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帝以下之一：绪论

东汉前期，光武、明、章祖孙三代都精明强干，勤于吏治，甚至有苛察之讥，朝廷官吏对他们既敬且畏。在他们兢兢业业下，东汉虽然外拓的精神已经萎靡，最显著的例子，是汉武帝以来费劲力气征服的广大的西域得而复失，失而复得，三通三绝，但国家大体安然。可是，稳定的局面从和帝以下便直转而下，一直到献帝这十代皇帝的130年的统治，一路滑坡，一路掀起惊涛骇浪，任谁看了都得摇头，只能称之为昏乱污浊。全不像西汉还能迎来宣帝的中兴。 原本富庶的关东，连年饥荒酿成规模空前的黄巾起义，千里为墟；荒败的西北边郡羌乱不绝，耗尽国力；南边江淮不时这个造反，那个称帝，此起彼伏。这合一起，一眼望去，简直一团糟。但定下心，基于彼时彼地，放在具体历史情境中去分析，却也不觉得是不能应付的灭顶之灾。它其实是任何中原王朝要面对的一些基本问题。 局部的大饥荒不可能一直持续。中央政府视情形免除赋税，或者调配粮食加以赈济，或者移民于丰宽之郡，或者以工代赈。种种举措，实际效果也许只是聊胜于无，都可能让饥民不至于完全绝望而大规模造反。西北的羌人并非北方草原上统一的游牧帝国匈奴那般强盛无伦，而是数以百计的种落时分时合，各怀心思，散落各地，始终没有如冒顿或成吉思汗那样的强者将其整合成一个国家政权，大可以分而治之。实际上，邓太后就平稳地应对了东汉最大的饥荒。西羌纷乱，在有经验的文臣武将的刚柔并济下，也渐渐平息。黄巾看起来声势浩大，但百万乌合之众，拖家带口，流离求生，当不起有组织有后勤有训练有装备的政府军的全力打击。东汉之亡，并非亡于羌乱与黄巾。从根本而言，是亡于小农经济下经济周期诅咒。从人事而言，是亡于掌握政权的两大集团：宦官、外戚之手。经过它们的腐朽无能的统治与互相极其凶残的斗争，东汉王朝失去了自己的政权合法性。 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周期律，在中华帝国的以土地为主要生产资料的社会经济也有类似表现，即：新的盛世带来和平发展环境--新的统治阶层利用特权对弱小的自耕农、中小地主进行超经济剥削与兼并--土地兼并加强了特权阶层地位--社会贫富悬殊，社会矛盾加剧--特权阶层在矛盾加剧下固化自己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优势地位--腐化加剧，盘剥加深，民不聊生--造反--大批人口被消灭--大一统，土地重新分配--自耕农成为社会主体，社会生机勃勃，新的盛世出现。尽管具体情形不一，但王朝兴亡周期律在传统中国的漫长历史中一次次被印证。王朝兴衰背后是土地的兼并与重新分配。 传统中国的政治家们或多或少地认识或者体会到土地问题的极端重要性，他们也或者谨慎或者激进地作出了各自的努力：他们可以在王朝初期比较彻底地推行均田，可以以军事扩张获得新的土地，可以一次次发动运动与大案打击豪强，消灭大地主，可以以祖宗家法永不加赋，可以厉行节俭减少开支以约束对基层的超额榨取，可以推行新的耕作方式与更高产的农作物品种等等。这些措施总是具有一定作用的，是可以延缓、拉长周期的，明君、名臣的积极意义就在于此。但基于不可被成功抑制的人性，基于帝国体制根本上具有的等级、专制、特权特征，基于土地--人口的紧张关系，基于科技的极缓慢的进步，这个王朝盛衰周期律是传统中国政治家无法完全克服的。王莽、王安石都试图在帝国中晚期去克服它，都失败了。历史的悲剧是，在传统中国，小农总会被逼到活不下去的地步，惟有以暴力推倒重来。 东汉政权开头在这方面做得就不太积极，也不太好。具体的历史个人是很难抽离自己的阶层出身的。背叛自己阶级的，仅仅在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民国后期才有信奉马列主义的政党创始人能如此反戈一击。光武帝尽管人格优美，执政精明老道，但他出身兼具豪族地主、太学生与宗室三个身份，因此他在汲取王莽儒家乌托邦路线的失败教训后，不仅没比较彻底地推行均田，（在大战之后，人口急剧减少的东汉初年，是有这个条件的），只是浅尝辄止，反而以分封与赏赐大大加强了宗室与功臣集团的土地占有优势。

比较西汉时期执政集团的成分，就能看到东汉政权是以豪强地主与经生为基础的，因此它之后的用人政策也是明显不同于西汉的平流竞进的生动活波，而是小院高墙，故步自封。经学儒生兼豪强地主，渐渐通过选举制度发展固化为魏晋门阀。这种贵族统治很难说是历史的进步。而光武帝之后，政治就一直受到外戚的扰动。和帝以后，朝政更在外戚与宦官两者手里来回倒腾。这两个集团对财富与土地的贪婪，是远远超越至少表面还得讲究仁义礼法的儒士与儒臣的，于是土地的掠夺、兼并进程不仅没被减缓，反而被大大加快了。自耕农、中小地主的大量萎缩，权贵的迅速腐败，统治阶级内部的残酷斗争，很快就消耗了东汉的社会元气，东汉从贪婪狡诈无耻的桓灵两代就进入弥留期了。可怜又无辜的汉献帝承受了一切，成为历史悲剧的牺牲品，丧失了一切尊贵，被一帮小军阀们拨弄于股掌，在战火中流离失所，最后成为曹魏的一个可以随时抛弃的摆设。

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家们，除了在以上提过的延缓社会根本矛盾，拉长兴衰周期上发挥作用外，主要着眼于礼乐制度、兴办教育、教化百姓、富国强兵、巩固国防、而更核心地，是如何不断吸纳社会新兴力量进入体制，不断调整平衡统治集团内的各种力量，保持政局平稳，治理有效。传统的中华帝国，自秦始皇奠基始，到1911年清宣统下位终，两千年来，是一个君主世袭的大一统的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以儒家思想为意识形态核心的，广土众民，交通不便的中央帝国。它的统治对象，是广大农民以及有限的工匠与商人。它的统治集团由皇帝、宗室、外戚、太监、文武大臣、中下层官吏组成。

怎么摆平统治集团各成分，使他们有利于长治久安？这是个复杂的题目，每个朝代都在解题。西汉主要解决了功臣与诸侯问题，但给外戚篡了国。唐代解决了士族门阀问题，但藩镇叛乱、党争不断、宦官执政。宋与士大夫治天下，弄出了互相制衡的一套祖宗家法，似乎能摆平一切，但避免不了腐朽，应付不来北方少数民族的挑战。明太祖废了宰相，学秦始皇搞独裁，结果放纵了最多的昏乱子孙。清代皇帝基本都堪称勤勉，但碰到西洋文明，则来了个总体崩溃。事实证明，这套政体再怎么弄，都无法答好这个题目的。戊戌以来，仁人志士，先贤大哲的看法基本一样：必须改弦更张，向西方学习。

信奉儒家思想，经过长期文化训练与身心修养的儒生，或者经过征辟、举荐、对策，进入到官僚行列，参与国家治理。儒生、儒士、儒臣，是中国政治中最重要与最活跃的部分。他们与外戚、宦官等在具体体制、习惯、信念的约束下，在巨大的政治、经济利益的诱导下，如何协商、博弈、斗争，如何不断地引起法规、制度、惯例、观念的流变，如何产生新的历史现象与结构？这是我近来观察东汉中后期政治史的视角。我对其中的外戚与宦官斗争有兴趣，对于儒士与儒臣在这场长期斗争中的表现更有兴趣。

我的问题有如下，且并不限于此：和帝以下的外戚与宦官是不是只有斗争没有联合？他们的斗争是后权与皇权之争吗？宦官打击清流不遗余力，是皇权对相权的打击吗？清流反抗宦官是出于利益博弈需要吗？三公起了什么作用？儒士是不是一直站在外戚的阵营对抗宦官？中间有没有一个广阔的灰色区域？他们对于后续的门阀贵族政治有何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