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说书面语的人

汪曾祺写过一篇《揉面》，讲语言艺术的，里面有有很多很妙的心得，值得一读再读。我记得最牢的是下面这两句：

张寿臣的单口相声，看印出来的本子，会觉得很罗嗦，但是说相声就得那么说，才明白。反之，老舍的小说也不能当相声来说。

这里面的道理还可以再讲得明白一些。张寿臣、马三立这些解放前撂过地的相声前辈，长处是模仿底层小人物，底层小人物的口语是鲜活且杂糅的，嘟嘟囔囔，磕磕巴巴，啰啰嗦嗦，这是一般人口语的特点。不磕巴，不嘟囔，不啰嗦，这是需要反复练习才能具备的能力，我们如果觉得某个人口才好，那是因为他在生活中常常有长篇大论的机会，他已经把口语提炼成了一种可以口说的书面语。只是这种书面语写下来和不写下来是不一样的。比如，张雪F和沈Y，他们的口才好，但是你把他们的东西逐字逐句地记录下来，很快会发现其中的逻辑漏洞和矛盾，听听过瘾，多看几遍就会烦躁，“文胜质则史”，这类口说书面语适合搞传销和传邪教。还有一类人的演讲，比如高H和杨奎S，他们的口才是写出来的，这样的人你爱听他们的演讲，也爱看他们的书，而且他们的口才和文笔几乎没有距离，“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说的就是这样的情况。

中国的语言情况很复杂，言文分离的现象存在了很长的时间，大家习惯了“重文轻言”，因此把书面语跟口语对立了起来，而且把书面语窄化成了一种只适合文人抒情的语言。从小学一年级起，老师教我们写作文，主要就是教怎么抒情，而且常常是夸张做作的抒情，而不是教怎么把人话写进作文里。加上演讲和辩论训练的缺席，语文教育的结果就是把演讲变为朗诵，把辩论变为卖弄，这种训练的最高成就是拿到某个单位的“台聘”，成为肉喇叭，字正腔圆的傻逼万人嫌，废话文学表脸艺术家，这也是“文胜质则屎”的一种。

正经、老实的知识分子和作家呢？就我有限的观察，很多人写得比说得好。当然，也不是写得有多么好，而是说得实在太烂，以至于没有办法在公众面前演讲。老一代人主要是口音的问题。梁启超、沈从文、竺可桢，这些“南蛮鴃舌”的天才是没法演讲的。周有光写过一篇文章，说，竺可桢在政协小组上的发言没人能懂，浙江土话，得靠周有光翻译。我导师80年代初跟金介甫一起拜访过沈从文，两个中文说得不错的美国人，根本听不懂沈从文的话，全靠张兆和翻译。我常常想，曾国藩是怎么见老佛爷的，那一口打雷杀猪般的湘乡口音谁听得懂啊。实质性的交流恐怕还得上折子吧。

汪曾祺说过，孙犁这些河北作家在写作方面有优势，可不是咋滴？“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这是现代的“王者制名”，定则定矣。这事情没什么好争辩或思辨的，历史进程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大家在语言上都得向这个标准看齐。方言是很难产生伟大文学的，即使强势如沪语和粤语。上海话是很粗鄙的，别骂我，这话是王安忆说的。不是说北方话天然就高人一等，而是几百年来冯梦龙、施耐庵、兰陵笑笑生、吴敬梓、鲁迅、张爱玲等等等等，一直在北方话基础上帮后世细细打造“文学的国语”。毫无疑问，普通话是现代中国表情达意，辨析说理最完备的工具。有些人在肯定方言抒情的能力时似乎分不清主次，拿小菜当粮食，这是错的。口说书面语只能是普通话或者国语。

我认识的人当中，普林斯大学的周质平教授口说书面语的能力是最高的，几乎没有之一。他47年出生在上海，50年代初去了台湾。那时候台湾是全国国语教育最好的南方省，没有之一。他们那一代台湾人的国语听着很清楚，很舒服，教养也够，跟后来的荒腔走板的台式国语不是一回事。以前他在北京办暑期中文培训班的时候，第一天开班会，他要做连续四个小时的演讲。我当时在他手下当差，连续听了4年。每年虽然内容差别不大，但是真好听，听不腻。怎么说呢？如果你觉得罗永浩的口才不错，但你要知道罗永浩的“质”还是差了一点意思，罗永浩的演讲要是变成书，我是不会看的。老周的演讲不同，抄下来稍微改改，是可以成为读物的。认识他以后，我一直偷偷学。他常常跟我说，口才是写出来的，凡事必须写下来才清楚。这一点真是受用终身。

不过，口说书面语的高手也有一个缺陷，不会聊天。罗永浩不是常说自己腼腆、社恐吗？事实不错，解释不对。其实是因为这些人已经习惯了气吞万里如虎的输出，脑子和舌头都为高端局打造，一般的拉家常、扯闲篇根本兴奋不起来。我每次跟周教授吃饭，尴尬得十个脚趾头抠地。但是2017年我跟他合教“现代思想史选读”和“晚明白话小说”时，在他的办公室里常常争得天昏地暗，直到他老婆打电话叫他回家吃饭才能结束备课会。这件事也让我明白了另一个道理，要成为能口说书面语的人，最好别结婚，而且一定要有一个畅所欲言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