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见，兄弟（之二） 作者：哈尼夫·库雷
（试译 勿深究）
“那是仙后座吗？”奥迪特问。
“不，亲爱的”，查迪回复她说“那个不是仙后座。”
“谁是仙后呢？”奥迪特问。
“她是仙王的妻子，安德罗墨达的母亲。”我说。
“厨师是巨人队的粉丝”，查迪说，“如果巨人队赢了冠军锦旗她给你钱都愿意。”
那时，天色已非常暗了，我们可以看到荷壬角的灯塔之光从天空漫照过来。在悬崖的深处，是永不停歇的阵阵海浪。然后，就像母亲平日里那样，天暗之后，晚餐之前，她就已喝了太多酒，她开始谈到房子的改造计划，包括给房子添加两翼，还有浴室和花园。
“这房子五年里就会沉入海里”，劳伦斯说。
“Tifty，别乱说哦”，查迪说。
“不要叫我Tifty”，劳伦斯回了一句。
“小耶稣”，查迪说。
“海堤毁得很厉害，”劳伦斯继续说。“我下午去看过了。你在四年前修过一回，花了八千美元。你不能每四年都这么折腾一遭。”
“够了吧，Tifty。”母亲开口了。
“事实就是事实，”劳伦斯说，“简直是蠢透了，在一直下沉的海岸线旁边，在悬崖上造房子。我活到现在，看到一半的花园被海水冲走了，就在离海水四五步远的地方，我们还曾有过一间浴室。”
“让我们来点正常的对话可以吗？”母亲恼火地说，“说点政治或是说点俱乐部里跳的舞都成。”
“我讲个重要的实际问题”，劳伦斯说，“这房子可能现在就有点危险了。如果海平面突然抬升，或者是碰到飓风，这个海堤毁了，房子就没了。我们都会被淹死。”
“我不怕”，母亲说。她走进备膳室，出来的时候拿着满满一杯杜松子酒。
我现在已经太老了，以至于无法判明他人的情绪，但是我很清楚地意识到劳伦斯和母亲之间的紧张关系，我清楚之前的一些缘由。劳伦斯在还不到十六岁的时候，他就认定母亲是轻浮的，爱招惹是非，破坏欲强，且过于强势。当他认定了这点，他就决定离她远远的。他那会儿在寄宿中学，我记得他连圣诞节也没回过家，而是和一个朋友一起过。当他对母亲下了判决之后，就很少回家，每次回来时，永远很疲惫，在言谈之中，提醒母亲他的那种疏远。他和洛斯结婚，没有告诉母亲，他的孩子出生，同样没和母亲说。但是尽管他和我们不同，选择了自认为原则性的，长时间的分别，但是他又并没有享受这种离别，当母子俩在一起时，你可以感觉到那种紧张，难以言喻。
这样一来真的很糟，母亲肯定会在这晚喝醉，这是她的特权，她并不常常喝醉，而且幸运的是，她并不好胜争勇，但是我们都清楚地意识到会发生什么了。当她安静地喝着杜松子酒时，她看上去神情悲伤，且离我们似乎远远的，就像在经历一场伤心的旅途，当她的心情从一名游客转为一位受害者，她会流露出几分暴躁任性、以及看似无关的举动。在她的酒杯快见底的时候，她像个斗士一样怀着怒火盯着黑暗的天空，微微扬了扬鼻尖，抬了抬头。我知道她这会儿不再想着房子的事，一种受到伤害的感觉潜入她的脑海。她的孩子都很蠢，丈夫溺亡了，仆人们全是小偷，连她坐的椅子都那么的不舒服。忽然，她搁下了空杯，打断正说棒球的查迪，“我搞懂了一件事”，母亲嘶哑地说，“我觉得如果有下辈子的话，我想换个好点儿的家，不像现在这样，我没别的想法就要很多很多钱，很多乐子，还有讨人喜欢的孩子。”她站起身，朝门口走去，差点摔跤。查迪喊了她一声，然后扶她上了楼。我听到他们轻声道了晚安，然后查迪回来了。我猜劳伦斯这会儿应该因为旅途感到疲累，但他还待在天台上，就像等着看坏事的结局。其余人抛下了他，在夜色中游泳。
第二天，我醒过来，或者说半梦半醒，我听见有人在网球场上摇着什么东西，比铁浮标钟更微弱和深沉的声音——一种没有节奏的铁质的声响——在我夏日早晨的脑中敲打，真是好兆头。等我下楼后，劳伦斯的两个孩子在客厅里，穿着漂亮的牛仔服。他俩是那种爱打闹，瘦瘦的孩子。他们说，爸爸在摇网球架喊他们过去，但是他们不过去，因为门廊下有条蛇。我跟他们解释说，其他孩子，他们的表哥表姐们都去吃早饭了，他们最好一起去吃。这番解释后，男孩开始哭了，接着，他姐姐也加入了。他们哭得好像如果去吃早饭，就等于摧毁了他们最珍贵的权利。我让他俩和我一块儿坐下，劳伦斯走了进来，我问他想不想打会儿网球，他说，不，谢谢了，尽管他想和查迪来几局单打。他是对的，他和查迪的网球都打得比我强。他已经想好了早饭后要和查迪对打，但是其他人到了网球场上就开始玩起了双打，劳伦斯显得很失望。这让我很生气：没有理由不高兴吧？我觉得大家玩得正欢的时候，他就算出于礼貌也应该加入进去。
那天早上晚些时候，当我独自从网球场回来时，我看见劳伦斯在天台，用他的随身折刀撬起一块木瓦。“怎么了，劳伦斯？”我说，“是白蚁吗？”木头里的白蚁给我们添了很多麻烦。
他指给我看，在每一排的木瓦底下，有一条木匠留下的淡淡的粉笔线。“这房子造好二十二年了，”他说，“这些木瓦差不多有两百年历史了。父亲肯定是在建房时，从附近所有农场里搞到这些，让这里看起来更庄严。你还是能看到木匠们用粉笔做记号以便把这些古董钉在合适的位置。”
关于这些木瓦的说法是确切的，尽管我差不多都忘了。在造这座房子的时候，我们的父亲，或者是他的建筑师，曾指示说要让木瓦青苔遍布，饱经风霜。但我不会因为劳伦斯所说的理由，而觉得父辈的做法有什么过分。
“你再看看这些门，”劳伦斯说，“看看这些门还有窗框。”我跟着他走到一扇向着天台打开的荷兰门前，盯着看了会儿。这些门相对而言要新一些，但是有人很努力地抹去它新的样子。表面用金属器具刻出深深的印痕，然后用白漆填进切口，看起来像海水侵蚀，长着青苔，风化腐烂，“想想看，花了几千美元，就为了让好好的房子看上去像艘沉船，”劳伦斯说，“想想看这脑回路是要暗示什么，想想看他们就那么想活在过去，然后支付木匠工资，让他们去把大门给毁了。”我想起劳伦斯对时间颇具敏感性，对于以往，他有自己的情绪和看法。几年前了，我曾听他说过：我们还有我们的朋友，包括这个国家里的部分人，发现自己没有办法去处理眼前的问题，像个懦弱的成人，转身回到想象中更快乐、简单的时光，我们对于房子重建和烛光的品味，恰似在衡量着我们命定的败局。褪去的蓝色粉笔线条再次唤醒了他的这些念头，那些刻意留下划痕的门巩固了他的看法，现在一条接着一条的线索呈现在他面前——门上的船尾灯，烟囱的主体，宽广的地板和嵌在期中像钉子一般的碎片。在劳伦斯历数这些失败，并向我说教的时候，其他人从庭院里走了过来，当母亲看到劳伦斯的时候，她打了招呼，让我看见一点和谐融洽的希望闪动在女族长和她陌生的孩子之间。她挽着查迪的胳膊，“让我们去游泳，在海边喝点马提尼，”她说，“让我们有一个妙不可言的早晨。”
那天早上，海水的颜色很纯净，就像一块绿色大理石，除了Tifty和洛斯，大伙儿都去了海滩。“我才不在意他，”母亲说，她有些激动，她不小心把杯子斜过身，洒了一点杜松子酒在海滩上。“我才不会在意他，管他有多粗鲁，多糟糕，多阴暗，我倒是没办法忍受他那两个可怜的孩子，他那两个不开心到极点的小孩。”在高高的悬崖边上，每个人都在说劳伦斯有多讨人嫌；说他怎么会变成这幅模样，为什么一点不像家里其他人，为什么他总是想尽办法去破坏种种快乐；我们喝着杜松子酒，谴责劳伦斯的声浪越来越响，然后，一个接着一个，我们到纯绿色的大海中游泳。当我们上岸的时候，没有人再提到劳伦斯的不友善，谴责他的一连串对话打住了，就像是游泳具有某种清洁作用帮我们完成了洗礼。我们把手擦干，点了烟，如果劳伦斯有留意到什么，我只能给他一个建议，友善，友善才能给他带来快乐，难道他就不希望航行到巴林海角，不想去那儿钓鱼？
现在我还记得，劳伦斯那会儿曾来海滩上找我们，但我们好像下水游的时间比往常要多，我想那么做是有原因的。当烦躁累积到一定程度时，劳伦斯开始考验全家人的耐性，考验着他自己，也考验旁的人，我们都跑去游泳想要甩掉这份敌意。我现在可以看见家人们了，当他们坐在沙滩上时，会想到来自于劳伦斯的种种非难所带来的剧痛，我看到他们蹚水，跳水，潜水，听到他们的声音里恢复的耐心，重新发现无尽的善意。如果劳伦斯注意到这个改变——家人们对净化的幻觉——我想他可以从精神病学，或者从大西洋的数学里找到某个谨慎周全的词汇，但是我并不认为他注意到了这个改变。他忽视了去了解大海的治愈之力，这是他重拾自我的机会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