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国用他国人

《容斋随笔》中有《秦国用他国人》一条：

“六国所用相，皆其宗族及国人，如齐之田忌、田婴、田文，韩之公仲、公叔，赵之奉阳、平阳君，魏王至以太子为相。独秦不然，其始与之谋国以开霸业者，魏人公孙鞅也，其他若楼缓赵人，张仪、魏冉、范雎皆魏人，蔡泽燕人，吕不韦韩人，李斯楚人，皆委国而听之不疑，卒之所以兼天下者，诸人之力也。”（转引自《秦汉官制史稿》第一章，人民出版社）

洪迈这一看法，精到。其实早在春秋前期的秦穆公时，秦国就大量使用外国士人如由余、丕豹、蹇叔、百里奚等。秦穆公殁后，此风中绝，至孝公时方才续上。

值得玩味的是，春秋时，秦国的霸业昙花一现于秦穆公时期，战国时期秦国之强，始自孝公用商鞅。秦国任用他国人，与秦国国势之盛衰，高度正相关。把秦国兼并天下的功劳完全归结为“诸人之力”，失之武断，但说这些人为秦国的一统大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当无疑异。

人才对于国家治理的重要性，不是秘密。真正能广纳天下人才为我所用的，七国之中，独有秦。山东六国为什么就不这么做呢？

魏国其实这么做过。魏文侯时期，魏国人才可谓群星璀璨，吴起、西门豹、乐羊、李克、翟璜、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战国前期魏国最强大，与此关系匪浅。然而在魏文侯后期，魏国的用人策略就开始趋于保守，魏文侯要选一位宰相，在翟璜与魏成之间，最后选择了宗室魏成，便是端倪。

赵、韩两国也是如此，即便宗亲以外的人才偶尔得到重用，如赵之蔺相如、李牧，韩之申不害，但国君最信任倚重的，还是宗亲。之所以如此，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这三个国家的发家史。魏、赵、韩的先人，起初都是晋国大臣、权臣，一步步壮大后三家分晋，列为诸侯。如此立国，当然会害怕他人“抄作业”，因此重用宗室，防范外人，是这三国的文化基因。

与之类似的还有田氏代齐后的齐国。齐国与三家不同之处在于，大概从立国以来，齐国的贵族势力、地方势力就很强，君主集权程度较低。燕国僻处北方，史料相对较少，但重用一次外臣“子之”，就酿成了子之之乱，让燕国元气大伤。

比较特殊的是楚国。楚国是最早实行县制的国家，这一制度极大地保证了楚国君主的权力，不用担心君主之位被外臣侵夺。但我怀疑，自楚庄王之后，楚国王室就有一条“家法”：令尹、司马之类的国之重任，必须由在位君主的至亲方能担任。这可能是“若敖氏之乱”的后遗症。

秦国历史上没有这样的创伤，因此对于任用宗室以外乃至秦国以外的人才，没有心理障碍。

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制史稿》中说，秦开创和确立的丞相制度，使得权力进一步集中。首先是丞相的权力比春秋时的三卿、六卿更集中，其次，更重要的是，“丞相的任免之权，完全操于王手，秦始皇之前的好几个秦王，想任命谁就任命谁，想废除谁就废除谁，毫无顾忌和阻碍”。秦王有如此权势，自然敢于引进、重用人才，而无需担心尾大不掉。

当然，秦国敢于重用他国人，不仅源于秦国集权专制程度高这一“制度优势”，也因为秦国文化落后，自己培养不出高素质人才，尤其是治国理政之才，不得不向山东六国的士人敞开官途。

孟子说“得民心者得天下”，秦国可能是七国中最不得民心的一个国家，他国之民都不愿意成为秦国治下之民。但在希望成为“仓中鼠”的士人如李斯之辈那里，秦国则是最好的淘金场。就战国时期的形势而言，“得人才者得天下”可能更为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