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三叹丨播客文稿

华莱士·史蒂文斯说过：“死亡是美的母亲。”

郭宏安在给夏多布里昂《墓中回忆录》的译者序里写道：“活人写作，死人说话，这不是矫情，不是作态，也不是故作惊人语，这是他内心的需要，他需要在泯除一切个人恩怨的平静中对历史和人生做出解释和思考，他也需要在纠结着现实和想象的空间里用文字来创造自己的生平。”

墓中回忆录

8.1

[法国]夏多布里昂 / 2023 / 译林出版社

大家好，我是伊夏。

可能没有哪个播客会在年末聊特别扫兴的话题，毕竟大过年的，来都来了，为什么会有人选在年底大家都开开心心的时候，来聊死亡啊。

最近在看《海街日记》的漫画时看到这样一段话：死亡并非在生命的尽头，死亡就像影子一样，伴随在人的左右。当然，我们不可能时刻意识到这一点。但在生病时，或心灵脆弱时，死亡的影子就会突然浮现。那个人一定是看到了死亡的影子。或许他出门前下定了决心。但也可能只是想像往常一样散散步。

海街日记

9.5

(日) 吉田秋生 / 2023 / 四川美术出版社

所以，死亡从不是真的扫兴的话题，恰恰相反，它每天都发生，我的意思是，它每天都在我们身上发生。每活一天，也就是往死那边去一天，生命因为有终点而值得努力去体验，死亡赋予我们活着的意义。因此我们确实可以试着像散步那样聊死亡，没有避忌。

想聊这个话题，当然也是因为我这么多年对“爱欲死”这三个字的长期关注。但可能太年轻的时候我不那么好意思谈，或者说，我愿意谈爱，谈欲，像上期节目那样，借口“咸湿”，说说自己对情欲的理解。

但，作为成年人，其实我很少真的去面对死，严肃地谈论死，但其实在我们几十年的生命中，基本已经遭遇了一些死亡，没有直接，也有间接。所以现在，我感到，我到了可以谈论的时刻。这种“感到”也来自于朋友马戏团的启发，她说，古代人到了差不多三十岁时就是生命的终点了，现代人在这样的年纪感受到危机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在这样的时刻，来好好面对死，甚至假装死一次，其实是，很不错的生命体验。

所以，欢迎你，我的朋友，跟我一起，死亡三叹。

做这期节目的最初构思，是我希望从近期吸收的书影音里找到三个在死亡这个话题上对我来说特别新奇的观点。但我很快发现，我用这种思维来做节目实在是太肤浅了，死亡本来就是一个足够未知足够神秘的事情，我还想从它身上剥削出什么怪谈，我才是那个真正的奇葩。所以最终，我就老老实实和你分享我从图像作品、文学、和社科作品等大体方向的作品里感知的死亡。像一个学生，充满敬畏，与死谈心。

第一叹：衰退与衰老

第一叹聊衰老，不仅因为它发生在死亡之前，也因为它在整个死亡过程里，暂时只牵涉个人面对自我的问题。你从观察自己的衰老开始惶恐，但暂时不太会麻烦别人，你开始需要正视自己会死这件事，死亡用生理的心理的多种方式提醒你，它来了，静静的，但很确定。

人大概要何时会感知到衰老呢，从前的人，或许确实三十岁就老了。松本清张在昭和三十六年，即上世纪六十年代创作了一部小说，叫《买盆栽的女人》，那里面嫁不出去的女白领，年龄是三十四岁，在当时已经算结不了婚的大妈了。等到这个小说在2011年被翻拍为影视剧时，主人公的设定被改为了五十二岁，几乎大了二十岁。也就是说，时间过去半世纪，我们对大妈的定义，已经完全改变了。

到了2012年的电视剧《倒数第二次的恋爱》时，我们差不多知道，一位四十五岁的阿姨，也还是有可以同时迷倒很多人的魅力，她甚至还有很多择偶的要求，可以挑选可以拒绝。上野千鹤子也提出过，在现在，五十几岁的人，其实正处于再婚择偶期的黄金年龄。

倒数第二次恋爱 (2012)

9.0

2012 / 日本 / 剧情 喜剧 爱情 / 宫本理江子 谷村政樹 並木道子 / 小泉今日子 中井贵一

因此我们究竟要在什么时刻才能承认衰老呢？

在顾湘的新书《老实好人》里，我尤其喜欢一个单篇，叫作《敬老卡》，这篇小说的主角是个老人家，叫顾存兴，他在故事里跟着其他老头坐公交车闲逛，从上海一路换乘公交车去苏州玩。公交车作为现代城市里几乎最低廉的交通工具，加上对老年人的优惠，几乎毫不意外地吸引了大量老年人长时间乘坐。这个顾存兴因此发现，他在公交车上可以看见这么多老年人，书里这样写：

顾存兴被感染了，也高兴起来，就像小孩看到了别的小孩。“世界上还有这么多小孩！”“世界上还有这么多老人！”像活到了七十岁的胜利者俱乐部成员之间的相互庆祝。年轻人和中年人可不会因为仅仅是遇见了同龄人而高兴，“世界上有那么多中年人！”——哦，令人沮丧。

老实好人

7.7

顾湘 / 2023 / 上海三联书店

顾湘这段写得太生动又太特别了，身为社会中坚的我们一般想不到这样的视角，谁天天挤地铁的时候看见其他上班族的脸会欢呼呀，但原来老年人和小孩对他们的群体有着一层这样的亲近和认同，生命两端的这两种人群，都会认为自己的年纪是稀罕的。因此也可以理解有时坐公交车遇到很多老年人，他们彼此会大声打招呼甚至一路欢声笑语地交谈了。也就理解了为什么很多年轻人觉得，老年人在一起好像比自己和同伴在一起还有劲儿，他们的相互认同，原来是比我们要高的。

英国传奇女编辑戴安娜·阿西尔的《未经删节》里，也讲到了一生热烈的她，是如何感知衰老的，它这样写道：衰老让她每天早晨起床变得不甚愉快：“你必须强打精神，挪下床，干点什么。”说实话，读到这个片段来证明衰老的时候，我真的笑了，因为不需要等到那么老，我和我的朋友们好像现在就有点儿是这样的。谁会真正拥有一个快乐的起床呢，好像现在的中国年轻人都会有点儿起床气吧，毕竟强打精神挪下床后，面对的又是一摊子糟心的事儿，确实什么都不如梦里好啊。

未经删节

7.9

[英] 戴安娜·阿西尔 / 2024 / 四川人民出版社

所以当我们发现，老这件事情，好像可以有点好玩，有点和我们眼下的疲惫类似，似乎也就没那么害怕老了，毕竟我们不可能真的对抗衰老，活着就是在老去，你难以和这个掰手腕儿。

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接受，并且学习面对。我们可以在自己老去前，先思考如何处理爸妈的衰老。

在美国学者葛玫的著作《谁住进了养老院》里，我们读到了每个人都在面临或即将面临的养老困境源头：矛盾的是，国家一方面提倡对集体的绝对依赖，另一方面仍依赖亲子义务道德体系来承担照护工作，尤其是养老照护。这不仅体现在实践上，也体现在政策上：1950年，《婚姻法》规定子女有赡养父母的责任。不过，即便没有法律和政治宣传，现实中家庭成员仍会大力相互付出，孝道责任感似乎抵过了革命浪潮。

谁住进了养老院

7.0

【美】葛玫 / 2023 / 上海三联书店

但现在我们面对老龄化社会，要处理家里老人养护问题的，正是或即将是独生一代。如果说之前几代尚有兄弟姐妹共同分担，到了独生一代，同时完成经济义务和实际的照护义务几乎会成为“忠孝难两全”的事情，那我们就必须要认清我们需要购买社会服务，也就是面对把老人送入养老院的状况。

事实上，随着社会对“孝顺文化”理解的变化，让老人们住进养老院，也早就不算什么大逆不道的行为。早在二十年前，学者史蒂文·哈勒就观察到中国城市人常常说的一句话是：“中国已经从子女顺从父母的社会，变成了父母顺从孩子的社会。”基于年轻人紧张的工作和高度的经济压力，老年人们早就自觉主动地让渡了自己对于亲情的需求，他们也越来越接受住进养老院这件事。虽然有些心酸，但将自己的需求和欲望最小化，是老人们应对亲子关系失衡的策略之一。

在《谁住进了养老院》这本书中写到了一位张爷爷，他觉得，主动搬进养老院是给予女儿真正想要的东西——时间、金钱、空间和自由。他力所能及地维持了亲子关系的和谐，或至少是感觉上的和谐。这种维护本身，可能也带给了老年人对自己价值的一种肯定。

在年轻人这边呢，其实也绝非毫无作为，我在薛舒的长篇非虚构作品“生命两部曲”里，就读到了作为子女，要怎么面对父亲的衰老。因为衰老并不孤立地表现为身体机能的下降，我们中的很多人，可能都要面对父母患上各类疾病的痛苦，其中一种，就叫阿尔兹海默。

第二叹：失智与失能

第二叹聊失智，或者直白点，阿尔兹海默以及类似的病症。死亡再进一步，不仅开始剥夺你原有的生活，甚至因为这种剥夺，也开始侵蚀你亲近之人的生活。一个人失去控制自己身体行动的能力，势必需要求助他人，死神脚步迫近，一个家庭乃至更多的人，需要一起与之正面遭遇。

必须要先说明一下，由于本人不是专业的医疗人士，在聊失智症这部分时依旧分享的是手中材料累积的感受，真的有治疗诉求的听众请记得一定要寻求专业帮助。

第一叹里提到的两本薛舒的作品，第一本叫《当父亲把我忘记》，讲的就是人到中年的女儿，如何逐渐发觉和照护罹患阿尔兹海默的父亲。

当父亲把我忘记

7.5

薛舒 / 2024 / 上海文艺出版社

其实无论是2020年的电影《困在时间里的父亲》还是当下热播的内地剧集《鸣龙少年》，很多影视作品已经对阿尔兹海默这个病症有过深切关注了。但在文字里读到照护阿尔兹海默，面对阿尔兹海默有多么艰难，还是很不一样的感受。

在薛舒的作品里，我读到与父母分居的成年儿女，要在父母求助时飞车赶去的心急如焚，而这种赶去，其实也没办法真正提供怎样的帮助，随着病情的进展，老人会失智到忘记子女。双方的痛苦都很深刻，很无助，她有一段描写我印象特别深：“我以为，母亲伺候父亲是不应该抱怨的，可我却不知不觉地在文字中通篇抱怨着，我的母亲用倾诉的声音抱怨，我用五号宋体字抱怨——这一发现让我立即心生愧疚。”

但只要我们有共情能力，其实完全可以代入这样的抱怨，在读科普作品《想带你看看失智症病人的世界》时，其实就会读到，发现病症后就应该尽早求助，尽量倾诉，病人如此，病人家属也可以如此。我们是被家丑不可外扬训诫太久，其实生病从来不“丑陋”，生老病死就是客观发生的事情，避讳谈论反而会压抑痛苦，在能够提供情绪援助的亲友之间，我们应该尽量信息公开，让大家先重视，再日常化，一起分摊焦虑，收集信息，积极面对。

想带你看看失智症病人的世界

8.3

笕裕介 / 2023 /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所以薛舒在面对父亲的阿兹海默症的过程中，后来也逐步借助了丈夫、弟弟、乃至自己儿子的力量，当然最后家人们还是把父亲送到了临终医院，由此才有了她另一本书《生活在临终医院》。

生活在临终医院

8.1

薛舒 / 2024 / 上海文艺出版社

其实还有一本书，讲述了母亲患阿尔兹海默的事情，这就是诺奖得主，法国作家安妮·埃尔诺的《我走不出我的黑夜》。其实我们台之前做过一起收听量还比较高的聊埃尔诺的节目，那期节目里，我的朋友梁福歇主要和大家聊了埃尔诺比较酷的一面。如果我不知道这本《我走不出我的黑夜》的书籍资讯，我想可能我还没想过她还有如此创痛的一面。

我走不出我的黑夜

8.4

[法]安妮·埃尔诺 / 2023 / 上海人民出版社

埃尔诺的母亲之前就出过严重的交通事故，之后康复了，但过了两年，阿尔兹海默就敲响了老人家的房门。《我走不出我的黑夜》是安妮的陪护日记，伤痛的是，这也是她母亲写下的最后一句话。这句在日常里读来非常诗意的话，其实是阿尔兹海默病人在生命尽头真切的呼喊甚至锐叫。

微信公号青年志里有一项数据，说根据2022年的《中国阿尔兹海默病知晓与需求现状调查报告》显示，因自觉记忆力减退、注意力无法集中而主动去医院就诊的比例只有12.9%。确实，讳疾忌医的基本思维还在控制着大多数的中国人特别是老年人。我自己的父母也觉得如果不是很严重的不舒服不需要上医院也不需要体检，有一种心态是，大家并不是不信任医院不信任医生，恰恰相反，大家都觉得现在医学太发达，医疗设备太先进，有可能会把很多并不显著的疾患判定为需要治疗，从此正常的生活就要被中断，好好的人就被“判了刑”。

当然，这些心态的形成和长期的信息差累积以及医患关系等多种因素相关，很难一次性展开说说。但我也在《想带你看看失智症病人的世界》这样的科普书籍里读到，我国的上海已经开始有失智症咖啡馆等软性交流沟通场所出现，或许大家可以不用直接面对一纸诊疗的宣判，先从寻找互助团队开始，逐步接受这个病的真实面目，然后再去寻找专业途径来缓解。

当然，无论怎样缓解，我们也应该清楚，这样的病，确实没有根治之法。那么在陪伴病人的过程里，我们所要做的，所应该提供的，其实主要还是给予他们尊严。薛舒在《当父亲把我忘记》里是这样写的：

他的情感体验能力并未泯灭，只是他失去了完整表达的能力，他不知道如何用语言说出内心的感受，欣慰、感动、骄傲，抑或忧伤、遗憾、留恋……我猜测，这一切他全有，只是深深地藏在心里，无法掏出来示人。我想象着，倘或他还尚存一丝心智，他想要做的最后一件事，大概就是维护他的自尊了。他用他退化的智能竭力保全着自己的面子，即便忘了一切与他有关的现实，支撑他精神的核却没有消失。

是的，无论是病人还是家属，被一种重大疾病拖拽进非日常的状况后，往往最想保全的却最被时时剥夺的，就是尊严。所以才有了那么多去谈论高质量养老、临终关怀乃至安乐死的话题。甚至这些话题现在已经不止被老年群体谈论，各个社交平台上的年轻人们，因为困于不乐观的前景，也都早早地在讨论抱团养老、互助养老甚至集资买墓地等等看似对他们来说尚且遥远的事情了。

那么好吧，让我们一口气来到生命的终章，让我们来直接想想：假如我们要死亡。

第三叹：终结与新生

最后一叹当然是临终的到来。死神终于把所有人都拖垮，直至它带走我们中间的一个。但很奇妙的是，经过这一场必输的仗，有很多新的状况生长出来。从前没觉得重要的人事物，因为这种连接变得重要。一些恨意得以释放，一些爱意得以滋长。某些传承被迫开始运转，有些大家族还可能发生，一边有老人过身，一边有新生儿降临的故事。

聊死亡本身，我倒先想聊聊一些非常规的死亡。其实很早之前在读赖香吟的作品时，我就读到了她谈“自杀”和“自死”的区别。那时候我在读她的《其后それから》，书里的五月这个人物，其实就是写下《蒙马特遗书》的邱妙津。

其後

8.8

賴香吟 / 2012 / 印刻文學

她说，邱的死，是自死。她不用“杀”字，是在说明邱的心志，不是为那一瞬，而是为一种决定。然后我又在译文纪实系列的《选择安乐死的日本人》一书里读到了这两个词真正的差别：“自杀”和“自死”在日本人看来，存在很大的区别。“自死”即自愿死亡，在日语中是一个不把自愿死亡作为不道德或反社会行为加以谴责的术语。

选择安乐死的日本人

8.1

[日] 宫下洋一 / 2023 / 上海译文出版社

我在杨照的书里，也读到，其实全球的文化都比较反感“自杀”。这个社会反对自杀，害怕有人自杀使得人伦秩序产生骚动。基督教反对自杀。自杀者被称为“谋杀了自己的人”，意味着犯了和杀人同样严重的罪，甚至比杀人还严重。但很多日本作家还是选择了用这样的方式作为生命的结局，比如写下《人间失格》的太宰治。

厌倦做人的日子

8.1

杨照 / 2023 / 中信出版集团

在杨照对太宰治的分析里，首先也是去谈了词汇上的文化差异。首先，日文里的“人间”不等于中文的“人间”，日语“人间”最简单、最广泛的意思就是“人”，复杂一点、深刻一点的指涉是人的生活、人的现象，或人之所以为人的抽象道理。理解了这一点，才能理解失格，理解失格之后的寻死。

杨照认为，从文学意义来说，太宰治的死亡方式，不叫殉情，而叫“相对死”。是作家的初心不被世界接纳后，他找寻到一个人，和他一起以这样的手段向世界宣告自己的纯净。因为一般人要自杀不可能找得到另外一个人愿意陪着，借着两个人的共同行动保证了这样的死亡有其非常价值——面对“义理”世界，当我丧失在这里存在的资格时，有另一个人能够体会、能够证明我的“情”的真实性。

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太宰治选择了投水。这在日语中叫作“水死”，“水”的意义来自佛教净土宗信念。净土宗也是从中国传到日本的，传入日本之后，净土宗也因教义简单，重视仪式高过教理，而得到了众多信徒。在日本，净土宗特别突出离去“秽世”的种种法门。“净土”对应“秽世”，从“秽世”通往“净土”需要有洗净清洁的过程。而水，在现实中、在象征层次上，是最普遍、最有效的洗净手段。

所以太宰治三次都是选择“水死”，让生命陨灭在河里，背后的意念是要两个人绑在一起，彼此携手，通过水的清洁作用，去到另一个世界，那是洗除了现实污秽的净土。

大江健三郎晚期的作品中，有一部小说就叫作《水死》，书名绝对不能翻译成“淹死”或“溺毙”，必须保留日文中的专有名词及其背后的强烈信仰意味，我们才能理解大江健三郎如何通过描写父亲“水死”的过程，来表达对传统日本信仰，尤其是天皇信仰的严厉批判。

读到这样的文字我才明白，作家们面对死亡处理死亡原来是这样思考的，它是文学的哲学的，当然，就结果而言看起来依旧残忍乃至事涉犯罪，但如果我们从执行者的本心去探究这样的现象，其实对我们为何活着，是有很多启发的。杨照说，在这些寻死的作家的人生里，只有这么一件事——选择死亡是自己决定的，是纯粹为自己而做的。他们活在痛苦的时代，被大环境摆弄半生，终于有了这么一件事，可以掌握在自己手里，虽然悲怆，但也绝非难以理解。

是的，就是尊严。我想这种文人寻求的尊严，普通人也一样寻求。学者葛玫在讲述中国养老院的故事时，说到了这些在生命尽头的老人们在这种生活状态下的一种无奈的妥协：因为养老院的生活其实有一定的规律性，特别是逐渐行动不便甚至需要喂食的老人，其实是被动地接受别人给你安排的一日三餐和起居时间：最终，大多数老人都像列斐伏尔所说的，“放弃自我，交出自我，等候死期到来”。他们在不饿的时候吃饭，在不累的时候睡觉。大多数人其实不再自由掌控时间，而是被动地活着。

其实不止中国养老院如此，学者雅典娜·麦克莱恩在美国的养老院也发现，“按时标价”导致了重视“身体护理任务，大过关心人本身”。护工或管理者们只有精力完成最低限度的照料，甚至时间久了，老人们的儿女们也只能默认这一现状，所谓久病床头无孝子，也许并非子女真的恶意不孝，只是人性战胜不了疾病和衰老的消磨，实在没办法始终保持百分百的关照。

有没有人还想抢夺回属于自己的尊严，属于自己的时间呢，当然有，葛玫观察的养老院里有一位姓唐的老头，他是养老院里少数戴表的老人之一，他没有让养老院的节奏带着走，而是积极地参与其中。他会安排他自己的生活。

当然，这种能动性也是基于部分老人还没有进入弥留状态。薛舒的《生活在临终医院》里其实花了很多笔墨，去记录父亲住进的临终医院里其他老人的状态，有那种入院时中气十足，相对年轻，喜爱走动的老人，但她也写出了这样的老人是如何一点点变得更垂老，直到与别的老人一样难以自理的过程。很唏嘘很残酷，也伴随着周围人的帮助越来越无力，大家都看见了那个结局即将到来。

那么，我们究竟要怎么去面对和处理那个结局呢。好像在描述重要的人离开我们的时候，比较极端的两种表达是痛哭流涕和冷静漠然。我自己也经历过一些亲人离世，我感受到的状态其实比较接近一种混合体，而且这些情绪也并不是在死亡降临身边的一瞬间爆发的，是会慢慢渗透出来的。

类似的情感我在艺术家吴为的作品《我是外公外婆带大的孩子》里也感受到了。书里一开始就说，自己在外公外婆去世时并没能赶到他们身边，“死亡没有给予我们准备和告别的时间”。

我是外公外婆带大的孩子

8.6

吴为 / 2024 / 中信出版集团

但她做了一场展览，出了一本书，把外公外婆的遗物以她的理解呈现出来，以摄影的方式和他们进行了多次郑重其事的告别。在我的感受里，这种追忆这种爱的心情，真的是在回溯中才会慢慢涌出的。可能葬礼你赶不上，赶上了你在当时也不会大哭，因为仪式本身还需要人们神智正常地完成全部流程，并不是最喷薄最浓烈，甚至也不是最适合你表达情感的地方。所有真正私人的情感，你和逝者之间的东西，都是需要你自己再用时间用生命去消化的。

所以我读《海街日记》漫画的时候就特别有感触，故事里的大姐后来选择去医院的临终关怀科室工作，她真的是不断不断直面死亡，但她说，这样的工作并不会让你习惯和接受人的离去，“时间会解决一切”其实是骗人的，你面对这样一次又一次的欺骗，但你还是要为临终的人实现最后的体面和尊严，其实就是活着的人一辈子要做的一种功课。这个功课最后给你带来的启示可能就是“能活在这世上，就是奇迹不断出现的结果。”

所以我想很多很多人在特别困难的时候就去读史铁生，不是没有道理的。史铁生的一生，从医学角度看可能是特别低质量的，现在我们所谓慢性生存甚至就是慢性死亡，但他对命运喃喃低语讲述的那些话，他的愤怒他的欲望，他和母亲之间的羁绊，他在一次次崩溃后再回到某种很深的平静里。这些东西都让他的生命质量很高很高，高到影响了许许多多其他人的命运，包括我们。

所以很多人聊史铁生的时候会谈超越痛苦，谈接受命运，所以很多读者会很喜欢他这样的句子：

人可以走向天堂，不可以走到天堂。走向，意味着彼岸的成立。走到，岂非彼岸的消失？彼岸的消失即信仰的终结、拯救的放弃。因而天堂不是一处空间，不是一种物质性存在，而是道路，是精神的恒图。

史铁生这种不避讳谈死，甚至确实就是向死而生的态度，就是很多人穷其一生想要到达的状态，普通人其实或主动或被动，都要走到这条路上。可能知识分子或者作家因为可以写作，显得比其他人要更敏感更早地感受到这样的必然。

因为作品是作家的孩子嘛，人写作也需要精力体力，一般而言，搞创作的总会觉得艺术生命天然地要比自然生命短一点，特别特别精神矍铄的那些创作者当然是例外，比如黄永玉，直到99岁时还在展望一百岁的画展。但你能说那些相对英年早逝的创作者就不壮阔吗，他们的艺术生命其实是大于自然生命的，比如胡金铨，杨德昌，包括朱西甯，他们直到生命的尽头也还有很多作品想完成没完成，只能留下了残稿。

所以我读朱西甯的《华太平家传》的时候，感慨的可能不是那个故事本身，还终究是感慨朱老爷子这一生。

华太平家传

8.4

朱西甯 / 2023 / 四川人民出版社

想他因为历史原因，人生分裂成身在两岸不同的经验和遭遇，但他始终在写，用自己的笔留存自己想要记住的那些。你说他在不受任何一方待见的时刻不会委屈，不会觉得受辱吗，一定会。但写作可以让他继续存在。

史铁生说：活着不是为了写作，写作是为了活着。

B站Up主“天真的和感伤的小说家”在解读这句话时说，人需要一个事情或一个意义来解除对痛苦的纠缠，可能这个东西本身是什么不重要，也可能完全不伟大。对创作者来说就是书写、拍摄、绘画或者谱曲填词，但无论做什么都好，都是在帮助我们不仅仅用一些极端感情来渡过生命，只是情绪的起起落落，对人的身心损伤是很大的，从某种角度也是低质量存活了。我们需要一些确定的创造，哪怕只是自己认可的小创造，来平稳地活过这一生。

所以到后来史铁生会说他不再需要去地坛，因为“我已不在地坛，地坛在我”，而朱西甯也不执着《华太平家传》是不是必须写完，因为既然已经来到人生边上，就自自然然地跨过阴阳，让它“写不下去”。有时候人生不是影视剧，非要给happy ending，人生是很难定义什么是happy的，人生就是有个ending在那里，但我们可以决定到底用什么状态走过去，走的路上要用什么态度来面对所有的遭遇。

在我最近很喜欢的德国作家燕妮·埃彭贝克的作品《白日尽头》里，我读到很多很多关于死亡的或冷酷或悲伤的说法，但有一段最为震撼我：

妈妈，也就是说，有一天我的身体也会成为我的尸体？以及所有的胎记和伤疤，我现在已非常熟悉的皮肤、头发和静脉？说到底我整个的人生都是和我的尸体一同度过的，是吗，妈妈？我长大、变老，等尸体准备好了，然后走向死亡？”

白日尽头

9.0

[德] 燕妮·埃彭贝克 / 2023 / 云南人民出版社

好像这段话一下子就整个打开了死亡和我们共存的真相，是的，如果“说到底我整个的人生都是和我的尸体一同度过的”，那我们还有什么可害怕的呢，其实那个瞬间真的不决定什么，就如同我们以为人生中的很多大事在那个刹那也不决定什么一样。真正影响你生命重量的，是每天累积的东西，是你自己努力的部分，是你在和事物和他人互动中感受到的那些。

所以我在看大家的年终总结时，已经忽略那些数据性的表达，比如这一年你没有升职加薪，没有恋爱没有去什么地方，但你有好好地和家人和朋友相处，谈心，有静静地听了几首非常喜欢的歌，看了很喜欢的电影，遇到了惊喜的作家作品。这些内心放烟花的部分才是你活着的证据，甚至你都不需要写什么总结了，这些才是你心里剥除不掉别人拿不走的部分，只要你拥有过这样确定的幸福，就已经非常非常足够了。

所以最后，我想说，当我这次好好地借助最近这些材料梳理了一遍死亡之后，我自己也不再害怕和恐惧什么了。就好像你可以把时间这件事忘掉，或你至少能够站在更大的维度上看待很多事，眼下的着急和紧迫当然还会存在，可只要你平顺地一件件处理完，人生总还有其他温暖欢喜的事情要体验，就好像没有什么会真正惹怒你。比起阶段性地完成一些人生任务，我想，这是我更想要的，一种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