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社会：新的现代性之路》摘要和笔记（20240119）
无论在19世纪还是今天，大部分人所经历的灾难性后果都同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社会过程有关。在这两个时代，我们关注的都是人类生存状况所面临的各种剧烈且危险的干预。这些干预的出现与特定阶段的发展相联系，从生产力、市场整合，再到财产与权力的关联。每次干预也都会带来不同的后果：往昔是物质的贫困化、贫穷、饥饿或拥挤，今日则是生命的自然基础遭到威胁和破坏。两者也存在可作比较的方面，如危险的成分和现代化的系统属性——危险本身是随现代化而产生并扩大的。其中的内在动力不是恶意，而是市场、竞争和分工。只不过在今天，这一切都变得更加全球化了。
个人和社会经受的苦难具有直观性，这与今日文明威胁的不可触摸形成了对照。文明的威胁只存在于科学化的知识中，无法同原初的经验建立起直接的关联。各种危险都利用了专业话语，如化学方程、生物学语境、医疗诊断概念等。这样的知识构造自然不能减轻危害。
在过去，痛苦和个人的阶级命运固定在一起。个人在阶级命运中出生，阶级命运也紧贴在个人身上，从青春一直延续到年老。
阶级处境和风险处境在痛苦上的差异是本质性的。以稍显尖锐而死板的方式来说，在阶级处境中，存在决定意识，而在风险处境中，意识（知识）决定存在。其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是知识的类型，尤其是亲身经历的缺乏和对知识的深度依赖。这些问题围绕着危险界定的方方面面。
风险处境创造了一种阶级处境中未曾出现的依赖性：事关自己的痛苦，受害方却毫无管辖权。他们丧失了自己认知主权中的关键部分。有害、危险、不利的因素遍地都是，但它们到底是敌是友却超出了人们的判断能力，只能留待外部知识生产者的假设、方法和争议来解决。
另一方面，这也意味着，围绕风险和文明威胁的所有结论虽然落在知识生产的范围之内，但从来都不只是知识实体的问题（调查、假设、方法、程序、极限值等）。这些结论也涉及痛苦本身：危险的范围和类型、威胁度、受牵连的人口、延迟效应、采取的错失、责任人以及补偿的要求。
政治社会学和风险社会理论的内核是知识社会学。知识社会学不是科学社会学，而是一切关于知识混合、知识交融和知识行动者的社会学，涉及它们的组合或对立，它们的基础、诉求、错误、非理性、真相和局限性，即它们不可能真正认识自己所诉求的知识。总而言之，眼下的“未来之可见”是不可见的，它只是一条通往现实的可能道路。【不仅关系到知识本身，更关注的是知识如何形成并得到传播的过程。】
风险生产及其知识代理人，代表了需求彻底变革的标准样式，这种样式也是系统内生的。所谓的“知识代理人”包括文明批判、技术批判、生态批判，以及大众媒介的风险渲染和风险研究。卢曼说得对，随着风险的降临，经济具有了“自我指涉”的性质，不再依赖于那个满足人的需求的环境。
发达工业社会从自己制造的风险中获得“滋养”，并以这种方式创造了社会的危险处境和政治可能性从而让迄今为止的现代化的基础受到拷问。
一旦风险的剩余遮蔽了财富的剩余，风险和风险感知之间看似无害的区分便开始凸显其重要性，但也逐渐失去其合理性。科学的风险界定享有对理性的垄断，这种垄断因上述区分而建立，也因它而衰落。
科学的风险确立对立于（非理性的）风险感知。两者的区分会颠倒科学理性和社会理性在文明风险意识的形成中所起的作用。
我们必须认识到，风险意识的形成也是发生在各种理性诉求之间的一场战斗，它们既有对立，也有重合。我们与其设立信誉或理性等级，倒不如质问：在风险感知这样的例子中，“理性”是如何在社会意义上形成的。换言之，它是如何被信任、质疑、界定、再界定、获取或失去的。就此而言，在感知和评估文明风险的过程中，科学视角和社会视角的合作与对立及其逻辑（或不合逻辑）都应该得到展现。
对科学技术的怀疑和批判不是源于批评者的“非理性”，而是源于科技理性的失灵，亦即，科技理性无法应对不断增长的风险和文明威胁。科技理性的失灵并不是纯粹发生在过去的事情，它存在于刻不容缓的现在和面临威胁的将来。实际上，我们只能逐渐看到这一过程的完整展现。
现代化风险意识克服科学理性的抵抗，站稳了脚跟。科学的犯错、误判、低估等诸多迹象，无疑有助于风险意识的确立。一边是围绕风险的意识转变和社会承认，另一边是科学的去神秘化过程，两种历史在这一刻交汇了。
风险的生产及其受到的误判都源于科技理性的“经济短视”。科技理性眼中只有生产力优势，因而患上了受系统制约的风险失明症。人们对经济用益的机会加以预测、发展、检验、并娴熟的使之展现。与此同时，他们也在黑暗中伴着风险摸索前进。当风险以“未预见到”乃至全然“不可预见”的方式到来时，他们既感到惊讶，又深受震动。
在自然科学引导下的技术发展过程中，注重提高生产力的认识旨趣已经理所当然的获得历史性主宰地位，并和财富生产的逻辑联系并捆绑在一起。
一旦因果证据不受限制，它所造成的局面就像是堤坝决口，抑或形成一处有待识别的风险和损害的激流。
坚持严格的因果证据是科学理性的核心要素。追求精确、诚实坦荡也是科学伦理的核心价值。但同时，这些原则也起源于不同的问题情境乃至不同的思想时代。无论如何，它们在原则上并不适用于现代风险。……坚持严格因果关系的人，依然在否认现实存在的关联，但这种关联并不因此而减少一丝一毫。【严格的科学理性对于尚未掌握和了解的知识是拒绝承认的，但是现实的损害又无法否认。对于受害者来说，自行收集的证据不被承认，现实在科学理性面前无能为力。】——“第二章 风险社会的知识政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