蝜蝂杂说

柳宗元写《蝜蝂传》，实与其另一著名动物文《黔之驴》为同一套路：先叙事，后议论，以起到前后呼应升华之效。若“黔之驴”为无中生有，纯粹杜撰，蝜蝂则是另一来路，算是柳八先生对郭璞《尔雅·虫部》注释“未详”的一个回应。

这里尚有两个很可探讨的问题：

其一是语言学的，即“蝜蝂”与“腐败”，柳宗元以《尔雅》“未详”之虫来议论人心，是否有“音相近”的原由，假设其有，那么，唐人对“腐败”一词的理解，不仅仅在于原始义和基本义，而且有了引申义，即除了生物腐败、文风腐败（明、清时有此说法），还涉及到制度与机构（我个人所知将腐败与此等密切相结合、且大量运用的则是近世）。

其二当然是荷马于两部史诗中所述的遭受惩戒的西绪弗斯了，继之以加缪精神性的阐释。前后认知形成极大反差——即作者的叙述和这位后世学者的见解完全不在一个频道上。蝜蝂与西绪弗斯，行为上极相似，然作者所阐述的问题则大异。荷马——柳宗元——加缪三者各自立于不规则三角形的三个顶点。若细究，则是神话背景、所处时代和环境、个人之际遇等根因，以至于他们望向那个距离不等的“内心”，即使仍能观察到不少共同点，但要表达的则是各自生活和思维中黏连最紧密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