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不断跳票的“公众参与十连讲”
这事说来话长，得从去年上半年说起。当时，我加入了一个中国史博士办的微信群。博士群主年龄比我大，人生经历也比我（以及大部分小伙伴）多。这位老哥经常发一些很令人耳目一新的书评。比如说，他觉得地方自治没有必要，“我文明是巨型城邦，要什么地方自治啊？”“西方闵箸就是给你点东西，吹上天，其实也只有那点东西。我们才是双向的承认。”“西方文明只发展到宋明水平。”“用西方怔治学来解读中国，必然是盲人摸象。他们老说中国砖治，那请问古希腊罗马将领处决逃兵，这能叫砖治吗？不叫，因为将领是在促进城邦共同体的利益。”他还引用了黄宗智的理论，大意是洋学者对中国的研究包含了种种偏见，既有自上而下的命令，又有自下而上的参与，才是中国的实际情况。
不得不承认的是，他的某些看法是很有启发性的。比如在论及“比较研究”的时候，他说，拿先进国家与落后国家、地区对比，看落后国家、地区欠缺什么要素，这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先进国家是通过殖民掠夺落后地区，发展出了近代科技。因此，实际上是多方共同创造出了近代科学技术。又比如他对秦晖的评价，我非常同意：
又比如他对朱学勤等人（都是八九十年代崛起的学者）的批评也说得很对。朱学勤一会儿还在批评历史目的论，一会儿又开始大谈现代化，陷入了历史目的论而不自知。
然而，他的某些看法，我觉得是“值得商榷的”。有一天，他发了一篇评价兰小欢《置身事内》的书评，这是一本关于中国经济的普及读物。这篇书评现在已经消失了，因此请原谅我只能凭借记忆述说其中的内容——群主对这本书非常失望，因为其并未超出西方经济学的框架。目前被西方经济学洗脑的“经师”大致分为两个派别，一派是张维迎那种原胶指主义，坚守自由市场原则。另一派是林毅夫这种“灵活解经”者，觉得不能一字一句照搬，西方理论要结合中国情况。《置身事内》显然属于后者，它强调有效的zf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后一种当然比前一种好得多，但是仍然没有超出那个框架。
试问，为什么“自由竞争促进发展”这条西方经济学的金科玉律没有出现在大清，没有出现在北洋民国，而出现在了本朝呢？本朝四十年的经济发展增速已经超过了美国二百年历史上的任何一段时期。这就意味着不能照搬西方理论，一定要寻找一套能够兼容东西方的新理论。黄宗智就是这样做的。
接着，这位博士老哥解释道，本朝的高度组织化才是经济发展的关键原因。也就是我们熟知的“挡的灵倒”。挡组织可以汇总各个个体与利益团体的利益诉求，进而导出“公意”，这就是我们在七十年代末可以迅速大转弯，而不至于引起国家崩溃的原因。在“左”和“右”之上必然有一种更高的机制。老哥还经常说“挡就是社会”，因此公知们用“强国家弱社会”来批评我们国家，是站不住脚的。
我当时觉得有点不对劲。就说：“我觉得你并没有驳倒自由竞争促进发展这句话。之所以晚清和北洋没有出现大发展，是因为缺乏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而我朝有这个环境。说白了，你只是给这句话又加了一个限定条件 。但问题是，洋人并不是没有意识到这一点。20世纪怔治学有一个发展趋势叫找回国家，就是因为人们意识到了强大有效的怔府的重要性……”
博士说：“你这只是凯恩斯主义裱糊匠罢了。”
我又问：“那洋人就没有公意吗？在议会里你让一步我让一步，得出最大公约数。你有我也有嘛。”
博士说：“贵族之间的双向承认，跟我这个小民有什么关系？”
一个群友笑了一声：“你先去了解一下公意和众意的区别再来发言吧。公意≠私意之和。”
我还是觉得有问题，就写了一篇小作文：
其实我还有一些话没有写出来——那请问在历次运动中嗝屁的人又怎么说呢？如果这也是“公意”的结果，难道是人们自己想鲨自己吗？此外，我国在七十年代末的180度转向，恰恰说明民意的上传是受阻塞的，如果民意能够通畅、及时地传达，那我们的怔策根本就不会呈现出这种“突变”的特点，而应该是渐变才对啊。（还有一个民意传达受阻的例子是大leap时期，下面都已经出问题了，上面还觉得形势一片大好。）
再扯句闲话，很多时候我们的问题是，虽有好的理念，但却没有把它们落到实处。结果我们往往发现，“集体决策”变成了集体的一把手决策，“组织安排”变成了组织的一把手安排，“为壬民服务”变成了……咱都是契丹人就别装外宾了。讲大道理谁都会，但怎么设计出一套可行的制度来将其落实，才是体现出一个人有没有“真功夫”的地方。在这一点上我很佩服巴东书记陈行甲，因为他设立了一种居民对杆部的评价制度，而且这种评价直接与其升降挂钩，这样就迫使杆部必须为仁民服务。
我说完之后，群里的群友坐不住了。有个群友表示，我的的确确看到了问题。但是，如果不采用这种组织模式，当初根本没有办法夺得天下。只有这种组织模式是成功的。（我心想：可是打天下跟坐天下不一样啊。打天下的时候，兵权要专，你把拳力集中，其实情有可原。但坐天下之后你就得广开言路。）当然，我们以后可以通过改革来解决这个“棺撩煮意”的问题，以免出现“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结局：
群主也出来了，说了这么几句话。大意是我们这个“巨城邦”只有几万“公民”，剩下的都是“平民”。我心想：你以前老说欧美代议制名为闵箸，实为寡头，现在你承认我们也是寡头城邦咯？而且我们的寡头性似乎更严重，因为我之前学的那些“公众参与”手段还是欧美搞出来的，用于弥补代议制之不足。🙄
总之，这就是一场没有结果的对话。
虽然对话没有结果，我还是觉得公众参与是有必要的。我打算结合我学过的知识，再利用自己的人脉（我认识一些在推进公众参与的研究生和教授），组织几场读书会。一方面读书，一方面也得请实干家们分享分享自己的实践经验。我打算读以下这些：
帕特南：《使闵主运转起来》（这本书论证了公众参与对怔府治理绩效的提升，回答的是“为什么要公众参与”的问题，因此我决定以它开头。而下面那些回答的是“公众怎么参与”的问题。）
王德福：《治城：中国城市及社区治理探微》（这位老师我加了他的微信。）
蔡锭剑：《公众参与：风险社会的制度建设》（这本书讲的是中国公众参与的案例。）
《公众参与：欧洲的制度与经验》（这本书讲的是欧洲公众参与的案例。）
罗伯特·费希尔：《让人民来决定》（这本书讲的是美国的邻里组织。）
吴梅：《全民环保之路（环境公共决策中非组织公众参与权保障机制研究）》（具体到环保领域。）
周志忍：《怔府绩效评估中的公民参与》（具体到怔府绩效评估领域。这个领域顺便可以讲一下陈行甲的《在峡江的转弯处》，他在巴东做的最大的改革，就是创造出了一套公众对杆部的评价制度。）
陈振明：《地方治理中的公民参与：中国与加拿大比较研究视角》（比较研究。）
孙彩红：《公民参与城市怔府治理研究》（这本书成书较晚，里面讲的东西更接近今日，而蔡老师那两本太早了。）
此外，这种书还有很多。然而我却拿不出多余的时间，来完成这个庞大的工程。学业压力实在是太大了，前不久才刚刚忙完申博的事情。到目前为止，我讲完的也就只有《使闵箸运转起来》和《治城》，算是开了一个好头，但也只有这一个头而已。更难堪的是，我人生经验确实太浅，之前还有一位群友直接就说：“你说的东西一定程度上是对的，但也可以体现出你没啥见识。”我还需要继续攒经验，升级科技树和武器。
而到了现在，我对公众参与的价值居然都产生怀疑了。人多意味着效率低。美国办点什么事情都要办七八九十场听证会，这低效率带来的损失又怎么计算呢？现实世界经常无法两全，你要了这，就必须要放弃那。就像你不可能既要封控的安全度，又要放开的自由度。（当然，将来有一天说不定会发明一种神药，药到病除，这样这个两难困境就解决了。但我们必须意识到最终目标与目前能做到的事情是有差距的。）随着决策人数的增多，不仅效率会变低，更可能带来派别分裂，相互倾轧，进而导致城邦灭亡。那些研究生还跟我说，欧美之前创造出的公众参与方式，很多都只是昙花一现，他们自己都不玩了。🙄
可能就像我一个留学美国的同学说的：“中国安全，但我赚得少，美国来钱多，但是容易被崩，就是这样。”互有长短才是常态。择优的前提是有优。自然并不择优，能活下去的就活下去了，活不下去的就嗝屁了，仅此而已。都是屎山代码，还过得下去，咱就别改了。就算要改，也等我冲完论文之后再说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