崩溃(三)菲茨杰拉德
3.1
黄昱宁译

拼接碎片
笔者在上一篇中说起,他意识到摆在眼前的,并不是他为了庆祝自己的四十岁生日而订购的那只盘子。事实上——既然他和那只盘子是融为一体的,那他就把自己描述成了一只裂开的盘子,那种会让人们犹豫是否还值得保存的盘子。你的编辑认为那篇文章里有太多问题都没有经过仔细考虑,没准许多读者也有这种感觉——而且总有那么一些人,看不起所有揭示自我、流露本性的行为,除非结尾来一句高尚的感谢,为了不屈的灵魂而感谢上帝。
然而,我对上帝的感谢已经耗时太久,而且谢得毫无缘由,我想在我的记录里添上一曲挽歌,也用不着拿尤根尼恩群山作背景增加点色彩。我的眼前可看不到什么山。
不过,有时候带裂缝的盘子也得留在餐具室里,也得作为家居必需品随时待命。它再也不能搁在炉子上烧了,也不能跟其他盘子一起混在洗碟盆里;它不会给人带出去参加社交聚会,可让它深夜里盛几块饼干或者托在剩菜底下塞进冰箱里,还是管用的……
以下是上文的续篇——一只破盘子的外史。
如今,开给那些沉沦之辈的标准药方是:想想那些真正穷困潦倒、身残体弱的人吧——这是赐予一切多愁善感之人的全天候祝福,也是在大白天里对每个人的身心皆有裨益的忠告。然而,凌晨三点,一包先前被遗忘的旧物就和一道死亡判决具有同样悲剧性的分量,此时药方就无济于事了——在灵魂的真正黑夜里,日复一日,永远是凌晨三点钟。在那个钟点,人总是乐于躲进婴儿般的睡梦中,什么都不用面对,时间越久越好——可是,你又总是会被世上各色新朋友骤然惊醒。你尽可能匆匆忙忙、漫不经心地应付掉这些场合,再度躲回那梦里,盼着凭借某个伟大的物质或者精神的富矿,一切都会调节到顺心随意的地步。然而,随着离群索居的持续,出现富矿的几率越来越小——与其说你在等待单单一种悲伤的消逝,还不如说在被迫目击一道刑罚的执行,目击你自我个性的分崩离析。
如果不发疯不吃药不喝酒,这个阶段就会走进死胡同,最终被一种茫然若失的宁静所替代。此时你就能试着估算一下,有什么给清理掉了,有什么还留着。只有当这种宁静降临到我身上时,我才意识到我已经体验过两次类似的经历。
第一次是二十年前,当时我在普林斯顿大学年三年级,因为被诊断出疟疾而休学。直到相隔十几年拍了一张X光片之后,我才知道那其实是结核——不是什么大病,而当时,休息了几个月以后我回到大学里。可是我丢了几个位置,最要紧的是“三角俱乐部”的会长,一出音乐喜剧的创意,而且我还拖了一个班级的后腿。在我眼里,大学再也不是以前那样了。毕竟,不会再有什么叫人自豪的徽章了,也没有什么奖章了。区区一个三月的下午,我似乎把我想要的每一件东西都弄丢了——那天晚上,生平第一回我对女人的精灵古怪、变幻无常冥思苦想,一时间,其他一切都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多年以后,我发觉我没能在大学里当个大腕也挺好——我没能在各种委员会里任职,却在英文诗歌上找不到对手;当我明白这一切意味着什么时,我开始学习如何写作。根据萧伯纳的原则——“假如得不到你喜欢的东西,那最好喜欢你得到的东西,”这成了一个交上好运的突破口——只是在当时,意识到我的领袖生涯已经告终,委实是件残酷而辛酸的事。
那天以后我再也没法解雇一个糟糕的仆人,而那些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人总让我大惊失色、印象深刻。昔日某种想主宰他人的渴望也烟消云散。我周围的生活是一个庄严的梦,给另一座城市里的女孩写信,成了我的人生支柱。一个男人是无法从这样的打击中恢复过来的——他成了一个截然不同的人,最终,这个新人找到了值得关注的新事物。
另一段与我的现状相仿的往事发生在战后,当时我又把自己这张弓拉的太满了。那是一段因为经济拮据而注定完蛋的爱情,某天那姑娘从常识出发断然分手。在一个漫长而绝望的夏天里,我不再写信,而是写了部小说,于是,万事大吉,但享受这“万事大吉”的,已经是另一个人了。一年以后,那个在口袋里叮当作响地揣满钞票、终于把那个姑娘娶到手的人,毕生都将对有闲阶级怀着难以磨灭的怀疑和憎恶——那并不是革命家的信仰,而是那种潜伏在农民心里的仇恨。从那以后,多年来,我一直在怀疑朋友们的钱到底从何而来,也一直在琢磨,或许他们中的一个,曾经对我的姑娘行使过某种“领主初夜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