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帝以下：多余的话

有时我觉得，历史研究去逼近历史现象的真实就够了。现象展现得足够准确与充分，其意义就自然出来了，且完整地道，原汁原味。不满足于此，非得进一步，去找规律、本质，是研究者的一种理性强迫症。有些时候既没意思，又足以表现作者自己及其时代、团体的毛病。说是去粗存精，可能是挑肥拣瘦；说是去伪存真，可能是削足适履；说是由表及里，可能是言不及义。即使尽力避免了这些，这看似进一步的深刻，其实也往往是大大倒退了一步。

比如何兹全在《东汉宦官与外戚的斗争》一文写得清楚简洁，很漂亮，可他非得深刻一下，总结说：东汉皇帝宦官和女后外戚的斗争，在本质上是东汉皇权和世家豪族间的政治斗争。立论是困难的，因为一个确定的反证就能推翻它。比如东汉的外戚固然多是世家豪族，如阴、马、窦、梁，但最后那位外戚何家，为了和权阉斗，脑袋都掉了，可他是屠夫出身的暴发户，总不能说成是世家豪族。 关于东汉中晚期的政治斗争，不少学者都想分析它的本质。有说是宦官代表皇权与外戚代表的后权斗的，有说是宦官代表皇权与士大夫代表的相权斗的，有说是权阉代表的寒族与士大夫代表的士族斗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每位学者大致心里都有一种中国政治史的根本模式，找到了各自的根本规律，然后按照他理解的模式去解释东汉中晚期的历史现象。这样弄，很容易自欺欺人，因为中国的历史现象如此丰富，哪套理论不是可以找到相应的史料呢？写文章的底线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但这绝不能是做学问的标准。学问的标准，是一个定理出来，就能放之四海而皆准。如果说人文学科有这样的定理的话，我想只有一条：一切皆在流变。 细读《后汉书》，不难发现，东汉宦官虽然依附于皇帝，但自孙程等主动迎立桓帝开始，已经表现出相当的独立性，与其说桓帝与权阉是主奴关系，是脑子与爪牙的关系，还不如说两者是合作贪腐的关系。外戚与太后之间的血缘关系再牢固，但两者也常常出现很大的分歧，如窦太后、何太后对于诛杀宦官的犹豫与拒绝。至于东汉晚期的士大夫来源不一，来自军功贵族的不少，来自经学世家的更多，来自地方豪强有，来自小地主的寒族也有。士大夫与外戚、与权阉也有交集，窦武是外戚中的士大夫，曹操是权阉家族出来的士大夫，还有士大夫混得不好，挥刀自割，去做宦官以求出路的樊安。各个阶层，各个集团，看着壁垒森严，实际上，人员在流动，关系错综，中间存在着广袤的中间地带。一切简单化的本质论，都不能不刻意忽略掉历史现象中的丰富与微妙，对中间地带张口结舌。 与其说宦官、外戚、士大夫们都在代表谁来斗争，不如说他们以某种名义为自己而斗争。他可以说代表谁，别人也可以认定他代表谁，可他冒着巨大风险去斗争，当然不是仅仅为了别人，仅仅为了那个名义。皇帝与太后固然神圣，仁义道德固然值得人去坚守，但一个集团为此牺牲肯定还有更丰富与微妙的动力与压力驱使。 但这并不是说，政治斗争仅仅是利益博弈，仅仅是派系的互撕。唐振常有感时代风气，写过一篇《派性考略》，把历代几次著名的党争都归之为闹派性。初读当然觉得耳目一新。但具体到东汉的党锢，他的意见是东汉党锢诸人是“共同利益的结合”，他们与宦官的矛盾，为“政治权力的争夺”，是为了“求得政治上的上升，经济上的多得”，是因为“宦官子弟多为地方官，挡住了士人的前程”。难道清流与宦官之争中仅仅是山头之间的利益博弈吗？颜克述看了很气愤，特意写了《略伦东汉党锢之祸--与唐振常先生商榷》予以驳斥。他质问：《考略》把党锢诸人同宦官善恶不分，各打五十大板，是世道变了呢？还是衡量是非的标准今非昔比了呢？又《考略》以为朋党也就是派性的形成，都是“经济基础所决定，政治形势使然，”完全否定了人的因素，事实是不是这样呢？ 唐振常说的利益博弈存不存在，我以为是存在的。但这是否为党锢诸人的动机，我认为绝非如此。中间有强烈的道德、信念因素在起作用。因此我认同颜克述的基本立场，因为是具体的人造就了历史，历史中的当事人当然有善恶是非高下美丑的区别。搞历史，当然要做出这个判断。这个判断都错了，那也就别提其他了。 但在这方面有意无意混淆而故作惊人之论的不少，如张娟《重释东汉党锢》一文里说：汉末是一个多元化的时代，政治多元的表现是士大夫阶层主宰国家的局面被打破，权势阶层多端兴起。下层民众中产生的宦寺集团由于党锢走上权力的顶端，并与土豪阶层相依靠。作为政治权益的分享者，宦寺这个从下层民众出生的比例极小的集团社会地位的上升不能带来下层民众地位的上升，但党锢不失为下层民众产生的宦寺集团在下层民众起义前，寻求向上流动的一种尝试，它与汉末黄巾起义一样，是下层民众改变生活境遇的方式。所不同的是，宦寺是革儒学上层的命，黄巾是革皇帝的命，都是在汉帝国制度之外争取权力的斗争。不轻贱黄巾起义中的民众，就不应该轻贱党锢中的宦官。 这段话，可以说句句都错，毫无史实支持，逻辑混乱到令人瞠目，结论更是荒谬绝伦。更有意思的，是作者提出了一个异想天开的假设：

汉统治者依靠一个互相制衡的体系来防止任何集团独掌大权。但儒家阶层破坏了这个平衡的时候，非儒家之寒族出身的宦官就被引进其中了......是宦寺阶层最值得君主信赖而得以突然跃入统治阶层的顶端以掣肘精神高昂的士大夫力量。 能这样地空口白话，胡编乱造，有这样罕有的同情权阉的态度，似乎也是不出奇的。就是不晓得当时被欺压得剥削得没有活路的贫苦百姓，是否也引这帮祸国殃民、穷凶极恶的权阉为同道？也不知道东汉末年那些朝不保夕的幼主是否惊叹作者能看出自己政治权术的高明与苦心孤诣！历史论文能写成这样，实在是理性的小小奇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