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十月里的十八天》第五章

5. 为必将到来的战争做准备

在访问巴勒斯坦南部的内盖夫沙漠时，马克·吐温评论道:“如此炙烤的炎热，如此压抑的孤独，如此凄凉的荒芜，在地球上的其他地方肯定不会存在。”如果马克·吐温继续走陆路而不是乘船(“再次出海是值得付出一个王国的代价的”)到达他旅途的下一站，他就会发现这样一个地方，因为如果他从陆路去埃及，他就得穿过更热、更干燥、人口更稀少的荒地——西奈半岛。

从地形上看，倒三角型的西奈半岛可以分为两部分。北半部是一个干燥的沙子世界，只有几条细细的沥青路可以通行。履带式车辆有时可以越野行驶，但前提是它有一个强大的发动机——一个奋力驱动的发动机——和大量的燃料补给。1956年和1967年的战争让军事评论员想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北非战役，当时占领一条狭窄的道路在世界地图上被记录为对巨大土地的征服。

西奈半岛的南半部由多石的山脉和贫瘠的峡谷紧密拼接而成，它们同样无法通行，除了两条通道：狭窄的米特拉隘口和更狭窄的吉迪隘口。在西奈半岛西北部的几个地方，沿着苏伊士运河的入口，单调地形的有了变化。这里的荒地不是以沙子和石头的形式出现，而是以沼泽的形式出现。

当费迪南德·德·莱塞普（Ferdinand de Lesseps）在19世纪60年代挖掘苏伊士运河时，他无意中创造了摩西·达扬所说的“世界上最好的反坦克壕”。以色列人几乎不可能自己建造一条更好的防线。这条运河笔直如尺，在宽阔的地平线线上提供了很好的视野。德·莱塞普还很好心地把挖出来的沙子堆在水道的岸边，形成了一个大约45英尺高的陡峭的护堤。在军事艺术中，跨越任何水域都是最困难的壮举之一。进攻方必须派出先头部队建立桥头堡，这些少量部队必须只依靠他们能携带的武器坚守阵地，然后作战工兵必须在炮火下架起一座桥，让车辆通过。穿越运河的士兵还面临着额外的挑战，他们必须清除一大堆土方，才能开辟一条通道。

以色列的军事学说随着地理位置的变化而变化。1967年以前，以色列国防军没有退让的余地，所以以色列国防军总是向敌人进攻。一支敢于攻击耶路撒冷或特拉维夫的敌军很快就不得不担心开罗或大马士革的防守。1967年以后，以色列人不再需要以攻为守。第一次出现了战略纵深以及关于它的一个高级问题：你如何防守可以防守的边界？

这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因为冲突的核心算法没有改变。在战场上，阿拉伯人的人数比以色列人多出三倍以上，而这个国家需要竭尽全力才能维持这种不平衡的比例。以色列军队经常被比作一座冰山。其中最大的一部分是看不见的，因为它是由预备役军人组成的，他们是离开家园，穿上制服的平民士兵。

显而易见的策略是在埃及人最易受到攻击的运河区域阻止他们。但是，军队缺乏足够的人数来维持大型防御工事的正常运转。其次最好的办法是在前线附近部署坦克和飞机，以便立即攻击渡河的敌人。以色列人知道那些坦克和飞机必须迅速行动。在敌人装甲车渡河之前，也就是说，在领头部队架设桥梁之前，敌人最容易被击败。以色列人也明白，他们必须在联合国安理会实施停火之前取得胜利。因此，快速确定任何攻击者的位置非常重要。

出于这个原因，为了建立一种永久的前沿存在，参谋长巴列夫认为有必要沿着运河建造一系列名为“maozim“的小型堡垒。每一个都有严密的防御，配有潜望镜，即使士兵们受到攻击，也能安全地看到外面发生的事情。堡垒里的人员不多，因为他们的任务不是阻止敌人，而是定位敌人。在后来的时代里，无人驾驶无人机可以收集实时情报。但在1973年，没有什么可以替代在前线的眼睛和耳朵。这些人将从堡垒里报告敌人的位置，然后坦克将前往救援。

两阶段战略由此诞生。第一阶段被称为鸽巢行动（Operation Dovecote）。300辆由正规军士兵驾驶的坦克将永久驻扎在前线后方10英里处。在运河以东一英里处修建了一排土质的战斗坡道，绰号“鳍”，为坦克炮手提供了朝向河堤的清晰射击区域。在堡垒的人将引导坦克驾驶员进入作为第一道防线的位置。该计划的第二阶段代号为“石头行动”（Operation Stone），它假定到此时预备役人员已经被动员起来。他们将以数百辆坦克的生力军作为反击先锋，驱逐进攻敌人先头部队的残余力量，并跨过运河将战斗带入埃及。

这个计划是有争议的。最终建成的30座堡垒占1969年整个国防预算的17%。一名以色列将军后来说，用建造堡垒的资金，他本可以再购买1500辆坦克或100架战斗机。阿里尔·沙龙对堡垒的批评尤其尖锐，就像和沙龙相关事件经常出现的情况一样，争议很快就泄露给了媒体。这场冲突愈演愈烈，以至于1969年，巴列夫试图让沙龙退役。挽救沙龙军事生涯的因素是政治。选举将于1969年举行，沙龙与反对派领袖梅纳赫姆·贝京关系密切，有一种担心认为，如果他离开军队，他可能会与执政的工党竞争。工党领袖平查斯·萨皮尔（Pinchas Sapir）找巴列夫谈话，然后沙龙被提升为指挥南部战区的将军。

还有其他争议。1972年，丹·拉纳将军是运河沿岸师的指挥官，他说三百辆坦克，或者说每英里三辆，不足以阻止一次入侵。奇怪的是，他是总参谋部唯一质疑鸽巢行动可行性的人。更奇怪的是，包括拉纳在内的每个人都认为，以色列情报部门可以发出足够的警告，让预备役人员为“石头行动”的反击做好准备。

以色列国防军需要一周的时间才能沿着运河进行适当的动员。戈兰高地上叙利亚对面的防线可以更快地配备人员，但仍需要24至48小时的准备。是什么花了这么长时间？在很少有人拥有汽车的时代，预备役军人不得不从全国各地聚集起来。无数的装备都必须装载武器和燃料。那些坦克不是为了上长时间用履带行驶而设计的，因此必须装载到运输车上才能到达运河或戈兰高地。即使是鸽巢行动，如果没有至少24到48小时的准备，也无法正常进行。军队对完全出乎意料的突然袭击没有任何应对预案。这种情况被认为是不可能的。

这似乎是不负责任的，但与1967年引导军队取得胜利的假设相比，这就相形见绌了。那个战争计划假定会有更多的提前预警（确实有，纳赛尔公开动员了）；空军可以在连续四次袭击中压制阿拉伯空军，并在每次袭击后保持出其不意的因素（它确实做到了）；最重要的是，约旦不会卷入战争。最后一个假设被证明是错误的。但最终一切都顺利解决了。就像埃及和叙利亚一样，约旦军队也被证明是虚弱的。

最后一个事实是，在之前的冲突中，阿拉伯军队的素质对计划的各个方面都有很大的影响。在1971年的军事演习中，以色列模拟了一个场景：埃及人设法在16小时内将3个师的步兵师和700辆坦克调过运河。巴列夫将军不相信这一切。他说：“我不认为他们有百分之十的机会能做到这一点。”他还进一步说：“阿拉伯士兵缺乏现代战争所必需的素质。先进的武器装备和现代军事理论需要一定程度的情报、适应性、快速反应和技术熟练，最重要的是，无论多么困难，都要有看清形势和说出真相的能力，而这正是阿拉伯士兵所缺乏的。”埃泽·魏茨曼说：“阿拉伯人是杀手，但不是战士。他生来就不是干这个的，我认为这不会改变。”伊扎克·拉宾当时的言论并不那么令人难堪，而是遵循了类似的思路。他说：“只要以色列的防线部署在苏伊士运河沿岸，就不需要全面动员（来抵御埃及的进攻）。”达扬说：”阿拉伯人知道，如果他们攻击我们，他们就会被消灭。“

然而，在一点上，每个人都同意。如果一切都失败了，还有一份保险可以挽回所有的灾难。即使他们发现自己在死亡阴影山谷中战斗，以色列人也知道他们没有什么可害怕的。因为在他们头上，天空中盘旋的是他们的救星和保护者：以色列空军。

对于阿拉伯人来说，以色列空军飞越云层，挡住了太阳，给每个战场投下了永久的阴影。在军事计划的棋盘上，机身上有大卫之星的飞机是迄今为止最大的棋子。以色列和战斗机是天生一对。只有有了这种神奇的武器，一个330万人口的国家——不到纽约市人口的一半——才能抵御8000多万的总人口。

在争取资金的竞争中，以色列其他军种的成员常常感觉自己在一场百老汇的老戏里，飞行员们唱着“你能做什么，我就能做得更好”。以色列对海军的投资很少；战斗机可以更有效地保卫海岸线。以色列在炮兵方面的投资很少，“飞行大炮”更为准确。预算的明细说明了一切：空军获得了国防预算的48%，陆军的所有部门获得了44%，海军获得了6%（最后的2%用于其他目的）。在1969-1972年间，以色列在空军上花费了其全部GDP的10%。

随着苏联地对空导弹的到来，阿拉伯人找到了部分解决办法。在越南，美国飞行员有一句谚语:“萨姆飞上来，小伙子们掉下去。”一旦雷达锁定目标，导弹将以3马赫的速度发射，这大约是战斗机速度的三倍。这种速度也是导弹最大的弱点。在那样的速度下，它无法克服自身的冲力来做急转弯。飞行员看到了臭名昭著的“飞行电线杆”，就知道要“向甲板俯冲”，让飞机急剧下降到较低的高度。但如果他们到达那里，还有其他危险等着他们——更传统的高射炮或其他低空导弹的密集发射。

唯一比面对地对空导弹系统更可怕的事就是在地对空导弹群里服役。在令人窒息的沙漠高温下，轮班持续了12个小时（“每个人都只穿着内裤，戴着防毒面具，看着彼此，紧张地笑着”)。正如一名俄罗斯士兵回忆的那样，“雷达屏幕上布满了点，每一个点都带来了死亡。它们好像都朝你飞来了。”这场神经战是在一片寂静中进行的，指挥室里唯一的声音是头顶上苍蝇的嗡嗡声和吹动沙漠干燥空气的风扇。沉默只会增加紧张。前一分钟你还坐在闷热的操作舱里，下一分钟你就没了。有时士兵们会扔下头盔逃跑。

对以色列人来说，最大的挑战是找到导弹。萨姆-2和萨姆-3的发射场很容易被发现，所以它们被隐藏在几十个假发射场中。更难找到的是机动的萨姆-6。从派遣侦察机到拍摄照片，再到冲洗照片，至少需要4个小时。有时，到达飞行员手中的照片是前一天拍摄的。当战斗机飞到空中时，萨姆-6通常已经被转移到其他地方。

最难找到的是小型高射炮，当战斗机在低空掠过时，这些高射炮用炙热金属在天空中扫射。在越南，美国在苏联防空系统面前遭到毁灭性的损失——3374架固定翼飞机被击落。其中60%被高射炮击落，31%被导弹击落，只有9%是与米格战斗机格斗中被击落。显然，以色列人连这个数字的一小部分都损失不起。

在制定自己的军事计划之前，萨达特必须首先考虑自己生存的基本问题。在大家的心目中，他比前任要差很多。阿拉伯人在韵律和口号方面的天赋在街头人群中得到了体现，他们高呼“Rah al-wahsh, gaa al-gahsh”(“巨人走了，驴子取代了他的位置”)。1971年5月，高级官员的政变企图被挫败。政变策划者被描述为“纳赛尔主义者”：他们对他们的精神领袖如此忠诚，以至于试图通过通灵术与他沟通。萨达特前往莫斯科请求获得更多的武器，并在两个被他描述为“九个小时的侮辱”的长时间会谈后返回。对于以色列，他宣布1971年为“决定之年”，结果什么也没发生，这使自己受到进一步的嘲笑。

埃及军队成了无情的笑柄。有些二战中关于意大利军队的俏皮话被重新利用了，比如埃及军队出售二手武器，这些武器“只被扔过一次”。还有一些则更具独创性，比如说埃及人正在为下一次战争的后果做准备：“开罗希尔顿酒店正在接受犹太成人礼的预订。”

萨达特对军队进行了改革，把所有相信埃及能划过运河、征服西奈半岛的人都赶走了。他选择了一位德高望重的职业军人萨阿德·沙兹利担任参谋长，把他擢升到比其他三十名高级军官更高的职位上。在1967年的战争中，他曾指挥精锐的第四师。在埃及军队的所有撤退中，唯有他的撤退可以被认为是有序的。

沙兹利于1971年5月16日被任命，他很快发现埃及“没有真正的计划”来夺回西奈半岛。埃及军队总是被引向灾难，正是口号和高涨的情绪引导他们走向毁灭的（“以武力夺取的必将以武力归还！”)。沙兹利下定决心，这一次一定会有所不同。只有一种东西可以保护军队不受以色列空军的攻击，那就是地对空导弹。因此，沙兹利认为，埃及军队的推进深度不可能超过地对空导弹的射程，也就是在运河以东6英里处。

这样一场有限的战役，如果成功，以色列仍将控制西奈半岛95%以上的地区。然而，它可以实现两个重要的战争目标。第一个目标是恢复埃及的国家荣誉。在低期望的气氛和被控制的媒体下，跨过运河并在西奈占有两块土地就足够了。第二个目标是给以色列人造成尽可能多的伤亡。

在此之前，埃及的所有战争计划都类似于二战中的诺曼底登陆。沙兹利的行动则类似于越南的春节攻势。沙兹利可以借鉴的另一个例子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凡尔登战役，德国最高陆军司令部意识到不可能征服法国。因此，他们计划占领一个历史悠久的城镇，他们知道法国人会试图重新夺回。然后，他们计划通过造成灾难性的伤亡来打垮法国公众的意志。这个策略差一点就成功了。

埃及有两个关键优势是越共和德国人都不具备的。首先，国际强权政治的天平严重向它倾斜。由于没有什么实际的东西可以提供，以色列只有一个盟友——美国——而美国也不得不权衡其在阿拉伯世界的支持与利益。如果外交僵局能够被打破，国际社会感到不安，也许超级大国会强行解决耶路撒冷问题。在这一点上，沙兹利有一个愿意倾听的安瓦尔·萨达特。“我曾经告诉纳赛尔，”萨达特后来写道，“如果我们能夺回哪怕四英寸的西奈领土（我指的是一个立足点，纯粹而简单），并让我们自己在那里牢牢的站稳脚跟，以至于地球上没有任何力量能把我们赶走，那么整个局势就会改变。“

其次，与法国人和美国人不同，以色列人不可能长期处于战争状态。军队的大部分是预备役军人。一旦这些公民士兵被征召，国家就陷入了停顿。一个国家不得不在工厂停工和商店关门的情况下维持长时间战争。如果战争拖得足够久，开罗就可以掌握主动权。埃及军队所要做的就是渡过运河并生存下来。

但他们能生存下来吗？军事进攻通常是围绕到达一个天然屏障进行的。在凡尔登，德军的目标是夺取一条易于防御的山脊线，即默兹高地和一系列易于防御的堡垒。在西奈半岛，埃及的目标是前进6英里，然后在沙漠中间停下来。这片土地平坦，非常适合反攻。萨姆导弹可能会保护他们免受以色列空军的攻击。但是以色列的坦克呢？

委婉地说，最近的历史并不令人鼓舞。在六日战争中——实际上在西奈只持续了四天——以色列坦克在战争的头十个小时内摧毁了埃及的两个师，造成大约5000人死亡。他们在没有以色列空军帮助的情况下完成了这一任务，当时以色列空军还在忙于压制阿拉伯空军。在那场战斗中，埃及人拥有数百辆坦克。而逃过运河的部队只有步兵。

这是沙兹利计划的最大弱点。出于这个原因，他和埃及战争部长穆罕默德·艾哈迈德·萨迪克（Mohammad Ahmed Sadek）达成了妥协。萨迪克放弃了征服整个西奈半岛的野心。但他仍然坚持军事行动推进到容易防御的米特拉隘口和吉迪隘口，大约在运河以东30英里处。这个被称为“41号行动”的计划被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采纳，并与埃及的盟友和高级军官分享。

然而，萨迪克同意沙兹利可以悄悄地研究一个秘密的替代方案。这个计划只分享给几个精心挑选的军官，被称为“宣礼塔行动”。它与41号行动有很多共同之处，至少在穿越运河方面是这样。但其宣布的目标是让军队只前进6英里——这是萨姆导弹提供的保护范围——然后在沙漠中间停下来。在沙兹利看来，这是埃及唯一现实的选择。

对这次有限行动的保密并不仅仅是为了愚弄以色列人。在那时，叙利亚总统是在1970年成功击败了对手的老谋深算的哈菲兹·阿萨德（Hafez el-Assad）。萨达特知道，除非阿萨德认为埃及会持续对以色列施加压力，并迫使以军戈兰高地撤军，否则他就不会开战，因此，萨达特对阿萨德撒谎，提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首先攻击这些隘口，然后征服整个西奈半岛。沙兹利后来写道，他和他的任何下属都不认为他们会在萨姆导弹6英里的保护范围之外发动攻击。谈到对叙利亚人说的大规模进攻的谎言，沙兹利说:“我对这种口是心非感到厌恶。

1939年，来自萨格勒布的15岁男孩海姆·布罗茨列夫斯基（Chaim Brotzlewsky）带着一张宝贵的移民证书登上了一列火车，他有资格进入巴勒斯坦。作为临别礼物，他所在的青年阿利亚组织（Aliyah）的青年卫士（Hashomer Hatzair）送给他一本相册，里面有该组织所有40名成员的照片。这张照片中，只有布罗茨莱夫斯基和其他三个孩子在大屠杀中幸存下来。其中一个是他最好的朋友。他的名字叫大卫·埃拉扎尔（David Elazar）。

布罗茨勒斯基在巴勒斯坦有家人。而1925年出生于萨拉热窝的埃拉扎尔，则是独自一人来到巴勒斯坦。他的父亲留在萨格勒布。他的母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直到埃拉扎尔去世的那天，他都带着一张自己小时候站在她墓旁的照片。随着巴勒斯坦战争的阴云密布，以色列未受过训练的军队迅速集结起来，这两个年轻的朋友加入了一支被称为“帕拉马赫（Palmach）”的精英打击部队。两人都是天生的领导者，都是迅速晋升的。布罗茨列夫斯基以沉着冷静著称。有一个故事流传开来，说一名新兵不小心用刺刀刺伤了他的腿，布罗茨列夫斯基悄声告诉他请把刺刀拿开。埃拉扎尔的绰号“达多”广为人知，他脾气暴躁。

可以说，达多·埃拉扎尔和以色列军队是一起长大的。两者都很少或根本没有受过正规训练，都是在战场上接受的教育，都有一段至关重要的成长经历。这个经历发生在1948年5月1日，在一场争夺南耶路撒冷山顶上矗立的圣西蒙修道院的战斗中。

在22岁的埃拉扎尔少校指挥下的200人中，只有15人没有受伤。战斗进行了16个小时，85人死亡，100人受伤，一切似乎都失去了。埃拉扎尔在修道院的屋顶上目睹了大屠杀，并开始下令撤退。但随后，他想起了帕拉马赫的传奇创始人伊扎克·萨德赫说过的话：“当雨落在你身上，你筋疲力尽并浑身湿透的时候，永远记住，敌人也是浑身湿透。”

埃拉扎尔等待着。然后，士兵和弹药都快打光了，就在即将崩溃的时刻，观察员朝下面看了看，报告了情况：阿拉伯人正在撤退。战斗胜利了。

这段插曲成为了传奇，埃拉扎尔的坚韧成为了以色列军队的核心信条。在战斗的决定性时刻，多坚持一分钟的一方就是赢得胜利的一方。

23年后的1972年1月1日，海姆·布罗茨列夫斯基，也就是现在的海姆·巴列夫结束了他作为以色列军队参谋长的四年任期。接替他的是大卫·埃拉扎尔中将。

苏联人被告知，埃及已经放弃了征服整个西奈半岛的计划，将把重点放在“41号行动”上，即针对米特拉隘口和吉迪隘口的有限战役。这场“有限”的战役需要看似无限的武器供应。苏联最终免费提供了这些武器。但是苏联的新型米格-23和米格-25战斗机在一年前的1970年才开始装备部队，莫斯科明确表示，埃及想要得到任何这些战斗机，还需要数年时间。

苏联人特别鄙视萨达特，指责他“吸食毒品”。但最尖锐的嘲笑来自以色列人，他们在1970年的一项绝密情报研究中得出结论，称萨达特的“智力水平很低”，他“心胸狭窄，缺乏任何原则，是一个虚伪的煽动家，完全没有才能，无法为管理他的国家做出任何贡献。”这份研究报告在1972年底进行了更新，补充说他还“软弱、冲动，在一时的压力下行事，没有能力主动打破中东僵局。“

对萨达特来说，时间已经不多了。1972年是1967年屈辱战败的五周年，强烈的情绪驱使人们公开抗议，这在阿拉伯世界是罕见的。埃及最著名的作家发表了一封抗议公开信。有学生抗议。最不祥的是，一名军官率领部下进入开罗市中心的侯赛因清真寺，要求与以色列“立即开战”。

1972年10月26日，萨达特解除了萨迪克将军的战争部长职务，由艾哈迈德·伊斯梅尔·阿里（Ahmed Ismail Ali）将军接替。此举令人震惊。作为帮助萨达特击退政变企图的三位关键人物之一，萨迪克将军被认为是不可撼动的。但萨迪克从未放弃把战斗推进到隘口的梦想，他还坚持埃及要等几年，直到苏联交付能够挑战以色列空军的米格-23和米格-25战斗机。接替他的伊斯梅尔将军是一个奇怪的选择。他以无足轻重著称。他和沙兹利的关系也很紧张，1960年他们一起在刚果执行任务时，沙兹利一拳打了他的脸。但他有两样东西是萨达特想要的，第一，他不能构成威胁，因为他正在与癌症作斗争，两年后他注定要输掉这场斗争。其次，他明白埃及必须立即开战，并且必须是以现有的军队做到这一点。

沙兹利和伊斯梅尔完成了“宣礼塔行动”的策划。两人都意识到行动有风险。首先冷静地评估了双方的优势和劣势，然后试图发挥埃及的优势。但它是建立在一些有问题的假设之上的。

最大的问题是可以对埃及士兵抱有多大的期望。这些人要乘橡皮艇渡过运河，然后用大功率高压水枪把对岸的沙堤冲塌。冒着敌人火力通过无底的泥浆后，这些人还要在沙漠中在只使用肩扛武器的情况下抵抗以色列的装甲部队。这种情况将一直持续到桥梁铺设完毕，埃及坦克可以通过为止。

机枪打高压水枪，坦克打步兵——在这场战争的关键开局阶段，以色列人将拥有一切优势。光凭勇气是不足以战胜他们的。只有一个东西能让埃及人熬过最初的24小时。要实现这个东西，几乎需要和其他行动一样多的策划。

它就是突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