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韩愈相遇——试探韩愈散文世界

1、引言：我是怎么研究起韩愈散文的？

韩愈这个名字，本不应该出现在我的生命中。

我在学生时代当然是学过韩愈诗文的，有些文句未必不会潜移默化地滋养那时稚嫩的那个我。但学生时代的我总归是平平无奇的，甚至是学习有些吃力的——比如，成绩总是处在中流水平，没有聪慧的头脑和富余的精力去深入体悟古今中外的文学精华。大环境也不允许那样的我，独善其身地徜徉于文学世界里。更何况，彼时敏感脆弱的我总是被生活的细微末节所牵绊，很难挣脱。过了学生时代，一头扎入残酷独行的社会生活，为生活奔波，受潮流所惑，再想遇到韩愈，更是天方夜谭。

不过，这些遭遇背后未必不隐藏另一种幸运。虽然没干什么值得吹牛的事情，但也一直安分守己，对世界和人生仍抱有充分的热情。纵然没上什么好的学校，但所幸对文化和文学的痴迷，在一次次或大或小的人事兴衰的冲击下变得历久弥坚——因为，越来越明白世上的好东西实在是不多的。或许我还有一种独特的本领，不安于部分流俗标准，总觉得在不远的地方有更人性、更美好、更高尚的活法，可以克服当下较普遍的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活法，所以有意无意地作挣扎和探索状。

这些或许构成了如今我与韩愈相遇的一部分前提。于是，我才会选择在2019年9月跟随北大孔庆东老师研读《古文观止》，并在2021年5月最终遇到了韩愈。

《古文观止》这一古文领域最重要的选本，对韩愈是颇为倚重的，足足选了有二十四篇，仅次于左丘明的《左传》，但后者为整顿史料的历史作品，前者为发扬个性的散文作品，大概是不能简单比较的，以《古文观止》的选文倾向性来看，韩愈可以说是千古文章第一家。

当然，我倒不只是抱着这样的敬仰去接近韩愈的，实在是韩文主要聚焦于人生挫折、人际关系、社会批判、社会理想等人生社会紧要主题，与当下我们的生活和心灵是很贴近的，与我更有别样的亲切感和指导意义。而《古文观止》的其他作者并不具备韩愈这样的特殊性。

所以在结束《古文观止》研读后，我首先把扩展重点放在韩愈身上，捏了一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零年出版的——韩愈研究专家童第德一九六二年选注的《韩愈文选》，用2023年这一年时间，“拿下”另外四十余篇韩文，组成小七十篇的韩文研读矩阵，大有快马攻占韩文之快慰。虽然韩愈散文留存有近400篇，但凭《古文观止》和《韩愈文选》之眼光，或已得韩文相当精华也。

这些韩文填补了我的周末时光的相当部分，常常让我挣脱现实，穿越前往浩瀚苍茫的古代中国，而探索古人的博大心灵，总是会有一份温暖和昂扬自流心间。回到现实，我则常常有一种韩愈也写出了我们这个社会的状况的错觉感，甚至隐约有一种学习实践做韩愈那样的人的冲动和理想。

或许可以先这样描述和理解我心目中的韩愈的形象：他没有屈服于所处的中唐时代和社会强加他的沉沉暮气，也没有放纵他本就悲剧性的坎坷出身和“合理化”身边伙伴较普遍的人生困境，于是以那个时代和社会可能最有自觉的“自救者”和深入人心的“救人者”昂立人世。这是足够鼓舞人心的。

而当我们走近这样一颗心灵后，自然还会发现无数难得一见的文章奇观，这是一颗苦难煎熬的心绽放的青春之花。韩愈的大弟子皇甫湜（shí）在《韩文公墓志铭》中如此描述韩愈的写作：“及其酣放，豪曲快字，凌纸怪发，鲸铿春丽，惊耀天下。然而栗密窈眇，章妥句适，精能之至，入神出天。呜呼极矣，后人无以加之矣，姬氏以来，一人而已矣！”鲸铿春丽，写得真是无比之诱人。

据说韩愈弥留之际点名让皇甫湜写墓志铭，称“死能令我躬所以不随世磨灭者惟子“（《韩文公墓志铭》），而近代古文学家钱基博在《韩愈志》中还表示，这是皇甫最好的一篇散文。或得韩文之精髓也。

以上略作小引，以下正文，我会以韩愈散文阅读经验为基础，结合其他相关的韩愈研究材料，展开谈谈和勾画我心目中的韩愈散文世界。

2、韩愈散文与中唐社会的关系

中唐时期，一般指的是唐代宗大历初（766年～779年）至唐文宗大和末（827年～835年）。其中历唐代宗（762年～779年在位）、唐德宗（779年～805年在位）、唐顺宗（805年，在位186天）、唐宪宗（805年～ 820年在位）、唐穆宗（820年～824年在位）、唐敬宗（824年～827年在位）、唐文宗（826年～840年在位）七任皇帝。

这期间的政治特点可以借助《旧唐书》《新唐书》的帝王本纪加以勾勒。相较而言，北宋欧阳修、宋祁等著《新唐书》的批判态度更加明显，故主要用《新唐书》。

“代宗之时，馀孽犹在，平乱守成，盖亦中材之主也！”（《新唐书·卷六·本纪第六》）

“德宗猜忌刻薄，以强明自任，耻见屈于正论，而忘受欺于奸谀。故其疑萧复之轻己，谓姜公辅为卖直，而不能容；用卢𣏌、赵赞，则至于败乱，而终不悔。及奉天之难，深自惩艾，遂行姑息之政。由是朝廷益弱，而方镇愈强，至于唐亡，其患以此。宪宗刚明果断，自初即位，慨然发愤，志平僭叛，能用忠谋，不惑群议，卒收成功。自吴元济诛，强藩悍将皆欲悔过而效顺。当此之时，唐之威令，几于复振，则其为优劣，不待较而可知也。及其晚节，信用非人，不终其业，而身罹不测之祸，则尤甚于德宗。”（《新唐书·卷七·本纪第七》）

“宪宗之弑，历三世而贼犹在。至于文宗，不能明弘志等罪恶，以正国之典刑，仅能杀之而已，是可叹也。”（《新唐书·卷八·本纪第八》）

由以上材料可以总结中唐社会的政治的总体情况是：“馀孽（指安史之乱的馀孽）犹在”“方镇愈强”“朝廷益弱”“信用非人”，核心主题是“平乱守成”。比较尖锐的评价是形式上还是统一的国家。

与之互成因果的是经济方面，早期公认的是有进步的，比如代宗朝的刘晏（716年～780年）的漕运改革，沟通了南北经济，稳定了关中物价和减轻人民负担，大力促进了江南经济。“凡岁致四十万斛，自是关中虽水旱，物不翔贵矣。”（《新唐书·卷一百四十九·列传第七十四》）

盐业官营改革：“晏（指刘晏）之始至也，盐利岁才四十万缗，至大历末，六百馀万缗。天下之赋，盐利居半，宫闱服御、军饷、百官禄俸皆仰给焉。”（《新唐书·卷五十四·志第四十四·食货四》）

再比如德宗朝的杨炎（727年～781年）的两税制改革，即一年分夏、秋两季依土地征税，减轻失地、微地人民赋税，扩大税源，一度使得“人不土断而地著，赋不加敛而增入，版籍不造而得其虚实，贪吏不诫而奸无所取。”（《旧唐书·卷一百十八·列传第六十八》）

但是，利好的持续是有限的，总体来说，社会经济是向下坠的。比如权贵对商业活动的入侵、赋税的继续加重以致人民生活几近绝路。韩愈《顺宗实录》中的《宫市》《五坊小儿》等文，及白居易的《卖炭翁》，是前者典型的描写。柳宗元《捕蛇者说》对元和时期永州人民生活的描述是后者形象的代表。

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还提到：“唐代自安史之乱后，长安政权之得以继续维持，除文化势力外，仅恃南东八道（指浙东、浙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财赋之供给。”

《资治通鉴·唐纪五十三》写的更加具体：“（元和二年，807年）李吉甫撰《元和国计簿》上之，总计天下方镇四十八，州府二百九十五，县千四百五十三。其凤翔、鄜坊、邠宁、振武、泾原、银夏、灵盐、河东、易定、魏博、镇冀、范阳、沧景、淮西、淄青等十五道七十一州不申户口外，每岁赋税倚办止于浙江东、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万户，比天宝税户四分减三。天下兵仰给县官者八十三万馀人，比天宝三分增一，大率二户资一兵。其水旱所伤，非时调发，不在此数。”

基于这样的政治、经济基础，我们或许就可以推演大体的社会思想和文化。比如总体上人民的进取精神不足，这集中表现在佛、道等出世文化的兴盛，倡导入世的儒家文化的正统地位被严重挑战，并侵入核心的社会资源的分配和损害社会核心利益，这方面韩愈的《原道》《论佛骨表》《送李愿归盘谷序》《故太学博士李君墓志铭》《监察御史卫府君墓志铭》《吊武侍御所画佛文》都是明显的例证。

再比如在有限的社会资源和政府缺乏权威及公信力的背景下，权贵肆虐横行，人民生存发展压力过大，竞争激烈且残酷，敌我、人民内部矛盾普遍且容易激化。韩愈的大量作品都在表现这一大主题，包括《原毁》《马说》《讳辩》《顺宗实录·宫市》《顺宗实录·五坊小儿》《送董邵南游河北序》《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故幽州节度使判官赠给事中清和张君墓志铭》，等等。

因此，我们可以借用韩愈在唐德宗贞元十一年（795年）的作品《后廿九日复上宰相书》对中唐社会进行追问和质疑，其中写道：“天下之贤才，岂尽举用？奸邪谗佞欺负之徒，岂尽除去？四海岂尽无虞？九夷八蛮之在荒服之外者，岂尽宾贡？天灾时变，昆虫草木之妖，岂尽销息？天下之所谓礼乐刑政教化之具，岂尽修理？风俗岂尽敦厚？动植之物，风雨霜露之所霑被者，岂尽得宜？休征嘉瑞，麟凤龟龙之属，岂尽备至？”显然，它们都是中唐社会所匮乏的。

为此，韩愈几乎是凭借个人的力量做了大量的维护政府权威、促进国家统一，以及提振社会风气、激励同仁和提携后进的工作，除以上篇目多有涉及，其他的还包括《师说》《祭鳄鱼文》《送孟东野序》《欧阳生哀辞》《柳子厚墓志铭》《顺宗实录·阳城》《<平淮西碑>并序》《张中丞传后叙》等。

由上便可以发现，韩愈散文与中唐社会现实存在十分紧密而深入的血肉联系，可以说韩愈散文是有着十分强烈的批判现实主义情怀和社会人文关怀的。

有人可能说，这有什么了不起？举个近代的例子，在“城头变幻大王旗”“忍看朋辈成新鬼”的20～30年代左右的民国的文坛，避开残酷现实，描述才子佳人故事以娱乐市民的鸳鸯蝴蝶派，明显“纯文学”倾向的新月派、创造社、京派等均极具社会影响力，很大程度上才是“文坛主流”。用鲁迅在《记念刘和珍君》中所言比较形象：“时间永是流驶，街市依旧太平。”

同样在唐朝之前的东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八个朝代，主要是乱世的年代里流行的却是“忽君子之大道，好雕虫之小艺”、“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全隋文·卷二十·李谔传》）的骈文。

直到初唐的王勃，仍然以骈文《滕王阁序》傲立文坛，即便这篇骈文光耀千古，但也可以发现它空有漂亮的辞藻，缺乏对个人内心和社会的深入挖掘。

所以，对于创作者来说，联系现实、深入现实是需要强大的直面和自我解剖的精神品质的。或因如此，苏轼盛称韩愈“文起八代之衰”（《潮州韩文公庙碑》 ），杜牧强调“杜诗韩笔”（《读韩杜集》），指出杜甫韩愈思想精神的相似性。

在中唐时期，这样的精神品质也并不是韩愈独有的。“大历、贞元之间，文字多尚古学，效杨雄、董仲舒之述作，而独孤及、梁肃最称渊奥，儒林推重。愈从其徒游，锐意钻仰，欲自振于一代。”（《旧唐书·卷一百六十》）在《古文观止》的选文中，李华的写实作品《吊古战场文》，便是韩愈散文的先驱。

当然，韩愈是“集大成者”，他最终引领恢弘壮阔的“唐宋古文运动”，成为彪炳千秋的唐宋八大家的灵魂人物。

或许可以思考的是，中唐社会一定会出现韩愈散文吗？大概只能说中唐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状况为韩愈散文的出现做了铺垫。没有前者，后者也就成了无本之源，失去了现实基础。就像清末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为毛泽东、鲁迅等人物的知行成就做了铺垫。

所以，在时代的铺垫和呼唤背后，有不可忽略的个人主观能动性在发挥作用。比如邓小平在1980年8月21日、23日接受意大利记者法拉奇采访时曾说：“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

那么，在本节末尾，我们也可以引用《新唐书》对韩愈的个人奋斗加以总结：“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无虑三变。高祖、太宗，大难始夷，沿江左馀风，𫄨句绘章，揣合低昂，故王、杨（指王勃、杨炯）为之伯。玄宗好经术，群臣稍厌雕琢，索理致，崇雅黜浮，气益雄浑，则燕、许【指张说、苏颋（tǐng）】擅其宗。是时，唐兴已百年，诸儒争自名家。大历、正元间，美才辈出，擩哜（jì）道真，涵泳圣涯，于是韩愈倡之，柳宗元、李翱、皇甫湜等和之，排逐百家，法度森严，抵轹晋、魏，上轧汉、周，唐之文完然为一王法，此其极也。”（《新唐书·卷二百一·列传第一百二十六·文艺上》）

3、韩愈散文主题之“不平而鸣”

前文笔者为了抓住韩愈散文与中唐社会的联系，较笼统地把韩愈散文与中唐社会的现实进行勾连，以强化两者的联系。这可能也容易造成韩愈散文给人主要与社会问题贴近的印象，而忽略了韩愈的另外一部分主要表达自我问题的散文，重视对这一部分的研读有助于我们理解前文之所以成为可能的基石。

韩愈的这部分文章是受到前人推崇的。比如《古文观止》中的《进学解》《龙说》《获麟解》《后十九日复上宰相书》《后廿九日复上宰相书》《与于襄阳书》《送孟东野序》《与陈给事书》《应科目时与人书》皆为此中作品。

《韩愈文选》中《感二鸟赋》《祭田横墓文》《与孟东野书》《与崔群书》《送穷文》等都是典型。

它们表达的内容更多指向韩愈个人的生存发展问题，或者朋友伙伴的相似情况，是韩愈年轻时不遇或者职场困顿时的自我开解和开解他人之作。虽然属于韩愈私事范畴，但亦有时代普遍性和典型性。

或许可以这样说，没有韩愈这些个人的“呐喊”与“彷徨”，也就没有韩愈其他的为社会的“呐喊”与“彷徨”。

为什么这样说呢？可以从韩愈在35岁写的《送孟东野序》寻找答案。在这篇赠别序中，韩愈提出了“不平而鸣”的文学之所以发生的理念。

首先，“不平则鸣”是大自然和人类的普遍现象，即“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其跃也或激之，其趋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无声，或击之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

其次，每个时代或者时期最能体现时代精神和文化成就的大家、高人即为“不平则鸣”的最佳代表，即“其在唐虞，咎陶、禹其善鸣者也，而假以鸣。夔弗能以文辞鸣，又自假于《韶》以鸣。夏之时，五子以其歌鸣。伊尹鸣殷，周公鸣周。凡载于《诗》《书》六艺，皆鸣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鸣之，其声大而远……庄周以其荒唐之辞鸣。楚，大国也，其亡也，以屈原鸣。臧孙辰、孟轲、荀卿，以道鸣者也。杨朱、墨翟、管夷吾、晏婴、老聃、申不害、韩非、慎到、田骈、邹衍、尸佼、孙武、张仪、苏秦之属，皆以其术鸣。秦之兴，李斯鸣之。汉之时，司马迁、相如、扬雄，最其善鸣者也。”

有人可能说，这似乎有些抽象。我们可以继续看韩愈在四十八岁所写的《蓝田县丞厅壁记》，这篇文章中，韩愈提到老朋友蓝田县丞崔斯立，此人科举考试颇为顺利，但仕途不算成功，因为说错话遭贬，在看不到希望的现实中，索性“躺平”，“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每天闲着无事吟诗唱词，惯看秋月春风，成为官场流俗的一员，如此也就没有“不平而鸣”的心理基础了。

我们还可以畅想一下鲁迅笔下的闰土、祥林嫂等经典文学人物，他们可以“不平而鸣”吗？似乎他们的文化水平不足支撑——从文化角度来看，孔乙己显然是擅长“不平而鸣”的，但他实际上也没有做到，因为咸亨酒店中没有人理解他，而且他自己也在各种打击压迫下“自甘堕落”。所以，文化水平与“不平而鸣”并不成正比关系，使得他们无法“不平而鸣”的更关键的原因应该是他们所处的社会现实，他们是受压迫的人民，就像祥林嫂身边的人大都是压迫她的，在被卖给贺老六强行结婚时，她的叫喊轻易地被镇压，久而久之，她落到“捐门槛”和“问人有无魂灵”救赎自己的地步。

再仔细反思我们这些接受了所谓高等教育的人的人生经历，恐怕就能真切理解“不平则鸣”作为人类天生的能力，是很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社会习俗的浸染，慢慢地趋于弱势或者消失了的。在一个生存竞争残酷，道德文化式微的社会里，人们很容易因为“无路可走”而把遭遇的不公和内心的苦闷拼命往肚子里咽，并习以为常，直至自己也成为压迫他人的一员。

鲁迅《漫与》有一段话说得尖锐和形象：“自己明知道是奴隶，打熬着，并且不平着，挣扎着，一面‘意图’挣脱以至实行挣脱的，即使暂时失败，还是套上了镣铐罢，他却不过是单单的奴隶。如果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那可简直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他使自己和别人永远安住于这生活。”

再回到韩愈身上，和不少人的情况类似，韩愈是有明显的“不平而鸣”的身世基础的。他是一个孤儿。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说：“韩文公起布衣”。不仅如此，韩愈三岁丧父，从小是由亲大哥韩会和嫂子郑氏带大的，而韩会还在韩愈十二三岁时不幸早逝。韩愈的母亲据说在韩父早逝的时候就改嫁了，所以韩愈终生没有提及他的母亲。

当然，从其他一些角度看，韩愈的身世似乎也有可圈可点处。皇甫湜说：“先生讳愈，字退之，后魏安桓王茂六代孙。祖朝散大夫桂州长史讳睿素，父秘书郎赠尚书左仆射讳仲卿。”（《韩文公墓志铭》）这是挖掘了韩愈的祖上背景。《新唐书·崔造传》说：“永泰中，与韩会、卢东美、张正则三人友善，居上元，好言当世事，皆自谓王佐才，故号‘四夔’。”韩会似乎还是风流人物。

不管怎样，十九岁孤身一人从常住地宣城到长安闯荡的韩愈是没什么背景和靠山可言的。好在“七岁好学，言出成文。”（《韩文公墓志铭》）在二十五岁进士及第。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获得官职，还需要等待吏部漫长的铨选。从26岁到28岁这三年，韩愈还三次参加难度更高的“博学宏词科”考试以加强竞选砝码，都没有成功，只能被迫离京。

在离京路上，他看到路上有进献贡品“白乌、白鸜鹆”的使者煞是威风，感慨自己的遭遇比不上“飞黄腾达”的两只鸟，于是写了一篇《感二鸟赋》（被《韩愈文选》选为第一篇韩文），表示“感二鸟之无知，方蒙恩而入幸”，“余生命之湮厄，曾二鸟之不如？”并自我开解道：“及时运之未来，或两求而莫致。虽家到而户说，只以招尤而速累。”

这种对不遇的满腔愤懑，以至呈现较夸张的、令人眼花缭乱的修辞，同时又强调自我开解、自我肯定、自我鞭策的特点，是韩愈此类文章的共通之处。

另一篇韩愈此行路上所作的《祭田横墓文》一方面说：“昔阙里之多士，孔圣亦云其遑遑。”又说道：“苟余行之不迷，虽颠沛其何伤？”

此二篇文章前不久所作的《后十九日复上宰相书》中，一方面说：“蹈水火者之求免于人也……虽有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则将狂奔尽气，濡手足，焦毛发，救之而不辞也”，又说：“古之进人者，或取于盗，或举于管库。今布衣虽贱，犹足以方乎此。”

最经典的还要数韩愈在四十六岁任国子博士时所作的《进学解》，这篇文章以太学生和老师韩愈的对话呈现，太学生质疑韩愈称：“先生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贪多务得，细大不捐，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先生之业，可谓勤矣。抵排异端，攘斥佛老。补苴罅漏，张皇幽眇。寻坠绪之茫茫，独旁搜而远绍。障百川而东之，回狂澜于既倒。先生之于儒，可谓有劳矣。沈浸𬪩郁，含英咀华。作为文章，其书满家。上规姚姒。浑浑无涯。周诰殷盘，佶屈聱牙。《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下逮《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先生之于文，可谓闳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学，勇于敢为；长通于方，左右具宜。先生之于为人，可谓成矣。然而公不见信于人，私不见助于友，跋前踬后，动辄得咎。暂为御史，遂窜南夷；三年博士，冗不见治。命与仇谋，取败几时。冬暖而儿号寒，年丰而妻啼饥。头童齿豁，竟死何裨！不知虑此，而反教人为？”

由于这一段话非常精彩，虽长但也录下，太学生说韩愈学习六艺、百家无比之勤奋，维护儒道劳苦功高，文章修炼已经抵达至高远境界，但是官运不顺，没什么人提携，家庭生活非常困难，自己也差不多快被现实摧残得老废了。这些基本是公认的事实。这段话可以视为中年韩愈不遇情感的集中表达，只是借太学生的口中道出罢了。

另一方面，韩愈怎么回应的呢：“今先生学虽勤而不繇其统，言虽多而不要其中，文虽奇而不济于用，行虽修而不显于众，犹且月费俸钱，岁靡廪粟，子不知耕，妇不知织，乘马从徒，安坐而食，踵常途之促促，窥陈编以盗窃。然而圣主不加诛，宰相不见斥，兹非其幸欤！动而得谤，名亦随之，投闲置散，乃分之宜。”

可以简单总结，韩愈的“不平而鸣”是极为充分的，同时他擅长控制“不平而鸣”的“鸣”这部分，没有放任它成为消极和摧残自己的力量，而是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并通过自我开解，使之转化为强化个人精神思想韧性，持续奋进的正向力量。

基于此，韩愈在“鸣”己之不平的同时也能“鸣”他人之不平，比如，他在《送孟东野序》中开解长自己17岁的、后来官路终身不通的孟郊说：“唐之有天下，陈子昂、苏源明、元结、李白、杜甫、李观，皆以其所能鸣。其存而在下者，孟郊东野，始以其诗鸣，其高出魏晋，不懈而及于古，其他浸淫乎汉氏矣。从吾游者，李翱、张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鸣信善矣，抑不知天将和其声而使鸣国家之盛耶？抑将穷饿其身，思愁其心肠而使自鸣其不幸耶？三子者之命，则悬乎天矣。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东野之役于江南也，有若不释然者，故吾道其命于天者以解之。”

在《与崔群书》中，他开解小自己4岁的、官路稍走下坡路的崔群说：“自古贤者少，不肖者多。自省事以来，又见贤者恒不遇，不贤者比肩青紫；贤者恒无以自存，不贤者志满气得；贤者虽得卑位，则旋而死，不贤者或至眉寿。不知造物者意竟如何，无乃所好恶与人异心哉？又不知无乃都不省记，任其死生寿夭耶？未可知也。人固有薄卿相之官、千乘之位，而甘陋巷菜羹者。同是人也，犹有好恶如此之异者，况天之与人，当必异其所好恶无疑也。合于天而乖于人，何害？况又时有兼得者耶？崔君崔君，无怠无怠！”

至于“鸣”社会、国家之不平，也就有了顺理成章的基础了。如果人人都能自觉保护和发展“不平而鸣”的能力，或许就可以至少避免鲁迅所说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人之较普遍的境地。尽管单凭自己的能力是极为有限的，但首先还是有赖每个个体的努力。在此基础上，才可以真正地谈些“君子之大道”，否则基础或不稳也。

4、韩愈散文主题之“非我其谁”

在第三节，借由韩愈的提倡，笔者也大力地鼓励“不平而鸣”的精神。但是，只有“不平而鸣”的精神，自然也是很难完成改造自我和改造社会的目标，它导向的是一个能说真话的自己和社会，至少不会让人有“万马齐喑究可哀”之感，或者不再是鲁迅笔下的看客、帮闲，乃至帮凶，或此三种人遍布的社会。

前文我们已经指出韩愈散文具有强烈的介入社会的特点，本节将继续深入展开这一点。

毋庸置疑，中唐社会相较盛唐社会，同样是一个文人辈出的社会，有“大历十才子”（卢纶、吉中孚、韩翃、钱起、司空曙、苗發、崔峒、耿𣲗、夏侯审、李端）、“韩孟诗派”（韩愈、孟郊、贾岛、李贺）、“元白诗派”（白居易、元稹）、柳宗元、刘禹锡等。

当我们搜罗这些主要文人的新唐书传记内容，从中或可以发现韩愈在介入社会、积极作为方面可能是最为凸显的。

“大历十才子”除了“皆能诗齐名”（《新唐书·卢纶传》）这一评语，其余言论、作为寥寥，可以忽略之。

白居易显然是突出者，以至于遭到权贵排斥，放意文酒、浮屠道。《新唐书·白居易传》记载：“居易被遇宪宗时，事无不言，湔剔抉摩，多见听可，然为当路所忌，遂摈斥，所蕴不能施，乃放意文酒。”此外，“暮节惑浮屠道尤甚，至经月不食荤，称香山居士”。

总体来说，《新唐书》认可白居易“以直道奋”终生，并且以“徼险得宰相”“名望漼然”的元稹作为反面案例：“观居易始以直道奋，在天子前争安危，冀以立功，虽中被斥，晚益不衰。当宗闵时，权势震赫，终不附离为进取计，完节自高。而稹中道徼险（指侥幸）得宰相，名望漼然（指毁坏貌）。鸣呼，居易其贤哉！”

《新唐书·元稹传》记载：“稹始言事峭直，欲以立名，中见斥废十年，通道不坚，乃丧所守。附宦贵得宰相，居位才三月罢。晚节弥沮丧，加廉节不饰云。”

“宗元少时嗜进，谓功业可就。既坐废，遂不振。然其才实高，名盖一时。”（《新唐书·柳宗元传》）但柳宗元在晚年的柳州刺史任上还是有一定的良政美名的，且早年发动“永贞革新”运动，何尝不是一种“以直道奋”？当然是失败了的。

刘禹锡与柳宗元同为“二王八司马”之一。《新唐书·刘禹锡传》评价或贴切：“禹锡恃才而废，褊心不能无怨望，年益晏，偃蹇寡所合，乃以文章自适。素善诗，晚节尤精，与白居易酬复颇多。”

至于孟郊、贾岛、李贺，均自顾不暇也。

而《新唐书》对韩愈的评价则是：“至贞元、元和间，愈遂以《六经》之文为诸儒倡，障堤末流，反刓以朴，刬伪以真。然愈之才，自视司马迁、扬雄，至班固以下不论也。当其所得，粹然一出于正，刊落陈言，横骛别驱，汪洋大肆，要之无抵牾圣人者。其道盖自比孟轲，以荀况、扬雄为未淳，宁不信然？至进谏陈谋，排难恤孤，矫拂媮末，皇皇于仁义，可谓笃道君子矣。自晋汔隋，老佛显行，圣道不断如带。诸儒倚天下正议，助为怪神。愈独喟然引圣，争四海之惑，虽蒙讪笑，跲而复奋，始若未之信，卒大显于时。昔孟轲拒杨、墨，去孔子才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馀岁，拨衰反正，功与齐而力倍之，所以过况、雄为不少矣。自愈没，其言大行，学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

在为官方面，韩愈“进谏陈谋，排难恤孤，矫拂媮末，皇皇于仁义”或许与白居易不相上下。在文学方面，“横骛别驱，汪洋大肆”，与白居易亦为两座高峰，当是时，他们分别是中唐最强势的两大诗派“韩孟诗派”与“元白诗派”的旗手。

但树立儒家道统，“排二家”“拨衰反正”，是韩愈独一份的。这一点与前两者形成了极为密切之关系，可以说为前两者提供了思想精神资源或者说思想武器，这或使得韩愈的形象愈加纯粹化，逐步经典化，最终，在人们心中，他成了“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的“儒家卫道士”，于是“自愈没，其言大行，学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显然是白居易所不及，或也是缺乏意愿的。

可以说，它是韩愈区别于他人的精神底色。当然，有人可能问，韩愈这个孤儿怎么就产生了这样的独特点？是有什么力量在引导他吗？为什么其他人就没有这样的特点？

除了时代造英雄这一基础因素外，这似乎是一个悬案。陈寅恪考证推测认为，韩愈少年所居之地之一为“新禅宗发源地”的韶州，或受当地文化熏陶，启发了他建立儒家道统的学术思想逻辑。(《金明馆丛稿初编·论韩愈》）

从相关材料中找不到明显的痕迹，这更像是韩愈的自学成才或者说“天才”。“愈自知读书，日记数千百言，比长，尽能通《六经》、百家学。”（《新唐书·韩愈传》），“及冠，恣为书以传圣人之道，人始未信”（《韩文公墓志铭》）。

“今有人生二十八年矣，名不著于农工商贾之版，其业则读书著文，歌颂尧舜之道，鸡鸣而起，孜孜焉亦不为利。其所读皆圣人之书，杨墨释老之学，无所入于其心。其所著皆约六经之旨而成文，抑邪与正，辨时俗之所惑，居穷守约，亦时有感激怨怼奇怪之辞，以求知于天下，亦不悖于教化，妖淫谀佞诪张之说，无所出于其中。”（《上宰相书》）

类似的情况是，我们似乎也找不到使得毛泽东、鲁迅之所以成为毛泽东、鲁迅的成长缘由。当然，这同样也需要从他们成人后的人生实践中寻找。毋宁说，一种冥冥中的合力塑造了他们。

以上内容的部分厘清，有助于我们更深入理解韩愈散文的思想精神源泉，这也是韩愈散文的主要独特处。

循此思路，我们更能够体会到韩愈散文内在的思想的同一性，由此韩愈散文可以汇聚为一股或多股倾向性明显的力量，使我们“于无声处听惊雷”：

比如，《师说》《原毁》《原道》为代表的散文强调的是继承圣贤的教育、道德、文化思想。“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是故圣益圣，愚益愚。”

“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维护统一，强化中央权威，抵制藩镇等割据势力，歌颂和激励良臣美政，是儒家核心思想和目标，也是韩愈散文中的常见内容。比如，《故幽州节度使判官赠给事中清和张君墓志铭》《送幽州李端公序》《柳州罗池庙碑》《赠崔复州序》《送董邵南游河北序》《张中丞传后叙》《欧阳生哀辞》《送杨少尹序》等，均有涉及。

《送董邵南游河北序》中，韩愈赠言董邵南：“为我吊望诸君之墓，而观于其市，复有昔时屠狗者乎？为我谢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是对河北藩镇人才应心向中央的呼唤。

《张中丞传后叙》是为了彰显安史之乱中关键的“睢阳之战”中的唐军英雄人物，弥补前人记叙之不足，他说：“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与吴郡张籍阅家中旧书，得李翰所为《张巡传》。翰以文章自名，为此传颇详密。然尚恨有阙者：不为许远立传，又不载雷万春事首尾。”

除了《原道》《论佛骨表》等明显排佛道的文章外，《监察御史卫府君墓志铭》《故太学博士李君墓志铭》《读墨子》《读荀子》《送王秀才序》《送高闲上人序》《吊武侍御所画佛文》《送石处士序》《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亦为典型。

韩愈总有意无意地在各种渠道或载体表达甚至宣传他的观点，在《故太学博士李君墓志铭》中，坦言“兄孙女婿”李于死于炼丹吃丹，并举一系列类似的悲剧案例，剑指作为唐朝国教的道教的一大敏感文化——炼丹求长生的危害和荒谬性。

在《送高闲上人序》中，质疑和尚学不好书法，因为淡泊的情感不够丰沛：“今闲师浮屠氏，一死生，解外胶，是其为心必泊然无所起，其于世必淡然无所嗜，泊与淡相遭，颓堕、委靡、溃败，不可收拾。则其于书，得无象之然乎？”

在《送王秀才序》中，对尊孟的后生用了极有诱惑力的比喻吸引他深入儒道：“太原王埙，示予所为文，好举孟子之所道者。与之言，信悦孟子，而屡赞其文辞。夫沿河而下，苟不止，虽有迟疾，必至于海。如不得其道也，虽疾不止，终莫幸而至焉。“

由以上规模性内容再去思考韩愈在《原道》所道，或更能听见韩愈内心之“风暴”，内心之“激荡”：“周道衰，孔子没，火于秦，黄老于汉，佛于晋、魏、梁、隋之间。其言道德仁义者，不入于杨，则归于墨；不入于老，则归于佛。”

“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

弟子皇甫湜把韩氏的精神趣味说得更清楚：“抉经之心，执圣之权，尚友作者，跋邪抵异，以扶孔氏，存皇之极。”（《韩文公墓志铭》）

换用更容易理解的孟子的话来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馀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

当然，韩愈是不追求是否成功或者说立即就成功的，关键是行之，把希望留给未来。韩愈曾给大弟子张籍这样鼓励道：

“然观古人，得其时，行其道，则无所为书。为书者，皆所为不行乎今，而行乎后世者也。今吾之得吾志、失吾志未可知，则俟五十、六十为之，未失也。天不欲使兹人有知乎，则吾之命不可期；如使兹人有知乎，非我其谁哉！其行道，其为书，其化今，其传后，必有在矣。吾子其何遽戚戚于吾所为哉？”（《新唐书·张籍传》）

后来的历史发展也基本如他所愿，儒家重归聚光灯下，尽管不乏缺陷。这自然可以给后来人的我们以深刻指引，将“非我其谁”的社会实践作为“不平而鸣”后的可进一步开拓方向。

5、韩愈散文主题之“怪怪奇奇”

以上两节，笔者主要是从内容角度呈现韩愈散文的形象，即回答韩愈散文主要在讲什么内容，以及为什么讲这些内容——这两个问题。本节将展开与前者不可分割的，某种程度上是更重要的问题，那便是韩愈是怎么写出这些散文的？

我们可以大胆地推测：韩愈写的这些事情和人，难道真的只是他的个人选题吗？恐怕不是。难道中唐时代没有其他人意识到这些话题的重要性，并将之诉诸笔端吗？自然是有的。抑或是没有人追求与韩愈类似的写作风格吗？事实上也是否定的。但他们可能因为缺乏足够的坚持、力度稍差、缺少追随者或者读者等各类原因，没有成才成名，或者即使当时成才成名，作品也没有流芳后世，一言以蔽之，他们缺乏韩愈那样的写作技巧和经验。

比如，《旧唐书·韩愈传》记载：“大历、贞元之间，文字多尚古学，效杨雄、董仲舒之述作，而独孤及、梁肃最称渊奥，儒林推重。愈从其徒游，锐意钻仰，欲自振于一代。”结果恐怕只有韩愈、柳宗元等少数几个人为今人熟知。

事实上，在关于韩愈的研究中，一直有两个抓手，一个是儒学，一个是文学。有人更肯定韩愈的儒学，有人则更肯定韩愈的文学。

陈寅恪的《论韩愈》把韩愈的成绩归纳为六个方面：一曰：建立道统，证明传授之渊源。二曰：直指人伦扫除章句之繁琐。三曰：排斥佛老，匡救政俗之弊害。四曰：呵诋释迦，申明夷夏之大防。五曰：改进文体，广收宣传之效用。六曰：奖掖后进，期望学说之流传。

可见主要还是强调韩愈的儒学成就。而南宋儒学宗师朱熹却称韩愈“自朝至暮，自少至老，只是火急去弄文章”，“虽是见得个道之大用是如此，然却无实用功处”，认为韩愈是文胜于道的。

即“如原道一篇，自孟子后无人，似它见得……只是空见得个本原如此，下面工夫都空疏，更无物事撑住衬簟，所以於用处不甚可人意。缘他费工夫去作文，所以读书者，只为作文用。自朝至暮，自少至老，只是火急去弄文章；而於经纶实务不曾究心，所以作用不得。”（《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七 ·战国汉唐诸子》）

“如韩退之虽是见得个道之大用是如此，然却无实用功处。它当初本只是要讨官职做，始终只是这心。他只是要做得言语似六经，便以为传道。”（《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七 ·战国汉唐诸子》）

这两种观点或各有道理，很可能只是所处的位置和角度有所不同，陈寅恪为近代文史大家，并不专研儒家，他的观点或代表了古近读书人的普遍看法，而朱熹则是传统儒门一代宗师，眼光自然有些苛刻。

但是，朱熹所言，是极需要重视的。按照朱熹的逻辑，韩愈凭借文章的功夫掩盖了其道学的不足。这种文章功夫以至于陈寅恪为代表的古近读书人都将韩愈的儒学成就看得极重。这不恰恰说明韩愈散文的魅力吗？这不恰恰彰显了韩愈发动的“古文运动”，是多么地深入人心吗？

作为普通读者的我们，可能很容易被韩愈散文的魅力（包括字词句、气韵、详略配置、观点、逻辑等）所迷，而忽略它们背后到底有何深意？

那么，接下来，我们主要借用《古文观止》《韩愈文选》中韩愈对自己文章功夫的描述，体会韩愈文字功夫的形成细节，按图索骥地去理解韩愈的文采拼图。

首先，韩愈散文的成文基础是什么？先秦和西汉经典。《古文观止》中的《进学解》有两段话说得很清楚：“先生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贪多务得，细大不捐，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先生之业，可谓勤矣。”

“沈浸𬪩郁，含英咀华，作为文章，其书满家。上规姚姒，浑浑无涯，周诰殷盘，佶屈聱牙，《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下逮《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先生之于文，可谓闳其中而肆其外矣。”

所谓“古文运动”，简单来说，便是文学复古运动。韩愈身在中唐，眼光却放在距离千年左右的先秦、西汉时期文学，从功利的角度来说，选择继承可能早已被束之高阁的文学风格，一旦“复古”得不好，很容易脱离时代和社会，荒废人生。当代人很喜欢讲“选择大于努力”这句话，便强调这个问题。而随大流，无疑是风险较低的。

当然，韩愈是踩中了时代节拍的。后来的明代中叶有一股颇有影响力的文学潮流，也强调“文必秦汉”，《古文观止》中选录的作者宗臣、王世贞便为代表人物，他们的共同点都是抵制当时文坛的“八股文”现象，强调写实斗争精神。可见，先秦、西汉文章是可以作为后人纠正文风、增强现实斗争力量的宝贵资源的。笔者从中亦多有收获。

所以，比较明显的是，当我们注意韩愈散文中的引文后，可以发现大量来自先秦和西汉经典。有一篇论文，就研究了韩愈散文中的引文情况，其中提到“《韩愈文集》引先秦诸子文献 20 种，对《论语》、《荀子》、《鸀冠子》、《墨子》4 部先秦子书有专篇论列，对《论语》、《孟子》、《荀子》、《老子》、《墨子》5部子书引用较多”，“《韩愈文集》中共有 30 篇文章 103 次提及《论语》，引《论语》原文 37 次”，“《韩愈文集》共有 17 篇文章引《孟子》46 次，引《孟子》原文 10 次”（《韩愈、柳宗元引用先秦诸子文献研究》）。

当然，这并不足以构成韩愈散文特殊性的全部，韩愈的创作思想都散落在他的多篇散文中，我们可以作为核心的补充：

在《答李翊书》中，韩愈透露了从接受经典，到“陈言之务去”，最后“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的创作成长全流程。

即“虽然，学之二十余年矣。始者，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处若忘，行若遗，俨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惟陈言之务去，戛戛（意为吃力的样子）乎其难哉！其观于人，不知其非笑之为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犹不改。然后识古书之正伪，与虽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务去之，乃徐有得也。”（《答李翊书》）

“虽然，不可以不养也，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无迷其途，无绝其源，终吾身而已矣。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书》）

《原道》《师说》《祭鳄鱼文》这些《古文观止》选录的韩愈经典散文便可以作为以上论述的案例，它们谈的显然都是时人未谈及的话题、内容和观点，思想精神脱胎于古人，文章均极具高昂气势和说服力。

细节方面，在《答刘正夫书》中有一段话，韩愈强调“师其意不师其辞”，“无难易，惟其是尔”，说的是更重视古人的思想精神，而不是单一的修辞，更强调“我手写我心”，不因难易等原因给自己设限，写得合情合理即可。

即：或问：“为文宜何师?”必谨对曰：“宜师古圣贤人。”曰：“古圣贤人所为书具存，辞皆不同，宜何师?”必谨对曰：“师其意不师其辞。”又问曰：“文宜易宜难?”必谨对曰：“无难易，惟其是尔。”如是而已。非固开其为此、而禁其为彼也。

这不难理解，韩愈散文几乎贯通这一特点。韩门弟子李汉《昌黎先生集序》说：“文者，贯道之器也。不深于斯道，有至焉者，不也？”这是强调韩愈散文“文以贯道”、“文道结合”的总特点。

不过，韩愈也并不总是自信于自己的创作风格。在《送穷文》中，韩愈借文章中的主人自道：“不专一能，怪怪奇奇，不可时施，只以自嬉。”这或许可以视作韩愈对“陈言之务去”后抵达“怪怪奇奇”之境界的忧虑和反思。

《古文观止》中的《进学解》《获麟解》《龙说》《马说》《应科目时与人书》《送董邵南游河北序》《祭十二郎文》《柳子厚墓志铭》等篇，《韩愈文选》中《画记》《张中丞传后叙》《毛颖传》《送穷文》《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蓝田县丞厅壁记》《送殷员外序》《论佛骨表》等大量篇目，都有明显“怪怪奇奇”之处，不赘举也。具体可读笔者相应的细读文章。

在《南阳樊绍述墓志铭》中，据说是韩愈人生末最后一次透露了作文秘籍。而樊绍述为韩愈的四大文友之一，想必韩愈所言会有所不同。

以下两段话是值得重视的，它们虽为韩愈赞颂樊绍述作品之言，但恐怕也同样道出了韩愈自己终生的文学追求：“不袭蹈前人一言一句”，“必出入仁义”，“文从字顺各识职”。

即“然而必出于己，不袭蹈前人一言一句，又何其难也！必出入仁义，其富若生蓄，万物必具，海含地负，放恣横从，无所统纪。然而不烦于绳削而自合也。”（《南阳樊绍述墓志铭》）

“惟古于词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后皆指前公相袭，从汉迄今用一律。寥寥久哉莫觉属，神徂圣伏道绝塞。既极乃通发绍述，文从字顺各识职。有欲求之此其躅。”（《南阳樊绍述墓志铭》）

中唐时期，有两大文学创作主线，一条是韩愈、孟郊、樊绍述这类往奇、怪、涩上靠的，另一条就是白居易、元稹这类往浅、白、俗上靠。清人赵翼《瓯北诗话·卷四》有言论：“中唐诗以韩、孟、元、白为最。韩、孟尚奇警，务言人所不敢言；元、白尚坦易 ，务言人所共欲言。”

与韩愈属同时代人的李肇《国史补》云：“元和之后，文笔则学奇于韩愈，学涩于樊宗师。”但樊绍述属于“涩”过分了的，文章诗作过于晦涩，结果被历史淘汰，只余下两篇。但他的创作方向和韩愈应该是大致相向的。

而韩愈是真正做到“文从字顺各识职”的。比如，在“不袭蹈前人一言一句”与大量化用经典这两方面取得了成功的平衡。一方面，如钱基博《韩愈志·韩友四子传第四》总结说：“韩愈有《元和圣德诗》、《平淮西碑》……皆仿《诗》、《书》。韩愈有《感二鸟赋》、《复志赋》、《閔己赋》、《别知赋》……皆仿《离骚》。韩愈有《进学解》、《送穷文》……皆学扬雄。韩愈有《争臣论》、《州堂诗序》……皆脱胎《左传》、《国语》。韩愈有《答崔立之书》、《与崔群书》……皆脱胎太史公《任少卿书》……”

另一方面，大大地丰富了中华民族的语言魅力。比如韩愈以一己之力贡献了如今《新华成语词典》里中的331个成语，或堪称“古今成语第一人”，实为“不朽之盛事”也。

不过，据苏轼《谢欧阳内翰书》：“盖唐之古文，自韩愈始。其后学韩而不至者为皇甫湜。学皇甫湜而不至者为孙樵。自樵以降，无足观矣。”也就是说，虽然韩愈“复古”获得极大成功，但他的手艺还是难以传承的。韩柳后再无高人，至晚唐及五代十国，骈文重获统治地位。直到北宋中叶欧阳修、曾巩、王安石、“三苏”等人横空出世，才算后继有人。同样是应文风衰萎而出，同样是追求“文以贯道”。这一点中唐、北宋中叶、明中叶的“古文运动”，是一脉相承的。

所以，尽管韩愈散文的技巧和高度难以模仿和靠近，但一旦世道衰微、文风不振，总会被召唤、被推崇，成为有志者修身立世之利器。1915年前后，毛泽东在湖南一师学习，被有一个叫“袁大胡子”的国文老师指点文章应学韩愈，于是毛泽东淘了一本盗版的《韩昌黎诗文全集》，从此一生喜研读韩愈散文。吾读毛早期古文和白话文，毛文应该亦担得上“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鼋蛟龙，万怪惶惑”（苏洵评韩文语，引自《上欧阳内翰书》）的评价。文章，真“经国之大业”也。

6、小结

本文从韩愈散文与中唐时代的关系出发，陆续展开韩愈散文创作和人生发展动力的核心的概念“不平而鸣”，韩愈散文追求和理想社会的求索的关键词“非我其谁”，韩愈散文技艺的落脚点和归宿“怪怪奇奇”，笔者把心中想要说的都说了个大概，这是笔者研读韩愈散文最具有触动和以为最重要的三四块内容。由于笔力有限，未必能理清核心，读者读之也未必会产生触动。不管怎样，都要先告一段落了。

从1月初酝酿到完成这篇长长的“专论”，大约花了一个月时间，利用了五六天的周末时间。这是以前研读古文所未有的经历，篇幅之长也足以使人担心过于累赘。当然，作为韩愈散文专论，自然是很粗略的。

我之所以想写这篇文章，有几个目的。一是希望把精读的小七十篇韩愈散文的经验作一番总结，进行一个总体的把握。这是值得去尝试和应该做到的，否则写再多韩文读后感，总有些散漫。二是我记得孔老师曾经鼓励我可以作些专论，我一直记在心里，直到近期自觉对韩愈散文的把握到了一个姑且可作总结的地步，才打算做点正式的尝试。三是研读完《古文观止》《韩愈文选》中的韩文，总觉得有些意犹未尽之感，希望更整体、更有力地推荐和强调韩愈散文的魅力，尤其是于今时今日的效用，正如在文中所言“有志者修身立世之利器”。

应该说，韩愈的排佛、排道，推崇儒道，在当下已经不适用。因为儒释道三家的精神已经内化为中国人的精神的重要一部分，难以分割。儒释道的现实力量也已经被功利和多元的价值观所完全地边缘化，成为空浮社会的某种可有可无的修饰，成为资本主义降服的赚钱机器。

当然，我们学习古人，绝不是完全地成为那样式思想和立场的克隆人，也绝不是梦想回归古代社会的不合理制度中，占据有利的沾沾自喜的优越位置。

我们更多是遵循鲁迅在《拿来主义》中的至理名言：“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

把韩愈面对中唐那样式社会的斗争精神拿来！把韩愈对自己苦难命运的斗争精神拿来！把韩愈“鸣己鸣人”“鸣天下”的不屈和反抗精神拿来！把韩愈“非我其谁”“敢为人先”的自为和奉献精神拿来！把韩愈“焚膏油以继晷”“含英咀华”的钻研功夫的精神拿来！把韩愈“陈言之务去”“不袭蹈前人一言一句”而“文从字顺各识职”的创新创造精神拿来！……

毋庸置疑，它们也是大量前人志士在遭遇社会不平，人生困厄的重大选择。至于能拿多少，当然是能拿多少，就拿多少。

2024年1月29日完成