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的性格（上）
文｜逆北
坐上北归火车的那一刻，一种无边的疲惫袭来，顾不得再看一眼窗外的南京车站，便趴在桌前沉沉睡去，这便算作与六朝古都“无声地告别”。
到南京前，一位曾去过南京至少五六次的老友提醒我，要留意一来一回之间的情绪变化，或许是已被打了这预防针，亦或是待得时间不长，离开之时并无太大的心理波澜，但有一种感受却是很真切的，因为南京让我再一次感受到了，一种难以用语言来形容的高雅。
当然，这种高雅并非“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般高高在上，而是蕴藏着包容与超脱，这正是南京这座城市的性格。而这种性格也非人力造就，而是由特殊的地理环境与历史文化所赋予的。
（笔者摄于南京两江总督衙门旧址）
在中国历史上，南京威名赫赫，一个城市的名称里带京字着实不多见。西安曾是历史悠久的政治与文化中心，但并未因此而得到“西京”的头衔，因为自唐亡后，关中地区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已一落千丈。开封和洛阳都曾是中原王朝的政治重心，洛阳悠久的历史更是讲不完，但她们中间谁也未能因此保住“东京”的荣誉。
这便更让人值得玩味，南京之所以为“南京”，可能还有更深层次的东西在影响着历史对她的定位。
还是让我们对南京的过往先做一个简单的追溯吧。南京的历史固然悠久，但其真正发迹却迟至三国时代，叶兆言先生的《南京传》开篇便从东吴以建业（即南京）为都讲起，到那时候，南京才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历史”。而在这之前，中国历史的中心一直在长安与洛阳之间切换。西方学者多将中国从周到秦汉的这段历史概括为“古典时代”或者中国文明的奠基时代，而在这样一个富有创造意义的恢弘岁月里，南京又在做什么呢？
抛开过于久远的夏商西周不论，在春秋战国时期，彼时的南京处在吴楚争霸的“中间地带”，楚王身边的臣子认为此地有王气，因此劝他埋金镇之，结果却意外的为此地增加了“金陵”的美名，而楚国的死对头吴国以今天的苏州为都，被中原诸侯视为蛮夷，也未将南京作为自己积极争取的地缘据点。
后来秦始皇统一六国，南巡经过此处，又有下属和他讲了此地蕴藏王气的话语，于是始皇帝干脆将其改名为“秣陵”，“秣”，就是给牛马吃的草料，这自然也不是什么好词，比起金陵来更具有侮辱性，但有趣的是，今日的南京将这些历史无论好坏，照单全收，南京地铁里有一站便为“秣周东路”。南京这样做，至少反映出其非凡的气度胸怀。秦始皇这样做，竟产生了一种完全相反的效果。
但南京离东吴时代的“正名”毕竟还有漫长的距离，此后历史的大舞台又转移到淮河流域，并继续一路向北。直到三国，南京的“王气”又被诸葛孔明郑重提及。
诸葛亮评价南京的语录，并未在《三国志》中出现，而是由晋人张勃所撰的《吴录》加以保存，当时诸葛亮奉刘备所命来江东和孙权谈战略合作的事情，躬耕于南阳草庐之间的大知识分子读万卷书不假，但行万里路方能真正体会到世界之大。进入吴地，诸葛亮立即被南京山水环绕的美景所吸引，忍不住赞叹——“钟山龙盘，石头虎踞，此帝王之宅”。
这么多年过去了，终于有人为南京说了句好话，但诸葛亮的身份还不够，这句话放在当时也没有太大的影响力，后人将孙权选取建业为都和诸葛亮或刘备的安利联系在一起，过于牵强，孙仲谋开启南京都城历史的主要目的，恐怕还是因为这里靠近吴国与魏国对峙的前线地区，便于指挥对曹魏攻守而已。
但南京辉煌的历史终究是由此开启，石头城的建立让南京有了属于自己的城防，而雄主孙权的励精图治，也为后来晋室南迁奠定了基础。但这里又产生了一个新的争议，就是南京的辉煌似乎并不取决于她自己的努力，而是来自于接受和保存中原地区的先进文明。
其实，这样的逻辑，充斥于不少人的心中，如在传统观念里，不仅仅是南京一地，整个南方地区在中国地位的跃升，都与其“沾北方文明的光”有关，而她们自己，只是土地肥沃、气候温暖湿润，为技术的输入提供了一个平台而已。但罗新教授在《有所不为的反叛者》一书中提出了自己的质疑——“北方的铁农具传入南方，湿润的气候难免侵蚀损害到工具的质量，那南方的农业发展又是如何克服这一系列问题的？”
往大了说，南京包括整个南方地区社会的发展，固然和北方的影响有关，但很多东西传入后难免遭遇“水土不服”的问题，而在这种吸收先进技术与文化的过程中，有融合自然也有碰撞，在和北方文明的交往中，南方，或者说南京又是如何重新发现自己的？这些都是值得深思的话题。
南京当然可以做自己。
继东吴之后，东晋王室以南京为都，为避皇帝讳，将“建业”更名为“建康”，不过这并不影响南京地位的抬升。在北方混战不断，城头变换大王旗的动荡时代，南京却维持了秩序与活力。秩序来源于远离战乱，而活力则是因为司马氏的皇权受到了来自北方和当地世家大族的联合抵制，难以为所欲为。说白了就是皇帝与贵族相互制衡。田余庆先生则将这段历史称为是中国历史上的“门阀政治”。
印象里，只要提起贵族，不少人心中总充满了不屑，这或许同我们的科举文化传统有关，人们更认同的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号召力。但在那个印刷术还未普及，读书买书还很奢侈的时代，拥有一定物质基础的贵族为南京贡献了大量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也为后世提供了足够的想象力。此后即便东晋被出身相对寒微的军人力量取代，并演化出“宋齐梁陈”四个王朝，但南京已经摆脱了东吴时代那种基于政治或军事考虑而发展的窠臼，开始被赋予更深层次的文化意义。
南京终于在“中华文明”中占有了一席之地，但侯景之乱的发生，又差点将其打回原形。
侯景原先是北齐王朝的高级将领，因为与王室不睦投靠南朝，当时的南朝君主梁武帝萧衍利欲熏心，也不管自己能不能驾驭，就去派兵接应，结果把王室成员搭了进去，但这事情还没完，萧衍昏招迭出，又想把刚投靠自己不久的侯景交给北齐王朝，以换回自己的亲属。结果消息泄露，侯景一不做二不休，干脆联络也想当皇帝的其他南朝宗室，联手攻占了建康。
南京经历了建城以来最大的劫难，而这还不止一次。所谓的士人风骨或贵族传统在杀人不眨眼的军阀面前根本不堪一击，而史书中不仅记载了侯景一伙对南朝高层的凌辱，也记载了那些居住城内的平民百姓被侯景和南朝其他野心家夹在中间蹂躏的磨难。
在侯景之乱中，一位名叫庾信的南方士族侥幸逃出，用笔书写了南京及其背后所承载文明的脆弱性——
“孙策以天下三分，众才一旅；项藉用江东之子弟，人唯八千；遂以分裂山河，宰割天下。岂有百万义师，一朝卷甲；芟夷斩伐，如草木焉。江淮无崖岸之阻，亭壁无藩篱之固。”
诸葛亮形容南京的地形是龙盘虎踞，有帝王气，这话不假，但南京周围所谓的山严格意义上并非那种悬崖峭壁，而是不高的丘陵，至于长江虽然将江北与江南分隔开，但河岸漫长，也增加了防守的难度，而且最麻烦的是，南京一旦被包围，不但不能激发出守城者抵抗斗志的“死地”，反而会让江南或江北者生出坐船逃往对岸的幻想，这正是这座城市标榜依山傍水，地形有利，却总是被轻易攻破的根本原因。
在地理上，南京无疑是脆弱的，但在历史中，南京又是富饶的，在经济和文化上拥有极大地吸引力，这仿佛注定了她的悲剧。各路军阀的抢掠破坏，已让庾信目不忍直视，于是在远离南京的地方，庾信写下了他那著名的《哀江南赋》。赋是战国时期文学家的创造，兴盛于两汉，以前的赋大多集中于描摹北方城市，但也有兼顾南京的，如传播热度被形容为“洛阳纸贵”的《三都赋》中便包含了吴都建业。
不过庾信这篇文章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关注到了南京这座城市的忧伤。这就像有人成功了，一朝成名天下知，很多人为他的成就喝彩，甚至有脸皮厚来分功劳的，但功成业就之人背后的失意和痛苦，又有多少人去注意呢？倘若有人能够为他的悲伤而悲伤，请他坐下来谈谈自己的十年寒窗事，那真是人间最高尚的情感了。
庾信《哀江南赋》正是如此，或许怕有人骂他虚伪矫情，觉得他既然这么爱南京，为什么没有留下来和那里的父老共患难，于是他特意在序中强调——“追为此赋，聊以记言，不无危苦之辞，唯以悲哀为主”。此后的段落中，他的旁征博引颇多，自然不是拙文可以轻易涵盖的，感兴趣者可以去阅读原文，但这种淡淡地忧伤却并未散去，而是随着时光流逝，逐渐成为南京性格中的一部分。
（笔者摄于南京瞻园）
南京，她被侮辱过，被遗忘过，她收获的泪水远比鲜花多，但她从未选择沉默，而是用双手小心地托起六朝留下的那份高雅，决心继续淌过历史的长河。
（本回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