这一点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论有很多要向保守主义学习得东西。——284
一个人转向自由主义之后，就会采取与保守主义截然不同得观点，发现自己得思想具有纯粹正规的抽象特征。【自由主义的抽象性与保守主义的具象性。】——285
产生思想的并不是历史进程，但是这些思想的发现、传播以“启蒙”使它们成了历史性的力量。只有当人类不仅把自己、不仅把人类，而且把这些思想的存在、正确性及其影响都看成是有条件的因素，把思想的发展看成是与存在密切相关、看成是历史社会进程的一部分，名副其实的哥白尼式的革命才会发生。——289
当新的群体进入一个业已确立的形式之后，它们对解释这种形式的意识形态并没有全盘接受，而是大动干戈，通过自己的传统使之适应新的形式。因此，在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进入一个对保守主义更有利的境况之后，曾经间歇性地借保守主义作为模本给他们的思想，但总体上却比较愿意让他们带来的意识形态适应新的情况。当这些阶层逐步占据了原先由保守主义者保持的社会地位之后，便不由自主地培养了一种结构上与保守主义相关的生活情况与思想模式。保守主义者对历史决定论结构的初期洞悉、强调、在可能的情况下对那些默默发挥作用的力量过分的强调，以及不断把乌托邦元素吸收到日常生活中的做法，也出现在这些阶层的思维中，有时表现为新的、自发独创的形式，有时则是对旧保守主义模式的重新解释。于是我们注意到，由于受社会进程的制约，在许多点上都产生了相对背离乌托邦的各种形式。——294
乌托邦思想的不同共存形式在相互冲突中不断摧毁对方。各种形式的乌托邦的相互冲突未必会导致乌托邦主义本身的消灭，因为其内部斗争只是增加了乌托邦的强度。不过，现代性是的相互冲突的奇怪之处在于，摧毁对手并没有发生在乌托邦思想的水平上，这是一个可以看得非常清楚的事实，因为社会主义者已经开始揭开其对手的意识形态假面具。我们并不阻止对手，说他拜错了神，我们指出这是由历史与社会原因决定的，这样旧摧毁了对手思想的强度。【解名、解构、祛魅削弱了对手的思想强度】——294
越来越明显的是，从任何观点出发都可以进行有成效的思维，当然可达到的成效的程度会因观点的不同而不同。每一种观点都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揭示了这些纷繁复杂的事件中的内在关系，于是人们不相信历史进程会比当前所有的个人立场更有包容性，也不相信在目前四分五裂的状态下，我们的思维基础还能造就一个全面看待各种事件的观点。我们的理论工具和系统化能力要处理如此大量的事实和观点已经捉襟见肘。……一个处于社会历史发展成熟阶段的民族，不是由于软弱才容忍观察世界的各种不同可能性的存在，并试图为它们找到一个能包容那个这些可能性的理论框架。这种容忍是由于它认识到，以前的各种思想的确定性都是由于把一些片面观点绝对化的结果。这些片面观点的局限性本来应当是一目了然的，这才是目前这个时代的特点。在这个成熟而且先进的发展阶段，整体观点的消失往往与乌托邦思想的消失成正比。在现代生活中，只有极”左“和极”右“的群体才认为在发展过程中有一种一致性。【乌托邦是将”一“种思想观念发挥到极致而构想出的社会形态。是极端且片面性，以至于最后只有少数人能满意的生活。因此说到底，制造乌托邦筛选的不是制度或者技术，而是人。】——296
任何时候，只要乌托邦思想一消失，历史就不再是一个通向终极目标的进程。——298
预测是预言家的任务，每一种必要的预言都把历史变成一个纯粹确定的体系，从而剥夺我们进行选择和做出先择的可能性。……本来藉以向我们展现自己的唯一形式就是可能性的形式，而那种命令，那种”应当“，则告诉我们应当选择其中的哪一种可能性。【人类社会的”预言“更像一种指示，它与命令密切相关。当ta做出预言的时候，也是在引导着现实朝或不朝着某个方向行动。】——306
因此，这项任务就是揭示隐藏在个体决策背后的动机，使他处于可以真正进行选择的地位，从而去除产生困难的根源。这时候，而且只有这时候，他的决策才会真正地由他自己来做。【只有在我们知晓了”可以选择什么“和”压根不必去选择“的可能性后，我们才能获得决定的自由。】——307
乌托邦的消失造成了一种静态，人在其中只是一个物而已。这样，我们就将面临一个可想而知的最大悖论，也就是说，人类创造了对存在的最高程度的理性把握，但却没有留下任何理想，他只不过变成了一个冲动的生灵。因此，经过长期、曲折、英雄般的发展，在意识达到最高境界的时候，历史就不再是盲目的命运，而越来越成为人类自身的创造，随着乌托邦思想被放弃，人类将失去创造历史的意志，并由此失去理解历史的能力。因而，对于大多数知识领域而言，历史—社会过程都是具有实质性的重要意义。……艺术史已经很明确地告诉我们，可以根据其艺术形式的风格确定其所在的时期，因为每一种艺术形式只有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才可能出现，而且表现出那个时代的特征。这种适用于艺术的说法，在进行必要的修正后，也适用于知识。……通过对思想结构的单纯分析，我们还可以确定，得出这种论断的主题在何时何地发现世界是以这种方式、而且仅仅以这种方式出现的。而且我们常常还可以把分析向前推进，以至于能够回答一个涉及面更广的问题：为什么世界恰恰以这样的方式呈现出来。【没有人类的文明毫无意义，而没有文明的人类亦只是一个会动的物。每个时代出现的思想都具有那个时代的意义，这些意义都是依托于该时代而产生的，也只会在那个时代出现，这就是它的价值。】——308
我们意识到，思想和观念并不是伟大天才灵光一现的产物。即便是伟大天才的深刻洞见，其基础也是一个群体的集体历史经验；个人把这些经验看作是理所当然的东西，但在任何情况下也不应该把这些经验具体化为“群体精神”。进一步观察便会发现，正如关于民族精神的理论所认为的那样，具有唯一倾向的集体经验综合体并非只有一个。世界是通过许多不同的取向被认知的，因为有许多同时存在且相互矛盾的思想倾向在相互斗争，对“共同的”经验做出各自不同的解释。——315
左翼政党采用的分析方法与这种形态学的方法相反，它把每个具体的整体性化小，以获得较小、较普通的单位，然后通过因果关系分类或功能整合的办法，对这些单位进行重新组合。……有左翼取向的群体想利用现存世界创造出新的东西，因而他们不去看现有的事物，他们开始抽象思维，把现有事物分解为一个个构成要素，以便对它们进行重新组合。【如果说保守党派追求的是偶然性和特殊性，那么相对来说前进派所追求的就是一般性和可再现性。也就是说，前进派所欲望的正是被尼采称之为“渺小而集群”的结果。从这一视角延伸，它也是造成了今天分工的精细化与社会原子化、乃至于物体系时代——不再是物描述人而是人变成了物的尺度——的元凶。再换一个视角，如果说“人”的发现是近代进步运动的结果，那么同时它也在推进“人”的消失。特殊之“人”的位置下降，让位给了大事件、编年史、年鉴，以及“历史上的今天”……事件的发展与来龙去脉——我们的今天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取代了那些具有独特价值的人，叙事取代偶像，伟业取代了伟人。现代人崇拜的是自然与深空而不再是偶像（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现代人”指的并不是生活在现代的人，而是被“现代化”了的人）。偶像是人按自身所构想出来的极致，因此偶像的坠落也代表了人的衰退——人对自身不完满、以及对竭尽全力幻想出来的极致也不够完满的承认，】——321
人们在潜意识中不愿意对业已阐述过的洞见进行深入思考，否则就会使隐含在其中的理论阐述变得太明显，以致搅扰自己的立场。……人们往往遵从唾手可得的观点，阻止提出这样的问题，即：即使与存在密切相关的事实是否为人类思维结构中所固有。【自我怀疑，费心费神。这是一个大事业，只有待一切尘埃落定之后才有时间审视、整理和消化。】——323
马克思.舍勒把我们当前这个时期称为“平等化的时代”。如果把他的说法运用于我们所讨论的问题，那就意味着在我们这个世界上，以前大体上彼此隔绝、把自己及自己的思想世界绝对化的各种社会群体，现在都以这样那样的形式相互融合起来。在这个极其高度分化的世界上，不仅东方和西方，不仅西方各个国家，而且还有这些国家的各个社会阶层，最后还有这些阶层内部的不同职业群体的思想群体，现在全都脱离了自信满满、自以为是的状态，面对异质群体的攻击，不得不维护自己的利益，坚持自己的思想观念。【天朝上国的自信被推翻，自诩正确的意识形态被打破】——326
虽然他们多少意识到，与他们讨论问题的人代表另一个群体，在讨论某一具体问题时，他的整个思维结构往往完全不同，但是，他们仍然进行对话，似乎他们的分歧仅限于正在争论的具体问题，而且他们的不同观点都集中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所忽略的事实是：对手与他们的分歧是在总的看法上，而不仅仅是在对所讨论的问题的看法上。这表明，在不同质的人之间也有一些类型的思想交流。首先，在参与者相互接触的时候，总体思想结构上的差异还是若隐若现地保留在背景之中。双方的意识主要集中在具体问题上。对参与各方来说。“客体”或多或少地具有不同的意义，由于它的意义产于于参与者各自的整个参照框架，其结果是，在另一方看来，客体的意义至少有一部分仍然是模糊不清的。……在某些情况下，深入到论辩双方的论断的背后，忽略实际的争论是合理的，因为没有共同的思想基础，就没有共同的问题。【东方学、汉学、菊与刀，看起来是在学习和研究，但同时也是试图在以自己的视角去影响、建构对方，使对方以照他人的眼光看自己——尽管这可能出发点不是有意的。】——326
归根结底，新的知识形式产生于集体生活的状况，它们的出现并不依赖于用知识理论预先证明它们是可能的；所以，它们不需要先由认识论证明具有合法性。实际上，关系完全是倒过来的：有关科学知识的理论是在人们全力研究经验材料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前者的命运会随着后者的命运而变化。【存在决定知识。知识不是为了质疑和否定存在而产生，而是为了帮助人们更好地生存——理解生存和接纳生存。所以玩不可能的就是，用知识来辩驳生存的合理性。】——336
科学不是一种宣传工具，也不是为了交流评价意见而存在的，而是为了确定事实而存在的。【科研不一定是中立的，但它必须保持客观】——343
认知活动并不是要窥见“永恒的”真理，也不是要在某种程度上参与这些真理，实际上，认知活动是某种生物在某些生活条件下可用以对付生活环境的工具。——345
我们没有理由在我们的精神学中保留对肉体的、感官的、短暂的、动态的和社会性的事物的蔑视，只有“唯心主义”哲学所预设的那种人才会蔑视这些事物。【传统儒家】——346
人们就视觉可以觉察到的物体展开的讨论，不能靠搞出一个不进行透视的视图来解决。解决争论的方法只能是，根据自己所处的位置决定的视角，来理解为什么该物体对处于另一位置的人来说会显得不同。同样，在我们的领域，客观性也只能通过把一种视角转变为另一种视角来获得。很自然地，在这里我们必然会问，在各种视角中，究竟哪一种是最好的。【盲人摸象】——348
我们将把这种日益抽象的理论称为抽象的社会发生理论。从抽象的这种社会学来源看，这种向抽象的更高阶段发展的趋势，是与各种社会群体混合成为一体相关联的。这个论点可以用以下事实来证明，即：个人和群体的抽象能力，会随着他们成为异质群体和组织的一部分而相应提高；异质群体和组织是包容性更强的集体单位，能吸收地方群体或其他特殊群体。但这种抽象水平不断提高的权势，依然是与环境决定思想的理论相一致的，因为进行这种思维的主体并不是具有绝对自主性的“精神本身”，而是一个包容性越来越强的主体，能够中和先前各种各样的具体观点。【这也只是一种假想，人有他生活的阈值空间，绝不是越包容，我们的生活就越强大。】——349
确切地说，对产生于特定环境的不同观点的质的分歧所做的中和会产生一种取向图示，此图示只允许现象的某些形式和结构成分出现在经验和思想的前台。在礼仪和社交规则中，我们已经可以观察到这一过程的初级形式，这些规则自发地产生于不同群体之间的接触。这里的情况同样是，接触越短暂，人们越不关心从质上去理解相互关系。这种相互关系被严重形式化，以至于变成了一个“形式社会学范畴”，可以说，只表示这种关系所发挥的特殊作用。另一方仅仅被看作一位“大使”、“一个外国人”或一名“列车员”。在社会交往中，我们只是就这些特征对他人做出反应。换句话说，在这种情况下，形式化本身表达了某种社会环境，而形式化所采取的发展方向则取决于社会环境，因为社会环境进入了我们所使用的那些范畴，尽管是以被稀释了的形式进入的。——3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